术语广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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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丨李东霖（1996—），男，中国人民大学外国语学院博士研究生，研究方向为翻译学。通信方式：lidonglin2020@ruc.edu.cn
引 言
20世纪后半期，文学经典的形成成为西方文学批评的重要议题[1]，同样，翻译文学作品的海外经典重构也是翻译文学批评中值得关注的研究对象。作为中国文化在海外传播的重要环节，“经典化”这一翻译研究术语广泛出现在各种对翻译文学的译介中，并且随着中国文化外译事业的发展，也愈加引起研究者的关注。仅近三年内，探讨文学文本在海外翻译“经典化”的期刊论文中，发现国内研究者普遍接受将“经典化”等同于canonization这一译法，几乎所有与此话题相关的研究成果，包括权威论文、专著等等，都将“经典化”这一术语英译为canonization。但是，对于两者是否真完全对等、该术语翻译是否正确这一问题，一直都缺乏深入的辨析。为了翻译话语权和学术研究的准确性，有必要对该组术语进行名与实的甄别和校正，以期还原中西方译论中术语表达的原本意义，并提出更适宜的译法，最终服务于中国特色译学理论话语体系的建构。
中西译论中的术语“经典化”1979年，埃文-佐哈尔（Itamar Even-Zohar）继承并发展俄国形式主义者什克洛夫斯基（Shklovshij）的概念，在多元系统理论（Polysystem Theory）中首次采用canonized这一理念，后将其解释为：“社会文化因素决定某些性质或文本得以接受canonized的行为，而这一过程被命名为canonization，意为被一个文化里的统治阶层视为合乎正统的文学规范和作品（包括模式和文本），其最突出的产品被社会保存下来，成为历史遗产的一部分。”[2]翻译文学的canonization则是指文本在翻译、流通过程中逐渐获取、积累价值，最终在异域获取认可，完成经典重构[3]。由此可知，canonization这一场域内部的服务对象是翻译作品的文本。汉语的“经典化”，又称为“经典的形成/构成”等，起初更多被运用于讨论单文化系统中的文学作品，例如汉语典籍在国内的经典化，或英文作品在英语世界的经典化等。朱徽认为“经典化”是指文学作品经读者的反复阅读, 批评家和专家学者的长期研究, 最终被接受并确认为具有天才性和独创性的经典作品这一过程和方式[4]。就翻译文学成为经典的评价标准来说，哈罗德·布鲁姆（Harold Bloom）认为，文学经典是由历代作家完成的作品中最优秀的部分所组成，有着广泛的代表性和权威性。经典就“成了那些为了留存于世而相互竞争的作品中所做出的选择，不管你把这种选择解释为是由占主导地位的社会团体、教育机构、批评传统做出的，还是像我认为的那样，由那些感到自己也受到特定的前辈作家选择的后来者做出的”[5]。确定文学作品是不是经典，并不取决于广大的普通读者，而是取决于以下三种人的选择：文学机构的学术权威，有着很大影响力的批评家和受制于市场机制的广大读者[6]。
术语“经典化”翻译辨析：词义与文化因素2.1 经典与canon
首先，在汉语与英语的词义层面，中国的“经典”与西方的canon存在性质差异，无法形成对等关系，结合其语言词义变迁历程，便能明晰地分辨出两者的不同之处。
在欧洲和西方中心主义影响下，西方汉学界学者认为中国古代文学几乎不受任何外来影响，有着与西方文学迥然不同的独特传统，因此中国古典文学堪称另一种“东方的经典”[7]。在《古代汉语词典》中，“经”主要指古代某些专门性的著作。《荀子·劝学》云：“其数则始乎诵经，终乎读礼。”《汉书·艺文志一》云：“诏光禄大夫刘向校经传、诸子、诗赋。”“经”又指古代图书的四大类别之一。《新唐书·艺文志》：“列经、史、子、集四库。”而“典”则指典籍、文献。《战国策·楚策一》云：“蒙谷献典，五官得法，而百姓大治。”《后汉书·蔡邕传》云：“续成后史，为一代大典。”“典”的组词“典籍”还特指重要的文献。《孟子·告子下》中，“诸侯之地方百里，不百里，不足以守宗庙之典籍。”在《当代汉语词典》中，单“经”字可指具有特殊价值、被尊为典范的古书，也包括宗教的典籍，单“典”字指可作为规范的书籍或文章。“经典”合为一词，则意为“有长久保存价值、可作为典范或具有权威性的古书或著作”，也泛指各宗教宣扬教义的典籍，如佛教经典等。《汉语大词典》中注明，“经典”为“经+典”的并列式结构，既可指传统的具有权威性的著作，又可泛指各宗教宣扬教义的根本性著作。诸如佛经、圣经、藏经、可兰经等宗教作品，都可以被纳入“经”的范畴，甚至连同马克思主义这样的不具有宗教性质的信仰或哲学理论体系，也都可与宗教著作一样，适用于“经典”的定义。总结而言，中文的“经”和“经典”对世界多样化的宗教与信仰文化中的重要文献都具有强大的兼容性，对此类作品的描述与概括具有普适性。
另一方面，西方的canon源于古希腊语，后逐渐成为一个广泛运用于基督教话语体系的术语，又被延伸至文学领域。拉丁语中canon指“Church law, a rule or doctrine enacted by ecclesiastical authority”，古英语中则意为“rule, law, or decree of the Church”，即“教会的法度”。该用法尤其在14世纪后常见，另特指“被基督教会接受的圣经经文”[8]。
需要明确的是，现有中西方文学批评的认识已经可以认定，宗教作品具有文学价值，宗教经典同样也可能带有文学经典（canon）的身份。“经典”之所以有现实意义，是因为它没有被限于宗教内容，而被引申运用于西方文学的范畴[1]。因此在西方文艺理论中，canon自然而然从宗教术语延伸到文艺术语范畴，也可以用来表示某个伟大作家的作品，如the Chaucer Canon, the Shakespeare canon等，这一用法也被原封不动地照搬到了国内的研究中。问题就出在这里，西方文艺批评所使用的canon仅限于用来形容西方文学场域中所存在或形成的经典，而忽视了其他世界文学文化场域中的经典作品是否可以同样用canon来命名。其中的概念内涵在从描述单一文化跨越到多文化层面时，术语没有发生改变，内涵却发生了质变，造成了严重的错位。当canon在文学评论和翻译批评中出现的时候，首先要搞清楚原本西方话语体系中所说的“宗教”是什么教？是否具有单一性？是否考虑到世界其他文化中表现其他信仰的文学作品？这一系列问题的答案都只能揭露canon在描述世界其他文化、文学、翻译时显得多么薄弱无力。乔叟作品描述的欧洲中世纪晚期，是基督教的鼎盛时期，莎士比亚的作品浸染着基督教的文化，这一类信仰基督教、成长于基督教环境的作家其著作同样也服务于基督教在文学范围内的传播，所成为的经典被称作是canon确实是合理的。而除此之外，中国的文化经典，或者说典籍，从历史渊源来谈，与基督教文明可谓是毫无瓜葛。从包含的范围来讲，应覆盖文史哲三科，兼顾儒释道三教，以汉族文献为主，也囊括少数民族文献，以统一的文明史理念确定选择范围[9]。中国对“经典”的内容定义完全不受基督教思想的束缚，而是秉持扎根于中国本土传统文化的理念。总体上来看，基督教宗教经典的形成和定论有别于文学经典的形成，但也存在类似之处。文学“经典形成”的过程里权威意见实际上起了决定性作用。由此可见，canon与中国文化所孕育出的非基督教文学作品并没有联系。
综上词源词义层面的比对研究可以看出，就所涉范围而言，汉语“经典”的词义与英语canon的词义呈现的是包含关系：canon是世界各个文化场域中所产生的经典的一个类型，源起于特定的地域和文化语境中，是世界文学经典的组成部分；作为整体的“经典”可以用来指代作为部分的canon，而反之用canon来指代“经典”却是不成立的。
2.2 经典化与canonization
既然已经得出“经典”无法等同于canon的结论，并且找到了两者之间的关系，那么本文所探讨的“经典化”与canonization这两个术语之间的关系也随之明朗。“经典化”可以被看作是经典形成的过程。如果说随着词汇的演变，canon跳脱出中世纪严格的基督教教会与教义的束缚，被赋予了在文学评论中新的含义，能够用来对西方文学作品进行描述的话，那么它的衍生词canonization在词义上也随着canon一同演进，从宗教的约束范围内进入文艺批评的领域。从词源来看，canonization源于14世纪的拉丁语，当时意为“act of enrolling a beatified person among the saints”[8]，在韦氏英文词典中，canonization表示一种基督教教义上由教皇主持的特殊行为，对人意为“追封为圣人”，对文献典籍则意为“承认为圣典”。另外，如果撇开宗教的语义，进入文学的范畴，将作用对象canon视为文学作品的话，canonization也有着“admission into a canon of literary or artistic works”的释义[10]。也就是说，canonization的语义是随着其作用对象canon而改变的。当需要被“经典化”的canon是宗教文献，且canonize的这一形式过程是宗教行为的话，canonization就依旧保持其在基督教教义内部的涵义；当canon的性质属于文学作品，哪怕是基督教文献，只要其主要性质和在场域内发挥作用的主要特征属于文学，且将其“经典化”的目的是让该文本对象成为文学领域的“经典”，那么canonization此时行使的是其在文学领域的角色。
但是，canonization可以代表曾经一段特定历史时期内由西方译者主导的中国文学在海外的经典建构，但是要想继续沿用在当今的翻译活动中，无疑是不恰当、不符合事实的。中国的典籍外译活动始于明清时期来华传教士的翻译活动，明清之际的代表为耶稣会士，晚清时期则是来自英国的新教传教士。这些传教士的首要翻译动机是为了在华传播基督教，不但对儒家经典进行翻译研究，还翻译了大量佛教、道教与民间宗教的汉语典籍，企图通过基督教的话语体系来诠释中国的经典。对他们而言，基督教的教义经典乃是居于世界文化中心的宗教文化经典，任何其他文化空间中的宗教体系最终都将归附于他们所传扬的基督教教义之下。因此，他们心目中所信仰与认可的“经典”有且仅有基督教文化中被奉为圣典的canon，此时对西方译介中国文化典籍的翻译行为确实是可以被称为canonization，而此时canonization的含义超越了词本身，在译论中获得了延伸：它不单单指在基督教内部将文献著作奉为圣典的过程，另外在文化殖民的基础上，还包括了将其他文化中同样获得认可并具有典范性的宗教与文学作品强硬地划归到基督教的范畴，使其能够被基督教教义所诠释，成为基督教所尊崇的经典体系中的一部分。而在那一段特定的历史时期所发生的中国翻译文学在海外的“经典化”，的确就是带有浓厚西方神学印记的canonization的行为：在译者方面是由西方传教士主持，在赞助人方面是由基督教教会所支持，在受众方面是信仰基督教的西方读者，在主流诗学方面是处于西方文化受到基督教教义影响甚大的语境之中，在意识形态方面，翻译的最终目的也是“释耶”，即在其他文化中找到基督上帝的踪迹，通过翻译那些主旨思想较接近的内容来证明基督教的信仰，更好地融入目标文化的意识形态以最终完成传教。
对比之下，中国现当代文学作品的对外译介与海外的经典构建，大多是由中国本土的学者和译者所参与或主导的，其中很大一部分是由国家的文化机关机构所倡导和领导的。对于翻译的文本，现当代所追求的翻译文学海外经典化是完全建立在对民族文化充分的认知和自信之上的，从意识形态和文化战略层面上讲，也是要发展“中国文化走出去”，立足本土而绝非受到某宗教制控。可以说，现在的文化外译事业与过去的典籍翻译行为相比已经脱胎换骨，完全不能被等同，如果还要把现在所提及的“经典化”这一术语对应为canonization的话，则忽视了“经典化”内部结构和运作机制所发生的客观改变。
中西译论视域下的新译法文学作品的经典化必然要受到权力关系、意识形态和种族文化等的影响，文学翻译的经典化也是如此[4]。然而权力的渗入甚至早于经典化行为的发生。当文学翻译工作者将汉语作品的canonization视为中国文化外译的目标时，在研究者意识里认为我们在汉语中所说的经典化能完全等同于canonization时，实际上已经受到了西方意识形态和种族文化的权力干涉。相比之下，classic(s)从词义上来看，包含的范围更加贴近中文“经典”的范畴。其一，classic的名词含义本身就限定其性质为“a literary work”[10]， 从词源上看本身就属于文学场域的范畴，没有和基督教教义绑定在一起。其二，classic的英文释义“a work of enduring excellence (also its author)”[10]，与“经典”在汉语中的释义非常接近，加之含义没有被限定于某单一文化，尤其是主导性文化，也没有被限定于某单一宗教——甚至可以脱离宗教文学的范畴而独立存在，对宗教教义以外的表达其他信仰或观点的文学作品同样具有合理的概括力。相较canon和scripture两种说法，classic(s)在语义上无疑是更加具有对世界文化的包容性和平等性的翻译选择，跳出了过去canon与canonization为世界文化普适性翻译理论术语所制造的困局，是同时能够适用于中西方译论中的具有普遍认可度的术语翻译选择。在过去国内关于“文学经典的形成”，即文学“经典化”的论述中，较为普遍的说法是译为“canon formation”，这与canonization是对等关系，基于此，笔者提出可以将canon替换，将“经典化”这一术语翻译为“classic formation”，从而可以避免西方主流基督教话语在译论领域的霸权，回归其在中西方翻译话语的双重视角下所应具有的普适性。另一方面，canonization在译论的发展和该术语被使用的过程中，实际上也已经约定俗成地衍生出词典释义以外的新意义，因此“基督教正典化”可以作为canonization的对应汉语译法。《礼记·学记》有“教必有正业”， 唐代孔颖达疏：“正业谓先王正典，非诸子百家。”由此说明单“正典”或“正典化”的译法并没有把文献著作的范围框定到基督教的领域，而是依然保留了对其他宗教信仰文化的解释力，因此需要在译文的前面对其基督教的话语性质加以明确，翻译为“基督教正典化”便能不多不少准确地描述canonization所表述的内容。
结语
在中国文化走出去的战略指导下，译者要深刻认识到中国的经典不是西方的经典，而是扎根于中国本土的传统文化，向西方译介的过程一定是艰辛的。在追求翻译文学“经典化”的同时，要回头考量一下原初的术语问题，明确辨析翻译活动所服务的大目标，实现中国文化的本真在海外的经典重构。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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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Even-Zohar I. Polysystem Theory[J]. Polysystem Studies, Poetics Today, 1990, 11(1): 9-2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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