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要： 我们好比是第一线打仗的，不能没有弹药，名词好比作战中的炮弹。“小小”名词往往不好办。遇到名词困难，不知找谁好。
——联合国文件司中文处的同志们如是说。
对于联合国的中文翻译工作，人们可能会有几分神秘感，这里可是一个特殊的岗位。全国科技名词审定委员会的领导认为，他们是在世界翻译工作的中心和第一线，名词委作为规范中文科技名词的制定和服务的部门，应了解他们的需求，作好相互沟通。于是，决定派人作一次采访。
联合国现有191个成员国。这么多使用不同语言的国家在一起开会，如何使各国代表能够沟通，使不同文种的文件内容等效，就成为首当其冲的大问题。因此秘书处设置了大会事务部，下设文件司和会议服务司。这是一个庞大的翻译机构，主要分笔译(文件)和口译(会议)两大部分。
第二次世界大战结束时，中、美、苏、英、法五个同盟国发起成立联合国，当时的宪章是用中、英、法、俄、西(西班牙)五种文字发表，这五种文字就成为联合国的正式语文。但是，此后相当长的一个时期，因为占据中国合法席位的台湾代表不用中文发言，使中文在这里有名无实。1971年联大通过决议恢复我国的合法席位，1973年又通过决议，确认中文为大会和安理会的五种工作语文之一(后来又增加了阿拉伯文)。联合国的中文工作从此出现了新的局面。中文在国际上的地位及影响的提高，反映了中国乃至世界华人在政治、经济、文化等各方面的国际地位的提高。
现在，中国代表团出席联合国的各种会议都用中文发言，各种决议草案必须先翻译成中文后才能讨论和表决。在纽约联合国总部，为中国代表团及使用中文的其他代表团服务的是负责笔译的文件司中文处，和负责口译的口译处中文科(还有中文逐字记录科和中文编辑股等)。
特殊的名词情结
今年7月的一天，在纽约联合国总部，本刊记者访问了中文处。现在这里有60位翻译人员，他们是联合国聘任的国际公务员，多数为中国国籍。在竞争的背景下，他们都是“百里挑一”的精兵强将。一走进这里，就使人感到有一种特殊的工作气氛，这就是紧张、认真、严谨、团结、民主。记者看到，在中文处办公区的一个大型书柜上，装满了整齐有序地排放着的他们的“产品”。这些即将很快送出的各种文件，就是这个集体辛勤劳动和智慧的结晶。
起初，为了少打搅他们，记者打算只采访二三位领导和专家。后来帮助组织这次活动的贾运起先生说有十个人愿意参加采访。记者预感到大家的热情很高，一定将是一次成功的访问。可是没有想到当开会时，会议室(实际上是一间稍宽敞的办公室)中竟挤进了30多人(除了中文处外，名词科和编辑科也有人来了)。采访活动就自然变成为一次十分热烈而生动活泼的座谈会。会上争相发言的场面，充分反映了大家在日常工作中对名词工作重要性的深刻体会，和期盼得到国内有关部门帮助的强烈愿望。当知道国内有人来访问，他们十分重视这个机会，希望能反映自己的意见和问题，也能多了解一些国内名词工作的情况。在这里记者感受到他们对名词工作的特殊关注，这是源于长期特殊的工作环境所造就的名词情结。
炮弹
名词术语是科技工作及翻译工作中常遇到的难点问题。对这个问题中文处深有体会。他们是战斗在翻译第一线的“战士”，他们生动而深刻地把“名词”的重要性比做作战中的“炮弹”。资深审校、培训专员刘达政先生多次谈到“炮弹”说。他说：“我们是第一线打仗的，不能没有弹药，名词好比作战中的炮弹。‘小小’名词往往不好办。外交部只管立场、大政策，当我们遇到名词困难时，不知找谁好。”他们对名词命名和统一特别重视，代表同一个概念的名词在一篇文件或不同的文件中必须统一。规划专员李鸿铮说：“统一名词是为了正确交流思想，名词都不统一，思想就不能沟通。”有人在发言中谈到有时国内名词不统一，给他们造成困难，例如有一个新词digital divide，中国领导人在联大55届会议上的讲话中用“数字鸿沟”，他们也就叫数字鸿沟。可是到56届联大会议上，中国科技部代表又叫“数码鸿沟”，他们又赶紧把“数字”改成“数码”。他们不知道应该以谁的为准，应该统一叫什么。这类问题很麻烦，真是无所适从。digital还牵涉到一系列词，像digital camera、digital recorder等等，应该尽早定出规范名。目前中文处只得把两个词一并列入内部词汇库，可是使用时就成难题了。
又如“food security”，国内普遍用“粮食安全”或“食品安全”。从国务院总理、部长的讲话到媒体都这样用。这里“安全”一词是一个错误用法。“food security”和“food safety”是两个不同的概念，前者指保障供应，后者指卫生、健康。而联合国粮农组织所关注的是前者，而不是后者。
再如“robust”一词的译名，中文处的专家曾对此词专门进行过调查、讨论甚至辩论，还是没有一个好的译名。robust的原意是强壮、健全、坚固、耐用、不易发生问题或发生问题后恢复能力强。随着科学发展，越来越多的学科领域使用这个词，其内涵在不断延伸、转意。如通信设备中有“备份”的意思；在数据处理中有数据处理后保留原有特点的含意；生物遗传学中有基因破坏后具备修补的能力；在社会科学领域，是指社会发生波动后具有复原的能力等等。美国加州大学社会系还有一门课叫“Robustness”。有一次我们把一份文件中的“robust export system” 翻成“鲁棒出口制度”，一位中国代表就提意见，说看不懂。我们感到不好办。目前只能根据国内用法，在通信和信息技术领域暂时用“鲁棒”一词。有一位先生说这个译名似乎是音译，但又不像，再说这种用字也缺乏严肃性，不雅，不像术语。要表达这么多不太相同的内涵，很难找到一个完全对应的表意性的中文词。有人建议像克隆和基因那样，用中性字音译的办法也许更好。这类许多学科都用的词是否可超越某一个学科，在更高层次上统一起来。
当谈到国内Internet一词的中文名不统一，有叫因特网，有叫互联网这个问题时，贾运起先生高兴地说，我们是跟规范、跟权威的，早就按全国名词委公布的用法，在联合国全系统推行使用因特网了。有的人进一步说明Internet和internet是不一样的，后者才是互联网。
紧张与严谨
人们常说慢工出细活。这句话在这里是不适用的。这里的工作既要细，要严格保证质量，还要快，有时还特别急。这两方面特点都加大了工作的难度。
这里工作紧、节奏快。所有会议文件完稿的时间都是硬任务，定时来，定时走。安理会会议有时是昼夜开，早晚都可能有任务。有一次一百多页的外文文件必须在两天内完成翻译任务，有的任务只有几个小时工作时间。这不是简单的翻译，每一项任务都要经过译、审、排、校、发等多道流水作业程序，其中，还要解决许多新出现的疑难问题，以保证交出质量过硬的“成品”。
在这里，人们都感到翻译工作无小事。因为联合国是主权国家之间的政府组织，是政治论坛，又是决策机构。联大通过的决议，具有世界性的影响，而安理会的决议，则对所有会员国都具有法律约束力。各国代表的发言、表态都是代表国家和政府，是有国际影响的，表达国家重要立场观点，政治性及政策性都很强。翻译这样的文件自然责任重大，丝毫不能马虎，否则后果不堪设想。因此，忠实原文，准确表达，成为对翻译工作的基本要求。
联合国讨论问题的广泛性，也给翻译带来很大困难。为了做到“忠实与准确”，对工作人员除了要具备很高的外文水平外，知识素质的广度和深度要求也很高。联合国大会设有7个委员会，经社理事会设有9个职司委员会、5个区域委员会。审议的问题涉及政治、经济、文化、军事、社会、法律、环保、海洋、生物、地理，以及宗教、民族、人权、妇女、儿童、医药、卫生、劳工、禁毒、预算、财经等等，可以说是包罗万象。中文处的翻译任务涉及的语种也多，主要有英、法、俄、西(班牙)、阿(拉伯)等，翻译的内容和文种几乎天天都不一样。能完成这种复杂的翻译任务的重要原因是中文处有一批优秀的人才。
这里人才济济，是一个由老中青相结合，掌握多种知识门类，善于学习、研究的人才融合的集体。从专业知识看，他们有学自然科学、社会科学的；从语种看，有精通英、法、德、俄、阿文的；从国家或地区看，他们来自两岸三地以及马来西亚、美国、加拿大等国家。他们自己笑称像个“中文联合国”。这样一支很强的翻译队伍在世界上也不多。
记者多次听说他们爱争论，人多、意见多、争议多。实际上反映了他们遇到的疑难问题多，可贵的是形成了认真、严谨、民主切磋的良好气氛。许多问题就是这样得到解决，有了创新。正如刘达政等先生所说，命名常常很难，他们深深体会到“一名之立，旬月躇踌”的苦和甜。
联合国秘书处对词汇工作很重视。文件司设有名词和参考资料科，配有6个名词员(terminologist)，一种正式语文一个人，负责联合国系统词汇的收集、统一、审定、编撰分发，并负责回答来自联合国内外的词汇查询。名词和参考资料科主办的词汇库“UNTERM”在因特网上向全世界的用户免费开放(网址是：http：//unterm.un.org)。另外各语文翻译处还设有内部专职名词员，为本处的翻译工作服务。专职担任中文名词工作的贾运起和凌建平都是在这里工作了20年左右的经验丰富的资深名词员。
为了积累资料，搞好名词统一，中文处很早就建立了自己的词汇库。记者提出是否可以在全国科技名词审定委员会的刊物《科技术语研究》或网上辟出专栏，由中文处把经过推敲定下来的新词作为试用词推荐给国内，供更多的人使用或听取反馈意见。此事有待进一步研究。
期望与呼吁
座谈会上谈得最多的就是这个话题。他们对国内的名词工作充满热切的期望，也提出了许多建设性的意见。主要有以下一些方面：
1.国家要加强名词工作，要投入更多的资源和人力。
搞好名词工作有重要的现实意义。首先名词统一也是促进国家统一的重要方面。其次，现在新知识、新概念很多，翻译文章时名词不统一、不准确，看起来模模糊糊的，不可能很好地理解，就不可能真正掌握知识。再说，这也是发扬中华文化的一个方面，不仅是国内名词要统一，国外名词也要统一，才有利于华语地区用语统一。许多人都谈到，对这类公益性、基础性的工作，国家一定要支持，这个钱国家应该舍得花。中国是社会主义国家，如果这方面的钱都没有，科教兴国就困难了。这件事不只是中科院的事，而是全国的事，国家要管。
2.希望尽快开展社会科学名词统一工作。
这里翻译的内容，相当大一部分是社科领域的问题，但国内这部分除个别学科外，基本上没有开展名词工作。詹博球先生说对待社会科学，国家过去不够重视是可以理解的，可是现在好像还是没有认识社会科学的重要性，应该赶快抓起来。
3.加强网络化建设。
关于运作方式，大家一致提出要加强网络化建设。名词委审定的成果应该方便地提供给大家使用，使用的人越多越好，大家都用就统一了。现在用书的形式出版，一是反应太慢，书一出来很多东西都过时了。二是书不容易买到。他们回国休假总想买些这方面的书。詹博球先生刚从北京回来，他说自己是名词委产品的忠实用户，名词委不重视传播，想买书也不知道到哪去买，只得到各大书店转，这次是在西单图书大厦找到几本名词委出的书。应该通过网络传播产品。对新的东西反应要快，因为社会上很容易形成谁先出来谁就是权威的情况，要有专人收集新词，提供给各审定委员会研究。新名词可以先推出试用，大家愿意用了就可以定下来。网络还可以及时收到反馈意见。
4.加大宣传和推广、执行的力度。
许多人都谈到国内审定的规范名词推广的力度不够，刘达政先生说：“名词定了以后，执行上要‘强硬’才行。法国很注意名词问题，政府设有一个委员会(Commission générale de terminologie et de néologie)作为权威管理机构，就像是法国的语言警察，规定法文不能用‘e-mail’，而要用‘courriel’。权威机构要有权。”
还有人谈到上网只是一方面的措施，还要充分利用影响大的各种媒体，例如电视台、报纸等作宣传、介绍。
名词委应在“本本”之外有一个简单动态性的简报，作为灵活的指导性信息，把有关名词的情况主动与重要媒体和政府部门沟通，扩大影响。
5.希望重视新名词的命名审定工作。
新东西很多，如前面提到的“robust”、“ digital”等这类跨多学科，影响越来越大的词要尽早重点做好命名，不要等混乱了再来抓。他们说自己没有力量细细研究很多问题，只能“拿来主义”，期盼有后援，源源不断地送“弹药”来。尤其是名词委，希望是强大的后援，今后应加强合作。
6.提高工具书的质量。
建议编一本质量高、内容全的英汉大词典，全世界都可以用。现在有的工具书质量太差，错误百出，出版后不但不能解决问题，反而造成许多问题。编工具书一定要对读者和社会负责。国内编双语词典，如遇拿不准的词条，海外学者愿意提供咨询。
座谈会在争相“赶上这班车”似的发言气氛中刹车了，有一些紧急任务正等待他们去处理。会上要优质“炮弹”，要后援的呼声，一直在记者脑海中回旋。这里只是翻译界的一个缩影。还有许多人，包括更多的科技人员都会有同样的愿望。我国的名词统一工作究竟怎样改革、创新、发展才能适应形势的需要，这是值得各有关部门，特别是名词委思考、研究、解决的问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