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要： 现代医学自十九世纪中叶传入我国后，随之而来的是医学术语的翻译问题。道光14年(1835年)彼得·帕克(Peter.Parker)自美来华，次年在广州设立博济医院，这是中国最早的“西医院”。随着教会医院的不断建立，1886年，外国在华教会医院的医师在上海成立了中国博医会，(英文名称为：The China Missionary Medical Association)。这是在华的传教士医学团体。该会在相当长的时期内不允许中国医师参加，控制着中国医学事业。当时的医校全用外语教学，俗称为英美派、德日派等。辛亥革命后，我国自办的医校和医院日益增多，1915年，颜福庆等一批爱国医师在上海正式成立了中国人自己的医学团体——中华医学会。
建会伊始，中华医学会即把医学术语的审定工作作为学会的主要任务之一。翌年2月，第一届大会设立了名词部，俞凤宾、唐乃安、刘瑞垣、周仲衡、王弼臣任名词部委员。同年2月12日俞凤宾等5人代表医学会出席江苏省教育会召开的医学名词第三次谈话会，决定由中华医学会、中国博医会、教育会和中国药学会等组织医学名词审查会。8月7日，中华医学会委派名词部委员周仲衡等5人出席第一次医学名词审查会，审定解剖学名词。由此开始了我国有史以来对现代医学术语的审定工作。之后，每年均有医学术语的审查活动。直至1926年的十年间，中华医学会曾派出代表64人次，前后参加了12次医学术语的审查会，涉及的学科有：解剖学，化学、细菌学、组织学、病理学、寄生物学、生物化学、药学、生理学、有机化学、药理学、外科学、内科学等。(另见医学术语审定工作大事记)。1919年，原医学名词审查会改称为科学名词审查会。据中华医学杂志记载：科学名词审查会当时在呈教育部的文中称，“……科学名词审查会自民国三年由中西学术团体发起组织后，先从审查医学名词入手，定名医学名词审查会，嗣以医学名词与其他科学名词多互相关连之处，遂于(民国)七年大会议决扩充范围，改定今名”^〔1〕。
中华医学会从组织上保证了医学术语的审定工作，自1916年第一届大会设立名词部开始，曾在第二届(1917年)、第三届(1920年)、第四届(1922年)、第五届(1924年)、第七届(1928年)、第八届(1930年)大会均设立了名词部或名词委员会^〔2〕。由当时的知名医学家担任委员，使医学术语的审定工作具有很高的权威性。^〔3〕1924年2月11日中华医学会举行会务特别会议，俞凤宾医师报告医学名词审查情况。同年3月12日，中华医学会召开职员会议，决定前会长俞凤宾仍主持科学名词审查委员会方面的工作。1927年，周仲衡、沈信卿代表中华医学会，担任科学名词审查会基金保管委员。^〔3〕1934年第十届大会时，戚寿南医师在开幕词中提出中华医学会工作有三个重要使命，把审定医学名词、编辑杂志及举办各种短期医事进修班作为第一使命。1937年中华医学会出版委员会与医学教育委员会及国立编译馆密切联络，再度成立医学名词审定委员会。
抗日战争期间，医学名词审定工作一度中止。
五十年代初，在政务院文化教育委员会领导下，成立了学术名词统一工作委员会医药卫生组，“为求名词统一，便利研究、教学及编译、阅读医药卫生书刊之用，曾根据审定的草案，编订各科医学名词十余种，由人民卫生出版社陆续印行。”^〔4〕1957年人民卫生出版社出版了“医学名词汇编”，为我国现代医学术语的统一与审定工作打下了基础。
随着科学技术突飞猛进的发展，近卅年来，医学科学空前繁荣，新兴学科、交叉学科不断出现。国内外学术交流日益频繁，医学期刊的种类和数量成倍地增加。原有的医学术语已不适应当前医疗预防工作的需要。加上“文化大革命”的干扰，受形而上学的思想影响，一些以外国科学家命名的医学术语被废弃，造成了新的混乱。
我国地域辽阔，各地语音差别极大，而且各地形成一些当地的医学术语的习惯名称。如肝硬化一词，在北方则称为肝硬变，而南方多用肝硬化。此外，由于医学专业众多，分工越来越细，各专业内部也形成了一套习惯用语，特别是缩略词问题更多，混乱得使不同专业的医师有时也难以理解。如将甲型病毒性肝炎简称为“甲肝”，将甲状腺功能亢进称为“甲亢”等。大有隔行如隔山的感觉，妨害了各相关专业的学术交流。
由于近卅年没有进行医学术语的审定与统一工作，一些新出现的医学术语引进以后，常常受最初翻译者的汉语水平和科学水平的限制，如近年欧美等国为之谈虎色变的“获得性免疫缺陷综合症(AIDS)”，最初在国内报导时，采用了英语缩略词头AIDS的译音，译为“爱滋”，另加“病”字，即“爱滋病”。后来，有些学者认为此译法易引起误解，此病虽以同性恋者为多见，但并非没有例外，如有些儿童应用血制品后亦可发病，故中国预防医学科学院曾毅建议译为“艾滋病”为妥。这样同一种疾病就有了二种不同名称。诸如此类的问题，不胜枚举。据说“银屑病”就有八九个同病异名，如牛皮癣、干癣等。在当前信息量成倍增加的时代，尤其电子计算机广泛应用于各行各业时，要求术语的名称与概念相一致，实行一对一的原则，便于计算机检索。这样做也可节省人们获取新信息的时间。从普及医学知识，提高全民族的文化素质而言，单义性的医学术语可以提高单位时间内获得准确的最大量的信息。
此外，在医学杂志的编辑工作中，迫切需要全国统一的医学术语。中华医学会各专科学会编辑的中华系列医学杂志中，就碰到过不少涉及医学术语的问题。由于各作者用语不同，在同一本杂志上出现同一个概念有2个不同名称的现象，没有全国权威性的医学术语规范，杂志编辑也难以修改，只好按原稿出版。
鉴于上述种种情况，广大医学科学工作者早有审定与统一医学术语的强烈愿望。1984年2月，中华医学会第十九届全国会员代表大会决定成立医学名词委员会，把审定与统一医学术语的工作摆到新的历史日程上来。1986年7月，在全国自然科学名词审定委员会办公室的推动下，医学术语的审定与统一工作再次蓬勃开展起来，中华医学会会长吴阶平亲自担任医学名词委员会主任委员、副会长张侃、常务理事翁心植担任副主任委员，建立了医学名词办公室。我们依靠中华医学会各专科学会，相应成立了各学科的术语审定小组。目前，已有126名医学专家担任各医学名词审定小组的成员。经过一年的努力，已有28个学科审定小组开展了本学科的术语审定工作，其中呼吸、耳鼻咽喉科、妇产科、泌尿外科、结检科、消化、内分泌、心血管、神经外科、传染科、血液病学、风湿病、内科、老年医学、微生物与免疫学、肾病学各审定组，经过逐条审定，已初审出六千余词条。有些学科结合学术会议，广泛征求了全国同行的意见，进行了复审。
医学术语的审定与统一工作正在蓬勃开展着，受到国内医学界的广泛注意和重视。中华医学会信息导报，为此开辟了医学术语探索栏，对有争议的词条进行了深入的讨论。中华系列医学杂志如中华妇产科杂志亦开展了术语讨论。
总之，医学术语的审定与统一工作正方兴未艾，并逐步向纵深发展。全面开展医学术语的审定工作，必将促进医学科学的发展，为繁荣医学事业作出应有的贡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