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要： 有这样一批专家、教授，他们不仅为科技名词规范化工作大声疾呼，而且亲自参与名词审定，并为之倾注了大量心血，为科技名词规范化工作做出了重要贡献。赵凯华教授就是其中的一位。
赵凯华是北京大学物理学院教授，物理学家，物理教育家。长期从事物理学教学和科研工作。曾任北京大学物理系主任、中国物理学会副理事长兼教学委员会主任。长期担任《大学物理》杂志主编，积极参与并组织国际和国内物理学术和教学交流活动。他所编著的《电磁学》、《光学》、《新概念物理教程》、《定性与半定量物理学》等多部教材，获得国家级优秀教材或优秀教学成果奖，风行全国，经久不衰。
他还是全国科学技术名词审定委员会委员和物理学名词审定委员会主任，主持审定了《物理学名词》，1996年由全国科技名词审定委员会公布出版。
我们怀着敬佩之情拜访了赵凯华教授。以下为采访内容。
物理学名词审定工作在我国名词工作史上占有非常重要的地位，首先能否请您谈谈物理学名词审定工作的历史？
物理学是一门基础学科。物理学名词在近代学术名词体系中占有重要地位。我国的前辈物理学家为做好物理学名词工作，进行了几十年的不懈努力，打下了良好的基础。我们现在必须认真总结他们的经验，发扬传统，继续做好物理学名词工作。
我国的物理学名词源远流长，至少声学、光学、磁学的一些名词早在先秦时期已确定并流传了。本文涉及的主要是近代科学传入我国后的物理学名词工作，这也有不短的历史了。早一点可以追溯到明、清时代，西方传教士和我国学者合作，翻译了一些西方科学著作，如《几何原本》、《重学》等，这里面就有早期的名词工作。进入20世纪之后，随着近代科学在我国的发展，学术名词工作也逐步展开，形成了自己的体系，对于我国普及近代科学知识起了重要的作用。

中国物理学会历来重视名词工作，从1932年一成立，就专门设立了物理学名词审查委员会(当时只设立了三个委员会，另外两个一是学报委员会，一是物理教学委员会)，把审定物理学名词作为自己的一项重要工作。首届名词审查委员会成员为萨本栋、严济慈、王守竞、饶毓泰、张贻慧。另外，还有数理学会选派的叶企孙、吴有训。1933年在上海召开了第一次物理学名词审查会议。参加的人有何育杰、丁燮林、吴有训、严济慈、杨肇燫等。1934年，公布了经审定的物理学名词。在此期间，物理学会还就度量衡和大、小数命名问题提出了建议，并于1934年刊载于《东方杂志》上，严济慈先生还写了《论公分公分公分》一文辛辣地讽刺了不按汉语规律和特点命名度量单位造成的混乱。物理学会当时所提的方案解放后经1950年的修订，于1959年为国务院采纳公布。
抗战期间，我国物理学前辈在极困苦的条件下，虽分散于各地，仍坚持物理学名词工作，未尝中断。
解放后，在党提出的“学术中国化”方针指导下，政务院成立了以郭沫若同志为首的“学术名词统一工作委员会”，延聘全国各学科专家300余人，负责审定各学科的学术名词。物理学会推荐王竹溪、王淦昌、方嗣(音绵)、孙念台、陆学善、葛庭燧、杨肇燫等七人组成物理学名词审查工作小组，从1950年9月开始，每星期六下午进行一次讨论，经过近一年的紧张工作，在前人成果的基础上，审定并正式印行，公布了9696条名词，这就是《物理学名词》。该书先由商务印书馆出版，后改由科学出版社出版，为我国建国以来的物理学名词工作打下了坚实的基础。这项工作是由杨肇燫先生主持的，无论严冬酷暑，每逢周末，杨先生都亲自携带一个很大的包袱，内装有关名词的各种资料，来到会场主持讨论。讨论是非常认真的。“一名之立，旬月踟蹰”。有些名词的译名曾经过长时间的反复推敲，最后才择善而从。
上个世纪60年代初，物理学名词审查委员会又组织了《物理学名词补编》的编订、审查工作。参加这一工作的有王竹溪、陆学善、钱临照、马大猷、孟昭英、卢鹤绂、褚圣麟、龚祖同、汤定元、李荫远、潘孝硕、郑华炽、杨肇燫等20多人，共审定名词6000余条。全部稿件于1964～1965年完成，但发排后即遇到了十年动乱，不得不一度中断，直到1970年才得以出版，接着在王竹溪先生主持下，又组织了物理学名词的增订。参加增订工作的有陆学善、李荫远、李国栋、杨顺华以及中国科学院物理所各有关研究室。负责审定工作的有王竹溪、陆学善、李荫远、龚祖同、张文裕、何泽慧、卢鹤绂、施士元、梅镇岳等以及有关研究所。这次审定的名词完成后，与原来的《物理学名词》、《物理学名词补编》全编成《英汉物理学词汇》，于1975年出版。这本书是物理学会名词委员会30多年工作的结晶，它出版后先后印刷3次，印数达十二万多册。目前又在重印，受到了各界的好评。1978年物理学会名词委员会正式恢复工作后，又先后审定了新增补的物理学名词约1000条，在《物理》杂志上发表。参加这一工作的有王竹溪、陆学善、钱临照、马大猷、何祚庥、汪容、王同亿、李国栋、高崇寿、杨葭荪、徐锡申、沈乃澂、周荣生、张友韬和我等。1982年以后，物理学名词委员会研究了物理学名词工作的新形势，决定发动各分会和专业委员会都来参加物理学名词的增补审查修订工作，并决定对《英汉物理学词汇》进行一次较大规模的增订。为此，着重抓了《物理学名词编订条例》的修订，以此作为各分科共同遵循的依据。总之，中国物理学会成立50多年来，除“文化大革命”的十年动乱时期外，对物理学名词的审定工作始终没有中断。前辈物理学家对这项工作是高度重视的，我们在当前形势下，要发扬传统，继续做好物理学名词工作。
名词工作对一个学科的建设、发展所起的作用是什么？
作为五千年的文明古国，我国有灿烂的文化遗产，其中包括丰富的科学技术知识和经验。但自明朝中叶以后，欧洲文艺复兴导致了近代科学的创立和技术空前迅速的发展，我国却置身于这一伟大潮流之外，大大落后了。我国的近代科学术语基本上是从国外引进的，科学名词审定工作实际上是国外科学术语翻译的规范化工作。由于汉语使用方块字，翻译科学术语的途径与世界上大多数使用拼音文字的国家不同。拼音文字多采用音译，我国则以意译为主。意译的好处是可以“望文生义”，我国能够在初级和中级教育里用母语进行科学教学，这是许多使用拼音文字的落后国家和民族难以做到的。我们使用方块字的最大困难则是外国人名和地名的翻译，至今不能统一，恐怕永远也无法统一。科学名词汉化保证了中小学里科学教育使用母语，并有利于科学普及，也许是名词工作的最大贡献。
在学科建设的高层次里，名词的规范化显得不那么突出，至今许多科学家作学术报告或发表论文时不太理会现在制定的名词规范译法，似乎也未在同行中引起太大的误会。当然有了规范，才能使大家逐步趋同，总是有利的。科学名词的规范化工作要从中小学做起，使下一代从头起就习惯于规范化名词，对今后名词的统一是很重要的。
作为杰出的教育家，您认为除了在专业领域名词需要规范，是否还有必要在社会上推行规范名词？
在非专业领域内推行规范科学名词有一些好处，但谁也管不了那么多。现在社会上把科学术语搬到日常生活中去，如“这个人能量很大”，“把经验辐射出去”，并不拘泥于科学术语的本意，没有必要去干预，料也无妨。
但是，目前之所以有一些不确切或不好的译名、订名在社会上流传很广，如镭射(激光)，这与我们的宣传不够有关。今后我们应认识到，名词工作是一项十分重要而又严肃的工作。宣传媒体在遇到外文材料中出现的新名词时，不可简单从事，随便订个译名，或不加分析地照搬日文的汉字名称或把港台的流行译名搬过来。对商业广告也要进行一定的管理，否则一旦谬种流传，造成混乱，就难以收拾了。希望全国科学技术名词审定委员会大力抓一下宣传工作，发动广大科学工作者关心和重视名词的正确制订与统一，促进我国的科学技术名词工作加速进行，以适应现代科学技术蓬勃发展的需要。
术语学在我国在当前应该如何发展，在高校，是否应该开设这门学科？
科学术语的规范化是专业性、学术性很强的工作，决不是行政部门颁布什么彼此互相矛盾的“国标”能够解决的。科学术语的规范化要靠专业人员，不同专业，特别是相关学科之间应尽量做好协调工作。派生学科和技术学科要尊重基础学科制定的规范。术语学要总结这方面的经验，高校中可以开展一些术语学的研究。
名词审定工作中遇到的问题、难题是什么？
外国人名的译法是个老大难问题。除东亚一些使用或使用过汉字的国家，如日本、韩国、新加坡、越南的人名之外，我们采用汉字译法，其他民族和国家的人名音译，且名从主人，翻译时要追究他们本民族的发音。例如薛定谔(Schrdinger)是奥地利人，－ger读“谔”，不读“格”。伊辛(Ising)是德国人，他后来到了美国，美国人叫他“艾辛”，我们改不改？Wilson是个很常见的姓，过去南方人把它译做“威尔逊”，用普通话读就不对了，改不改？还有一些名字外文拼法不同，属不同的姓，但读音接近，必须在汉语中人为地用不同的同音字来区分，怎样统一？再者不同学科对同一人名的译法不同，Boyle在物理学中作“玻意耳”，在化学中作“波义尔”，积习已久，难以统一。我不知道这个问题如何解决。在高层次的科学文献中人名不译，以拉丁字母拼音夹在汉语中，恐怕是不可避免的趋势。在通俗媒体中就不好办了。
对当前名词工作的开展有何建议和想法？
科学名词的规范化有个界定，不要扩展到其他方面，如教学、科研中使用的符号、字体、单位制。一个国家的计量单位是要统一的，那是对产品制造和工程规范而言的，中小学教学中应以标准单位为主，高等教育和科学研究不受此限制。例如电磁学中的“电动势”使用英文草花体大写E，国内外沿用已久，不能强行禁止，致使无法与“电场强度”区分。加许多上下标来区分的做法使科学符号臃肿累赘，实属下策。在理论物理(特别在量子力学)中使用高斯电磁学单位制而不用国际单位制，不应受到非难。国际上科学文献中使用的单位很不统一，我们要教会学生识别和换算，因此在教学中安排和使用一些非标准化的单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