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要： 今天，我不想讲原来的那个问题，而想从严老在他的讲话里提到的那篇文章《论公分公分公分》出发，讲几个有关的问题。
严老那篇文章是半个世纪之前即1935年发表在《东方杂志》上的。我昨天夜里找出来读了两遍，觉得这篇文章很值得我们这些后学认真读一读。这篇文章在五十年前提出来的许多问题，有些我们已经解决了，有些还没有很好解决。所以，我今天不想讲原来提纲里写的全部内容，只讲原来提纲里第五段，结合介绍严老的这篇文章以及就读这篇文章后我想到的一些意见。
严老在这篇文章里讲了一个笑话，这个笑话是很有启发意义的。原文说：
“今有长方形铜板一片，长50公分，阔40公分，面积0.02公分，厚0.5公分，重8930公分，故其密度为每一立方公分为8.93公分。”
这段文章非常幽默，什么单位都是公分，满纸公分公分，因为当时长度、面积、重量的单位都定为公分。1932年2月，国民党政府公布了度量衡法。从1932年至1935年各个科学单位都在研究这个问题，并对此发表了一系列度量衡名词问题的文章。严老的《论公分公分公分》就是其中的一篇。这篇文章逻辑严密，立论精辟，确实切中要害。他讲了上引的笑话后，认真地声称：
“用中华民国度量衡法所定名称以写就之文章一段，其中长若干公分也，面积若干公分也，重若干公分也，密度每一立方公分若干公分也，固极正确而明瞭；其如满纸公分，令人望而生厌何！以我国四千余年悠久之历史，及丰富之文字，吾人于言长言重言地，尚不能得数个较适宜之度量衡名词而使用之，其将何以慰祖先而对来兹耶！实则采用任何三个不同之名词，如鸡犬豕或牛马羊，殆皆比公分公分公分略胜一筹。”
作者沉痛地指出，以我国文明开化如此之早，语言文字如此之丰富，即使随便拿“马、牛、羊”或“鸡、犬、豕”来代表三个不同的概念，都要比用一个术语代表三个不同的概念好得多。这里提出了现代术语学中一条重要的原则，即一个术语代表一个概念，并且一个术语在一个学科内只能代表一个概念。
文章附带指出，照中国旧时的语言文字的习惯，分、厘、毫都是不名数，即指最小单位的十分之一，百分之一，千分之一。科学进步了，度量非常精密了，就更不能把分、厘、毫都当做名数来使用。这里虽然是附带提出了一个小问题，但它的立论符合现代术语学关于尊重语言文字使用习惯的原理——这同时也是社会语言学中一条重要的原则，如果不顾社会语言使用的习惯，常常会受到社会成员的抵制。
接着作者提出了一个在当时来讲是非常卓越的意见。他写道：“而同冠以无大意义之公字，……致有一名数义之失者，”什么都叫公，因为当时我国采用公制(C.G.S. system)所以凡是名词都加个公字，造成一个公字有三个意义。他指出，国民初年曾搞过公分、公厘、公毫，后来在长度单位中就改为粉、糎、粍，重量单位中就改为兝、兣、兞。文章指出，与其采用公分公厘公毫还不如用粉、兝这类字。后来在实践中却没有使用这些新造的方块字，却尊重中国语文古时的习惯，以分、厘、毫作为不名数去形容这些具体名数，就变成“分米”、“厘米”、“毫米”，“分克”、“厘克”、“毫克”等，这样既显得系统化，又比较好念。文章提出了一个现在看来也是非常重要的意见，叫做“约定俗成”。他是这样写的：“固非一二人强立之名，特经十余年千百万人试用修正后，应有之结果，大势所趋，孰能禁之！”文章中又提出了我们现在常常碰到的问题：“全国度量衡局近亦确有感悟。故特提倡凡长度面积重量小数之同名者，加偏旁以资识别：长度之公分，书作公；面积之公分，书作公坋；重量之公分，书作公；其它仿此。此种头痛医头，脚痛医脚之办法，决非善策。”文章对新造的方块字，坋，，持否定态度，这是值得我们后学深思的。
总之，严老在这篇文章里提出了很多到现在为止还是很有创见的意见论点。我想，大家如果有兴趣，不妨拿出来认真读一读。我昨夜读了，得到不少启发。因此，我按原来提纲第五段提出几点意见，向在座专家们请教：
1.首先，我想到1935年严老发表这篇文章的时候，当代术语学的创始人维斯特(Eugen Wüster，1898－1977)发表了他的第一部术语学著作。维斯特认为，术语学是处于语言学、逻辑学、本体论和分类学四门学科之间的一门交叉学科。在命名时，首先要建立习惯基础上的技术标准，然后从这个技术标准出发，发展到规范化的标准，最后才照顾到国际化的标准。从习惯标准到规范标准，再从规范标准到国际化标准。这种分阶段的命名思想是有见地的，当然在实际工作中这三个阶段不一定划分得那么明确，阶段之间的距离也不一定很长。他还认为，术语的制定，其概念内涵要非常准确，同时要照顾到系统性即分类，以及单一性，即在单一学科内一个概念只能用一个术语来表达，一个术语只能表达一个概念。但在多学科中共用同一个术语时可以称这术语为多义术语。
2.我们现在所说的“自然科学名词”，不是语法意义上的名词，而是当代信息科学中提到的术语。因为它不是语法上的名词，所以实际上包括了语法中的动词、名词、形容词等等。比如“反馈”feedback，60至70年代香港出版的书刊译为“回授”，因此，biofeedback译为“生物回授”，现在我们用“反馈”，近来海外也用“反馈”了。“反馈”通常是一个名词，但有时却也可以当动词用。但它是一个术语，那是丝毫不用怀疑的。这里顺带牵涉到一个问题，即海外华人所用名词术语，常常同我们所用的不同，举一个最常见的例，computer海外通称“电脑”，我们则用“电子计算机”。是迁就即照抄海外译法还是根据我们的原则，科学地加以订定，这是个原则问题。我以为我们应当根据科学内涵、外延和祖国语言习惯加以审定，而不是简单的照抄或拒绝。
3.名词术语采取音译还是采取意译的问题，是多少年来争论比较大的问题。例如，是“维他命”还是“维生素”？“维他命”是音译，“维生素”是意译。有人说，“维他命”只维他人的命不维自己的命，这就是望文生义，近乎诡辩了。又比如“雷达”，是望文而不能生义的。“雷达”(radar)是一种叫做acronym的缩略语，即把拼音文字几个字(词)的第一个字母合起来形成的一个新词——“Laser”(莱塞→激光)也是这一类词。在非拼音化的现代汉语书面语中，只能意译或音译，而不能抽取每一个词的头一个汉字形成一个新的术语，我举出过典型的例子，即MIRV，我们用汉字表达，只能是一大串：“多弹头分导重返大气层运载工具”，决不能略作“多分重运”。“莱塞”(laser)近来已习用“激光”了，这个是意译，好象还比较可取。此外，也有极少数名词术语，以音译传世，例如logic作“逻辑”，Hertz作“赫兹”——后者因为系人名转化而来，又当别论。有些术语半音译半意译，例如“分贝”(decibel)“分”是意译，“贝”是音译。那么究竟是译音容易望文生义，还是译意容易望文生义呢？看来两者都能望文生义。因为汉字同拼音文字不一样，所以我们搞名词术语工作比别的国家困难，别的国家拼音文字只要转写就行了，我们就不行。比如“控制论”(cybernetics)，各国的文字如果是拼音的，转写过去就行了，如俄文、法文、德文都是这样。我们不行，只能用“控制论”，我在外国碰到一个台湾学者，他说他认为应该译成“制御学”，这也有道理，因为控制论这个词是从希腊文来的，原来有开船掌舵的意思。上海有个科学家写信给我，说不要用“控制论”这个词，因为容易同“自动控制”混淆。最近有同志发表文章，主张将cybernotics译成“赛博学”，这是音译了。由于我国还是一个以使用汉字为主要交际工具(甚至在目前是唯一的交际工具)的国家，除了人名、地名可以直接音译(转写)过来(最好初见时附原名)，还有很多名词术语存在意译还是音译的问题。这个问题是一个比较大的问题。我以为：一、用汉字音译，是吃力不讨好的工作，而且常常会导致“望文生义”，因此，用汉字音译方法来引进新术语，一般地说是不可取的，尤其是某一学科的一级术语(即通用的基本术语)更不可取。二、如果用汉语拼音(拉丁字母)转写，比如二级以下的内涵十分细小的术语，是可能的。三、已经在社会上习用的音译术语，一般不宜改动，即使有缺点，除非会引起岐义，否则以沿用旧译为宜。
4.是造新字还是用旧字的问题。如刚才一位同志提到因为事物发展了，《康熙字典》几万个字中没有一个字能表示这种新事物或新概念，就应该造一个新的符号来表达这个事物或概念。——这个符号究竟是创造一个新汉字好还是利用几个汉字组成一个新词好，值得考虑。据已故王竹溪教授统计，《康熙字典》共47073个字，一般讲是42174个字(因为有重字、复字和其它原因，所以总字数有出入)。现在邮电部颁布的标准电码本是从0001到9999，中间有空字，所以不多于10000字。国家标准GB231－80中，第1集收入3755字，第2集收入3008字，共6763字，这是输入电子计算机的信息交换基本字符。按照七十年代的字频统计，采用2163万字的材料，共使用了6374个不同的汉字(有称为“字种”的)。最近，国家标准局和中国文字改革委员会委托北航电子计算机系抽查了1380万字的材料(包括科技材料)，使用汉字达8369个。我举出这许多数字来，说明作为一种符号，方块汉字的数量已不少了，它们可以构成一个音节(即一个汉字)，两个音节(即两个汉字)以至三四个音节的词，不造新字也能形成新词表达新的概念。如果承认这一点(即可以利用多个汉字组成一个词)，那么，我以为不造新字更有利。过去已被社会公认并广泛流行的，如氕、氘、氚、熵等当然也不必去动它，今后我以为不必在造字上下功夫为宜。可以采取复合汉字组成新词来表达新的概念。例如kilowatt，过去造了一个新汉字：“瓩”，有人读做“千瓦”，有人读做“瓦千”，这个字究竟应该怎么读，旧字典里也查不到，现在好了，分写成两个字，即“千瓦”，两个汉字组成一个词，对应原文的kilowatt，我们把kilo译做“千”，把watt译做“瓦”，合成一个词“千瓦”，这不是很聪明么？
5.约定俗成的问题。我不赞成改变已经习惯使用而在表达上没有重大缺陷的名词术语。例如，我不赞成用“赛博学”来代替“控制论”；即使“控制论”这样一个名词不能完全符合cybernetics这门科学的内涵，可是这些年这个词已经用开了，就不必改。再如“信息论”这样的词，也有不同意见，我看既已通行，就以不改为有利。当然，任何名词术语的使用，还有一个优选的过程，必要时会发生自然淘汰，最初创的不一定最后被采用。举个例子，去年美国突然流行AIDS.中央电视台1984年4月27日的国际新闻采用了卫星通讯的一段报道，AIDS译成：“获得性免疫缺乏综合症”。第二天，新华社发布的消息中改译成“后天免疫力缺乏综合症”。对我们一般人来说，“后天”比之“获得性”更好理解。这是个非常长的词组，不能用两三个字来表达，海外用音译。将来优选，或在优选过程中加以人工干预，这都是可能的。碰到新种情况，使用拼音文字的国家就很容易办，如法文杂志把AIDS直接搬过去就行了。我想可能要经过一段时间的使用优选，再加上人工干预(讨论审定)把它确定下来。
6.一个术语可能有不同概念的问题，特别在不同学科里使用的时候会发生多义现象。比如information，信息论上译做“信息”，它至少还有下列几种意思：“消息”、“情报”、“问讯”、“资料室”、“通知”、“报告”、“见闻”等等。因此，一个术语在不同学科，不同语言环境中可能有不同的意思、不同的翻译方法。是不是都要统一呢？拼音文字很容易，直接转写就可以了(日文也不成问题，用假名译音)。我们汉语用多个术语对应一个，就比较困难。还有一个问题，特定概念在特定时间里的术语的翻译方法可能有特殊的考虑。如军事科学中俄文Военное искусство，以前译成“战争艺术”，60年代译成“战争学术”，80年代争论这一问题，认为还是作“艺术”对，这不是学术，而是艺术，和领导艺术一样的“艺术”。在特定环境下的特定学科中有特定含义的概念，内涵是否清楚，如果清楚了，定名也许就比较好一些。
拜读了严老的文章，使我想到了好些个问题，以上把我个人不成熟的想法同大家讲一讲，不一定对，供大家考虑问题时参考。谢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