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要： 摘要 同属汉字文化圈的中国与日本长期发生语汇互动。近代以来，日本创制的译介西方术语的“新汉语”大量传入中国，构成中国汲纳西方文化的语文工具。日制“新汉语”主要借用并引申汉字古典词对译西洋术语，也借助汉字词构词法创制新词对译西洋术语。不少日制“新汉语”已经成为汉语词库的通用成员。
一
中国与西方近代文化接触，随之译介西方术语，始于16世纪利玛窦等耶稣会士入华，较大规模展开于19世纪马礼逊等新教传教士入华，西方传教士与中国士人(明末徐光启、李之藻等，清末李善兰、徐寿等)相结合，“西述中译”(西方人口述，中国人笔译)，创制了一批对译西方术语的汉字词，如“几何”“上帝”“权利”等。这些对译西方术语的汉字词，还东传日本，成为日本传习西学的语文工具。这种由中国到日本的新语汇传播方向，从16世纪末叶延续到19世纪中叶。时至19世纪中末叶，经过明治维新的日本，在系统译介西学的过程中，创制了大批对译西方术语的汉字词，时称“新汉语”。而恰在此时，受甲午之役重创的中国人发现，日本学习西方成效显著，于是决心师法强敌，确切地讲，是师法日本学习西方的成功经验，规模空前的留学日本热潮由此兴起，与之相伴，大量日制“新汉语”经留日学生和政治流亡者介绍，涌入中国。
清末民初中国进口日本新汉语，主要是进口日语中反映欧美文化及社会生活的词汇，“这种词占现代汉语外来词的极大部分，许多欧美语言中的词都是通过日本人运用汉字的‘意译’，先成为日语的外来词而再传入汉语的。”^[1]从这一意义言之，日本“新汉语”是欧美词汇入华的“二传手”。正如文字学家杨树达(1885—1956)所说：
盖日本文化本受自中华，近数十年来，始又和剂之以西欧文化。吾国语言一时蒙彼之影响，实则间接受欧洲之影响耳。^[2]
在近代，日本翻译西洋概念的“新汉语”急剧增长，为中国人提供了吸纳西学的现成语文工具。如果说，唐文化(包括汉字、词语词汇)曾哺育了古代日本，那么，明治时期的日本以其消化吸收的西学(汉字术语为语文表征)“反哺”清民之际的中国。这是中日两国文化历时性互动的典型表现。
日语中的实词多为汉字词，这是在长期历史进程中形成的。山田孝雄所著《国語の中における汉語の研究》，将日语中的汉语词汇归结为四个来源：
(1)直接、间接的交通输入；
(2)从汉字论著中传入；
(3)从汉译佛教书中传入；
(4)在翻译洋学的过程中产生。
这里所说的前三个来源，讲的是古代和中世，汉字词通过实物、汉籍、汉译佛典进入日语系统；而第四个来源，讲的是近世与近代，在译介西洋学术时涌现的汉字新语。日本人把前三类汉字词称作“旧汉语”，把第四类汉字词称作“新汉语”。近代日本的语文发展大势是：(1)汉语词汇在日语总词汇量中所占比例上升，(2)汉语词汇中新汉语所占比例上升。日本语言学界的多种统计，都说明了这一趋势。
森冈健二通过对幕末、明治、大正时期分别出版的辞书的比较研究，列表展现19世纪中叶至20世纪初叶日语中各类词汇的数量对比变化。表1，表2^①清楚地显示出，就数量而言，“汉语”逐渐驾临“和语”之上，“新汉语”逐渐驾临“旧汉语”之上。


以上二表中的“堀”，指堀达之助等于文久二年(1862)编纂的《英和对译袖珍辞书》，可反映幕末日语中各类词语对比状况。“柴田1”，指柴田昌吉、子安峻明治六年(1873)合纂的《附音插图英和字汇初版》；“柴田2”，指柴田昌吉、子安峻明治十五年(1882)合纂的《增补订正英和字汇第二版》，反映明治初中期日语中各类词语对比状况。“岛田”，指岛田丰明治二十三年(1890)纂译的《增补订正和译英字汇第三版》，反映明治后期日语中各类词语对比状况。“井上”，指井上十吉大正四年(1915)编《井上英和大辞典》，反映大正间日语中各类词语对比状况。
上列二表显示：和语词在日语总词汇量中的比例，从幕末(1862)的63.5%降至大正间(1915)的29.2%；汉语词则从幕末的36.5%升至大正间的70.8%。而旧汉语词在汉字词中的比例，从幕末的72.4%降至大正间的41.1%；新汉语词则从幕末的28%升至大正间的58.9%。这一统计雄辩地说明，明治维新前后的日本汉字词，尤其是“新汉语”急剧增长。此外，明治时期及明治以后，日本还致力于“新汉语”的规范化，《工学字汇》(明治21年刊)、《矿物字汇》(明治23年刊)、《哲学字汇》(明治14年初版，以后又多次修订重版)等术语集便是“新汉语”一体化的实绩。^①这些数量巨大、涉及各学科、而且渐趋规范化的日制汉字术语，为中国清末民初引入新语奠定了丰厚的供应基础。下面以科技术语为例，讨论日本“新汉语”的创制情形。
二
日本自制汉语词的一种辅助性方法，是以汉字音译西方术语，即所谓“音仿借语”。本来，日本人音仿外来语主要用假名，但偶尔也用汉字音读来音译西方术语，如人们所熟悉的夏普(SHARP)、索尼(SONY)、雅马哈(YAMAHA)、瓦斯(gas)、淋巴(lymph)、混凝土(concrete)、米(metre)等等。这里所用的汉字，起到拼读模拟声音的作用，与假名的效果一样。此种音译而又利用汉字会意性的译法，被中日两国译界所用，今之流行译词“绷带”“奔驰”“黑客”皆属此类。
日本自制汉语词的另一种辅助方法，是按汉字造字法(象形、形声、指事、会意等，其中主要是会意)创制“国字”，以对译西洋术语。如生理学上高等动物(包括人类)的一些分泌某种体液的腺体，为区别于一般的“线”，特创“腺”字。宇田川玄真的《西说医范提纲释义》(1805)卷3《腺·子宫》部对“腺”作如下诠释：“细囊与纤管错综成者，有膜被焉，从其所在形状各不同。此受血于动血脉渗泌之以分诸液，诸液即汗溲、津唾、涕泪、胆液、膵液之类。故中外所有分泌之用无不在焉。特周密于皮者，发蒸气，泄汗液也。”此类新创和制汉字，还有膵、膣、粁、粍、癌、糎、瓩、吋、呎等。
以上两类新汉语，数量较少，是近代日本新创汉字词汇中的次要部分。近代日本翻译西洋术语，主要采用以下两种方法：一是借用汉语古典词汇；二是运用汉字造词法并参酌日语习惯，创制汉字新词。这里着重介绍日本用第一种方法创制的“新汉语”。
对于日语而言，以古汉语词汇翻译西洋概念是一种双重借用：西洋概念是借用的，中国古典词也是借用的。近代日本采借中国古典词，往往将汉字古典词的原义加以引申，令其义项单一化、精确化，以对译西洋术语。
王力指出：“在语言里，词是能表者(它能表示一个概念)，概念是所表者(词所表示的是它)。能表者和所表者的关系不是天然的，而是历史造成的；因此，这种关系就不是固定的，而是可以变化的。……能表者如果要换一个所表者，在正常的情况下，它只能转化为邻近的或与原意有关的概念，而不能任意变换。这种转化，在中国文字学上叫做‘引申’。”^[3]而词义的“引申”，大约有三种情况：词义扩大，即概念外延扩大；词义缩小，即概念外延缩小；词义转移，即概念内涵变化。近代日本将汉字词引申以对译西洋术语，也不出这三种情形，如organon机器。典出黄庭坚《和谢公定河朔漫成》：“机器爬沙聚水兵。”何景明《水车赋》：“曰有机器，用以斗水，方轮寰枢，运之则起。”意谓机械、器具。以“机器”翻译organon，词义缩小、定格为“由零件装成，可运转，可变换能量或产生有用功的装置”。机器的近义词“机械”，典出《庄子·天地》：“有机械者必有机事，有机事者必有机心。”指一种便于操作的工具。近代日本人以之意译英语machine，指利用力学原理组成的各种装置。词义均有引申。
又如invention发明。典出宋玉《风赋》“发明耳目”，吕延济注：“发，开也。言能开耳目之明。”意谓使人聪明。《史记·商君列传》：“亦足发明商君之少恩矣”，意谓“说明”。沈约《上注制旨连珠表》：“互相发明”，意谓“印证”。旅日美国传教士黑本(Hepburn)1867年编纂《和英语林集成》，以“发明”翻译invention，福泽谕吉编译的《西洋事情》多次出现“新发明”“发明家”等词，均赋予“发明”以“创造新的事物或方法”的意义。鲁迅《热风·随感录三十三》：“查出了前人未知的事物叫发见，创出了前人未知的器具和方法才叫发明。”新语“发明”对古典词“发明”作了词义转移。
三如tissue组织。典出《吕氏春秋·先己》：“诗曰：‘执辔如组’”，高诱注：“组读组织之组。夫组织之匠，成文于手。”《辽史·食货志》：“饬国人树桑麻，习组织。”指经纬交织、织作布帛，为纺织义。又引申为诗文的造句构辞，或安排、整顿。日本人明治初年以“组织”翻译英语sosiki，意谓“机体中构成器官的单位”，成为生物学术语。旅日美国传教士黑本在《和英语林集成(三版)》(1886)中，以“组织”译organization，意谓“按一定目的、任务和系统加以结合”，或“所结合的集体”，成为社会学术语。这样，古典词“组织”发生了词义转移，从日常词变为生物学或社会学术语。
四如physics物理。“物理”的古义泛指一切事物的道理。杜甫《曲江二首》“细推物理须行乐”，苏轼《石鼓歌》“细思物理坐叹息”，皆谓事物之理。明清之际学者方以智著《物理小识》，其“物理”一词，有学术之理的意味，包括了自然科学各门类，也包括人文学的某些分支。1872年，日本文部省刊行教科书《物理阶梯》，其“物理”的内涵转向专门，接近今义“物理”，古典词“物理”的词义收缩，从普通词变为自然科学的一个学科名目。
这种在古汉语词的意向基础上加以引申，以对译西洋术语的例子很多。“列车”的古典义是“一列马车”，引申为有一系列车箱的火车。“分析”的古典义是“分开”“解析”，日本借此词翻译analysis，成为与“综合”相应的逻辑学术语。
三
近代日本在译介西洋术语时，首先是借用中国古典汉字词，如果找不到适当的汉字旧词与之相应，便自创汉字新语，此即所谓“新译法”。以“新译法”翻译科技类术语，多采用“逐字译式命名法”，如bosom(胸)veils(膜)→胸膜、blinde(盲)darm(肠)→盲肠、onder(下)buiks(腹)gewet(部)→下腹部。人文社会科学术语较复杂，逐字直译难以表达内涵，故多以汉语构词法创制新词，如形容词＋动词(哲学、物理)，副词＋动词(独占、反动)，动词＋目的语(共产、动员)等等，其形态和寓意方式都与古汉语词相似。
近代日本“新汉语”中，相当多的部分是对译西方自然科学术语，常采用“逐字译式命名法”，如以“神经”(zenuw)为语干的术语：zenuw(神经)pijnen(痛)→神经痛，zenuw(神经)zwakte(衰弱)→神经衰弱。其他如骨膜、胸膜、呼吸器、盲肠、引力、良导体等新语，都是这样译创的。^[4]
清末民初传入中国的日制汉字词，多为近代和制汉语(“新汉语”)，翻检《和制汉语一览》中飞田良文列举的519例，部分短语(恶德新闻、印象批判、四月马鹿、圆太郎马车、腕力会社等)仍带有和语特点，另外有些词语与中国已成新语有别(如“演舌会”，中国新语为“演讲会”；“野球”，中国新语为“棒球”；“共同便所”，中国新语为“公共厕所”；“撮影”，中国新语为“摄影”；“蓄音机”，中国新语为“留声机”；“劳动组合”，中国新语为“工会”；“社说”，中国新语为“社论”)，除以上短语未被中国接受外，大多数词传入中国后，很快被中国人视同本有之词，融化于汉字词汇的汪洋大海中。包括那些用“逐字译式命名法”(又称“直译法”)译创的科技术语，也较易为中国人接受。究其原由，是因为日制汉字新词采用了汉语构词法，从形态到寓意方式都与汉字古典词别无二致。
四
日本的“新汉语”大量入华，始于甲午之役之后，虽大大晚于西籍翻译，却有后来居上之势。清末研习日语的机构迅速涌现，1896年，原来只习英、法、德、俄语文的京师同文馆于创建24年后增设东文馆。此后，上海的东文学社、福州的东文学堂、杭州的日文学堂、泉州的彰化学堂、天津的东方学堂、北京的东方学社接踵设立，从日本聘来的日语教习也如过江之鲫，日文成为清末学子普遍研习的外语。
翻译既是外来新事物进入的必要先导，又是外来新事物进入后的继续行为(为其给定译名)。清民之际，随着从日本传入中国的新事物的急剧增长，加之留日热、研习日语热造成的态势，导致日籍汉译极一时之盛。1895年8月，康有为与文廷式、陈炽等在北京组织“强学会”，其所办五事中第一件便是“译东西文书籍”，故又称“译书局”。同年11月成立的“上海强学会”仍把“译印图书”列为首位。1897年，梁启超等在上海创设“大同译书局”，提出译书“以东文为主，而辅以西文”。1898年康有为向光绪皇帝专呈《请广译日本书、设立京师译书局折》，论证翻译日籍的好处。该折说：
日本与我同文也，其变法至今三十年，凡欧美政治、文学、武备、新识之佳书，咸译矣，但工艺少阙，不如欧美耳。译日本之书，为我文字者十之八，其成事至少，其费日无多也。
百日维新间，康有为曾向光绪皇帝进呈《日本书目志》，分生理、理学、宗教、图史等15门介绍日本新书，将翻译日籍的计划具体化。
张之洞也十分重视翻译事业。1893年11月，时任湖广总督的张氏创办自强学堂(此为武汉大学前身)，其招考章程开宗明义曰：“自强之道，贵乎周知情伪，取人所长。若非精晓洋文，即不能自读西书，必无从会通博采。”自强学堂分方言、格致、算学、商务四门，而最重方言(外语)。甲午战争以后，张氏将倡导译业的重心转移到翻译日籍。1898年，张之洞在《劝学篇下·广译第五》中，上溯夏、商、周三代译业，下论魏源译外国书报成《海国图志》之功，力倡译书以知西学。
他还归纳三种译书之法：
一各省多设译书局，一出使大臣访其国之要书而选择之，一上海有力书贾、好事文人广译西书出售，销流必广，主人得其名，天下得其用矣。
这是主张国家之力与民间之力并举，共兴译事。他在《广译》的夹注中还专门申述民间译书的益处：
此可为贫士治生之计，而隐有开物成务之功，其利益与石印场屋书等，其功德比刻善书则过之。
(未完待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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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 此二表据森冈健二：《改订近代語の成立語汇编》，明治书院平成三年版，第247页。表格题目为笔者所加，表中辞书举例有所删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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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57页
① 日本术语规范化的集成之作，是昭和22年(1947)文部省刊行的《学术用语集》，按25个学科分卷详列术语。该集展示的术语发展大势是，音译名增加，复合语增加，如以“质量”为语干，又派生出一系列复合语：质量流量、质量流量计、质量分析器，等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