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要： 今年初中共中央发出的第3号文件，提出了《中共中央关于进一步繁荣发展哲学社会科学的意见》。文件指出：“在全面建设小康社会、开创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事业新局面、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历史进程中，哲学社会科学具有不可替代的作用。必须进一步提高对哲学社会科学重要性的认识，大力繁荣发展哲学社会科学。”为了落实中央繁荣哲学社会科学的精神，规范社科术语的问题已经提上日程。可以非常肯定地说，推进实现社会科学术语的规范化，是繁荣发展哲学社会科学诸多工作中一项非常重要的基础性的任务。
语言是思想的表达，术语是学问的凝缩。术语是语言的一部分，术语是学术的语言。为了更好地传播知识、技能，进行社会文化、经济交流，提高学术研究和成果扩散的效率，必须选择使用规范化的术语以指称所要表达、传播的思想。不同的概念要用不同的术语来说明，惟其如此，才有展开真正学术意义的讨论的可能。随着社会的发展进步，新概念大量涌现，必须用科学的、规范的方法定义、指称这些概念。《中共中央关于进一步繁荣发展哲学社会科学的意见》当中强调，“社会主义现代化，应该有发达的自然科学，也应该有繁荣的哲学社会科学。”由此可以看出，相对于自然科学的“发达”而言，哲学社会科学发展的目标定位在“繁荣”。所谓繁荣，当然是指学术空气、学术思想的繁荣，提倡百花齐放，允许百家争鸣。争鸣就是多种学术观点的表达。然而，在这些“争鸣”当中用以表述概念和事物本体特点、特征的语言词汇必须具有“规范化”的属性。用一句话概括，可以这样说：“社科术语规范化，不是统一思想，而是同一语词表达。”
一、科学文明与术语传统相伴而生
我们党历来高度重视哲学社会科学。党领导下的哲学社会科学工作对于中国革命、建设和改革开放发挥了极其重要的作用。中国共产党的这一优良传统，实质上就是对中华民族伟大文明的延续和传承。
中华民族具有古老的科学文明和悠久的术语传统。在术语思想方面，以孔子、荀子为代表的先贤哲人一贯强调“正名”，提倡“名正言顺”。他们的这些思想，即使以现今时代的眼光审看，仍然具有积极意义。作为世界文明古国，中国古代的科学技术十分发达，在科学技术的发展史上曾经占据重要地位，其科技名词术语的出现也是最久远的。在殷商时代，甲骨文中即用“今日、今夕”表示当天，用“昔”表示过去，用“旦”表示上午，“夕”表示下午。^[1]早在两千多年前，中国的第一部辞书《尔雅》中就收列了不少术语，包括人文科学、应用科学、自然科学初始的名词概念。唐代《一切经音义》注释了佛教用语。北宋年间的《营造法式》规定了建筑业的术语。明代李时珍的《本草纲目》命名了大量动物、植物和矿物。徐光启在《农政全书》中创造了大量农业、土壤和水利工程方面的术语。宋应星的《天工开物》中有大量工程技术术语。其他如清代的《格致镜源》以及1936年编纂完成的《辞海》等大量著作都表明我国在术语工作方面早已存在严密的命名和释义原则，其术语反映了概念，而且不少术语的释义采用了定义式的方法。从元代开始，西学东渐使西方近代科学技术的概念大量引进中国。1583年意大利传教士利玛窦(Ricoi .Matthleu)来华以后，中国学者翻译了大量西方科学著作，如《几何原本》、《天文举要》、《测量要义》、《金石鉴别》、《地学浅释》、《化学鉴原》、《天演论》等等。在这些译著中，简明、精确地创立了一批反映科技新概念的译名。^[2]在外语辞书方面，早在明代，就有《华夷辞典》问世，其中译有西天语(梵语)、阿拉伯语等基本词汇。^[3]
术语随科学的发展而发展，随知识的传播与交流而出现规范统一术语的需求。1904年，由杜亚泉(1873～1933)翻译并由商务印书馆出版了中学教科书《植物学矿物学》和《最新矿物学》，其中引进、创造了很多新矿物名称和名词术语。^[4]1908年商务印书馆出版了《物理学语汇》、《化学语汇》，这是中国最早出版的审定科学词汇。1915年中华工程师学会出版的《华英工程字汇》，是由中国学者自编的最早出版的专科辞书之一。这本书的编译，花费了中国杰出的铁路工程师詹天佑先生将近二十年的时间。^[5]
中国历史上第一个从事科技名词审定的专门机构成立于清朝末期的宣统元年(1909年)，当时在大学部设立了科学名词编订馆。^[6]辛亥革命胜利后的1912年，江苏教育会的理化教授研究会审定了物理和化学名词；中华医学会组织了医学名词审查会；1915年相继审定了化学、物理学、数学、动物学、植物学、医学等学科的名词；1918年中国科学社起草了科学名词审定草案，1919年成立了科学名词审查会；^[7]1928年成立了译名统一委员会。截至1931年，共审定各学科名词(草案)14部。形成了中国科技名词统一工作史上的第一次小高潮。1932年国立编译馆成立，在当时的教育部主持下组织专门队伍开展了多学科的名词术语审定。^[6]1938年提出了《算学名词汇编》，经有关部门推行使用。截止到1949年底，审定了包括经济学名词(3625则)在内的科学技术各学科名词草案近60种，^[7]形成了中国科技名词术语统一工作的第二次高潮。新中国成立后，党和政府十分重视科技术语的规范与统一。1950年委托中国科学院编译局接管了原国立编译馆审定的各类名词术语草案，并于1950年4月6日批准成立了学术名词统一工作委员会，任命当时的中国科学院院长郭沫若先生为主任委员。这个委员会归属在政务院文化教育委员会下，分设自然科学、社会科学、医药卫生、时事、文学艺术五个组。截止20世纪60年代，审定、公布、出版了各学科名词术语百余种。^[6]在“文化大革命”期间，名词审定工作中断，直到20世纪80年代中期才得以恢复。回望历史，找寻社会科学术语规范的足迹，我们注意到一个鲜明的事实：只有在国运昌隆的时代背景下，才能期待术语，尤其是社会科学术语规范事业的振兴。
二、术语规范工作是社会进步的晴雨表
繁荣科学，术语是纲，强调规范，纲举目张。术语是科学的基础，而科学技术的发展、社会的进步必定要求术语规范的支持。从某种意义上说，术语规范工作开展的深入程度，正是反映社会发展和进步程度的晴雨表。从历史上看，经历了“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以后的中国，百废待兴。当时国家看到了名词工作的重要性，还有几位在“文化大革命”之前从事名词工作的同志给中央领导写信，要求国家成立名词工作的机构，并且国务院万里、方毅、张劲夫、李鹏等许多领导人都对一份有关的文件作了批示，由中国科学院组织、促进全国自然科学名词审定委员会的成立。名词委的正式成立与其说是名词工作的进步，不如说是科学进步的一部分，因为名词工作是科学的一部分。看到了落后，就要奋起直追。^[8]
全国科学技术名词审定委员会(简称全国科技名词委；原称全国自然科学名词审定委员会)是国务院授权、代表国家审定和公布科技名词的权威性机构，1985年4月正式成立。此后掀起了中国科技名词工作新的高潮。国务院于1987年8月12日明确批示：经全国自然科学名词审定委员会审定公布的名词具有权威性和约束力，全国各科研、教学、生产、经营以及新闻出版等单位应遵照使用[国函(1987)142号]。1990年6月23日，国家科委(现国家科学技术部)、中国科学院、国家教委(现国家教育部)、国家新闻出版署在联合通知中明确要求：1.各新闻单位要通过各种宣传媒介宣传名词统一的重要意义，带头使用已经公布的名词；2.各编辑出版单位今后出版的有关书刊、文献、资料，要求使用公布的名词。特别是各种工具书，应把是否使用已公布的规范词作为衡量该书质量的标准之一；3.凡已公布的各学科名词，今后编写出版的各类教材都应遵照使用。
全国科技名词委负责制定我国科技名词工作的方针、政策、原则和规划，负责组织科学技术各学科的名词审定、公布及协调、推广应用工作，其中包括开展海峡两岸及世界各国华语地区科技名词的交流、协调和统一工作，组织科技名词术语的研究和国内外学术交流活动。其具体工作，就是拟定科技名词术语审定的工作计划、实施方案和步骤，组织审定科学技术各学科名词术语，并予以公布。委员会由中国科学院、国家科学技术部、国家教育部、中国科学技术协会、国家质检总局、国家新闻出版总署、国家自然科学基金会、中国科学院、国家广电总局、知识产权局、国家语委分别委派有关领导同志担任正副主任。在中国科协各专业学会密切配合下，逐步建立了各专业审定分委员会，形成了一支由各学科著名专家、学者组成的宏大的审定队伍，负责审定各学科的名词术语。迄今，已经按学科组建了60个学科名词审定委员会，2000多位科学家参加审定并公布了包括理、工、农、医各领域50多个学科的名词术语，其中已经和正在加注定义的学科术语有10多个(潘书祥提供)。
全国科技名词委第一届委员会主任由著名物理学家钱三强教授担任。第二届、第三届和第四届主任委员均由著名化学家卢嘉锡教授担任。现任主任委员由全国人大副委员长中科院院长路甬祥院士担任。委员会主任和副主任组成常委会。由科学技术部和中国科学院共同聘请我国各学科著名学者、专家、教授100余人担任全国委员。事务中心是全国科技名词委的办事机构，负责执行委员会的各项决议，组织实施名词审定任务和海峡两岸名词对照与统一工作，协调各学科分委员会的工作，编辑出版全国科技名词委审定公布的科技名词，推广使用规范名词，建立相关网络与咨询服务，开展国内外学术交流并处理名词委的日常事务。全国科技名词委于1998年12月25日创办出版了刊物《科技术语研究》，标志着中国科学技术术语的研究和规范化工作已经进入了一个新的水平。在2000年6月15日召开的全国科技名词委第四届全体委员会上，人们看到科学术语规范化的领地已经开始包含了中国的社会科学研究。2004年新年伊始，中共中央以当年第3号文件的形式提出意见，强调要像发展自然科学一样“繁荣发展哲学社会科学”，说明中国的社会科学已经进入成熟的科学序列，同时也预示着一个社会科学术语规范化的高潮正在到来。
三、实现术语规范是社会进步的必然
术语，是现象和状态以及学术观点的抽象描述。不论统一与否，术语始终存在。学术交流促成“术语”的大发展和大集成。^[9]在不存在交流，或很少交流的情况下，术语规范和标准化都不是明显的问题。只有在需要交流，特别是较高层次学术交流，出现观点差异的时候，术语规范的问题才会显露。早在1950年建国之初成立，归属于政务院文化教育委员会下的“学术名词统一工作委员会”中的五个小组中，已经有社会科学单独列为一组。这可能与当时担任委员会主任的郭沫若先生同时也是社会科学家的身份不无关系。另外，新中国诞生伊始，出现了全新的“社会”，人们由此对“社会科学”寄予厚望。然而在此之后的几十年间，科学意义上的社会科学研究并没有多少进展。在无需交流的环境下，术语统一与否，术语定义的确切与否自然无关紧要。1957年起，在一场反右运动，以至其后的历次社会变动、政治浪潮中，虽然滋生了许多新颖奇特的政治名词，却很少产生术语交流的需求。然而，历史总是在发展。改革开放以来，中国的社会科学研究随着社会民主化进程和现代化步伐的加快渐入佳境，社科术语的规范问题加快浮出水面。值得庆贺的是，在中国社会科学界重视术语规范问题的有识之士并非少数，不少专家学者利用各种渠道呼吁开展并积极推进社科术语规范工作。1986年6月，中国社会科学院文献情报中心即成立了“社会科学资料分类法研究”课题组；1987年决定研制《社会科学检索词表》；1993年《社会科学检索词表》正式通过国家鉴定；1996年由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正式出版。^[10]再如，2000年7月在北京召开的“海峡两岸及香港人文社科译名研讨会”也是社科术语规范的典型工作。如果同时考虑澳门问题，术语和译名规范将会成为两岸四地开展学术合作的良好契机。
2000年6月中旬在北京召开的全国科学技术名词审定委员会第四届全国委员会全体会议上，中国社会科学院江蓝生副院长倡议规范社会科学名词术语的发言成为备受关注的亮点。这是整整半个世纪以来中国社会科学界的高层领导首次参与全国科学技术名词审定工作的盛会。在术语工作全国委员会上正式提出社科术语规范问题具有重要的历史意义。她的影响将远远超过社会科学术语标准化本身。如同自然科学一样，随着社会科学事业的发展，各项研究工作的展开，学术讨论与交流的需求与日俱增，规范社会科学名词术语将成为亟待解决的事情。如果说统一科技名词术语是一个国家发展科学技术所必须具备的基础条件的话，那么，按照社会科学的学科体系逐步进行名词审定，发布规范的名词术语，对社会科学事业的发展同样至关重要。从科学发展的意义上说，社会科学术语的规范化，就是哲学社会科学繁荣的具体标志。
术语是学问的细胞。^[11]基本术语是学术研究和理论建构的基础。^[12]中国的学者们从来没有放弃过关于术语的探究。而由于术语，特别是翻译术语带来的问题，也让中华民族付出了足够的代价。^[13]两千年前，秦始皇完成了“书同文，车同轨”的统一大业；九十多年前，中国开始有了从事科学术语统一工作的专门机构；五十年前，社会科学名词的规范问题已经为有识之士所提出；新中国社会科学术语规范的历程，恰似巨人行路，一步五十年。科学兴，术语兴。《中共中央关于进一步繁荣发展哲学社会科学的意见》带给我们春天的消息，2004又是一个值得载入史册的年份：当社会科学真正纳入科学范畴的时候，我们有理由期待更加理想的未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