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要： 编者按：具有历史意义的“汪辜会谈”把探讨大陆与台湾科技名词统一的工作列入了共同协议之中，此举顺乎民意，尤其反映了科技界人士的愿望。海峡两岸分隔四十多年，科技名词存在着严重的不统一。直接影响两岸科技、经贸、文教方面的交流。近几年两岸有不少学者对科技名词统一工作极为关心，提出了许多有益的建议和想法。台湾清华大学徐统教授在前不久给中科院院长周光召教授的信中表示对“建立两岸共同的专用名词”事项很感兴趣，愿为此效力。信中还附有一篇短文，就“一国两词”的现象作了精彩的论述。我委主任卢嘉锡教授嘱，可把此文印发给有关同志参阅。现将这篇短文发一简报，或许能引来更多更好的建议。
汉字的正(繁)体简体之争，是个由来以久的题目。除了字体之外，今天海峡两岸还有学术名词的差异的问题。由于长时间的隔绝和文化政治上的差别，台湾同大陆日常用语有相当大的差异。政治名词的分歧是不能强求统一的。一般日常生活用语有差异，如果是由于民俗文化的差异，正可以丰富中文(汉文，华文)词汇，不是坏事。古往今来，南北各地，夫与妻彼此的称呼，以及对第三者称呼自己的配偶，不下百十种：丈夫、妻子、太太、夫人、良人、夫君、贤妻、娘子、老婆、老公、哥、妹、当家的、烧锅的、那口子、头家、牵手的、他爹、某、爱人……。这种分歧，丰富了语言文字，不能简化，不能统一。
因此，我们尽管在台湾交女朋友，在大陆搞对象；一边儿克难生产，另一边儿土法炼钢；在这头脚踏实地，在那头两条腿走路；在这里的机关里，有了成绩好加薪，在那里的单位上，出了活儿能长工资；台湾人没事儿臭盖、四川人摆龙门阵、广东人煲粥、江北人嚼蛆、北京人侃大山……如果有人要把这样多姿多彩的语言文字统一，岂非绝灭固有文化，成为千古罪人？
但是，科技上的名词，没有必要这样多姿多彩。一物多名，除了增加困扰，别无好处。不会增进科技，只有添加交流时的困难。电子显微镜方面常用的名词，就有很多两边完全不同的，例如：光阑(孔径)、衬度(对比)、衍射(绕射)、倒易点阵(逆格子)等等。同电镜有关的，就更多了，例如：硅(矽)、固体物理(固态物理)、外延生长(磊晶)、离子注入(离子布置)等等。
由于使用频繁，这些名词的不统一，造成了两边交流时的不便。而且，名词的不统一，比字体的不统一还麻烦。第一：字体虽异，读音则同，不妨害口传。而名词不统一时，无论说写都难沟通。第二：中文字(汉字)一个个自成单元。除了极少几个例外，正(繁)体字同简体字是一一对应的。很容易用电脑(计算机)来自动转换。然而，中文词没有通用的记号将其联成一体，因此不容易自动辨认。名词还能因为改变词类而改变形式，又可以化简。例如，“正焦”可以看成“正好聚焦”的简称，但是也不妨自成一词。“透镜”加了形容词，多半可以简化为“镜”，例如“磁镜”、“中间镜”。“分子束外延生长”在句子里可以拆开，“用分子束外延法生长出来的晶体”。我们可以将离子布置于晶体，但是不能将液体布置于容器，只能注入容器。所以，自动转换的可能出错的地方就太多了。
这种现象是不是问题呢？我们先要问什么才是问题。一般来说，能立刻解决的麻烦就不成为问题。会自己消失的也不成为问题。会成问题的有两种：一种是严重影响到社会，但是一般人不以为意，只有少数有远见的人忧心。例如，三四十年前中国的人口。还有一种，就是人人痛心疾首，天天受害，欲没有人能解决的。例如目前台北的交通。中文科技术语的不统一，应该是属于第一类的问题。而我们都知道，如果第一类的问题不拿到台面上来解决，它不会自动消失，反而迟早会转而成为第二类问题。
只有用中文创造的东西，才不必翻译。可是五百年来，中国人自创的，而能影响全世界的东西不多，最突出的莫过于“毛泽东思想”。文革期间，我们看到洋记者为了翻译“政治挂帅”、“蹲点”、“打砸抢”、“上山下乡”、“和尚打伞”、“庙小妖风大，池浅王八多”而伤透脑筋。如今老中也不谈那一套了，结果不论是民生用品还是高科技，常用的名词几乎都是外来的。科技上用的术语，更是清一色的洋货，“金”、“银”、“铜”、“钱”、“锡”是极少数的例外。科技的国际语是英语。我们在必须使用中文(汉文，华文)的时候，将科技术语翻译成中文(汉文，华文)，有绝对的必要。汉文(中文，华文)没有字母，不能像日本人那样用假名音译外来语。更不能像用拉丁字母的国家一样，不翻译，直接引用拉丁字母拼写的外文字。中国人不可能直接引用外文。不是技术上不能，而是大部分人不会接受。就算接受了，不通洋文的中国人又当如何去念那些洋字呢？照汉语拼音的规则吗？那么silicon这个字就没法念了。顶多求其近似，照silicong念，就成了“斯利从”。这也没什么不可以，只怕大部分人不能忍受。
外国人名地名的音译不统一，也是个伤脑筋的问题。Schroedinger的译名，就有好多种。目前很多人采取不译的对策，无论口传笔写，都照抄原文。但是碰到名人，古人，还是用译名的居多，例如牛顿，爱因斯坦。至于谁用原文，谁用译文，又是漫无标准的。Schroedinger够不够有名，够不够古？过去有人建议，选一套汉字，用来翻译外文的发音。例如，凡s音都翻成“斯”，不用“史”、“思”、“士”等等。凡t就用“特”，不用“德”、“得”、“忒”。这个办法类似日本人用假名来拼西方文字，碰到稀奇古怪的洋文发音时，传真度不是很高，但是已经能减少很多麻烦了。可惜，没有通行。
翻译一向讲求信达雅。其实，更重要的是用。不在翻得好不好，不在翻得对不对，而在翻好了大家用不用。“可口可乐”是人人同意的绝妙好译。但是不绝妙的如“汉堡”，也照样横行中土。没有人认为把吃的东西叫“汉堡”会没有销路。反之，如果他们不翻译，直接用hamburger来攻城掠地，恐怕是不成的。就我所之，不翻译而能风行的只有半个字：“卡拉OK”。
最值得注意的是，科技上不用翻译词的原因还不是因为译得不好。这一点比较特别：在民生用品上，一种产品没有销路是因为不好，太贵。而翻译的科技名词之不行，欲不是因为不好，而是因为用原文比较习惯。于是，到了非用不可的时候，就有九流十家出山。
何不用原文(多半是英文)？口头上用英文名词的现象，已经是很普遍的了。但是，即使是这些口头上惯于使用“混合语”的人，写文章，写书的时候也不会写成“混合文”。可见用纯中文写的科技文书还是有存在的价值。如果我们让不语文太分离^①，那么，用纯中国话来讲科技，也有存在的价值。只可惜我们写书的人，讲起自己书里的事情，居然不用自己在书里用的中文(汉文，华文)名词。
西化以来，中国文化所剩不多，汉字是其中之一。只要我们用汉字，就要能用它来表达所有要表达的，包括高科技。因此，不能用“反正大家懂英文”来搪塞。挪威只有四百万人口，但是挪威文的书报出版业，极其发达。我曾问过挪威朋友，他们的出版商怎样在这么小的市场里赚钱。朋友说政府有补贴，为的是保存挪威文，保存固有文化。他说，冰岛的人口更少，才是挪威的十分之一。因此冰岛政府要花更大比例的经费来保存母语。只要是值得保存，花点钱是必要的。
同理，我们要不要用中文(汉文，华文)来传达科技信息，也全看我们认为这重要不重要，钱，是次要的因子。
我们也不能以为科技名词是少数科技专家才用得到的，因此让这些专家去用原文没什么关系。不然，许多科技名词，在日常生活中也常常用到：电镜上的“光阑”(孔径)，傻瓜照相机上也有。我们用来做成像(象)模拟的“计算机”(电脑)，同家庭主妇用来写信记账的，没有两样。所用的名词，毫无二致。
中文(汉文，华文)的科技名词，必须统一。这个工作，在电子显微镜方面，宜由两边的学术机构，刊物编审者来做，而不宜仰赖国务院的红头文件，或教育部，国立编译馆的某字第某号公文。我们也须要请语文方面的专家来参与工作。
“辞达而已矣”是个很好的原则。但并不是说不要讲求文词的美。政治上的标语口号，商业上的广告，多有经过千锤百炼的传世名言：
“一坏之土未乾，六尺之孤何托？”(唐，骆宾王)
“和平，奋斗，救中国。”(1925，孙文)
“革命不是请客吃饭。”(毛泽东)
“你办事，我放心。”(1976年，传说的毛泽东遗言)
“我拍卖，你放心。”(1980年代，台北，广告)
“不一样就是不一样。”(1980年代，台北，广告)
“……” “混合语”绝少美感。即使“达”也不可取。不一致的科技术语，使得“达”都达不到。翻译科技名词，写科技论文，同写任何文章一样，要讲求美感。美从何来？从作者的人文修养来。
从前的科学家也受过相当的人文教育，John Wesley Powell探险大峡谷时，为很多显著的山头取了名字。其中有好几个是用古代圣人的名字命名，科罗拉多河侵蚀出来的奇形怪状的岩石，有叫“佛殿”，有叫“所罗亚斯德庙”，也有“孔夫子庙”，“孟夫子庙”。19世纪耶鲁大学教育出来的地质学家有这般雅兴。当今的科技工作者，越来越少思古幽情，看到高耸的山头，多半只会想到玛丹娜。因此，要做好翻译工作，不能全靠科技工作者。要有语文专家的参与。
然而最重要的，还是要大家多多的用中文名词。这方面大陆占相当的优势；地广，人多，比较“土”。希望在未来的两岸电子显微镜交流会上，我们也许还是正(繁)体简体，各取所好，维持“一国两字”的局面，欲能不要再有“一国两词”的现象。
中国人喜欢说21世纪是中国人的世纪。只是今天的中国人，已经是穿西装、打领带、吃汉堡、喝可乐、住洋房、坐洋车、唱卡拉OK的人。如果把汉字也扔了，我只怕等21世纪姗姗到来，要委身成为中国人的世纪时，她左顾右盼，欲找不到中国人了。
①原文如此——编辑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