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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届生物化学与分子生物学名词审定委员会成立(上海)第一次海峡两岸船舶工程名词对照研讨会(台湾·基隆)第五届测绘学名词审定委员会成立(海南·文昌)地理信息系统名词审定会(乌鲁木齐)“象”与“像”用法研讨会在北京召开
摘要 目的:介绍我国药品的命名原则和具体方法,供药品研究、生产、供应和使用者参考。方法:主要根据联合国WHO和我国的有关药品命名资料以及作者20年来的工作体会作重点介绍。结果:有利于进一步了解国内外药品的命名原则和方法。结论:对于药名的统一、应用和管理有促进作用。药品的命名是药品标准化工作的基础内容之一。早在1980年国家药典委员会即发布《药品的命名及命名法(草案)》,着手系统整顿药名。1997年国家药典委员会编订的《中国药品通用名称》一书正式出版,《中华人民共和国药典》2000年版明确药品名称按该书推荐的名称和命名原则命名,这标志着我国的药名工作已进入规范化发展的轨道。以下简要介绍药品的命名原则和方法。世界卫生组织的药品命名原则首先有必要对联合国世界卫生组织(WHO)制定的药品命名原则和国际非专利药名(International Nonproprietary Names for Pharmaceutical Substances,简称INN)作一简单介绍。在国际上,原先各国药品命名机构制定的法定药名有所不同,另外各生产厂商有不同的商品名,从而造成一药多名的情况,有些药品的名称多达数百个。这给医药工作造成极大的混乱和困难,特别是那些仅选用商品药名的书刊,阅读更为费力。面对上述混乱情况,国际上迫切要求统一药名。联合国于1946年提出,WHO应发展、建立和促进有关食品、生物制品、药品和类似产品的国际标准。1948年召开的世界卫生大会首次决定要制定国际药典。1949年有关专家委员会研究制定药品命名的原则和规划。1950年召开的世界卫生大会采纳了这些原则。1953年WHO确定了INN规划,并于同年公布第一批INN。在此以后每年陆续公布,并过若干年后汇编一次,至1996年第9次汇编时,汇编本包括的药名总计约为7 500个。该书的引言后即提及INN的命名原则,共有如下9条:1.INN的发音和拼法应清晰明了,全词不宜太长,应避免与已经通用的药名相混淆。2.对于同属一类药理作用相似的药品,在命名时应适当表明这种关系。应避免采用可能给患者以有关解剖学、生理学、病理学或治疗学暗示的药名。为贯彻上述两条基本原则,可采用下列辅助原则。3.在为一类新药的第一个药物制定INN时,应考虑到使有可能为这类新药的其他药品制定适宜的INN。4.在为酸类制定INN时,宜用由一个词组成的名称;在为这类酸的盐命名时,不应改变酸的名称。例如,苯唑西林(oxacillin)和苯唑西林钠(oxacillin sodium)。5.对于以盐的形式供给应用的药品,其INN一般亦可用于表示该盐的活性碱或酸。对于同一活性药品的不同盐或酯,其名称仅应在无活性的酸或碱上有差别。对于季铵类药品,宜将阳离子分开命名,不宜以胺盐的形式命名。6.应避免采用单个字母或数字;亦不宜采用连字号。7.为便于INN的翻译和发音,宜采用f代替ph,t代替th,e代替ae或oe,i代替y;应避免采用字母h和k。8.对于药品发现者或第一个研制和销售者所提出的药名,或者在任一国家已经法定的药名,如果符合上述原则,则应受到优先考虑。9.如有可能,应采用一种通用的词干以表明同类药品INN的相互关系。表1包括某些类别特别是新类别药品的词干。在实际应用中,尚有许多其他词干。表中不加连字符号的词干,可用于药名的任何部位。对于由已命名药品派生的同类新药,在制定INN时应表明两者的相似关系。表1 部分类别药品的词干由上可见,INN的基本命名原则是前两条,第9条中的词干表实际上是第2条基本原则的补充和具体化,公开发布的词干总数已超过60个,而WHO实际应用的词干则已达数百种,并随着新药的发展而不断增加。INN的国际地位INN在国际上很快得到推广使用,特别是进入20世纪70年代以后,INN的国际威望日益提高,新药的INN已为世界各国普遍承认和采用。各国药品命名机构基本上以INN为准,新药尤其如此。我国自1977年版药典开始,外文名原则上亦是采用INN。WHO的INN规划在统一国际药名上所起的重要作用将永载史册。WHO的INN汇编本是以拉丁文、英文、法文、俄文和西班牙文5种文字对照发表的。5种文字的发音基本相同。例如普鲁卡因一药,拉丁文为procainum,英文和法文均为procaine,俄文为прокаин,西班牙文为procaina。WHO未发表日文药名,但日本的法定药名一律采用片假名将INN相应译出。可以说,INN几乎覆盖了全世界。国际上的药名辞书和著名的大型药典,均用一定的方法标记INN,以便读者识别。根据近25年来的发展趋势,WHO在制定INN时,基本上遵循上述两项基本命名原则。其中第一条就是简短清晰,易读易记,从药名上很少显示出药品化学结构。第二条是为了从药名上表示新的相似药理作用的同类药品,不断制定出相应的新词干,以便使同类药品的名称达到系列化,这些词干基本上没有化学结构的含义。INN与化学名的关系问题有其必然的历史发展过程。早先,当药品数量较少,同时药品结构较简单时,药名一般就采用化学名或将化学名简缩而成。这类药名往往存在词长和难读难记的缺点,同时当化学结构仅有个别基团甚或位置的不同时,药名易于混淆,这类药名的可接受性差。例如,磺胺类药便是一个突出的例子。早期的磺胺噻唑、磺胺嘧啶等药名较为简明,以后随着磺胺类药数量的不断增多,药名亦愈来愈长,且不易区别,难以记忆。针对这种情况,WHO在制定磺胺类药的INN时,改变原先的传统方法。例如,对于磺胺林(曾称磺胺甲氧吡嗪),一些国家制定的法定名为sulfamethoxypyrazine,而WHO则取名为sulfalene。又如磺胺邻甲氧嘧啶即磺胺多辛的化学名为4-磺胺-5,6-二甲氧嘧啶,与另一磺胺类药磺胺间甲氧嘧啶仅有甲氧基位次之差,WHO在为前一个磺胺药制定INN时采用sulfadoxine,摆脱了传统的命名法。至于其他种类的新药,INN趋向于与化学名很少有明确关系,即从药名上难以看出其化学结构,特别是结构趋向于复杂的新药,单纯用化学名简缩命名的难度很高,亦无重要的实际意义。药名毕竟与冗长的化学名不同,人们特别强调药名的实用性。对于广大的药品生产、供应和使用者特别是医务工作者来说,药名简短、易读和易记是最为重要的。目前随着新药品种的增加,国外药名力求简短,与化学名几无直接关系,但简短易记,这是INN的一大特点。INN的另一重要特点是通过一系列词干使同类药品的名称系列化。除了上述INN命名原则中所列的词干外,近20多年来WHO还制定了一系列新词干,这些词干使同类新药在药名上显示出相互关系。这类词干绝大多数并无化学结构的含义,但通过它们可以醒目地表示药理作用相似的同类药品。我国药品的命名原则《中国药品通用名称》一书规定的命名原则共有21条,本文择要作些说明。命名原则规定中文名尽量与英文名相对应。可采取音译、意译或音、意合译,一般以音译为主。对有机化学药品名称,可根据实际情况,采用下列方法命名:①音译命名。音节少者,如codeine译为可待因;音节较多者,可采用简缩命名,如amitriptyline译为阿米替林。音译名要注意顺口、易读,用字通俗文雅,字音间不得混淆,重音要译出。②意译(包括化学命名和化学基团简缩命名)或音、意结合命名。在某些情况下,可采用此法命名,如chlorpromazine译为氯丙嗪。INN是国际通用药名,目前以5种文字发表,中文是联合国的官方语言,INN亦应发表中文名。经过近20年的努力,WHO同意发布INN的中文名。国家药典委员会已将制定的一套与INN相对应的中文药名送交WHO,预计不日就要发布。可以清楚地看出,中英文药名相对应是必要的。同时中英文药名对应的方法一般以音译为主,音译法有下列主要优点:1.命名简便。WHO制定的INN综合了药品命名上的种种经验教训,它是时代的产物。按INN音译相应的中文药名较为简便,不像纯粹用化学基团简缩命名时那样复杂,特别是根据INN的两大特点(简短和以基本上无化学含义的词干),在制定与INN对应的中文药名时自然主要采用音译法。2.易认易读易记。药名必须易认易读易记,这样才便于推广使用。采用通俗易认和易于发音的音译药名时,一般易于记忆,广大医务工作者和药物生产供应人员乐于应用。而化学基团简缩命名的药名,常使用难认难读的汉字,特别是名称较长时,不仅命名困难,而且往往亦难认难读难记。例如,苯二氮类目前发展很快,品种很多,以化学结构命名十分困难,从而一度造成“安定”类名称滥用的局面。当初若用音译命名,这类药品的名称早就会像局麻药(卡因类)那样达到系列化。3.有利于教学。以往广大医药院校的学生在学习药物学时普遍反映药名难记,特别是有多个中文化学简缩名称的药品更是如此。为了便于学生学习中外药名,采用音译法是最有效的办法。目前许多地方从小学开始就教学外语,学生的外语水平不断提高,因而采用音译法不仅有利于学习中文药名,亦有利于学习外文药名。这种中外药名发音一致化的原则,不仅有利于教学,对于广大医药工作者学习国外先进经验亦起一定积极作用。4.有利于国际交流。采用音译药名有利于跟国外进行学术交流,并可避免和减少药名翻译上的麻烦。例如用于治疗消化性溃疡的西咪替丁(cimetidine),按化学结构命名时曾有称为甲氰咪胍、甲腈咪胺、甲腈咪胍及甲氰咪胺等,但当与国外进行交流时,显然就不及现在的音译名西咪替丁那样简便。5.有利于药名系列化。如前所述,INN的词干多数无化学结构的含义,如果采用化学基团简缩命名就难以形成系列化,特别是新药,情况更是如此。例如上述第一个临床应用的组胺H2受体阻滞药cimetidine,化学名为N″-氰基-N-甲基-N′-[2-[[(5-甲基-1H-咪唑-4-基)甲基]硫代]乙基]-胍,化学结构简缩名曾为甲氰咪胍;第二个临床广泛应用的同类药物ranitidine,虽与cimetidine有共同的词干-tidine,但化学结构中无氰基、咪唑环及胍,化学简缩名有为呋喃硝胺,两者显然不能形成系列化。但采用音译法制定的西咪替丁和雷尼替丁则自然形成系列化。鉴于上述情况,确立了上述的命名原则:“中文名尽量与英文名相对应。可采取音译、意译或音、意合译,一般以音译为主。”有必要说明,在意译时应避免与真正的化学名相混淆,以致造成不良后果。例如,methoxamine是一种升压药(α受体激动药),曾意译为甲氧胺,是2-氨基-1-(2,5-二甲氧苯基)-丙醇的简缩名,它与试剂中真正的甲氧胺(CH3ONH2)易于混淆,而后者毒性很大,误用后易出事故,因而改称甲氧明。药品的命名方法药品的具体命名方法大致可归纳为如下几点:1.掌握药名的字数。如上所述,药名应注意简短,如美国原则上规定药名不超过4个音节,这种情况值得我们充分注意和重视。不管是用哪一种方法命名,都要力求简短,这一点在目前来讲尤为重要。作为药名主要使用者的广大医务人员,也希望药名简短,尽量做到易认、易读、易记,使药品的通用名称大众化。在音译时尤其要注意药名简短。由于中文与英文不同,英文的4个音节在用中文全音译时一般要超过4个字,例如pro这一音节在译成中文时要用普罗两个字。从长期的实践经验来看,超过4个字的药名就很难记。因而在音译时,宜采用简缩音译法,这是个要经常注意的实际问题。关于药品的商品名,我国目前尚未制定相应的管理办法,可以说这是个难题。现在有的药品在我们一个国家具有多个商品名,这绝对不是好事,有的医药工作者反映,过多的商品名会造成混乱,这个问题要结合国情加以分析和解决。面对这种情况,在制定通用药名时更要注意简短易记。有一种观点认为,商品名易记,通用名难记,因而要用商品名,这种观点值得商榷。2.识别药名的词干。前面已经提到,为表明同类药品INN的相互关系,WHO采用了一系列词干。目前,WHO制定的词干已有300余个,这些词干使同类药品特别是新药的药名达到了系列化。在制定相应的中文药名时,必须识别这些词干,并制定词干的中文名。在《中国药品通用名称》一书中列出了一部分INN采用的词干及其中文译名。当为一个英文药名制定中文药名时,首先要看英文名中有无特定词干,对于有词干的药名,在中文名中一定要采用相应的词干译名。掌握词干对药品命名是非常重要的,同时药名词干与新药发展有着紧密的联系。此外,词干的中文译名不宜带有化学含义,例如上述的-dralazine曾译为-酞嗪,但以后发现用这一词干的药品结构中并无酞,因而改称-屈嗪。当然对于一些刚出现的新词干,由于我们不直接了解WHO的内部情况,因而不易识别和确定适当的词干。3.慎选药名的用字。主要有两点,一是尽量用已有药名的用字,这样使人们易于识别为药名,不至于类同于人名或地名的译名,同时对于有象征性化学含义的音节亦采用有化学含义的中文字,例如losartan译为氯沙坦。二是要注意英文药名的重音,在音译时宜将重音译出,同时要注意音译时的取字尽量准确,但新药名一般没有注音,不易译准。为了便于音译,我们拟订了药名音译取字表,在一般情况下尽量采用,以便于使药名的取字规范化。在选取新字时必须非常慎重,如“zi”规定译成“齐”,一般就不要用其他字。尽量不增用人名和地名的常用字。* 徐世淞主任药师是国家药典委员会药品名词专业委员会主任。
第二届生物化学与分子生物学名词审定委员会成立会于2001年9月13日在上海召开,出席会议的有全国科技名词委副主任潘书祥、名词委办公室主任刘青,生物化学与分子生物学名词审定委员会主任祁国荣、副主任周筠梅和王克夷及委员王琳芳、周海梦、陈苏民、沈士弼、明镇寰、裴钢、李伯良、龚祖埙、查锡良、陈诗书、郑仲良、吴家睿、李茂深、张惟杰、袁士龙等。会议由祁国荣主任主持。全国科技名词委副主任潘书祥首先致词,介绍全国科技名词委工作,并代表全国科技名词委向委员们发了聘书;名词委办公室主任刘青介绍了科技名词审定的原则与方法;祁国荣主任介绍了名词的收集、学科分类框架;委员们认真讨论了这一届委员会的收词原则、收词量、工作计划、工作分工等议题,并达成共识,计划在三年内完成生物化学与分子生物学名词的汉语定名及释义工作。 (高素婷)2001年8月6~7日,全国科技名词委事务中心潘书祥主任和邬江、周长青应邀对加拿大魁北克省政府法语局和加拿大联邦政府翻译局进行访问,并在访问结束后,参加了在多伦多召开的TSO/TC37会议。通过对当地一些单位术语工作的考察,使名词委较深入地了解了加拿大的术语工作和术语服务,加强了同加拿大同行的交流,加深了对术语工作方向、术语数据库的重要性、术语服务方式以及术语工作与因特网结合等方面的认识。加拿大同行好的经验和先进的技术手段对名词委的名词审定工作有很好的借鉴和参考价值。 (邬江)全国科技名词委于2001年8月22~26日在乌鲁木齐召开了地理信息系统(GIS)名词审定会,对GIS名词进行了逐条讨论,解决了审定稿中存在的绝大多数问题,并进行了学科的专业分类,基本完成了审定任务。(邬江)
* “地球物理学部分新名词”第一、二部分分别载于本刊2000年第2期和2001年第2期。
全国科学技术名词审定委员会(简称全国科技名词委)和国家语言文字工作委员会于2001年10月18日在中国科学院召开了“‘象’与‘像’用法研讨会”。教育部语言应用研究所、中国社科院语言研究所、商务印书馆、中国大百科全书出版社、高等教育出版社和物理学、数学、天文学、地质学、心理学、医学、电工等名词审定委员会的有关专家、学者20余人出席了会议。会议对在科技界“象”与“像”用法混乱的原因进行了认真的分析。20世纪50年代,汉字简化方案中曾规定以“象”代“像”。1964年公布的《简化字总表》将“像”作为“象”的繁体字处理,并在脚注中注明“在‘象’和‘像’意义可能混淆时,像仍用像”。1986年国家语言文字工作委员会重新公布《简化字总表》时确认“像”为规范字,不再作为“象”的繁体字,但未对两字的用法作明确分工。在这种情况下,1990年全国科技名词委作出了“关于科技术语中‘象’与‘像’用法的意见”的规定,其中有一条是:在作形状,作名词性词素构成的复合词时用“象”,如:图象、录象、摄象等等。90年代中后期几种权威性语文辞书在修订或出版时都处理为:图像、录像、摄像等等。对1995~2000年《人民日报》所作的词频统计(摄像200,摄象0;图像736,图象6;显像管147,显象管0;音像1074,音象0;影像249,影象2等)也支持这些语文辞书用法。可以看出,“像”有简化为“象”和恢复规范字地位的过程;也有作形状、作名词性词素使用“象”的意见。这些变换,社会各界了解和掌握不够,因此,在“象”、“像”两字的使用上出现了混乱。目前权威性语文辞书对此两字的使用与全国科技名词委1990年意见存在着矛盾,在全国科技名词委公布的规范科技名词中也存在用法不一的情况,给使用者带来了不便。因此,全国科技名词委和国家语委认为有必要对此二字的用法作出明确的界定。与会专家认为,“象”、“像”两字用法混乱主要在于名词义,因此应对“象” 、“像”两字的名词义以及在词语中的使用作明确说明。而要明确这两字的用法,就需要明确区分这两字用法的判据。与会专家认为:象指自然界、人或物的形态、样子;像指用模仿、比照等方法制成的人或物的形象,也包括光线经反射、折射而形成的与原物相同或相似的图景。据此,对全国科技名词委术语库中抽取的所有与“象”、“像”有关的名词进行了逐一审定,审定结果如下:“象”、“像”两字的名词义和语词搭配实例象:指自然界、人或物的形态、样子。语词搭配实例:现象、形象、印象、意象、迹象、假象、表象、物象、景象、气象、天象、星象、浑象、蚀象、体象、危象、心象、想象(像)、构象(conformation)、磁象、磁象仪、异极象、全面象、分裂象、观象台、天象仪、晶格象、类质同象、同质二象、同质三象、同质多象、文象结构、心象地图、唯象理论、唯象系数、波粒二象性,等。像:指用模仿、比照等方法制成的人或物的形象,也包括光线经反射、折射而形成的与原物相同或相似的图景。语词搭配实例:人像、画像、肖像、遗像、图像、镜像、实像、虚像、正像、反像、逆像、倒像、阳像、阴像、鬼像、伪像、映像、镜像、影像、潜像、叠像、原像、前像、后像、余像、双像、网像、成像、电像(electrical image)、音像、声像、摄像、录像、放像、显像、视像、像章、像片、像差、像散、像元、像素、像点、像移、像幅、像距、像高、像对、像质、像场、像管、构像(imaging)、遗觉像、视宁像、网膜像、衍衬像、共轭像、离焦像、居间像、缩微像、寄生像、重建像、孪生像、正常像、反转像、余留像、同态像、浮雕像、幻视像、多色像、像主点、像底点、像平面、像空间、像变器、像电流(image current)、视像管、变像管、寻像管、显像管、录像机、摄像机、石像生、镜像心、摄像术、导像束、双眼等像、像方焦点、像等角点、像点位移、像主纵线、像地平线、像增强器、像消转器、无畸变像、态射的像、射电日像仪、太阳单色像、态射的余像、视野单像区、双眼像差异、分流直像管、求像作图法、凹凸正常像、凹凸反转像、像面全息术、双眼视像融合、合像式测距仪,等。今后,审定科技名词时,应按上述审定意见正确使用“象”、“像”两字。如在实际工作中难于分辨、难于选择,可按约定俗成原则采用本学科的习惯用法,但应注意与相关学科的协调统一。全国科技名词委在今后的工作中将执行上述意见,并适时修订已公布的规范科技名词,同时,停止执行1990年的“意见”。本次会议的总体意见是科技界和语言学界、辞书界共同研讨的成果,主要适用于科技名词审定,也可供社会科学领域参照使用。全国科学技术名词审定委员会国家语言文字工作委员会2001年10月26日
2001年11月22~24日在海南召开了第五届测绘学名词审定委员会成立暨首次工作会议。新一届测绘学名词审定委员会的主要特点是年青化,吸收了一些工作在教学、科研前沿的青年专家学者,充分发挥他们接触新知识多,对名词工作热情高、活力大的特长,同中老年专家共同做好新一届委员会的名词审定工作。新一届委员会的任务主要是研讨测绘学新词和海峡两岸测绘学名词对照工作。会上对《测绘学名词审定工作规则》进行了认真、仔细地讨论,并审议了新一届委员会任期规划及明年工作计划。初步审议了测绘学名词新词工作项目阶段性成果300余条,并进一步明确了测绘学新名词的概念及收词范围,公布形式及审定计划。会上还讨论了《海峡两岸测绘学名词对照本》工作的事宜。 (李玉英)2001年11月12~17日在台湾海洋大学召开了第一次海峡两岸船舶工程名词对照研讨会,成立了海峡两岸船舶工程名词对照工作委员会,两岸委员总计28人。会议进一步明确了海峡两岸船舶工程名词对照工作的任务,严格界定了收词范围及对照的基本原则。对已收名词进行严格审定认真推敲,基本讨论通过的词条大约占全部词条的三分之二。虽然没能讨论完所收全部词条,但经过4天的热烈、认真逐条研讨,总结出很多经验,这对今后的工作会有很大益处。会上对未来的工作也作了规划:① 第一次对照研讨会讨论的成果,由台湾方面整理成文,会后一个月内寄送各工作委员会委员,双方进一步斟酌修正;② 研讨本对照的公布、出版及知识产权等事宜;③ 拟定于2002年7月在昆明召开第二次海峡两岸船舶工程名词对照研讨会;④ 两岸名词对照在第一阶段完成的基础上进一步完善补充。 (李玉英)
记得从上个世纪50年代求学时候起,就不时读到语言学家停止造新汉字的呼吁。把这当作汉字规范化的大事。汉字信息处理计算机化以来,汉字开始成为技术标准化关注的对象。现行汉字编码标准基本采取与英文一样的“一字符一码位”方式,造新字就更显得和这种标准格格不入。“停止造新字”看来似乎已是必然趋势。不久前读到石磬先生文(科技术语研究,2001年2期,下称石文)。石文以外行人易懂的方式解释了为什么有这么多化学新造字。读后大有茅塞顿开之感,引起了我的许多思考。我不是语言学家,也不是化学家,只是一个长期从事计算机专业教学的教师,参加过若干中文信息处理方面的工作。现就汉字标准化与化学新造字有关问题发表一些议论。关于化学新造字据苏培成先生文(科技术语研究,1999年3期,下称苏文),从清末江南造船局到1964年,化学新造汉字已达647个。1998年1月化学名词审定委员会又给105~109号元素新造了五个汉字。苏先生正是面对这种无休止造新字的势态发出呼吁的。苏文虽短,但集中反映了语文界的主流观点。这些观点是:“汉字字数繁多,而且数目不定:‘出生不报,死亡不销’。这是造成汉字难学难用的一个主要原因,给我国教育和科技发展带来严重负面影响”。汉字规范化要求四定,“四定首先是定量”。要实现现代汉字定量,就必须停止造新字,不再复活死字。强调“现代汉语词汇有很强的复音化倾向”。大量使用复音词,便可避免造新字。还建议采用汉语拼音转写科技术语。苏文最后呼吁化学家克服习惯势力的阻挠和抵抗,从中国语文现代化大局出发,停止造新字。石文是我读到的第一篇鲜明地正面论述化学新造汉字必要性、合理性、必然性的文章。他用外行人易懂的具体例子说明:“由于化合物的组成复杂,不用新字会使表达它们的新复合词音节变得很长,很难为大家接受”。“造了新字才使以这些新字组合的复音词化学术语简单、科学、合理”。石文认为汉语新词的规律有复音化和多音词缩合化的两向性,只强调复音化是片面的。石文认为,新化合物种类繁多,层出不穷,对于不断出现的化合物母体,不得已造新字,是不可避免的。石文中上述论述十分自信,但其关于造新字“砆”作为fullerenes的汉字名时,则显得颇为犹豫和无奈。关于计算机外字汉字的计算机处理,首先要用二进制数码表示每个汉字。这就是汉字编码。中国现今应用最广的编码标准是GB2312,颁布于1980年,收录了6763个汉字字符(包括少量非字偏旁)。这6763个以外的汉字,对GB2312就叫集外字,简称外字。计算机字库芯片和有关汉字软件都按技术标准批量生产制作。这批量的规模是数万,数十万,数百万……对这批量生产的计算机,外字都是不能使用的,计算机不认识它们。现今汉字应用软件中,为解决外字问题,提供了补字造字软件。用这种软件造字时,由操作员决定给一个外字什么代码,并具体设计其字形。这种外字处理方式是操作者的个体行为。只有造字者使用的计算机才认识这个外字。在网络环境下,外字无法以代码方式在网上传输交流。这就是为什么许多专用汉字系统(由专项经费支持开发的、带有大量自造外字的)无法上网的原因。这种外字处理方式,对单台计算机,对系统内的若干计算机,主要用于排版打字时,有一定使用价值。即使在这种情况下,新造的计算机外字和集内字仍有很大差别。这些差别至少有:①新补造的字,无法受字形控制符控制。现行造字软件通常只能按一种字体设计字形。你造了个宋体字,在排版时,用控制符让它变成楷体或隶书,都是不行的。只有集内字才可以。②新补造的外字,输入法难于和集内字统一,常常只能用区位数码输入。③补造的外字无法与集内字统一排序处理。④最重要的还是这种文件无法以代码方法与其他计算机交换。可见,这种新造的外字仍然是三等公民,是私生子,就有许多麻烦要你处理。为了解决GB2312所收汉字不够用的问题,国家后来又相续颁布过几个大字符集编码,收入汉字两万或更多,但外字问题一直没有解决,反而又增加了一个多编码并存并用,混乱不统一的问题。化学新造汉字,要考虑音义的合理、贴切,常不得不造出个计算机外字。这种外字尽管可以得到许多语言学家的同意,尽管可能获得有关部门领导的承认,但只要不被纳入国家技术标准并明令颁布实施,它就仍然是计算机外字。用现行造字软件新造了它,它也依然是三等公民,是私生子,而汉字编码国家标准的修订又远非那么容易。外字难题的由来仅从具体技术上讲,是由于汉字沿用了或误用了适用于英文的编码方式(一字符一码位)和单纯的线性编辑操作。英文是封闭的小字符集,字符数量少而又明确确定。而汉字是开放性大字符集,字符数量庞大而又字无定数,且有不断的造字需求。按“一字符一码位”方式,只能先编码基本汉字,而后扩充,再扩充。这就自然产生了外字问题。人们手写时没有外字问题,是因为手写时可随时拼组出所需要的汉字。这样拼组则是非线性的叠加操作。英文已积累的大量文字软件中基本上都是线性操作。20多年来外字问题未能很好解决,有许多原因值得分析,有许多教训值得记取,本文无法展开讨论。宏观地或简单地说,这是汉字计算机化处理发展初期,由于进展迅猛和缺少经验,不小心落入了英文之巢窟而难于自拔。回顾汉字问题的历史是有意义的。在农业时代,手工操作是文字处理的主要特征。这期间汉字技术代表了世界先进水平。造纸和印刷术是对世界的巨大贡献。在工业化时代,二三百年中,文字处理技术的主流是机械化。机械打字和以机械打字为收、发端的电报传讯是这个时代最典型最普及的文字工具。汉字在机械化面前,遇到了无法克服的困难。姗姗来迟的汉字机械打字机和汉字四码电报,在与英文的比较中,突出显现了汉字的繁难、笨重、低效,难于普及。这深深刺痛了中国的志士仁人。这个时代又恰巧是中国逐渐沦为半殖民地境遇的时代。救国图强的中国文化人迁怒于汉字,把改革乃至抛弃汉字当作救国之策。上个世纪50年代,新中国成立之同年同月,中国文字改革协会成立,不久,走拼音化道路的主张被提出来。而六七十年代英文成功实现了计算机化处理。此时的汉字肩负着机械化和计算机化的双重重负,艰难、无望、甚是悲凉。直至80年代 ,仍有语言学家断言,计算机是汉字的最终掘墓人。但历史却出人意料,短短的十余年间汉字竟然神奇地实现了计算机化处理。90年代初中国出版印刷业全面告别铅与火,大批作家、记者换笔潮,表明汉字计算机化初步成功。人们开始明白,文字的技术属性优劣,是个历史性概念。汉字的无法真正机械化和汉字能够自动化、智能化都是历史事实。但二三百年的“山穷水尽”和十余年间的“柳暗花明”,毕竟来得太突然。这神奇的发展初期,除少数成果是政府和有关机构计划支持者外,大量的应该说是有志者自主地,乃至即兴地创造。那令人眼花缭乱,无所适从的数百种汉字输入法之涌现,真可以看作是汉字复兴大业之开台锣鼓。汉字计算机外字问题是这迅猛发展中的一个具体失误,又由于技术标准的强制性、稳定性,问题的彻底解决就必然有些麻烦。新世纪,是彻底解决外字问题的时候了计算机网络正在中国迅速普及。网络环境下外字问题显得更为严重。外字无法上网传输。许多花巨资开发的汉字专用系统和相关文献资料成了信息高速路旁的堆积物。外字问题的彻底解决,还将带动其他难题的解决。上个世纪的最后20多年,具汉字功能的计算机实现了从无到有,实现了初步优选和普及。积20多年的技术和经验,是该实现全汉字完整完满解决的时候了。全汉字完整解决方案这里简要通俗地描述一个可以彻底摆脱外字困扰的技术方案。它是真正适用汉字这种开放性大字符集的。它可以统一处理全部汉字。这里的处理,包括编码表示、字形表示、存储、输入、编辑操作及传输。这里的全部汉字包括已知的所有汉字,和那些可能造出而尚未造出的汉字。它同时应该实现繁简体字一体化处理。大陆与港澳台地区繁简体汉字的不同使用,是政治对立隔绝的历史形成的。而计算机化过程中分别采用了不同编码标准则事实上加强了繁简分立,给汉字统一规范制造了新的障碍。全汉字完整解决方案应实现繁简汉字一体化处理,为统一规范的汉字应用提供良好的技术支持。该方案的具体技术要点如下。1.使用综合编码方案。被编码的汉字字符包括3类。a类为常用汉字(包括繁简体,约数千,占实用字次的95%以上)。b类,为除a类外的其他各种可能的构字部件(偏旁、部首、字根之类)。c类为结构类型控制符(三五十左右)。全部编码字符数千足矣。2.在上述第1条的基础上,在传统字处理线性操作基础上,增加拼组汉字功能。对a,b类汉字字符,直接用单一编码表示、调用。对其他汉字使用如下定义式描述:<结构类型符><汉字字符串>。<结构类型符>由单个c类字符充当。<汉字字符串>是a类和b类字符组成的串。计算机软件自动地依定义式拼组成单个汉字。下面举例说明。为便于排版,避免另造外字,下面的例子中暂且用黑体的“刂、二、川”表示左右结构、上下结构、左中右结构。105~107号元素所选用的三个汉字、、可分别表示为字符串:刂金杜,刂金喜,刂金波。105和107号元素名还可以三分表示:川金木土,川金波。这种情况下,一篇文稿的计算机化文本将有两个:a.源文本,其中直接用<结构类型符><汉字字符串>描述未编码汉字。b.目标文本,其中不再出现定义式。定义式由计算机软件自动拼组化为单个汉字。人工手写的文稿,可以直接写成目标文本,也可以使用定义式。使用者个人随意。3.设计统一的输入法。键盘上对c类的结构类型符逐一分配码位。未编码的汉字即外字,输入码一律是结构类型符打头的键盘符号串。4.字形库分永久性字库和动态字库。永久性字库存已编码字符(包括a,b,c3类)的字形信息。动态字库存按定义式拼组生成的字形信息。为了保证拼组字形的高质量,前述b类字符中可能包括同一个部件有显著差异的不同变体。如部件“木”可有上木(森之上部),下木(梨之下部),左木(树之左部),右木(淋之右部)等。按此法安排,前述b类字符的数量将由数百增至二三千。计算机软件只依靠定义式,无需其他信息便可自动选用相应部件,拼组出符合印刷质量的字形(质量稍差,似亦无防大体。拼组字常只占甚小比例)。只要拼组用部件设计了不同字体(宋、黑、楷、隶等),就可以拼组出相应字体的拼组字。此时的外字字体便可按排版软件中字体控制符变化。拼组字库能显著缩小字库所需存储量。为了减少永久性字库消耗,有人把a类常用汉字字形也用拼组方式形成。本人见到过全拼组式的汉字系统,其印字质量和速度均可满足使用需求。5.仿照王竹溪先生在《部首大字典》首先提出和使用的汉字排序法,可以实现内外字的统一排序。王竹溪先生选取数十个部件称为汉字字母,每个汉字都按规则拆分为汉字字母串(该串即汉字之排序码)。再利用英文词典序相同方式给出汉字排序。外字的排序码由软件按定义式自动生成,和已编码字的排序码相似。6.此种系统中,利用源文本文件,使用拼组定义式的外字以及它和编码字符的任意组合,都可以作为检索单元作检索。7.源文本文件可以上网传输。目标文本可以在任意终端上自动拼组生成。上面描述的方案并非只是笔者的空想。自上世纪80年代以来,已有多人以不同方式、不同规模实现过,推出过商品化产品。只是由于多种原因,未能成功,或未能成为主流方式。与强制性的国家现行技术标准(尽管是陷入ASCII巢窟中的)的不一致是导致恶运的重要原因之一。但据知,现今某些排版系统内部,如某日报编辑部与全国多个印刷点之间,便采用本文所描述的定义式方式实现异地外字代码的传输。客观地说,ASCII编码体制以及后来的有关汉字标准,并没有公然地、赤裸裸地否定排斥拼组式操作,甚至一直留有拼组活口。最早的ASCII编码国际标准便提到可以用拼组方式生成带附加符号的字母(如头上带双点的U)。现在看来,这活口是英文给它的同宗小兄弟(使用多种附加符号的欧洲拉丁字母系文字)留下的画饼充饥之画饼、望梅止渴之梅果罢了。后来的汉字有关标准所留拼组的活口,则是给汉字用户留下的画饼和望梅而已。但需知,我们忍耐饥渴,等待真正可食之饼,可食之梅的时候,正是有关利益集团大赢其利的黄金时光呀。再说可行性与困难数学公式、化学反应方程和结构式,乐谱(简谱、五线谱),服装设计图,动画都已成功实现了计算机化处理。其中的非线性叠加拼组操作,无一不比汉字拼组来得复杂多样。各类程序语言和应用软件中,源文件和目标文件的使用已是普遍常规。因而可以相信,上述具拼组功能的全汉字完整处理方案不存在严重技术困难。有人担心,这种系统将给随意滥造汉字提供方便。我想,这不会比现行英文中拼写错更为严重。英文词的打字输入几乎没有限制。英文WORD软件的拼写检查,要在机内存储庞大字典和拼写规则库存。对查出的可能差错以下划绿红线方式提示操作者。前述拼组汉字系统,由于定义式都以结构类型符打头,庞大字典是不需要的,效率只能高,不会更低。有人担心拼写不唯一(如字的二分和三分)会造成检索失误。此类问题不难通过具体规则限制(只要规定最小拆分或最大拆分即可)。至于目标文件视觉长度和源文本不一致则纯属枝节,不足为虑。本人认为主要的困难不在于技术方面,而在于学术思想,管理体制,编码技术标准体制,有关机构、集团的经济利益之权衡和学术领导地位之思虑,等等。另一方面的因素是这种拼组式全汉字系统是否有强烈社会需求。这种社会需求也与广大汉字用户对有关问题的性质、缘由、严重性、解决可能性的认识或知识有关。笔者撰写本文就是想和术语学界、语文学界等有关各界作一沟通交流。如果饥渴尚可忍耐,或饥渴者不众,那便也只有等待了。本文前面提到的拼组式全汉字系统将为汉语文化圈统一规范提供良好的技术支持。把现今被不同编码标准所强化、复杂化了的繁简对立变为繁简一体,混然一炉,使繁简体的使用成为可以由操作者个人选择的平常事。周有光先生在多种场合呼吁,迅速缩小由政治地域等历史原因造成的汉语文不统一(不统一表现为三种汉语文:普通活+简化字的大陆语文,普通话+繁体字的台湾语文,广东话+繁体字的港澳语文)。此项工作需要国家高层决策者的支持。但没有各有关方面专家的理解支持,也不会有国家高层决策者的理解和支持。期待名词委在自己的能力所及发挥积极影响。涉及术语用字的几个具体建议①中国术语数据库已经颇具规模。希望有关专家撰文在本刊报告计算机外字实际使用情况(数量,处理方法等)。②石先生关于造“砆”字的思考中,反映了“停止造新字潮流”给命名用字带来的强大限制。希望专家们考虑,假设有了一个方便可用的拼组式汉字系统时,你想造那些字?这些新字对术语的简单科学合理性贡献如何?结语历史已经表明,汉字有悠久的历史和顽强的生命力,汉字有独特的品格和许多优点。汉字确实无法实现真正的机械化,在与英文机械化的较量中是惨痛的失败者。但计算机技术特别是软件技术,为汉字提供了全新舞台。20多年的实践证明汉字对信息化、智能化新技术有极好的适应性。现存的汉字处理中的难题(外字的问题或不能完整表达问题,排序问题,输入法优选问题,字库庞大问题,多编码并存混乱问题,汉字计算机操作训练与汉字基础教育脱节甚至矛盾的问题,……)都不是不可克服的。其中许多问题,恰恰是盲目追随ASCII之误导才造成的。我相信,新世纪汉字的完整、完满的解决方案终将实现。
摘要 本文是蒙文化学中从未有过的全新的命名方法,它能够命名所有化合物的基(有机化合物的)和根(如盐和酯的)等。一、前言众所周知,100多种元素可以组成并衍生出1000多万种(现已发现的)化合物。所以,化合物的名称,不仅从组成该化合物的元素名称获得,而且根据化合物分子结构使分子分成若干“独立”原子集团,即根或基。再给它们拟定根或基的名称,以所拟定的名称之间的有机结合而获得该化合物的名称。在蒙文中,这种所谓有机结合就是必须符合蒙古语法的名词法。例如:a.组成简单的化合物,如五氧化二磷(P2O5)由磷元素[fsfr]①的两个原子和氧元素[ksigεn]的五个原子组成,所以五氧化二磷的蒙文名称是从这两种元素的名称之间有机结合而获得,即五氧化二磷[difsfrpεntaksid]。其结合方式不是元素名称之间的机械罗列,而是按照蒙古语法的名词法规则有机结合而获得五氧化二磷的名称,如(di二-fsfr磷-pεnta五-ks①氧-id化物)。b.组成复杂的化合物,如苯磺酰胺(C6H5—SO2—NH2)[bεndzεnslfnamid],它是由三个原子集团组成,即C6H5—苯[bεndzεn]—SO2—磺(酰基)[slfn]—NH2氨基(—SO2—NH2(磺)酰胺[amid])组成。所以它的名称由这三个“独立”原子集团的名称(苯、磺、酰胺)有机结合而获得。因而可知根或基的合理而确切的名称对命名化合物名称至关重要。但以往化合物的根和基的蒙文名称是从表意文字汉文机械蒙译成根为[idagr],基为[blg]而产生完全错误的“四不像”名称。例如:以往把醛基一词译为[aldεgid n blg],此蒙文名称再译回汉文时,就可以译为醛的群(或团)或醛类的章节等。这显然是个科学概念性错误名称。鉴于此,笔者依据《国际命名原则》,发挥蒙文拼音文字具有灵活性等特点,在相应的词根加后缀基[-il]或后缀根[-at],命名所有化合物的根和基。为此以汉蒙对照形式表述于下。二、关于根[radikal]和基[radikal]的内在关系及其概念1.根和基的概念在化合物分子中存在的原子集团称为根或基[radikal],[radikal]是它们的总称。命名具体根或基时,此原子集团,若以共价键与其他组分结合者称为基[-il],以电价键与其他组分结合者称为根[-at]。从而可知基一般是非离子型的,根是离子型的,离子型又分成阳离子和阴离子等。它们的内在关系列表于下:根和基的内在关系简表2.根和基内在关系的解析(1)从上述可知,基[radikal]是属非离子型原子集团,它的特点是与其他组分共价结合成化合物的分子。因此它的名称由相应化合物名称加后缀基[-il]形成。例如:化合物烃(R—(CH2)n—CH3)[alk],其烃基(R—(CH2)n—CH2—)名称为[alkil](alk烃-il基)。同理如烷基[alkanil](alkan烷-il基)、烯基[alkεnil](alkεn烯-il基)、炔基[alkinil](alkin炔-il基)、羟基(或称氢氧基)[hidrksil](hidr②氢-ks氧-il基)、芳基[aril](ar芳-il基)、醛基[frmil]等等。(2)阳离子[katijn]是带正电荷的原子或原子团,它也是组成化合物分子成分的一种。a.阳离子[katijn],如Na+钠离子[natrijn]、K+钾离子[kalijn]、Ca2+钙离子[kaltsijn]等等。b.负性元素的最高正价化合物叫做[-im]。例如:R4N+铵[ammnim](ammnim)、R4P+[fsfnim]、R4As+[arsnim]、R4Sb+锑[stibnim]、R3O+(氧)[ksnim]、R3S+锍[slfnim]、R3Se+[sεlεnnim]、R2F+氟[flrnim]、R2Cl+氯[hlrnim]、R2Br+溴[brmnim]、R2I+碘(旧称)[idnim],又如H3O+称为水合氢(离子)[hidrnim],其蒙文名是“氢”之意(特殊例外)。(3)阴离子[anijn],如OH-氢氧根[hidrksat]、酸根[xtilat]等。a.根(总称)[radikal],一般最常见的是酸根[xtilat],它的后缀根[-at]。又因为无机盐[inrganigat]、有机盐[rganigat]、酯(总称)[εstεr]等化合物分子组成里都含有酸根,所以这三类化合物名称的后缀都相同,即后缀根[-at]。其具体命名解析如下。无机盐[inrganigat]例如:碳酸[karbn xtil]分子式为H2CO3,碳酸根[karbnat](karbn-at)。这种碳酸根阴离子(CO2-3)与金属[mεtal]阳离子结合成碳酸盐[karbnat]。从而看出碳酸盐和碳酸根二词的蒙文名称都用[karbnat]一个词表示。具体盐的命名,如碳酸钠[natrikarbnat][natri钠-karbn碳(酸)-at根]。同样其他盐类的命名以此类推,其后缀都是根[-at]。有机酸根[rganigat]如羧酸根[karbksilat]与烃基[alkil]结合而成的化合物叫做酯(总称)[εstεr],与金属离子结合成的化合物叫做羧酸盐[karbksilat]。羧酸根[karbksilat],它与Na+结合成羧酸钠[natrikarbsilat],与甲基[mεtil]结合成羧酸甲酯[mεtilkarbksilat]等。总之,无机盐[inrganigat]、有机盐[rganigat]和酯(总称)[εstεr]都是用后缀酸根[xtilat]的后缀根[-at]来命名。但在蒙文化学中,以往都是机械汉译盐为[tabs],酯(总称)译为[str]并处处用[tabs]和[εstεr],所以在蒙文化学书中盐[tabs]和酯[εstεr]连篇累牍,泛滥成灾。三、关于基[radikal]的命名方法从化合物分子中去掉原子或原子团后剩余的部分叫做该化合物的基[radikal],其特点是非离子型原子集团,它与其他组分共价结合成分子。基[radikal]是总称。具体基的命名是用有关词根加后缀基[-il]字来命名。例如:R—H烃[alk]去掉H后变成R—烃基[alkil](alk烃-il基)。常见的有机基如下:*1.烃基[alkil]基(一价基)[-il] 丁基[btil]亚基(二价基)[-ilidεn] 烷基[alkanil]次基(三价基)[-ilidin] 烯基[alkεnil]二价基(自由价在不同碳上)[ilεn] 炔基[alkinil]丙烯基[prpεnil]亚甲基[mεtilεn] 丙炔基[prpinil]1,2-亚乙基[εtilεn] 烯丙基(2-丙烯基)[εnprpil(2-prpεnil或allil)]甲基[mεtil]乙基[εtil] 乙烯基[εtεnil(winil)]丙基[prpil] 环丙基[tsiklprpil]2.芳基[aril]Ar-H芳烃[arεn] 甲苯基(甲基苯基)[tlil(mεtilfεnil)]Ar-芳基[aril](ar芳-il基)萘基[naftil]亚芳基[arilεn] 亚萘基[naftilidεn]苯基[fεnil] 蒽基[antril]苄基(苯甲基)[bεndzil(fεnilmεtil)] 亚蒽基[antrilεn]3.烃氧基[alkksil]氧基[ksil] 桥氧基[xrksil]烷氧基[alkanksil] 甲氧基[mεtksil]烯氧基[alkεnksil] 乙氧基[εtksil]炔氧基[alkinksil]4.酰基[atsil radikal]酰(基)(总称)[atsil] 甲酰(基)[mεtanil]—酰(后缀)[-il] 乙酰(基)[εtanil]5.羧基[karbksil]碳基[karbil](karb碳-il基) 羧基(或称碳氧基)[karbksil]羰基(酮基)[karbnil(kεt或kεtnil)] 羧烃基(或羧烷基)[karbksilalkil]醛基(或甲酰基)[frmil] 羧甲基[karbksilmεtil]羧乙基[karbksilεtil]6.硫基[slfil]巯基(氢硫基)[hidrslfil] 芳硫基[arilslfil]二硫基[dislfil]烃硫基[alkilslfil] 三硫基[trislfil]桥硫基(或硫环)[xrslfil] 多硫基[plislfil]7.氨基[amin,amminil,adzil]亚氨基[imin,iminil] 二苯氨基((C6H5)2N—)[difεnilamin]氨基乙基(NH2—CH2CH2—)[amminilεtil]铵基[ammnimil]甲氨基(CH3—NH—)[mεtilamminil或mεtilamin] 氰基(—CN)[tsijanil]异腈基或胩基(—NC)[idztsijanil(karbilaminil)]苯氨基(C6H5—NH—)[anilinil,fεnilaminil,bεndzεaminil,anilin]偶氮基(—N=N—)[adzil]8.卤(素)基[xalgεnil]氟(基)[flril(flr)] 溴(基)[brmil(brm)]氯(基)[hlril(hlr)] 碘(基)[idil(id)] ------------------------第19页① [fsfr] 是用国际音标标记的蒙文读音,以下同。-------------------------第20页① [ks]是[ksign氧]的词根,它代表氧。② [hidr]是[hidrgn氢]的词根,也是代表氢。* 本刊因版面有限,未能将作者所列基的名称全部刊登,有兴趣的读者可同作者联系。
为了进一步规范水产科技名词,农业部将《水产品加工基本术语》标准列入为第一批农业行业标准制定和修订专项计划,以期能消除和改善当前水产品加工名词术语的混乱状况,做到水产品加工名词术语的规范和统一。本文对在标准的制定过程中几个意见较多、分歧较大的水产加工名词作一简单介绍。1.水产品与水产加工品(fish and fishery product)关于“水产品”的定义,我国一直是“海淡水经济动植物及其加工品”,对应的英文为“aquatic product”。但由此却出现了很多混乱,即出现“水产品”的地方,让人搞不懂是“经济动植物”,还是“加工品”,还是二者俱有。因此,有必要将其分为“水产品”和“水产加工品”两个名词。同时,这也是为了向国际靠拢。现在国际食品权威机构CAC(国际食品法典委员会)及大部分水产业发达的国家或地区如欧盟、美国、日本、澳大利亚、加拿大等都是将“水产品”和“水产加工品”分开定义。如CAC在《Code of Practice for Fish and Fishery Products》草案中对水产品所作的定义为:“fish: 指冷血的水生脊椎动物和水生无脊椎动物,不包括哺乳动物和两栖类动物。”美国联邦法规21CFR,Part123和1240“水产品加工与进口的安全卫生的程序”(1995年12月18日)中指出,水产品(fish)是指除鸟类和哺乳动物以外适合人类食用的淡水或海水的有鳍类、甲壳类和其他形式的水生生物(包括,但不限于鳄鱼、蛙类、龟类、海蛰、海参、海胆及此类动物的卵)及所有软体动物。水产加工品(fishery product):是指以水产品为主要组分的人类食品。在我国水产行业标准SC/T 3009-1999《水产品加工质量管理规范》中也是将其分开定义。在此标准中,水产品(fish)指“海水或淡水的鱼类、甲壳类、藻类、软体动物以及除水鸟及哺乳动物以外的其他种类的水生动物。”水产加工品(fishery product)指“水产品经过物理、化学或生物的方法加工如加热、盐渍、脱水等,制成以水产品为主要特征配料的产品。包括水产罐头、预包装加工的方便水产食品、冷冻水产品、鱼糜制品和鱼粉或用作动物饲料的副产品等。”另外,水产品与水产加工品二者的英文说法在世界各地也不尽相同。如CAC和美国、加拿大等国为“fish”和“fishery product”;而欧盟、澳大利亚等国则为“fishery product”和“processed product”。我国对“水产品”的叫法则一直是“aquatic product”。但根据当前国际上流行的说法,aquatic product这个词一般不用。至于我们应该采用fish还是fishery product,现在意见还很不统一。有人认为应该向国际接轨(特别是权威机构CAC),称为fish。但也有人认为国外之所以将fish统称为水产品,是因为它们可以把“鱼”叫做“finfish”来加以区别,而汉语则不能如此区别,所以应该采用fishery product和processed product,以符合我国的实际情况。2.甲壳胺(chitosan)关于“chitosan”中文注解的混乱,可以从“第五届海洋湖沼药物学术开发研讨会”上略见一斑。笔者略微统计了一下,各与会者所用的名称大体有“甲壳胺”、“壳聚糖”、“脱乙酰甲壳质”、“可溶性甲壳质”、“几丁聚糖”等几种,大大造成了交流上的困难。“chitosan”为“chitin”(甲壳质)脱乙酰后的产物,所以如称为“脱乙酰甲壳质”能说明其内在涵义,但不被一般人所理解,因此有人认为用“可溶性甲壳质”更通俗些。但不管是“脱乙酰甲壳质”还是“可溶性甲壳质”都存在有这样的问题:① 名称太长,不简洁;② 对于它们的衍生物不容易定名。笔者赞同“甲壳胺”的叫法。因为,“甲壳胺”一词比较直观,单从名称上就能让人知道其分子组成上带有氨基,是脱了乙酰基的;并且相对于“脱乙酰甲壳质”和“可溶性甲壳质”,“甲壳胺”更简明扼要,对其衍生物的定名也很容易,如“羧甲基甲壳胺”等。而对于“壳聚糖”一名,猜测可能刚开始定名时此物质只是从虾蟹等壳中提取而得名。但现在我们知道,chitosan 不光能从虾蟹壳中提取,还可从细胞的细胞壁中提取。因此,再叫此名不太合适。“几丁质聚糖”的得名是源于以前“甲壳质”也称“几丁质”而来的。随着“甲壳质”一名的规范化,现在学术界已不再或很少使用“几丁质”一词了。相应的,再叫“几丁质聚糖”也不合适了。3.冷藏(cold storage)目前关于“冷藏”的英文解释也很混乱,主要有“cold storage”、“cooling storage”、“chilling storage”、“refrigerated storage”等几种。根据“冷藏”的定义“在低于常温,不低于食品冰点温度的条件下贮藏食品的过程”。可以看出,冷藏的“冷”指的是一种低温的状态。所以cooling和chilling两个都不太合适,因为它们的含义都侧重于“将食品温度降到其冰点”这样一个过程。refrigerated的含义则侧重于“人工制冷”,而我们知道“冷藏”不仅包括人工制冷下的保藏,利用天然冰等自然条件保藏食品也属于“冷藏”的范畴。因此,“冷藏”的英文注释推荐为“cold storage”。4.模拟蟹肉(simulated crab meat)模拟蟹肉是指以鱼糜为主要原料,加入蟹提取物和香精,制成风味和外观类似蟹腿肉的海味食品。对于模拟蟹肉的定名,我国北方地区习惯上将其称为“蟹足棒”,南方地区称为“蟹柳”。但蟹足棒与蟹柳极有可能使消费者误解,但产品实际上往往是以鱼糜作为主要原料,而非真正的“蟹足”。另外,笔者发现有的模拟蟹肉产品的外包装上将其标示为“斯瑞敏”,即“surimi”。但“surimi”的意思是“鱼糜”,而模拟蟹肉只是鱼糜制品的一种,因此这种标示实际上是不严密的。关于水产加工品中有争议的名词术语还有很多,要想彻底解决水产品加工术语的混乱状况,还要借助于水产界的广大专家、学者和名词工作者对易引起混淆的名词多发表自己的意见,以形成百家争鸣之势,共同推进水产名词术语的规范化。
随着社会各界对通信网络的需求不断提高,CPN(customer premises network)已成为当前的热门课题之一,目前常见的译名为“用户驻地网”或“用户宅内网”,与之相伴的名词有CPE(customer premises equipment,常见的译名为“用户驻地设备”或“用户宅内设备”),但以上译名却不够恰当。(如原邮电部技术规定《接入网技术体制》、《宽带综合业务数字网名词术语》以及信息产业部最近下发的《关于开放宽带用户驻地网运营市场的框架意见》等文件。)首先,Premises的释义为财产、房地产,实属“固定资产”,并非“驻地”或“宅内”。其次,网络用户多为机关、团体、高等院校等单位,并非“民宅”,称之为“用户宅内网”是不恰当的。而“驻地”一般指部队的“驻扎地”、“驻防地”,或指外地单位在本地区所设置的机构(如××省××公司驻京办事处),通常带有流动性、临时性或外来性的含义。网络用户的所在地属于固定性、永久性、本地性的地址,不应称之为“驻地”。难道可以用“清华园是清华大学的‘驻地’”这样的语句吗?CPE是20世纪80年代之初随着世界各国电信体制改革而出现的新概念,在此之前无论是PTT(国家垄断经营的邮电系统)或是Common Carrier(民营电信公司)对其用户的机线设施均实行垄断性的供应政策,所有设施(包括用户话机在内)均属电信机构的资产,不允许用户外购,也不允许用户将自有的电话分机、传真机、数据终端等非电信公司提供的设备(即:外来设备foreign attachment[1])接入电话网,否则就触犯了当时的电信法。随着1984年Bell System(贝尔系统)的解体,世界各国均先后进行电信体制改革,并同时开放了电信终端设备的市场,这时CPE等新名词也就应运而生。CPE指装置于用户所在地、属于用户资产的设备,与此相对应的名词为“局有设备”(telephone company-owned equipment[1],又称为common carrier equipment[1]),包括局用交换机,局内配线设施和局外线路设施。CPN 指装置于用户所在地范围内、属于用户资产的网络,如小区楼群布线、局域网(LAN)、校园网(campus network)等。用户资产与局有资产之间的分界处称为分界点Demarcation point[1](简称为demarc[1])。笔者以为将CPE和CPN分别译为“客户界内设备”和“客户界内网”是比较恰当的译名,这是由于:1.Demarcation point (demarc) 是用户拥有的设施与电信公司拥有的设施两者之间的分界点。在老式的设施中,用户保安器就是用户设备与公司设备之间的分界点,在现代的设施中,则以某种接线块或接插件为分界点,“分界点”将这些设施分为“界内”与“界外”。将CPE和CPN分别译为“客户界内设备”和“客户界内网”,既可与“分界点”的概念相吻合,也兼顾了各类客户(普通民宅和团体单位)。2.Subscriber 与 customer 两名词均指用户或客户,有时两名词可以混用。按照过去的惯例,电信机构(或公司)一向称自己的用户为subscriber。但Bell System 解体后,AT&T公司将subscriber改称为customer[1],在1988年制订的CCITT文件中也主张用customer equipment 取代subscriber equipment[2],以上的变化均体现了电信体制改革的新潮流和以用户为上帝的思想。现在已有许多流行的通信名词正在从“用户”向“客户”过渡,如“客户服务中心”的名称已逐渐取代“用户服务中心”。将customer译为“客户”既可避免与 subscriber相混淆,又可区分出电信体制改革前、后的名词差异。
在大多数情况下,很多名词术语都是先有了英文名称,然后有了各种译法。随着科学技术的发展和应用,在很多领域各项技术都有了交叉和集成。目前,在各领域中各执一词的名词术语也有不少。这些名词的定义、含义基本相同,而在汉语定名时却各不相同,常令人感到困惑。我从事测绘期刊编辑工作,在工作中就遇到过这样的问题。一次,一个作者投来一篇题为《卡尔曼鲁棒滤波器在GPS/INS组合导航系统中的应用》的文章,当时大家都不明白“鲁棒”是什么意思,后来与作者联系,才知是“robust”。作者是学自动控制的,因为文章中涉及GPS(全球定位系统),属于交叉学科应用,所以投到测绘期刊。“robust”一词,在自动控制、导航领域,一直采用音译,译为“鲁棒”,“robust Kalmal filter”就是“卡尔曼鲁棒滤波器”。但是在测绘学科领域中,一开始也是采用音译“鲁棒”,20世纪50年代后又采用了直译“稳健的”。“robust estimator”(测量中的一种平差方法)就称之为“稳健估计”。从20世纪80年代开始,在我国测绘界平差权威周江文先生的倡导下,已逐步约定译为“抗差”,取之“抵抗粗差干扰”之意。于是“robust estimator”就译为“抗差估计”,“robust Kalmal filter”为“卡尔曼抗差滤波器”。这个译法得到了测绘界的一致认同,明白简单,所以一直沿用至今日。同样,如“root-mean-square”,物理学、电工学中定名为“方均根”,而在数学学科中定名为“均方根”。此外,一些名词在汉语定名时,虽然指的是同一概念,但文字也存在着不同。例如《科技术语研究》1999年第2期中宫建平先生提到,对同一生物组织结构,《生理学名词》中定名为“髓袢”,而《组织学名词》中定名为“髓襻”,按《现代汉语词典》,“袢”同“襻”,所以两个学科应协商选用其中一个名词为好。还有物理学名词“黏度”,与化学工程中的“粘度”*,也是同属一个概念的名词而用字不同。这样就容易形成科技书刊中用字的差异和不规范及在派生学科中接着出现混乱。所以最好在规范名词时也考虑一些交叉学科中名词的规范和协调或者有一个对应表,以便及时纠正定名中的不协调和不规范的现象。当然,如果提倡大家在专业名词使用中都使用英语汉语双语制,那么对这一类问题也就容易解决了。* 依据国家语委和新闻出版总署1988年公布的《现代汉语通用字表》和1998年4月语文出版社出版的《现代汉语规范字典》,全国科技名词委于1999年底以后公布的规范名词已将粘(读nián时)改用黏。
2001年10月11~12日在北京会议中心召开了“2001年中华信息科技论坛”。会议由中国计算机学会、香港电脑学会、澳门电脑学会、台湾资讯学会、中国互联网协会主办。中国大陆、香港、澳门、台湾有关部门的领导、学术界和产业界的资深专家学者到会作特邀报告。围绕着论坛的主题——加强两岸信息交流,促进四地科技合作,畅所欲言,各抒己见,探讨两岸四地的交流、合作,共同迎接21世纪信息技术发展的新挑战。论坛的专题之一——信息标准的研讨(名词讨论)引起了不少人的兴趣。由于历史的原因,海峡两岸信息科技名词(尤其是计算机科技名词)存在很大差异,对两岸的技术交流和商贸活动都造成一定的障碍,与会者都感到,缩小两岸四地的术语差距是迫在眉睫的任务。会上,全国科技名词委副主任潘书祥应邀作了“浅谈两岸科技名词对照统一工作”的讲话。介绍了全国科技名词委近年来两岸名词对照统一工作,以“老词老办法、新词新办法”完成了3个学科的对照,工作已纳入官方认可的组织框架和轨道。全国科技名词委计算机名词审定委员会主任张伟介绍了两岸计算机名词差异的现状。据统计,计算机基本词相同的约58%,不同的约42%。提出了缩小两岸计算机名词差异的构想。全国信息技术标准化委员会副秘书长王立建和北京语言文化大学语言信息处理研究所所长张普先生也应邀作了讲话。会上热烈地讨论,对目前IT业术语差异必须统一规范达到共识。术语的审定有着很浓的学术性,尤其今天IT业的蓬勃发展,涉及面广而深,标准术语不是个别专家能一锤定音,也不是以强制性标准而能推广。应考虑到各方面的人员参加,工作人员又是执行人员,有组织有计划地把推荐术语推向社会,以期达到大家的共同心愿——两岸四地的术语规范统一。现在各部门都有统一规范的工作在进行着,建议应有一个官方统一的机构来统管这方面工作,协调各方面的力量,共同搞好两岸四地的信息科技名词统一。(卢慧筠)
摘要 本文对已公布的生命科学各学科名词的一义多词问题及其原因作了分析,并就解决该问题提出了两点建议。自1989年全国科学技术名词审定委员会(原称“全国自然科学名词审定委员会”)公布《微生物学名词》以来,迄今为止已公布了与生命科学有关的12个分支学科的规范名词[1~10],使我国生命科学界长期以来存在的名词混乱、定名不准和用名不当状况有所改善,在统一生命科学名词方面取得了明显效果。但是目前生命科学各学科之间的“一义多词”问题仍然比较严重。21世纪是生命科学的世纪,对生命科学名词的统一和规范化提出了更迫切和更高的要求,“一义多词”的名词亟待统一。本文根据笔者近年来在编写《英汉-汉英生态学词汇》一书时所收集的部分资料,谈一些认识,供大家参考。一、一义多词现象举例生命科学是自然科学的基础学科,是历史悠久、分化和发展迅速的一门科学。有相当多的名词属于基本名词,对部分或全部分支学科具有普遍适用性。但是从已公布的各学科名词来看,对不少基本名词,在各学科之间却定名不一(见表1)。表1所列仅是与生态学关系比较大的一些名词。生命科学各学科间的一义多词问题由此可见一斑。二、产生一义多词问题的原因1.对概念的内涵理解有明显分歧生命科学的词汇多数是从国外翻译过来的,而对若干概念,国外的认识也不一致,这便成为译名混乱的根源之一。比如Lincoln等人认为“acclimatization”是生物对变化的自然环境条件的渐变可逆性调节。与此相对应,他们认为“accliamtion”是生物对人为或实验环境因子的渐变可逆性调节[14]。Mackenzie等人[15]和Resinger等人[16]的观点与他们基本相同。但是Collin[17]和Ricklefs[18]把“acclimatization”与“accliamtion”视为同义词,认为是生物对环境变化的形态或生理可逆性变化反应。难怪“acclimatization”的译名有“驯化”[3,12]、“[风土] 驯化”[9]和“气候适应”[12],等等。同样道理,“allelopathy”的译名有“异种克生[现象]”[1]、“化感作用”[6,11,13]和“异种化感”[9],等等。笔者认为“异种克生”仅表明了某种生物的代谢分泌物对其他生物的不利作用,而“化感作用” 和“异种化感”则表明了某种生物的代谢分泌物对其他生物的有利或不利作用。但是“异种化感”仅包含种间作用,而“化感作用”则既包含了种间作用,又包含了种内作用。土壤学名词(定义版)(1998)[13]把“allelopathy”定名为“化感作用”,认为它是指“植物分泌某些化学物质对其他植物的生长产生的抑制或促进作用”。虽然该定名和定义均比较好,但是同其他定义[14,16,19]一样,该定义的信息有严重欠缺,没有指明是种间“其他植物”,还是种内“其他植物”,或二者均包括在内。笔者认为可将“化感作用”定义为“植物分泌的化学物质对异种植物或同种其他植物产生的抑制或促进作用”。生命科学概念体系是一个逐渐形成和发展的动态体系。对生命科学基本概念的定名应当反映生命科学的最新发展水平。名词的内涵变了,名词本身也应相应变化。比如“allelopathy”最初是指植物通过释放化学物质对其他植物发芽或生长的抑制作用,现在认识到它是植物的一种普遍的抗竞争机制[19],包括种间竞争性化感作用和种内竞争性化感作用[15],既有不利作用,又有有利作用[20]。对“allelopathy”内涵的全面认识,是给其定名和定义的必要前提。2.对概念的措辞不同即对概念的内涵理解比较一致,但在遣词用字上却存在差异。如“被动运输”与“被动转运”,“单态”与“单态现象”,“异域种”与“异地种”,等等。从表1可以看出,生命科学各学科的一义多词现象多属于此类。汉语文化博大精深,可供表意的词汇丰富、数量庞大、涵义细致。虽然为择优定名提供了较大的选择空间,但另一方面也成了出现一义多词的另一原因。由于对外来词汇没有一个统一的翻译标准,加上个人遣词用字习惯的不同,以及对概念理解的细微差异,便造成了一个概念多种名称。3.对“规范名词”和“不推荐用名”的认识不同在已公布的生命科学各学科名词中均有一些“不推荐用名”。在这些“不推荐用名”中,有的名词在这一学科为“不推荐用名”,而在另一分支学科却为“规范名词”。如“生命带”和“广布种”在《植物学名词》中均为不推荐用名[9],而在《动物学名词》中却为规范名词[6],等等。4.各学科之间的定名协调工作较差在近年来的名词审定工作中,生命科学各学科分别进行,且历时较长,客观上给定名协调工作带来一定困难。但是协调工作不力亦是造成一义多词问题不可忽视的原因之一。从表1可以看出,大多数概念的一义多词,不是认识上存在本质区别,只是措辞不同而已。所以加强各学科之间的协调工作,对此类问题还是比较容易解决的。三、对策生命科学名词的规范化是一项长期而艰巨的任务。多数分支学科已完成第一批名词审定,有的学科正在进行名词审定;已完成第一批审定工作数年的一些学科,不久将要进行增补、修订和补充定义的工作。为了进一步做好生命科学名词规范化工作,首先应鼓励和加强对有关概念的研究,注意学科间的相互学习和借鉴,以提高和统一认识,为择优定名和名词定义打好基础。这是其一。其二,要加强各学科之间,以及与交叉学科之间的定名协调工作。建议成立一个生命科学名词审定协调机构,管理和推动生命科学各学科以及与交叉学科之间的名词审定、修订和定义的协调工作。* 王孟本研究员是生态学名词审定委员会委员。
统一铁道科技名词是我国铁道事业发展必须具备的基础条件之一。全国科学技术名词审定委员会在1996年公布了《铁道科技名词》,这无疑对铁道事业的发展正日益明显地起着推动作用。它不仅促进了大陆铁道行业用词的规范化,而且为海峡两岸用词统一架起了桥梁。例如我们铁路系统下了很大决心把老铁路职工依依不舍的“鞲鞴”(piston)一词废弃,而本着副科服从主科的原则改用机械行业通用的“活塞”,这就实现了全国的统一。我们认识到统一是最为重要的。秦始皇推行书同文车同轨等诸多标准化、规范化的举措,对加强秦朝的统一和中国经济文化的发展产生了深远影响。不难设想,若无铁道部1950年统一机车车辆和建筑接近限界,确定1435mm标准轨距,统一机、客、货车车钩高度等重大基础工作,就很难有今天全国路网的畅通无阻,也很难实现调车和列车编组。《铁道科技名词》的出版对统一铁道科技名词的权威性和约束力也正在表现出来。最近铁路某单位制定了一项行业标准,其中一条词叫“水泥车”,当此标准在全路广泛征求意见时,即有专家指出此名称不符合《铁道科技名词》的用法,应改为“散装水泥车”,因为从科学概念上讲,“水泥车”究竟是水泥造的车呢?还是装水泥的车呢?概念容易模糊。制定标准的单位后来把标准名称改了过来。铁道行业对宣贯《铁道科技名词》是十分重视的,铁道部科技司曾于1998年6月发出了《关于使用全国科学技术名词审定委员会公布的<铁道科技名词>的通知》(科技监[1998]22号),要求在全路推广、使用《铁道科技名词》,通知还特别指出:“在铁路科技进步奖著作奖评审中,应把使用公布的规范词作为衡量著作质量的标准之一”。铁道科技名词审定委员会的委员们,只要有机会都在不断介绍、宣传《铁道科技名词》,并为之树立起较高的权威性,因为我们从激光、磁盘、光碟、互联网、因特网、虚拟实境、灵境等的定名和讨论中,深深感觉到规范化用词对一个国家和民族实现现代科学技术的协调发展确是一项支撑性系统工程。当然,《铁道科技名词》的公布我们并不认为已经十全十美。正如该书前言中所说:“希望各界继续提出宝贵意见,以便今后进一步修订”。下面有几个值得商榷的问题,似应在修订和加定义时加以考虑。例如在“鹰架式架设法erection with scaffolding”一词中,汉语名词用了一个“鹰”字。如果我们对照英语的scaffold,法语的echafaudage,德语的Gerüst,俄语的подмости,日语的足場,无一不是排架、骨架、架子、脚手架等涵义。后来我们查汉语的各类辞书,发现若把“鹰”改为“膺”,似乎词义才能与各外语语种的词义相吻合。因为“膺”具有胸腔涵义,胸部肋骨颇似架桥的构架。过去各类汉语词典和教科书中,用词比较混乱,因此今后在修订《铁道科技名词》时,建议将“鹰架式架设法”一词改为“膺架式架设法”。自《铁道科技名词》公布后,我们也曾听到极少数同志对个别词条有些不同的看法,这也是很正常的。例如关于“重量”与“质量”两词,在工程界本来争论就较多。一个物体的质量(mass)大小是以铂依合金千克国际原器的质量为标准的,是物体所含物质多少的量度,单位为千克(kg);而重量(weight)却是与重力有关的,单位为牛(.)。我们查阅较权威的辞书,实际上,汉语的“质量”有两种涵义:①“产品或工作的优劣程度”,英语用quality表示,如产品质量、工程质量、服务质量等;②“量度物体惯性大小和引力作用强弱的物理量”,英语用mass表示,其中又有惯性质量、引力质量、静止质量和动质量之分,通常这四种质量可近似用一个不变的量代表,单位为千克(kg)。汉语的“重量”也有两种涵义:①“物体所受重力的大小”,英语用weight表示,单位为牛顿(.);②“日常生活和贸易中常用于表示物质质量”。有的同志认为铁道科技名词中的“轴重”一词不太合适,因为其内涵属质量概念,它的单位是吨(t),1t=1 000kg,所以极少数同志认为似乎叫“轴质”更恰当。若真正这样叫了,则会使绝大部分铁路职工不懂。基础学科中重量的确是指重力的概念,单位为牛顿而不是千克,但工程学科按约定俗成原则可以有所区别。不能把基础学科的情况生搬硬套到工程学科上。事实上,“轴重”的英语为“axle load”,既不应翻译为axle weight,也不应翻译为axle mass,因为它是指车轴负担的重量与轮的自重的总和,属于压在钢轨上的载荷。不仅如此,mass的汉语还容易与quality的汉语相混淆,它们都是译作“质量”。所以,从汉语辞书的释义看,我们认为采用“轴重”一词是合适的,因而即使今后修订也可维持不变。原来我们对“牵引定数”词条曾并列过3种英语名:“tonnage rating”、“tonnage of traction”和“tractive mass norm”。牵引定数的定义是:一定类型的机车在一定的限制坡度下,可以牵引车辆的总吨数。所以又称牵引吨数,或列车重量标准。尽管牵引定数的单位为吨(t),最后我们接受一些专家学者的意见,还是把“tractive mass norm”去掉了。我们不妨纵观世界一些权威性语种对“牵引定数”的表达:汉语 牵引定数英语 tonnage rating法语 tonnage(m) brut de traction德语 Schlepplast(f)俄语 весовая норма тяги日语 牽引定数由此不难发现,没有一个语种是把“质量”概念引进来的。又如“侧倾车体tilting type car body”一词,其中tilting具有倾翻、侧倾、摇摆之涵义。由于在此词之前有一个“摆式车体pendulum type car body”的词条,因此这样定名并无不可。最近我们发现国内广泛传开的是“我国铁路的广深线采用了瑞典制造的X2000型摆式列车”的消息,这种列车从结构上看实际采用的正好是tilting type car body,因此国外把它叫“tiltingbody train”。国内媒体报道都用“摆式”,早已广泛传开。从科学概念上讲,摆式车体和侧倾车体有相同之处,也有不同之处。前者是围绕车体重心作自然摆动,后者是围绕车体重心受外力控制而侧倾。实质上,前者属无源摆式车体,后者属有源摆式车体。但如果这样叫,在使用上又显得繁琐。现在铁路职工似乎都很喜欢这个“摆”字,如果再加上一个“倾”字就意谓着由外力控制而倾斜,也就是上面说的有源摆动,因此建议在修订《铁道科技名词》时,不妨将汉语名“侧倾车体”改为“倾摆车体”,对列车则叫“倾摆列车”。这样,既可区别有源摆式和无源摆式,又满足了媒体今后报道和广大铁路职工的习惯。还有对“试验”与“实验”的区别也顺便谈点看法。前者英语应是“test”,后者则是“experimentation”。虽然有些辞书将汉语名词“实验”写成又称“试验”,但严格讲应当是有区别的。我们认为试验的涵义是:对试验对象按规定的试验条件、方法、程序用仪器设备并根据一定标准测试该对象的某些参数,所得结果与标准比较,籍以评定试验对象的质量或性能。实验的涵义是:根据一定目的,运用一定的仪器设备等物质手段,在人工控制的条件下,观察、研究自然现象及其规律性的实践活动。实验是获取经验事实和检验科学假说、理论真理性的重要途径。对于工程学科而言,真正涉及“实验”的事件比较少,因此我们将《铁道科技名词》中原来“实验车”的汉语名改成了现在的“试验车”。因为“实验”的层次和深度都是比较高的。* 韶能仁高工是铁道科技名词审定委员会委员兼秘书。
现代汉语常用的科技名词有不少是发端于19世纪,因为19世纪世界科技发展突飞猛进,恰好在这个时候,中国也打开了交流的大门。随着科技对生活的影响日益扩大,一些初期以科技名词身份出现的术语逐渐成为常用的词汇。不过,从最初到现在,这些科技名词的面貌或多或少都发生了变化。以下考察了三组科技名词。“电”和“电气”19世纪50年代,“电”和“电气”开始与现代的电(electricity)发生关系,在此之前,“电”一直是指“闪电”,如“电闪雷鸣”。在19世纪后半期,“电”有时单用,更多是出现于各种复合词中,如“电学”、“电机”、“电线”等。相比之下,“电气”一词更为常用,一方面在单指电这种现象时,经常使用“电气”而不是“电”,如:又一澡池,内有温泉、电气等物,手入于池,立即麻木。(张德彝·航海述奇)电气以紫铜、白铅、硫黄为之(凡两金相合,皆可为电气),谓之说药水。(刘锡鸿·英轺日记)若作传电气之铜丝,则阻力甚大而不可用。(徐建寅·欧游杂录)另一方面,它也和“电”一样有构词能力,如“电气灯”、“电气线”、“电气信”、“电气机”等等。为什么在电这种现象初为中国人认识的时候,人们更倾向于用“电气”而不是“电”来称呼它?从其他一些论述中我们不难找到影响人们选择的因素:五金之物,物物有气。……中土青黑铅彼售至外洋,取出铅气,铅变白色。(祁兆熙·游美洲日记)五行之气,相磨则生光电;五行之味,相炼则化为药电。……盖五行之气,感于火则光发为电;五行之味,化于火则气流为电。是故电以磨气为感发,以化气为流行。天地人物之通灵动物,皆因有此生化之电气也。(薛福成·出使英法义比四国日记)以阴阳消长之气配合之,即成电气。(郭嵩焘·伦敦与巴黎日记)传统的阴阳五行世界观限制了当时的人们对电的认识,从构词法也体现出来了,汉语偏正词组是前偏后正,即“电”修饰“气”,即人们是把电看成了气的一种。从文献也可见以“气”代“电”的用法:是气之为用极广,收之可以镀金银、燃炮火、通文报、代灯烛。(薛福成·出使英法义比四国日记)对事物的认识会影响我们对词汇的选择。现在人们已经对电的本质有了更深入的了解,知道它只是一种能量的表现形式,与抽象的“气”无关,所以“电”全面取代了“电气”曾经拥有的地位,由“电气”组成的复合词几乎全部消失,剩下一个较常用的就是“电气化”,这可能与“X化”中的“X”多为双音节有关。“火车”、“轮船”和“汽车”陆上、水上的交通工具在汉语里已经有固定的用词,所以当火车、轮船作为新科技产品为中国人认识时,中心词“车”、“船”比较容易确定,但前面的修饰成分却经历了一段时间的选择:火车 轮船火轮车 火轮船(火轮舟)汽轮车、汽车 汽轮船、汽船、汽轮轮车 轮船(轮舟)火车 火船、火轮(火舟)铁路火轮车(铁路车) 火烟轮(火烟舟)以上是19世纪下半期的文献中提到这两种事物时最常见的名称,现在最常用的“火车”和“轮船”在初期并不占绝对优势,相比之下,“火轮车”和“火轮船”出现得更频繁。不过双音节词是汉语词汇的主流,所以三音节的“火轮车”和“火轮船”中,两个修饰成分“火”和“轮”必然面临竞争。现在看来,在车方面,“火”站稳了脚跟,而船方面,“轮”取得主导地位。名称的确定虽然是约定俗成,但其选择的动因也还是有迹可寻,我们可以从两方面对其进行解释:一方面,“火车”和“轮船”在此之前已经存在于汉语词汇中了,“火车”旧时是指有火攻装备的车,“轮船”是指古代以轮激水作为动力的一种快船。现成的东西当然更容易接受。旧时也有“火舟”这种名称,指有火攻装备的战船,但中心词是“舟”,它作为基本词汇的地位已经逐渐被“船”取代了,所以难有作为。另一方面,人们更倾向于使用最具代表性的特征作为名称的修饰成分。车有轮不奇,用火作动力就与传统车以人或动物为动力有本质的区别:前车置火箱。火发机动,轮转如飞,数车互相牵率以行。(王韬·漫游随录)船以前是没有轮的,或靠桨或靠帆,新船用火做动力虽然也比较新奇,但以火推动轮使船前进更新奇,而且轮被认为是船前进的关键:如火轮船浑身之力,机器外全在两轮,破其轮,即不能行。(祁兆熙·游美洲日记)这可能也是“火车”、“轮船”两个名称最后得以胜出的原因。由于为车命名的焦点往往集中在动力系统上,“汽”既可以作为蒸汽动力系统的表达形式,也可以作为汽油动力系统的表达焦点,这就使汉语里“汽车”有混淆的可能。科技事物的出现有先有后,1825年蒸汽火车试行成功,多年之后1885年才有了第一辆汽油汽车,所以19世纪时,“汽车(汽轮车)”一开始也是指火车的,在“火轮车”的大名称之下,它是与“煤气车”相区别的一种火车:观造成之汽车机。……用热水加天气压力,使涨而能行,不用煤,……其行之速与煤气车无异云。(戴鸿慈·出使九国日记)。我们看当时的文献,一方面从写作时间,另一方面从上下文中都能比较容易地分辨出里面的“汽车”不是我们今天所说的汽车,而是使用铁轨的火车:汽轮车始创英国。其先用木条为轨,驾马行。后改木轨为铸铁轨(乾隆中叶)。后验铸铁轨易折,又改打铁轨(嘉庆中叶),然犹用马力也。越数年,总监工得非谛制汤汽机代马力,其时仅用直轨,不能曲行。(郭嵩焘·伦敦与巴黎日记,1876-1879)凡有陆路毗连之处,将无不汽车电掣,铁轨云连。(薛福成·出使英法义比四国日记,1890)有精谙铁路工师,谓现在汽车已到极快地步,若再加快,有所不宜。(同上)“汽车”这个名称具体从什么时候开始完全脱离火车的范畴专指汽车尚未有考证,从文献资料看,19世纪末20世纪初存在一个混乱的过渡时期,这可能与作者见识的事物有关,如果有作者同时见到过火车和汽车这两种东西,就会在作品中自觉区分,但如果作者写作当时只接触过火车,就比较容易“火车”“汽车”混用,单指火车了。比如同是作于1905年的游记,载泽的《考察政治日记》中“汽车”与“火车”已经各有所指:乘汽车往观屠猪场,……亥正,易火车往安亚巴。申初乘火车行,……易汽车,历观造汽车厂。但戴鸿慈的《出使九国日记》中就还是用“汽车”指火车:渡海法:以轮船载汽车十数辆,经达彼岸。船中铁轨与岸上铁轨相衔接。初,余等实定于今日东行。而自旧金山之大陆火车,中隔一海峡。……闻此车急行每小时可六十五英里,亦可见汽车之速率进步。“电话”、“麦克风”和“留声机”19世纪末中国人见到的关于声音的发明主要有电话、麦克风和留声机。从一些文献中可以看到它们早期的名称真是五花八门:电话:声报(声报机器)、传声机器、录音机、传语筒、通言器、替里风、太立风、得力风、太来风、德律风、电话又有得力风,所谓录音机者是。(傅云龙·游历日本图经)邀视传声机器,美人格力音贝尔所创造也。(郭嵩焘·伦敦与巴黎日记)电报之法奇矣,德律风则奇之又奇。此器成于光绪三年,有美国人倍尔者,用电气收入人声,由线通彼处之电气,复发为人声。(薛福成·出使英法义比四国日记)麦克风:传声机器、显声机器、美格洛风、美格风、买克风所见传声机器数事,有传小声为大声者。(郭嵩焘·伦敦与巴黎日记)德人新制显声机器美格风,近始成。……传声者替里风,显声者买克风,二者分别。(同上)留声机:记声器、纳音器、留声机器、旋转乐轮、佛诺格拉弗又有算器、记声器,一人对其管说话,少倾管内回音句句传出,且能酷肖原音。(徐建寅·欧游杂录)又一种名佛诺格拉弗者,为合众人艾的森所创,系左右皮筒,中藏关键,人向左筒言后,必反捩机柄,声始得出。(张德彝·随使英俄记)这三组词在初期都同时拥有音译名和意译的描写名,但从今天看来,它们名称的最后确定分别走了三条不同的路:“电话”是从日本转来的意译词,“麦克风”是音译词,而“留声机”则是描写性的多音节汉语新词。这三种东西进入中国的时间相近、使用的人群背景相当,为什么它们的名称没有趋同,比如分别叫做“传声器”、“显声器”、“记声器”,或者“德律风”、“麦克风”、“佛诺格拉弗”呢?我们还需要更多的文献材料以及背景知识才能理出原因。不过,一个名称最终的确定会受许多因素控制,是什么在影响语言使用者的选择,是一个有趣的话题。科技词汇是汉语词汇的组成部分,但是在19世纪,一度有人怀疑汉语是否能拥有自己的现代科技词汇,一些传教士认为“西方知识只有通过英语才能在中国传播”,“汉语缺乏创造现代科技词汇的构词能力”(《现代汉语词汇的形成——19世纪汉语外来词研究》,[意]马西尼,汉语大词典出版社,1997,p83)。事实证明,这些怀疑是错误的,汉语通过多种渠道构成了自己的科技词汇系统,这些渠道包括音译、意译、创造多音节新词、赋予传统词新意、引进日译词、造新字等。不过,仅仅了解这些构词手段是不够的,对科技词汇的探讨有必要扩展到构词手段的选择机制上,比如在不同时期是哪种构词手段较为常用,哪些科技领域受哪种构词手段影响较大,其背景如何,原因何在等。只有了解了词汇发展过程中的机制,才会对我们今天讨论新科技术语的确定以及发展方向有借鉴意义。
读《科技术语研究》1999年第4期载魏寿昆《关于“碳”“炭”二词的用法》和蒋文忠、蒋颖《“炭”和“碳”的区别问题》,遂有本文。我理解的“炭”字的用法如下:①炭是普通词,不是化学术语。②炭是黑色燃料。这是炭字的主要词义。用作复合词词素的如木炭、煤炭、焦炭。古代的石炭现今称煤,而“煤炭”则是煤的双音节同义词,是现代汉语喜欢用双音节词才出现的,并非煤与其他炭的总称,“煤炭工业部”显然只管煤不管其他黑色燃料。单音节词“炭”通常只是木炭的简称,如烧炭、卖炭翁、炭窑、炭火、麸炭、炭盆、黑炭等中的词素“炭”都是指木炭。此外,据现代汉语词典:某些方言也简称煤炭为炭,称挖煤为挖炭,但不通用。③来源或制法近于木炭、焦炭,同是燃烧的黑色产物却不作燃料而他用,如用作墨料、填料、颜料的炭黑(又有次级派生词“白炭黑”,不是黑色反为白色为炭黑词义之转化),又如用作吸附剂的活性炭;当然,木炭也可用作颜料。④由炭黑、木炭、煤炭、焦炭等为主要原料的制品,如炭砖、炭膜电阻。⑤因颜色像炭(黑色)而派生的词汇,如炭疽、面如炭色。⑥炭精,石墨的俗称,如炭精棒、炭精电极、炭精电弧。⑦石炭,古汉词,被日本人引入后沿用至今,与现代汉语煤同义,但现代汉语无石炭一词,石炭酸是化学物质苯酚的俗名,已废止。⑧炭素(日)= Kohlenstoff(德:“煤”+“素”)= carbon(英)= 碳(汉)。总之,我认为,现代汉语中的“炭素”一词可视为来自日语的外来语,由这个日文产生的派生词如上述蒋文中的“炭素工业”、“炭素材料”、“炭素行业”,沿用至今,是否应改为对应汉译如“碳工业”、“碳材”、“碳业”?抑或继续保留?值得商榷。⑨词义为“碳”(见下节)的非现代汉词,如炭原质、炭质、炭质材料等,似宜废止。“碳”是化学术语,属科技术语。词义明确。有三义:①元素周期表中第6号元素的汉文名。“碳元素”,构词法类同汉语、英文、外语,强调“碳”是一种元素,从构词法角度没有问题,未见用于组词形成新的化学术语,但单独用未尝不可,常见于化学教科书,以强化碳是一种元素的概念。“碳素”,似为“碳元素”的缩合词,不是化学术语,却用于组词,如上述魏文中有碳素钢、碳素材料等词。“碳钢”似为“碳素钢”的缩合词,派生词如低碳钢、中碳钢、高碳钢,但更可视为化学术语,其构词法同铬钢、锰钢、青铜、黄铜。“碳钢”中的“碳”有的以碳单质的形态存在,有的以碳的化合物(如碳化铁)的方式存在。放开视野,金、银、铬、锰、铝等金属元素均不以“金素”、“银素”、“铬素”、“锰素”、“铝素”等词组单独存在或构成派生词,非金属元素氧、氮、硅、磷、硫、氯等也不以“氧素”、“氮素”、“硅素”、“磷素”、“硫素”、“氯素”等词独立存在或构成派生词,“碳素”一词是否值得推广延续,并形成派生词“碳素材料”、“碳素工业”等,可商榷。若碳素材料、碳素工业的词义脱离“含碳元素的材料”而转义为含“碳单质”的材料,“以碳单质为基础的工业”,似更不可取,因碳的单质不叫“碳素”,见下述。②又指碳的单质,同金、银、铜、铁、锡、氧、氮、磷、硫、氯等元素名称同时也是单质名称。“碳单质”,构词法同“碳元素”,可单独用,不用于组词。偶见“碳质”一词,可视为“碳单质”的缩合词,不是化学术语,建议废止。强调某物料、材料、制品主要成分为碳单质,当可以碳为词素组成派生词,因此,我认为“碳砖”、“碳电极”、“碳纤维”、“碳材”等词均合情合理,似可成立。对比:“炭砖”与“碳砖”,同物异名。前者强调以“炭”为原料的“炭制品”,后者强调以碳单质为基本成分的制品,似都可成立。对比:“碳纤维”与“炭纤维”,前者是科技术语,意即以碳单质为基本成分的纤维,词义明确,无可非议;若考虑到这种纤维虽不是用“炭”制作的,却是燃烧黑色产物,色黑似炭,似也可成立,但我不认为是科技术语。同理,我认为“炭材”和“碳材”均可成立。③碳元素形成的化合物以碳为词素构成。不赘述。上面讨论“炭”的词义,没有如魏文给出的“炭”是不纯的“碳”的内涵和蒋文说的“炭”是混合物的内涵,因为我认为“炭”不是化学术语,是先于碳的古词,对它的词义的理解,主要应从“黑色燃料”理解,由该词义而泛化,从燃烧可燃物得黑色物质而有炭黑,从色似炭而有炭疽,从取材于炭而有炭膜、炭砖,组词之初衷未与其化学成分是不是单质碳相联系。尽管现今已经得知木炭、煤炭、焦炭、炭黑、活性炭等的主要化学成分是碳元素或碳单质,但不能以此为理由用炭为词素构词。反之,若词义源自碳单质,在得知其化学组成为碳单质的新词,理应以“碳”为词素构词,故有以碳为主要化学成分的纤维——碳纤维。至于某以碳为基本化学成分的材料、物质或制品,纯与不纯,是纯净物还是混合物,与该不该以碳为词素组词,毫无关系。世界上没有绝对纯的物质。“纯”是相对的。工业纯、化学纯、分析纯……光谱纯、超纯……有不同水平的纯,都不是100%的纯。即便是理论上的100%的纯水,还有同位素异构分子存在,相对于100%的1H216O,仍不纯。纳米碳管纯不纯?不纯!杂质、填充物,都有,欲得高纯,很难,只因它的基本成分是碳单质,是碳单质的管状物,尺寸为纳米级,故名之。纳米碳管现有4种合成法,经常得到复合物,如填有镍、铁、锡、硒、硫、碳化钼等等,还是叫纳米碳管,不因此改成纳米炭管。以碳(单质)为主词,以性状修饰之,当有管碳、球碳等新词,构词法同单斜硫、晶体硅、灰锡、白锡。若将木炭改为木碳,活性炭改为活性碳,意为以木材为原料制备的碳单质,具有吸附活性的碳单质,构词法同岩盐、蛋白酶,从构词法角度,也可成立,只不过已经有了自古以来的老词,何必多此一举,以不改为好。反之,若不坚持我国化学界的化学命名法传统,来个改革,废止“碳”字,以古字“炭”代之,则“炭”的词义将有:①第6号元素;②第6号元素的单质;③第6号元素的化合物(均以“炭”的词素派生)。否则,有以上三义者及由此派生的新词均宜用“碳”字而不用“炭”字,仅需保留已广泛应用的不强调以碳单质为化学成分而符合本文所述以炭为词素的普通词,这是这篇文章的结论。最后,应附注,以炭代碳,以及类似的取消大量化学用字的想法,决非空穴来风,正在非科技界酝酿中,愿作另文探讨。
摘要 对照两岸航空名词可以发现某些差异及其形成原因和状态。本文列举了一些重要名词上的差异,并通过航空名词委员会送审稿中“航空器”栏目为例,找出其同名和异名的比例,进一步反映出当前的差异程度。一、参照的《名词》台湾于1980年和1996年先后出版了由台湾“国立编译馆”编行的《航空太空科学名词》、《航空太空名词》。1980年版由台湾航空太空学会主持。1996年版由台湾成功大学航空太空研究所主持修订,考虑到包括了民航、医学、法律等不同领域的重要名词,为求名实相符,改名为《航空太空名词》,书末增加了英文首字母缩略语。这两个版本都以英汉对照形式出版,选词较为广泛,也列进了某些跨学科的名词,纳入的新词尚不多。大陆于1993年组建起航空名词审定委员会,起动了航空名词定名、定义的规范化工作,1998年5月完成了送审稿上报待批。二、航空名词演进中的线索海峡两岸名词在历史演进过程中有如下的几条线索。1.20世纪40年代末期留传的传统科学技术上的名词始终保持了一致,无大变化,即在基本的空气动力学、飞行原理、机体构造、活塞式发动机、机电设备、仪表无线电、航空气象、航空医学、机场等方面的传统词汇都相同。2.由于名词的来源不同,取用不同外来语或同语种不同词汇导致译名不同。例如台湾根据英语wave off定名“重飞”,大陆根据英语go-around定名“复飞”。台湾根据Business aircraft定名“商务飞机”,大陆根据executive airplane定名为“公务机”(但两者概念上并不完全相同)。3.50年代大陆引入苏联飞机及其航空技术,部分地采用了俄文译名。其中某些名词使用一时,后来不用了。例如当时把飞机上的仪表、电气设备统称为“特种设备”。但某些名词沿袭至今,尚有遗迹可见。例如仪表着陆系统的“航向台”是从俄译得名的。台湾根据其英文localizer定名为“定位台”或“左右定位台”比较确切,因为它只能决定飞机在引导波束(即跑道沿长线)的左方或右方。“航向台”一词没有科学性确切性。4.大陆译名都以普通话用词为准,而台湾的南方人(包括上海、江浙人)较多,其习惯用语和选词不同。例如台湾用方向舵脚踏板(上海话),大陆用方向舵脚蹬(普通话)。5.大陆经过文字改革采用简体字后弃用了某些字或将某些近义的同音字作了筛选。例如台湾用“通讯”,大陆用“通信”,台湾用“矽”,大陆用“硅”。6.某些词双方针对自己专业下功夫,进一步精确化,从译名变为定名,例如大陆对spin从一般性“螺旋”改为“尾旋”,对laser定名为“激光”,台湾对quality采用“品质”,debug称“除错”。7.日新月异的技术进展出现了许多新技术、新学科、新行业,由此涌现的许多新名词在两岸的差异越来越大,这是对名词差异影响最大的一个因素。例如jet airplane,台湾称“喷射机”,大陆称“喷气机”。又如“太空”、“飞弹”和“航天”、“导弹”之间更拉开了距离。从晶体管、集成电路、数字计算机、网络化到信息时代,新技术译名上颇不一致,影响着航空电子、飞行控制等各个领域的名词。8.近年来各自受到交叉行业、交叉学科名词的影响而变异,即为了和其他行业或学科的名词靠拢因而改变了航空界原用名词的例子也不少。例如大陆上电子和自动化已将simulator定名为仿真器,使得航空上也从惯用的模拟器改为仿真器,然而“飞行模拟机”一词在航空界久有历史,巍然不动。又如turbulence一词有湍流、紊流、扰动、扰流、颠簸等各种称谓,涉及流体力学、空气动力学、飞行原理、气象学等各个领域,靠来靠去,双方仍都为一义多词,较难统一。此外设计制造部门和应用部门的用词不同,空军和民航的用词不同,即使民航内部航务部门和商务部门之间的用词也不尽相同。例如航务部门习惯用“机场”、“离场”,而商务部门习惯用“航空港”、“离港”,两岸都有此情。9.近年来两岸已进行着某些领域的名词交流,对一些名词的定名已取得共识,这是好事,但因此也造成双方存在一些一义多词的不稳定状态。例如payload,台湾称“酬载”,大陆上常用“业载”或“商载”,近来也用“酬载”。10.受香港语汇一定的影响。例如Airbus在大陆称为“空中客车”,台湾随香港称其为“空中巴士”,结果和出租飞机air taxi混淆不清了。三、存在差异的状态1.重要名词差异举例主要由用词习惯上的不同而引起,例如台湾习惯用“飞航”一词,而大陆对“飞行”、“航行”、“空中交通”等各有定义,不相混用。以下列举一些重要和较为常用的一般性名词(见表1):注:1)早期没有出现仪表着陆系统(ILS)时从脱离航路进入终端区开始直至着陆的全过程都称进场,有了ILS后从截获ILS信号后的过程称为进近。2)两岸航空界一致用“航向”,但航海界一致用“首向”或“头向”。航海界的用词较科学和确切,因为在有风时“航向”是一个模糊概念,看来台湾有意向航海靠拢。3)大陆电子界用“语音”,仅航空通信界习惯用“话音”。4)虽然大陆电子、自动化专业定名为“仿真”,航空上也在靠拢,但计算机专业和民航界仍按约定俗成,沿用“模拟”。2.定语、状语习惯差异举例由于习惯上对表明程度大小等修饰词的用语不同,形成了许多复合名词不同,以下举例对照(见表2):3.复合名词中的差异由于基本名词上的不同,加上定语、状语等修饰词不同,以及简繁表述上的不同,表述顺次上的变化,使组合以后形成的复合名词差异更多,尤其是许多缩略语的译名上更难一致。不论从字面上硬译的或从定义概念去理解的均有差异。前者(字面)如GPWS,台湾译为“贴地飞行警示系统”,大陆译为“近地警告系统”。后者(概念)如ETOP,台湾称“延远跨水飞行”,大陆称“双发延(扩)程飞行”,概念上都正确,台湾取义上强调其跨水特点,大陆强调适用于双发动机的飞行运行。四、以“航空器”栏目为例的差异分析试从我们于1998年5月完成的《航空名词》送审稿中“航空器”栏目为例和1996年台湾版《航空太空名词》对照比较作为分析的例样。该航空器栏目中共有名词232个,按英文名词能和台湾名词两相对应的175个,对应名词中完全相同者97个,不同者78个,不能互相对应者57个,舍弃不计。因而两岸定名相同者占56%,不同者占44%,说明两岸名词的差异较大。如果从航空电子、制导等新技术成分较多的栏目中看,可能差异更大,很有必要增加交流和逐步靠拢。现将两岸不同的78个名词列表于后(参见表3,4,5,6),可以看出其差异的所在及其程度,以供参考。注:1)民航惯用regional airplane对应支线客机;2)民航曾采用corporative aircraft对应公务飞机。* 周其焕教授是航空名词审定委员会委员。
摘要 本文基于美国“911事件”后国际社会对生物恐怖威胁的关注,围绕生物武器和生物战剂的概念、类型、特点、对人类社会的威胁以及如何进行预防等问题进行了探讨,阐述了我国政府对生物武器的严正立场。近年来,随着现代生物技术的发展,遗传工程已被用于研制新型生物武器。生物武器一旦投入使用,其杀伤和毁灭效能将远远超过现有的各种武器。它不仅可以被冲突中的军队使用,也可以被恐怖主义组织或极端组织所利用。生物武器不仅仅针对人,它还可以针对植物或牲畜,以损害一个国家的经济潜力并间接地损害一个国家的民众。生物武器能破坏社会稳定,使民众陷入恐慌,从而扰乱国家的正常秩序,大大削弱对方的战斗力,破坏和瓦解其战争潜力。所谓生物武器(旧称细菌武器),是指以生物战剂杀伤有生力量和毁坏植物的武器,包括装有生物战剂的炮弹、航空炸弹、火箭弹、导弹弹头和航空布洒器、喷雾器等。而生物战剂(旧称细菌战剂),则是指用以杀伤人、畜和破坏农作物的致病微生物、毒素和其他生物活性物质的统称,它是构成生物武器杀伤威力的决定性因素。生物战剂中的致病微生物是有生命的物质,一旦进入机体,即能大量繁殖,其代谢产物能破坏机体的正常功能,导致发病或死亡。毒素是细菌或真菌在一定条件下产生的有毒蛋白质,没有生命,很小量即能引起人、畜中毒或死亡。生物活性物质是正常机体自身产生的调节生理和心理功能的物质,如过量或比例失调,即能使人的生理、心理或行为失常。按照生物战剂的性质划分,可以分为细菌类,如鼠疫杆菌、炭疽杆菌、霍乱弧菌、布氏杆菌等;病毒类,如黄热病毒、委内瑞拉马脑炎病毒、天花病毒和马尔堡病毒等;立克次体类,如Q热立克次体、流行性斑疹性伤寒立克次体等;衣原体类,如鸟疫衣原体;毒素类,如肉毒杆菌毒素、葡萄球菌肠毒素等;真菌类,如球孢子菌、组织包浆菌等。按照生物战剂对人、畜危害作用的大小来划分,可以分为致死性战剂和失能性战剂两大类。致死性战剂造成人或牲畜病死的概率很高,通常可以达到50%以上,有些高达90%以上,如炭疽杆菌、肉毒杆菌毒素等。失能性战剂是指对人畜造成危害,使其暂时失掉战斗力的生物战剂。这类战剂也会致人死亡,但病死率不到10%,委内瑞拉马脑炎病毒和布氏杆菌就属于这一类。按病毒有无传染性划分,可划分为传染性和非传染性战剂两大类。传染性战剂的传播速度很快,会对流行区域内的居民构成很大的威胁,如鼠疫杆菌、天花病毒等。非传染性战剂只对染毒者起作用而不会传染给他人,肉毒杆菌毒素就属于非传染性战剂。概括起来,生物武器具有以下特点:1.杀伤力强。生物武器与化学武器同属于非常规武器,但生物武器比化学武器杀伤力更大。化学武器是通过载体(导弹、飞机、炮弹等)播散毒药,人体接触或吸入这些毒药后,会造成不同程度的生理功能紊乱,严重者会致命,但化学毒剂自身不能复制。而生物武器传播的则是各种致命的微生物,它们侵入人体后,以几何级数繁殖。因此,生物武器远比化学武器可怕。2.作用范围广。在核、化学、生物武器等大规模毁灭性武器中,生物武器的单位重量的面积效应最大。据世界卫生组织测算,在1架战略轰炸机对毫无防护的人群所进行的袭击中,飞机所载核、化学、生物武器的杀伤面积分别是:1枚百万吨梯恩梯当量级核武器为300平方公里,15吨神经性毒剂为60平方公里,10吨生物战剂则高达数千平方公里。3.具有潜伏性。由于病毒或细菌难以发现,生物武器的伤害并不是马上就显现的,它可能会在几小时、几天、甚至更长时间以后发作,从而使被攻击者停止战斗行动。4.造价低廉。相对其他传统武器与非常规武器,生物武器造成同等伤害所需要的成本最低。以1969年为例,当时每平方公里内导致50%死亡率的成本分别为:传统武器2000美元;核武器800美元;化学武器600美元;生物武器1美元。因此,有人将生物武器形容为“穷国的原子弹”、“富国的省钱武器”。5.易于生产。与常规武器和核武器不同的是,生物武器可以在任何地方研制和生产,农场、医学研究机构,甚至在家里都可以进行。联合国在波斯湾战争后对伊拉克进行了多次武器检查,便在6个民用场所发现了生物武器。6.传播途径多。生物武器可以通过气溶胶、牲畜、植物、信件等释放传播。只要把100公斤的炭疽芽孢通过飞机、航弹、老鼠携带等方式释放散播在一个大城市,300万市民就会感染毙命。7.危害时间长。生物战剂一旦释放后,可在该地区存活数十年。例如炭疽芽孢具有很强的生命力,可数十年不死,即使已经死亡多年的朽尸,也可成为传染源。其孢子可以在土壤中存活40年之久,并且极难根除。生物武器给对方造成危害的程度,与对方的防护能力密切相关。一个国家要应对“生物恐怖”,首先要有大量的疫苗储备,配以充足的药物和手段,以对付一系列突发事件。其次,要完善生物武器防御体系,建立完整快捷的预防、报告、检测、治疗系统。如:收集、分析生物技术新进展和生物武器的研究动向,研究防护对策;在军队和居民中普及生物武器知识,进行防护训练;建立、健全监测系统,测量大气中微生物的数量,做到早期发现和报警;加强各级卫生防疫机构的建设,提高对微生物检验的能力,增加防疫药械的储备,等等。为防止遭受生物武器攻击地区传染病的发生和蔓延,可以采取封锁,医学观察与留验,隔离与治疗,免疫接种与药物预防,消毒、杀虫与灭鼠等措施。生物武器由于其巨大的杀伤力,和核武器、化学武器一样属于非常规武器,其开发与使用受到了国际社会的密切关注与严格控制。1972年4月10日,《禁止生物武器公约》得以签署,并宣布于1975年正式执行。然而,由于这一公约中仍留有“允许少量生产防御物质”的内容,给某些蓄意研究各种新型生物武器的国家留下了“合法”的借口。截止目前为止,拥有生物武器的国家有17个,一些恐怖组织也逐步掌握了生物武器技术。中国曾饱受生物武器之害,一贯反对使用生物武器,是《日内瓦议定书》的缔约国,并于1984年11月15日加入《禁止生物武器公约》。中国支持该公约的宗旨和目标,主张全面禁止和彻底销毁包括生物武器在内的一切大规模杀伤性武器。中国政府在不同场合多次郑重声明:中国从未,将来也不会生产和拥有这类武器。
介入放射学(Interventional Radiology,IVR)是以影像诊断为基础,在医学影像诊断设备(DSA、US、CT、MRI 等)的引导下,利用穿刺针、导管及其他介入器材,对疾病进行治疗或采集组织学、细菌学及生理、生化资料进行诊断的学科。介入放射学的创立与发展是基于20世纪60年代塞尔丁格(Seldinger)创用的经皮穿刺插管技术和70年代初逐步完善起来的经皮穿刺针技术。1967年美国放射学家马古利斯(Margulis)在《美国放射学杂志》(AJR)上最早提出《Interventional Diagnosticm Radiology:A New Subspeciality》,但是介入放射学(Interventional Radiology)一词被学术界广泛认可是在1976年,华莱士(Wallace)在《Cancer》杂志上以“Interventional Radiology”为题系统地阐述了介入放射学的概念以后,并于1979年在葡萄牙召开的欧洲放射学会第一次介入放射学学术会议上作了专题介绍,此命名被国际学术界正式认可。国内学者对这一名称的翻译也多种多样,诸如“手术性放射学”、“干涉性放射学”、“治疗性放射学”、“侵入性放射学”等,也有叫“导管治疗学”的,但多数学者愿意接受“介入放射学”这一名称。介入放射学是独立于内科、外科的第三学科,它既有外科手术特点,又有内科治疗机理,更有影像诊断综合知识,加上它所特有的穿刺、导管、导丝、球囊及支架等操作技能互相结合而成,它在许多方面或对某些疾病有内、外科所不及的作用,为临床上许多棘手问题开拓了新的解决途径,使一些难治或不治之症有了新的治疗方法。由于它有微创、高效、安全、并发症少、恢复期短、可重复性强和不破坏原解剖结构等优点,因而成为部分中晚期癌症、血管性疾病、心脏瓣膜狭窄、创伤性出血、椎间盘突出、非血管管腔狭窄等不少疾病的首选诊疗方法。它所覆盖的范围广,包括神经、循环、消化、呼吸、骨骼、泌尿、内分泌、妇产科、耳鼻喉乃至眼科等各个系统。介入放射学是临床医学和医学影像学相结合的产物。目前,介入放射学借其应用领域分为“血管性介入放射学”与“非血管性介入放射学”。前者包括有:血管成形术、治疗性栓塞、溶栓治疗、局部灌注治疗(或化疗加放疗)、局部血液采样、血管内异物取出、心脏、大血管疾病的治疗等;后者包括有:经皮穿刺活检、经皮穿刺引流、经皮硬化治疗、经皮造瘘、经皮取石(或异物)、经皮管腔扩张成形或经口腔、鼻腔、肛门、尿道插管行管腔扩张成形及瘘道栓塞等。一、血管性介入放射学血管性介入放射学是研究在医学影像引导下经皮经血管行介入性诊断和治疗的学科。(1)血管栓塞术:将能够引起血管腔暂时性或永久性阻塞的物质,通过导管释放入病变血管或病变的供血动脉内,阻断血流,以达到治疗疾病或外科手术中减少出血的介入放射学技术。用于治疗:①各种原因引起的脏器出血;②良、恶性肿瘤手术前栓塞;③晚期恶性肿瘤供血动脉栓塞;④动静脉畸形、动静脉瘘、血管瘤等血管性疾病;⑤未闭的动脉导管;⑥脾功能亢进、甲状腺功能亢进、子宫平滑肌瘤等。(2)经皮血管腔内成形术(PTA):也称经皮血管扩张成形术,是治疗因动脉粥样硬化斑、大动脉炎、纤维肌肉增生、先天性大动脉膜性狭窄、时间较久的血栓形成、血管吻合术等因素引起的血管腔狭窄或闭塞的首选方法。PTA是建立在同轴导管与球囊导管基础上的。金属支架的出现克服了球囊扩张成形术后早期出现再狭窄的缺点。(3)下腔静脉滤器植入术:用于预防下肢深静脉血栓脱落引起的致死性肺动脉栓塞。(4)血管内药物灌注:用来治疗恶性肿瘤、血管痉挛以及血栓。(5)心脏介入放射学:又称介入性心脏病学(Interventional Cardiology),是运用介入放射学技术对心脏疾病进行诊断和治疗的新兴学科。包括心脏瓣膜扩张成形术、冠状动脉狭窄扩张成形术、未闭动脉导管栓塞术、粥样斑块旋切术、顽固性心动过速经导管消融术、房间隔缺损经导管关闭术、经皮肺动脉瓣狭窄球囊导管扩张术、肺动静脉畸形栓塞术,以及栓塞体肺循环侧支治疗严重的法洛四联症等。(6)神经介入放射学(Interventional Neuroradiology):又称治疗性神经放射学(Therapeutic Neuroradiology)或血管内神经外科学(Endovascular Neuroradiology),是综合神经影像学、神经手术学、神经病学及耳鼻喉科、颌面整形等多学科技术,在医学影像学引导下对神经系统部分疾病进行直接诊断和治疗的新兴学科,包括脑脊髓动静脉畸形、颅内巨大动脉瘤、硬膜动静脉瘘、颈动脉海绵窦瘘等的栓塞治疗,脑膜瘤术前的辅助治疗、经皮血管成形术、动脉内药物灌注溶栓治疗和局部化疗。二、非血管性介入放射学非血管性介入放射学是研究在医学影像引导下经非血管途径行介入性诊治的学科。(1)穿刺活检:在影像学仪器导引下,将穿刺针经皮穿至机体的病变部位,进行抽吸或切割病变组织或体液,以获取病理学、生化学、细菌学标本,达到诊断或鉴别诊断的目的,或抽吸出病变组织及液体,或注入药物达到治疗疾病目的的技术。这项技术已成为肿瘤、囊肿、血肿、体腔积液、脓肿、椎间盘突出等疾病简便快速、有效安全的诊断或治疗方法。活检范围从肺穿刺到纵隔、肝、胰、肾、骨骼、肌肉、乳房、淋巴、腹膜后、甲状腺、脑、脊髓与盆腔等多处部位。近来又有在X线透视下经静脉和导管活检技术。(2)穿刺引流术:将脓腔、气腔排空,促使组织恢复新生,避免功能损害。经皮脓肿引流术、经皮胆道内引流治疗恶性阻塞性黄疽。(3)囊肿抽吸及硬化治疗:用于治疗肾囊肿、肝囊肿、胰腺假性囊肿、肝包虫囊肿。(4)经皮造瘘:又称造口术,通常指对受阻的管腔建立与体外相通的瘘口,以便机体暂时得到改道运行排导,避免因梗阻造成严重功能损害,但它并不建立正常运行通道,只能作暂时性或永久性姑息治疗。(5)腔内成形及支架植入术:将因外伤、肿瘤、放射损伤或手术疤痕等引起的狭窄通道扩大,使之通畅无阻。一般均用球囊导管扩张,如球囊导管扩张食道良、恶性狭窄,食道胃吻合口狭窄和胃肠吻合口狭窄、梗阻性黄疸等。支架植入通常指金属丝编织成的支撑管,放在狭窄的腔道处时,凭其弹力或记忆张力扩张,或被动地由球囊使其扩张,解决狭窄的通道,通常用于球囊扩张无效的病例。如:食管支架、胆管支架、气管支架、尿道前列腺支架、鼻泪管支架等。对于塑料制成的管状支架,通常称内涵管。(6)异物抓捕术:在影像监导下用异物钳、取石篮、抓捕器等将管腔内异物如结石或导管断段取出。(7)管腔疏通术:将因病变造成的管腔梗阻处,通过特殊的导丝导管开通闭塞管腔称再通术。如:输卵管再通术。(8)椎间盘减压术:经皮穿刺椎间盘摘除术。(9)转流术:将腹水引流入静脉称为转流术。(10)神经阻滞术:经皮神经丛(节)阻滞术包括腹腔神经丛、胸交感神经节与腰交感神经节阻滞术。此外,经皮椎小关节阻滞和根周浸润及足、踝局麻剂注射也均为周围神经阻滞。用无水乙醇封闭神经节或神经丛,为恶性肿瘤患者止痛。(11)瘤体内治疗:经皮瘤体内注射酒精、醋酸、化疗药、热水或导入微波、激光、射频消融、冷冻消融、放射性核素、免疫或基因治疗等。
惊悉粟武宾教授因心脏病突发,于2001年11月24日不幸逝世,我们与粟教授共事多年的同仁们,个个肝肠寸断,悲痛万分。近20年来,粟教授倾注全部精力,投入我国术语学研究和术语标准化工作。术语学是一门涉及语言学、逻辑学、信息学和标准化等多学科的交叉边缘学科,一般人不敢轻易问津,但粟教授筚路蓝缕,披荆斩棘,坚韧不拔,为创立我国术语标准化的事业作出了突出贡献,成为我国术语标准化工作的开拓者和奠基人之一。她的逝世是我国术语学界和术语标准化工作的一大损失。是她,通过各种方式,把国际术语标准化的基础理论和最新成果全面系统地介绍到我国。这不仅填补了我国术语规范化和标准化领域的空白,而且也使我国语言文字工作者有可能同国外术语学界交流学术成果。是她,在国内大力推广术语规范化和标准化的工作,并在工作中与相关单位的领导和国内有声望的学者结下了深厚的同志情谊。是她,对我国科技名词审定事业给予了极大支持和关注,提出了很多有益的建议,为推动这项事业的发展作出了积极的贡献。是她,大力促进我国术语学界同国际术语组织的合作,加强了我国同奥地利、德国、加拿大、日本等国术语工作的协作,努力使我国术语工作同国际接轨。是她,十分关注我国少数民族术语标准化工作,向国家民委等有关单位倡议,启动了蒙古语、维吾尔语、藏语的术语标准化工作。是她,考虑到海峡两岸术语的统一对推动海峡两岸的科技、经济、文化交流的重要性,积极促进海峡两岸的术语工作的交流。是她,十分关注我国术语数据库的建设工作,积极协助中国大百科全书出版社等单位创建我国的术语数据库。是她,积极促成编纂和出版《质量·标准化·计量百科全书》,使我国质量标准化工作有了第一部权威工具书。粟武宾教授在工作上不知疲倦、呕心沥血,在生活上十分简朴,品性耿直,待人真诚,足堪表率。她的不幸逝世使我们痛失了一位长期共事的老同志,好战友。安息吧!我们敬重的粟武宾教授。叶柏林 潘书祥 龚莉 黄鸿森 全如瑊 王渝丽 王人龙 梁丽华 邬江 周长青等
全国科学技术名词审定委员会与奥地利国际术语信息中心(InfoTerm)于今年签订了双边合作协议,并通过国家科学技术部纳入了中奥科技合作项目。该项合作旨在以双方现有的术语数据资源为基础,开展术语资源的增值性(Value-added)推广应用。为此,奥地利国际术语信息中心主任、国际术语网(TermNet)主席加林斯基(Christian Galinski)先生再次对全国科学技术名词审定委员会进行了访问。在访问期间,加林斯基先生为中国的术语工作者作了题为“国际术语学的新进展以及术语的市场化问题”的报告。他在报告中讲道,传统的术语工作通常在个别的或少数几个专家之间,或者由术语员、术语编纂人员特别是词典编纂人员进行,后来发展到由术语工作者和学科专家联合开展。但是那时候的术语工作是相对封闭和独立的,所处理的术语内容也主要以文字为主。而今天随着科学技术的发展,尤其是信息技术惊人的进步,术语工作在技术手段上朝着网络化和建立知识工程数据库,在工作方式上向着以分散式(而不是以集中会议)为主与多层次间的相互合作,在术语数据方面追求可利用性、互操作性、多语言和多媒体等方向发展。在谈到术语的市场问题时加林斯基先生说,随着经济全球一体化的趋势与科学技术的进步,作为知识载体的术语在各行各业的作用变得越来越重要。术语为各类用户所能提供的服务可以是术语咨询、术语培训、术语数据库与术语知识工程的维护等多种形式。比如术语咨询服务可以包括如何使用各类标准、如何使用术语工具、如何针对具体项目进行术语管理等等。这已经是许多发达国家正在开展的术语活动。他举例说,一部小小的移动电话,它的技术说明和使用手册就可以是一部著作,而其上某个按钮的功能说明也许会在这种文字说明中出现若干次。这其中术语使用的正确性和一致性是保证该产品质量的重要组成部分,影响着对用户提供服务的质量,进而影响着产品的销售和竞争能力。有研究表明,高质量的术语工作最终为企业带来的利益是成本的大幅度下降。中国目前已经加入了世界贸易组织(WTO),不论是将要出口到世界还是将要从世界进口的产品在许多方面都会加有更加严格苛刻的要求,因此对术语服务的需求注定是十分巨大的。在与全国科学技术名词委员会事务中心的业务座谈中,加林斯基还具体对术语工作的模式发表了看法。他说,以往某个术语机构特别是代表国家权威的机构,都采纳的是下述模式,即由一定数量的术语工作人员围绕着一定的术语数据库系统在开展术语的研究,他们的研究成果通过术语数据库或其他出版形式面向广大的术语使用者。这种术语工作必须花费大量的投资来维护术语数据库系统和从事术语工作的人员,而另一方面这样的术语工作是相对封闭的,需要宣传推广方为用户所知,要从用户获得回报是艰难和被动的。目前,上述模式正在改变。在将来理想的工作模式下,术语管理系统是通过因特网联系起来的分布式数据库,只有少量的专业术语工作人员和维护人员进行系统质量监控与管理。从事术语工作的人则是众多的学科研究人员和专家,各个专家也是通过网络与术语数据库系统相连。这种模式的特点在于,学科专家既是术语内容的创作者又是术语的忠实的用户,即他们在工作中不仅可以创制术语数据,而且同时需要使用大量的其他术语资源——需要术语服务。因此,他们在提供术语内容的同时也能通过网络共享了大量其他术语资源,其所做的术语工作由此得到了回报。另一方面,少量的系统质量监控与管理人员还可以为专家的术语工作提供各种各样的帮助。而不断充实、增加的术语资源还可以进一步利用进行增值性的开发,制作出多种多样的术语产品。这些产品面对的则是更为广泛的用户,所得到的收益则反过来全部用于系统质量监控与管理的设备和人员成本。目前世界上许多著名的术语数据库体系正在朝着这一方向发生着改变。当然这种改变是不可能一蹴而就的,在开始阶段还是需要有相当的资金投入。但是从发展的角度看,术语工作新的模式不久便会显示出它的优势,并具有巨大的市场竞争潜力。加林斯基的这次访问无疑对我们术语工作今后的进步具有建设性的意义。(周长青)