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要： 外国人地名的翻译问题已经讨论几十年了。最近几年各个学科都在审定名词，好几个出版社要出版外国科技名人录之类的辞书，因此，解决外国科学家译名问题已迫在眉睫。为此，今天在全国自然科学名词审定委员会之下成立了外国自然科学家译名协调委员会。我个人认为协调是非常必要的，但为了长远着想，得找出一个治本的办法。下面谈几点不成熟的意见。
1.分歧所在：我国翻译界关于某些词语，尤其是术语，常有音译和意译之争，但在人名翻译上不存在这个问题。即使某些外国人给自己起了个中国名儿或翻译者给他定了个接近中国人名儿的名称，如汤若望、费正清、白求恩、费德林，那也不足以称作意译，因为原来的名称就没有意义，只是代表是某个人而不是另一个人的专名符号^*。
当然，这里也存在分歧，但分歧在于用什么手段音译，是用汉字译音，还是用汉语拼音转写或照抄。
2.现状：人名(当然也包括地名)的翻译在使用字母文字的语言里一般没有多大问题。但在我们这里都构成了一个相当严重的问题，很多同志称之为“公害”。这种公害有如下种种表现：
1)一名多译：很多人名不止一两个译名，有的人名竟有二十多个不同的译名，如Менде－леев有28个译名^**。最近的一个例子，世界畅销书之一《IACCOCA自传》在我们这里一年之内竟然产生了雅科卡、艾科卡、艾柯卡、亚科卡四个译名。
2)异名同译：如Haley，Halle，Halley，Harley都译为“哈利”；Claus，Clau－ss，Clouse，Crouse，Klaus，Kraus，Krauss一律译为“克劳斯”(参见辛华编的《英语姓名译名手册》修订本。下同)这样，人们很难知道究竟是哪一位。
3)音节增多：Grunsfeld“格伦斯菲卡德”。原文两个音节，到汉语里变成了6个音节。又如Gramstorff“格拉母斯托夫”原文也是两个音节，变成了6个音节，而且还省去了r音。
4)音不准确：Young有人为了避免单个汉字而译为“扬格”，无形中增添了“格”音。Johnson译为“约翰逊”也离原来的音太远。
5)形不复在：经汉字译音后，很难再变回原文。这样，就必须记两套，汉语是哪些汉字，原文又是哪些字母。
6)性别混乱：按照《汉字译音表》的规定，人名字尾可以分男女，瓦、亚、林、纳等为男性字尾，娃、娅、琳、娜等为女性字尾。在语言学界的确发生过这样一件事，由于对一个作者的性别没摸准，作者的译名上册为“契科巴娃”下册为“契科巴瓦”。
7)不便识读：1987年2月10日《参考消息》一则新闻中有一段话：“政治顾问小米切尔·丹尼尔斯即将离开白宫，去主持印第安纳波利斯的赫德森研究所……”(下面还有一系列人地名，略)。如果人地名用汉语拼音照抄不译，段落分明，更便于识读，试比较“政治顾问Michal.Daniels Jr.即将离开白宫，去主持Indianapolis的Hudson研究所……”。
8)不利切分：中文信息的计算机处理要求以词为加工单位，没有词的界限的汉字文章必须进行“切词”预处理。象6)中的前一段，如让机器来切词，至少有两处很难切，一是“小米切尔”会切成“小米”和“切尔”，二是“印第安纳波利斯的赫德森”也不好切。而后一段则不同，全句各词(组)的界限已比较分明。
9)影响同胞间的交际：如果联系到三胞工作或华语通用区，问题就更大了。由于几个地区译法不同，看报时常发生理解困难。例如，Reagan，我们译作“里根”，香港译作“列根”，台湾译作“雷根”；又如Thacher，我们译作“撒切尔”，香港译作“戴卓尔”。再如，菲律宾总统，我们叫阿基诺，新加坡管她叫科拉桑(有时我们也用全称，科拉松·阿基诺总统，但用的是“松”，而不是“桑”)。长此下去，定会形成不应有的语言障碍，影响同胞之间的交际。
用汉字译音有没有什么好处呢？唯一的好处就是不会汉语拼音的人或不憧外语的人能够认识，仅此而已。如果说，在术语翻译问题上主张意译的人还能以一些理由(如增加“察而见意”的效果)来强调使用汉字的话，那么在音译人名问题上，汉字却一点儿忙也帮不上，因为这里“无意可察”。这就是为什么坚决主张术语意译的同志也主张用汉语拼音转写人名的缘故^*。2.1为什么会产生这种公害呢？我认为，既有外在原因，又有内在原因。外在原因有三：1)新的外国人名不断出现，《英语姓名译名手册》之类的书根本概括不了。2)这些新人名如何读音从一般词典中查不到，有的甚至连外国词典也还未收入。这样，就给译音造成了困难。3)时间性很强(如新华社的新闻稿)，来不及仔细推敲和多方查询。内在原因就一个，那就是汉字根本不宜于作译音工具。这是最要害的问题，即使制定了《译音表》，也无济于事。公害的种种表现已足以证明这一点。
2.2为什么这个公害长期存在而未消除呢？
以汉字译音方式来翻译人名，已有两千多年的历史了。汉语拼音产生(1958年)之前，虽然有人也感到这是一个问题，但无奈没有一个更好的工具来代替汉字。有人(如陆志韦先生)甚至曾想利用注音符号来代替汉字译音，这颇有攀高不成而就其次的意味^**。那为什么汉语拼音出现之后还依然如故呢？我想，一是对这个问题认识不足，没看到这个公害是依靠汉字消除不了的，而且在当今情报激增的年代，不仅消除不了，而且越来越严重。二是习惯势力太大，没有足够的决心是办不成的。标点符号推行史值得回忆一下。现今的标点符号比古代的“句读”强得多，这是大家公认的事实。但是为了推行这种新式标点，先辈们冲破了层层障碍才得以成功^***。近年来，法定计量单位的推行以及《关于出版物上数字用法的试行规定》都是冲破习惯势力的先例。希望在人地名转写上也能迈出这样一步。三是前些年语言规范化、标准化的工作没有抓紧，对汉语拼音的推广应用没有给予足够的重视，没有很好地利用汉语拼音这个有力工具来解决当今社会上存在的种种语言问题。四是用汉语拼音转写人地名方面还有些具体问题没解决好，如怎样发音的问题。
3.介绍几种语言学标记法：为了消除这种公害，让我们看看语言学上有些什么方法可以借鉴和利用。
3.1标音(法)(transcription)是使用字母或音标标记语音的方法，分宽式和严式两种。宽式的也叫音位学标音法，可采用本族的拼音字母(或增加一些附加符号)作标记工具；严式的也叫语音学标音法，一般采用国际音标(International Phonetic Alphabet简称IPA)作标记工具。
标音法可用来标记另一种语言的语音，也可以用来标记方言的语音。在不要求精确表达语音时，采用宽式标音法。但在调查语言的方言时，只能用严式标音法，因为只有这样，才能正确归纳出一个语言或方言的音位系统。另外，在教人们如何正确发音时，一般也采用严式标音法，如许多词典都用国际音标注音。
转写(transliteration)是用一种字母表的字符标记另一种字母表的字符。最普通的转写法是将基里尔字母，阿拉伯字母等非拉丁文字系统的文字符号转写成拉丁字母，一般称之为“罗马化”。日语音节字母用其他字母表的字符标记，也是一种转写。
转写是不同字母表字符之间的转换，主要目的在于为每个字母或字母组合求出相应的一个字母或字母组合，而不在于求得实际发音，因而，字符转换时常注重形体一致而不注重发音是否相同。例如，俄文граната，нового和легкий中的г，都以英文g转写。由于字符之间的转写是唯一的，因而也是可逆的。例如，由ленгвинас可转写成Lengvinas，但也可还原。
标音和转写的区别可归结为以下三点：1)前者是字符对语音，后者是字符对字符；2)前者既可以为有文字的语言标音，也可以为无文字的语言标音，同时既可以标记拼音文字，也可以标记非拼音文字。但后者只能用于有文字的语言，而且还限于拼音文字之间。3)前者是单向的，不可逆的(字符→语音)，后者是双向的，可逆的(字符←→字符)
译音(transcription by nonlettered characters)是使用非字母文字标记另一种语言的方法。用汉字标记外国人地名，就属于译音。
一般文献中只有标音和转写两种标记法，这不全面。针对汉语和其他使用非字母文字的语言来说，还应有译音这种标记法，理由是：1)根据一般的定义，非字母文字之间，或非字母文字与字母文字之间不可能有“转写”^*，2)非字母文字只有被“标音”这一过程，而无标记字母文字的过程。
4.解决问题的途径
4.1 照抄并附加读音指南：照抄是一种特殊形式的转写。如果照抄英文，实际上是一种直写，因为汉语拼音和英文同是拉丁字母，而且字母表完全一致，用不着转写。当然，照抄也包括把德文B转写成SS，同时也包括对非拉丁字母的转写。这种方法最便当，而且最能解决问题。吕叔湘先生等一些老专家就主张采用这种方法^**。我个人也是最赞成这种方法的。照抄或转写主要是为了统一，力求形体一致，而不注重发音是否相同。不少学者都曾表达这样的看法，在人名问题上“统一比正确重要”。这可以说是他们的经验之谈。实际上，许多约定俗成的东西都是经过多年的混乱而最后固定在一个名称上的，它不一定比其他的更合理更科学，而只是出于大多数人用惯了的缘故。照抄或转写的好处就在于能达到这一点，而且不仅能做到国内统一，还能做到国际上统一。例如我国的四川省这个名称，英语中为Szechwan，法语中为Ssou－tchouan或Se Tchouen，或Se－Tchouen，德语中为Sze－tschuan，或Sze－tschwan，或Szechwan，由于ISO提倡转写，而且人们也承认了转写的好处和名从主人的原则，目前在国际上一律按汉语拼音转写成Sichuan。
至于说读法，这也是要考虑的。对于一般人来说，读得不太准还没关系，如有人把姓ōu的“区”读成qū，把姓Shàn的“单”读成dān(但“乐”字不同，有姓1è的，也有姓yuè的，这要问本人才能确定)，或把墨翟MōD1念成Mō zhái。但是，担负语言规范化任务的人(如播音员)则应该读得正确，为大家树立一个标准。这也就是为什么很多国家都为播音员专门编制正音词典的原因。不可否认，在读法上有时也会发生一些偏差(这种情况在用汉字译音时也同样会发生)，如事先没弄清，而把比利时化学家Stas念成了“斯塔斯”(转引自袁翰青先生的文章“外国人地名音译问题”，1985年4月5日北京晚报)。这也没关系，发现后改改念法就行了，改嘴总比改形体容易，从这一点上说，转写也比汉字译音强，因为后者既要改嘴，又要改形体。当然，最好还是尽量避免出偏差。
4.2 适当修改并附加对音指南：这实质上是一种转写十标音的办法。也可称作标音式转写法(详见刘涌泉、乔毅：标音转写法初探)。外国人名在我们的语言中只是一种符号，而由外国科学家构成的人名术语一旦进入了我们的词汇，就成了我们词汇的一部分。因此，应该有不同的对待方法。具体地说，对后者的处理应音形并重。如将发[k]音的c转成k，将ph转成f等等，又如将某些辅音丛简化或嵌上元音，等等。总之，要使这个外来词汇更容易念。当然，在不影响识读的情况下，还应允许尽可能保持原形，以便与原来的人名呼应。如写成“Mendelev周期表”而不是写成“Mendeleev周期表”〔这里只是举例说明要削去一个e字母，而不是要把已经约定俗成的“门捷列夫周期表”改为上述形式〕。又如写成“Karington子午线”而不是写成“Carrington子午线”。
4.3转写和译音并用：目前，为了照顾不熟悉拼音或不懂外语的人，转写和译音并用也是一种办法。1987年2月18日光明日报上的一篇文章“朗克逝世一百周年国际学术讨论会简介”就是采用的这种办法。全文2000多字，外国人名17个，全部都是先写汉字译音，然后在括号中照抄原文。虽然多费了一些篇幅，倒也清楚。
我相信，如果这篇报道是发表在学术刊物上，完全可不必使用汉字译音。事实上，现在很多学报都已这样做了。这可以算是一种分层处理吧。即学术性刊物，外国人名照抄或转写。一般性报刊转写和译音并用。而一旦汉语拼音应用进一步扩大，再完全过渡到只用转写方法，即4.1的办法。
5.结束语
外国人名地名的翻译问题是一个老大难问题，不下狠心是解决不了的。当然，光有决心，没有一定措施也是不行的。作者认为，扩大汉语拼音应用范围，利用汉语拼音来解决这个老大难问题，是最为省力的措施。如果我们采取了这个措施，可以说，我们的问题是解决得最好的，因为汉语拼音使用的拉丁字母是世界上使用最广的一种字母，用它转写或适当加些修改，都能保持与许多文字形体上一致或基本一致(甚至在语音上也有相当大的近似性，如果稍加处理的话，详见“标音转写法初探”)。最后，作者希望上述种种议论和所推荐的方法能有助于问题解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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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语源上说，某些姓名来源于职业名称或其他名称，如Goldsmith(来自“金匠”)，Carpenter(来自“木匠”)，这是人名学家研究的对象。翻译时根本不管这些，只管音。另外，附加在某些人名上的一般词语或其缩写(如St.Jr.)不属于这方面问题。
**张青莲“关于‘门捷列夫，译名的讨论”，《化学通报》1954年4月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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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例如陶坤同志，他主张意译的文章见《化学物质的中文命名问题》，载《科学通报》3卷6期，主张用汉语拼音转写外国人名的文章见1962年8月22日光明日报。
**陆志韦：“外国语人地名统一问题”，《中国语文》1953年8期。
***凌远征：“标点符号推行小史”，《语言教学与研究》1986.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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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至于日文和中文汉字之间的互转，不妨看作是一称特殊的转写，或称之为“形译”。
**见“不如干脆照抄原文”，《北京晚报》1985年4月19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