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要： 我国的术语命名问题，特别是自然科学的术语命名问题，有很大的特殊性。特殊在哪里？主要因为我们使用着方块汉字，而且使用的历史已经相当长。我们虽然有了汉语拼音字母，但是它在社会上还很不普及，远远没有具备正式文的资格，只能算一种辅助工具。这一点和日本的情况大不相同，日本的假名字母カナ已经成为文字的组成部分。
因为使用方块汉字，我们的语言和文字常常容易闹“分家”。在给术语命名的时候，我们不但需要考虑语言问题，而且还要考虑文字问题。从过去自然科学术语命名的情况来看，似乎考虑文字方面比较多，而考虑语言方面比较少。大家知道，汉字是一种注重“目治”的文字，只要眼睛能够看得懂就算满意，至于耳朵能不能听懂可以不管。理想的术语命名，应该是眼睛既能看得清楚(“目治”)，同时耳朵也能听得明白(“耳治”)。当然这里所说的看得懂和听得懂，都是对“内行”(懂专业的人)而言的。为什么要提出以上两方面的要求呢？现在是所谓“信息时代”，传声技术越来越发展，也越来越显得重要。最近报导，FMB中文语词处理机(简称“拼音电脑”)已经研制成功。这种电脑，用汉语拼音输入，自动转变汉字，效率很高。预计明年可以大批生产。现在已经在着手考虑“声控电脑”。既然可以用汉语拼音输入，再进一步就直接用语音输入，转变汉字，效率当然更高，使用也更方便了。从未来发展看，搞人工智能，搞“机器人”，用语言来发出指令比用文字来发指令当然更为方便实用。这些事实迫使我们在考虑名词术语的时候，不能单从文字的角度出发，还要多从语言的角度出发，即是说我们的名词术语不但要利于“目治”，更要利于“耳治”。这样语、文兼顾，对未来的发展才更为有利。
从以上的要求出发来看我国自然科学名词术语的制定，是有不够理想的地方。亡羊补牢，犹未为晚，这里想从语言文字的角度，对今后自然科学名词术语的命名问题，提供一些参考意见，不妥当之处，望大家指正。
1.不再新造汉字
现在汉字的数量已经不小。《新华字典》原来收字8000多个，后来改版增加为11，000多个。到底要多少汉字才够用，谁也说不清楚。汉字字无定量，给信息处理等各方面带来不少麻烦。多少年来人们就想摸一个底，给汉字定一个“量”，但始终未能实现。原因之一，就是不断有新字产生。从汉字的发展历史来看，早在秦始皇统一汉字的时候，甚至还要早一点，汉字就已经由“造字”为主的阶段转为基本上以“造词”为主的阶段。但是，“造字”之风始终盛行不衰。从语言学的观点来看，汉字的“字”基本上相当于外语的“语素”(morpheme)。根据我的研究，汉语大约有4800多个语素(包括单音词和单音词素)，而英语也只有4000多个语素。(英语科技词素只有1200个左右，根据W.E.Flood《科技词汇》一书序言说，医药学和解剖学只用了150个标准词素，加上人体各部分名称可以构造出30，000以上的专业词语。)英语用4000多个语素可以造出一切的名词术语，我们用4800多个语素(只需4000多个汉字)同样可以造出一切名词术语。即是说，我们尽可以用已有的语素(字)创造新词，而不必去创造新的语素(字)。可惜由于我们使用汉字的习惯太深，我国的科学术语(主要表现在自然科学)没有彻底走上“造词”的道路。
近代新造的汉字当中，恐怕以科技界新造的字为最多。据不完全统计，大约不下200个，其中金字旁的82个，口字旁的20个，月字旁17个，石字旁15个，气字旁13个，酉字旁14个，艹字头9个，火字旁7个，其它类型的有一、二十个。绝大部分是化学家造的，因此有人把化学家叫做新的“仓颉”。化学用字中有机化学造的一批新字，最为古怪，难读难记。如“羟”(qiǎng)，“羧”(suō)，羰(tāng)，巯(qiú)……翻开药物手册，许多又长又怪的西药名称如“苯乙哌啶酮”、“羟哌氯丙嗪”、“苄氟噻嗪”、“氢溴酸氨乙基异硫脲溴”等等，令人望而生畏。相比之下，中药、中成药的名称却易读易记得多，如“乌鸡白凤丸”、“黄连上清丸”，等等。究其原因，中药走了“造词”的道路，而没有走“造字”的道路。今后，能不能不再造新字呢，这个问题，可以研究。去年(1983年)12月，全国自然科学名词审定委员会召开“无机元素命名原则座谈会”，原来打算给3个新元素创造3个新字“”、“”、“”，后来终于放弃了改称106号、107号、109号元素，坚持了不造新字的原则，这是一个很好的开端。
2.不用古字和生僻字
有的同志认为，新造字没有社会基础，不易为大家接受，于是引经据典，在《说文解字》、《康熙字典》中去寻找古字，让已经死了的字“复活”。他们认为这样做是“古为今用”，有根有据，不会有什么弊病。其实，复活一个古字(死字)，等于造一个新字，用数学术语来说，两者“等价”。因为对于一般群众来讲，学习一个古字就是学习一个新字；对于设备来讲，增加一个古字就等于增加一个新字。随便举数学名词的几个例子。“幂”(Power)，古义当“覆盖”讲，是一个已经死了的字，群众掌握很困难。“幂”完全可以用“乘方”代替，五次幂就说五次方，幂函数就说乘方函数，幂集就说乘方集，为什么不行呢？“阈”(念“域”)也是一个古字，意义是“门槛”，英语叫threshold，不如译为界限、门限、限度更好，“阈值”就叫“临界值”。“阈”、“域”两个词在数学中都很常用，意义各不相同，二者极易产生同音混淆，很不方便。“正敧斜性”(positive skewness，见英汉数学词汇174页)，为什么偏偏要用一个十分生僻的“敧”(qī，期)字呢？完全可以改为“正偏斜性”。这些同志是不是有点儿“好古”。如果大家都这样好古，汉字的数量就没法控制。其结果是自己给自己找麻烦。我认为，今后在科技用字上(其他用字当然也一样)最好规定一个范围。这个范围有多大，是6000多字还是8000多字，总要有个框框，可以由各专业界来协商确定。有了一个公认的范围，事情就好办了，计算机方便，排版印刷打字也方便，工作效率可以大大提高。汉字的数量从无限到有限，从不确定到确定，这是文字改革的一项重要工作。数论上求高次不定方程的整数解时，常常先求出它的上界，然后撒网捕鱼，这就是近代有名的Baker方法。这个方法对我们是一种很好的启示。
3.创新术语尽量少用单音词，多用双音词。
单音词就是一个字的词，双音词就是两个字的词。古代汉语以单音词为主，而现代汉语双音词占了绝对优势。为什么会有这种发展趋势呢？道理很简单，因为现代汉语只有1200多个音节，为了表达清楚、减少同音混淆，不得不由以单音组词为主变成以双音组词为主。据我的计算，创造一个新的术语，如果是单音词，则与现有词汇产生同音混淆的概率约为0.92；如果是双音词，则产生同音混淆的概率不到0.03；如果是三音词，则产生同音混淆的概率不到0.00001(十万分之一)。前面提到，为了适应今后传声技术的发展需要，在创造新的术语时不但应考虑到文字，更重要的是应考虑到语言。具体说，术语不但要便于“目治”，更要便于“耳治”。天文学上的88个星座，如大熊、狮子、猎人、仙女、长蛇、乌鸦、飞马等等，都用双音词，通俗易懂，听起来清楚，记起来好记，可以算作范例。如果统统改用单音词，效果就要大大降低。我想，在同一个专业范围内，至少在同一个分支学科内，应该尽量避免同音混淆，尽量把某些听不清楚的单音词改用双音词。“阈”、“域”同音混淆前面已经提到过了，“阈”最好改为“界限”。又如矩阵的秩，这个“秩”字是不容易听懂的。因为“秩”字在现代汉语里从来不单用，只用在“秩序”这个双音词里。“秩”(rank)不如译作“等级”、“级别”等，更为通俗易懂。rank correlation叫做等级相关，ranked data叫做分级数据。何必再来一个生僻难懂的“秩”呢？有的单音节词，虽然声调不同，但是听起来还是很容易混淆，比如化学名词中的：
氢(qīng)、氰(qíng) 睛(jīng)、肼(jǐng) 磷(lín)、膦(1ìn) 氨(ān)、铵(ǎn)、胺(àn) 铱(yī)、钇(yǐ)、镱(yì)作为科学术语来说，从语言的角度看，并不理想。
最后顺便谈谈术语的音译问题。我觉得术语音译，应适当提倡，不应排斥。它的优点是符合国际术语统一的发展方向。根据过去的经验，音译兼意译(这里所谓兼意译，只是意思大体能扯得上)，最受欢迎。最典型的例子是“俱乐部”(club)、雷达(radar)等。哪种音译词容易被接受，哪种音译词不容易被接受，它的规律值得研究。数学中也不乏音译词成功的例子，老的如“几何”(geometry)，新的如“拓扑”(topology)都被大家接受了。音译词同样也能派生新词语，如“拓扑学”、“拓扑空间”、“拓扑变换”，等等。如果我们将来使用拉丁化的拼音文字，估计音译术语会成为发展的主流。
另一个问题是欧美的人名、地名，最伤脑筋。大数学家Euler，一会儿是欧拉，一会儿是尤拉，一会儿又成了尤勒，常常弄得人莫名其妙。特别是一些不著名的人物或地点，更叫人伤透脑筋。一般科技工作者都熟悉一点外文，因此，我建议今后的科技书刊以至科普读物，凡是欧美的人名、地名，一律用原文书写，不必译成汉字。华罗庚同志在四十年代写的《数论导引》就是用的这个办法。近年来出版的《古今数学思想》(四卷)也一律采用这个办法，很受欢迎。不妨先在科技界里试用，然后逐步推广到《光明日报》、《人民日报》上去。如果能够成功，确实是一件大好事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