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要： 全国科学技术名词审定委员会(原称全国自然科学名词审定委员会)已走过了20个春秋，许多往事一幕幕浮现在脑海中，感动着我们。这个时期经过一二代科学家数千人的努力，我们取得了很大的成绩，为国家、为社会作出了贡献。本文仅对某些往事作点滴追忆，以纪念那些为此立下过功劳的人们，并纪念名词委20周年华诞。
科学春天的花蕾
代表专门知识概念的专用名词是伴随着科学技术的发展和传播而产生、发展的。中国在20世纪初已有专册词书出版，1918年成立科学名词审查会，开始有组织地审查名词，主要有医学、化学、物理、算学、动植物等名词。1916年中华医学会第一次会员大会就设立了“名词部”^[1]，每年都举行医学名词审查会。1932年开始陆续有些学科成立学会，审查名词是各学会基本任务之一。1932年国民政府成立了“国立编译馆”组织审查并出版各种学科名词，直到1949年共出版各种学科名词大约60余种^[2]。这些名词工作代表并反映了那个时代科学技术的面貌，在当时都促进了国家经济、科教事业的发展。新中国诞生后仅半年多，在百废待兴的年代，于1950年5月2日在政务院文化教育委员会之下成立统一学术名词工作委员会，由中国科学院院长郭沫若任主任委员，并组成五个工作组：自然科学组(召集人竺可桢、杨钟健)；社会科学组(召集人沈志远、王子野)；医药卫生组(召集人贺诚、徐诵明)；文学艺术组(召集人丁西林、蒋天佐)；时事组(召集人纪坚博)。
后来，一些专职从事名词工作的人员进入中科院所属的科学出版社自然科学名词编订室，这期间他们组织各学科专家审查出版了许多名词及工具书。此后，所有人员“连锅端”到农村。1972年回到北京恢复工作后，在困难的情况下，仍然继续进行十分有限的名词工作，主要是编订双语工具书。70年代后期随着国家形势的变化，改革开放的春风吹遍祖国大地，1978年全国科技大会召开的前后，科技发展的形势与国家发展的形势一样越来越好，人们高兴地称这是科学的春天。
关闭的国门一打开，国外各种新科技、新知识、新理论迅速涌入，势不可挡。各种学术交流越来越多，国内外学者来往越来越频繁，而许多新科技、新概念的命名和统一工作基本上没有人管，名词混乱，各说各的话，因而对科技学术名词统一工作的需求急剧上升。笔者当时明显地感觉到，过去国内科技类双语工具书主要都是由科学出版社编订出版，而此时，全国出版行业已出现了词书热，各出版单位，甚至机关、学校、行业都在编纂词书。这主要是形势发展而产生需求的反映，而其中混杂一些是在金钱利益驱动下乱拼乱凑，剪剪贴贴出版的低劣词书，为害社会。由于没有权威性的名词统一机构，结果书出得越多，名词就越乱，混乱情况与日俱增，社会上强烈反映要求做好名词规范化工作。记得当时笔者偶然有一次要查ergonomics的中文名，在那时的工具书中几乎一本一个样，笔者好奇地继续查下去，让人惊讶地发现，竟有20多种译法(如人机工效学、人机工程学、功效学、尔刚学、人类工效学、工程环境改造学、人类环境改造学……)。这种状况刺痛了我们，也促使我们思考，中国的学术名词工作能这样下去吗！？
名词室的同志们对统一国家科技名词术语有着强烈的责任心，大家都在思考如何变革的问题。不久，要给上级写报告反映情况，建议恢复科技名词审定工作，组建有权威性的审定机构的想法逐渐形成。1978年初，信写好后，有的同志借用方毅副总理(当时主管中科院工作)的住所与我们单位大院相邻的机会，将信通过秘书直接送到方毅副总理手中。在中科院领导和相关部门的关心和支持下，1978年10月6日国家科委和中国科学院就成立全国自然科学名词审定委员会一事正式呈报国务院。同年12月方毅副总理及当时国务院几位领导共同签署了报告。1985年4月25日全国自然科学名词审定委员会正式成立，从此揭开了我国科技名词统一工作历史性崭新的一页，它的特点是：
1.建立了比较健全的专门从事科技名词规范化工作的全国性常设机构。国家赋予它在统一全国科技名词方面有最高的权威性。
2.制定了名词审定的原则和方法，确保整个审定工作的科学性和规范性。
3.按科学规律，有组织、有计划、有步骤、有系统地开展审定工作，便于各学科间科学地衔接和协调，以及安排好学科名词工作阶段性和连续性的结合。
4.审定的学科范围之广，规模之大，工作之深入，是以往任何历史时期都无法比拟的。
5.汇集了一批各学科有权威性的一流学者从事审定工作，到目前，参加审定工作的专家已有两千人以上。这也是以往任何时期无法比拟的。
6.将国际上各国术语学派的理论与中国文化相结合，在实践中为创建有中国特点的术语学作努力。
回顾历史，清楚地看出一个道理：国家兴，则科技兴；科技兴，则名词工作兴。全国科技名词委的诞生，正是20世纪80年代，在中国改革开放的新形势下，我国科技工作迎来了蓬勃发展的新时期，在这个科学的春天中结出的花蕾，她必将逐步开出繁盛之花，在我国科技发展和民族文化发展的历史长河中结出更丰硕的成果。
“三钱都来了”
1987年9月全国科技名词委在北京远望楼宾馆召开全体委员会议。会议进行中，参加会议的国家地名委员会的专家周定国先生走过来轻声对我说：“名词委真不简单啊，今天的会，中国的三钱都来了。”本来我们并没有注意，他这么一说，我一看，可不是吗，钱三强、钱学森、钱伟长三位科学家都来参加会议了(当时大家都喜欢把这三位同姓钱的我国著名科学家称为中国的“三钱”)。
我国著名的核物理学家钱三强，是全国自然科学名词审定委员会首任主任。此后8年，在他的领导下，聚集了全国各学科一千多位学者，全国科技名词委开展了一系列学科名词审定工作。钱老工作很深入，当得知一条重要的基础名词vector的中文名对于几个学科存在“矢量”与“向量”的分歧时，他亲自主持协调会，把相关的数学、物理、力学等学科名词审定委员会的主任、副主任请来共同讨论。他既尊重科学，又尊重约定俗成的原则，实事求是地做出大家比较满意的协调意见。对某些社会热点问题，他还召开记者会，亲自介绍、说明。全国科技名词委成立初期的名词工作，因受当时中科院研究领域的影响，比较侧重在一些基础学科。1990年前后国家提出“科学技术要服务于经济建设，经济建设要依赖于科学技术”的方针，钱老及时对我们说：“名词工作要与国民经济相结合。”后来，我们在一些工业、交通、能源、农、林、水产和高新技术领域组织名词审定。这一工作受到相关学会、部委的欢迎。1997年“全国自然科学名词审定委员会”也更名为“全国科学技术名词审定委员会”。
钱学森先生在汉语名词工作方面作了许多突出的贡献。上世纪五六十年代我国对laser一词译名比较混乱，最初有人按外文全称译为“光受激辐射放大”、“受激发射光”、“光量子放大”等，也有音译为“莱塞”等，前后曾有近十种译名，比较混乱。后来钱学森建议订为“激光”，由原来较长的短语，变成二字词，并具有顾名思义的特点，很快被相关各学科和社会接受，实现了名词统一。很长时间以来，人们在谈到科技名词命名的问题时，常常赞誉这个命名简洁、明了，是意译词的成功典范。
对于汉语术语的命名，钱学森先生说“要根据汉语习惯定名，要让人一看就有中国味。”在1987年9月全国科技名词委工作会议上他说：“‘laser’这个名词，我曾建议订为‘激光’，被接受了，我很高兴。‘space’这个词有的译为‘空间’，给人感觉是空空洞洞的。我根据毛主席‘巡天遥看一千河’诗句：建议把它订为‘航天’；连同‘航天飞机’，一般被接受了。我考虑在太阳系飞行叫‘航天’，在空气中飞行叫‘航空’，将来在银河星系以及大宇宙中飞行可叫‘航宇’”^[3]。航天、宇航、空间等词的用法一直比较混乱。1982年4月成立的航天研究院，以及后来人大决定成立航天部和航空部时，对名称有争议，最后钱学森的意见被人大接受，作出了决定，成立航天部。“我在这方面的经历，有成功的，也有失败的经验”，钱学森坦然地说：“天文学上的‘black hole’，我建议叫‘陷光星’，现在我看到这里公布的还叫‘黑洞’。”
钱学森先生一直很关心我国的科技名词工作，1991年他写信给钱三强，讨论mesoscopic和nanotechnology的命名问题。他说，“前者有译为‘介观’的，我建议mesoscopic汉语称‘细观’，从‘宏’到‘细’，再到‘微’不是更带中国味儿吗？我希望我们要把汉语名词定得妥当些。”直到前几年，在他身体不好的情况下，还亲笔写文给名词委，参加virtual reality译名问题的讨论。
与统一语言文字的重要性一样，统一名词术语是国家统一的一部分，是发展科学技术必要的基础条件。如果不能正确地了解科技名词，我们就无法正确了解科学；如果我们不能认真地对待科技名词的命名，科学技术也就很难在中国的土地上生根。中国的科学家们正是抱着一种强烈的为国为民的责任心来做名词工作的。
名词工作逸事
三位钱老参加名词工作，是巧合，也是必然。它说明中国的专家多么关心科技名词工作，“三钱”只是一种代表。在中国的发展历史上，有千千万万的为汉语科技名词的发展作出无私奉献的专家。名词工作从编订词典开始，在我国已有百余年的历史。1878年，清政府曾选派120名12～15岁的幼童去美国学习了近11年，詹天佑就是这批幼童中的一个。他在工作实践中深刻体会到名词统一的重要性。他说：“窃维工程学术之发达，必待名词之统一。西学东来，历时虽久，工学名称，迄未准定。南北既异其方言，文俗复不同乎称谓。且扶桑三岛，文化蹶兴，所用名称，多系汉字，而其义则不尽与中国合；留东学子沿而用之，本义尽失。于是西文一名，中国则有文义俗义之分，南言北言之异，以及日本名词之别；搀杂错乱，莫衷一是。学者既苦其纷纭，事业亦因之阻滞。天佑夙鉴于此，不揣浅陋，久欲编译工学名词，以便实用。”这是中国千万知识人士的朴实心声，也是汉语术语文化不断发展的原因和动力。詹天佑编的这部《华英工学字汇》于1915年得以出版，这是我国第一部英汉工程学词汇。
1918年7月科学名词审查会成立后，算学名词开始审查，直到1938年出版时，著名学者在序言中写道：“‘工欲善其事，必先利其器’，科学，事也。名词，器也。名词当则科学知识易于传播，学术亦随之增进矣。”作为科学知识中最基础的学科，物理学名词工作源远流长，有一些名词在先秦时期就已流行。光绪三十四年(1908年)就由学部审定科编纂了《物理学语汇》^[4]。近百年来一批批著名的物理学家都是优秀的名词工作者，例如何育杰、吴有训、严济慈、萨本栋、王竹溪、王淦昌、陆学善、杨肇燫、马大猷、钱临照、何祚庥、赵凯华等等，他们学识渊博，非常认真，真可谓“一名之立，旬月踟蹰”。马大猷先生说：“名词工作是我科研活动的一部分。”他们创造了一系列有中国文化特色的基础科学汉语名词，并积累了丰富的名词工作经验。1985年全国自然科学名词审定委员会成立之前，他们就一直在有组织地审查名词。
物理学前辈钱临照先生在一篇回忆近代物理学名词工作的文章中举例说：“中国物理学会于1932年春成立，设立了三个委员会，名词审查委员会是其中之一。翌年夏在上海淮海中路(当时称霞飞路)，中央研究院物理研究所内召开第一次审查会议，到会者有丁燮林、何育杰、严济慈、吴有训、杨肇燫及编译馆人员。我任记录。记得当时议及damping一词，有译减幅、阻迟等说，总觉未妥。翌日继续开会，杨肇燫一到会即云，昨夜忽得一‘尼’字有逐步减阻之意，众咸称善，遂定译为阻尼^[5]。”这个基本的物理概念，中国科学家就是这样，用智慧将源自国外的学术名词与民族文化相结合，创造了一个个简洁、明了、形象、生动的，有中国文化特色的汉语术语。
我国大多数专用的学术名词都是从国外引进的，但是中医学名词却不一样，是我国特有的。以王永炎院士为主任的中医药名词审定委员会的专家们就肩负着同时规范中文和英文的中医药名词的任务。他们以特别努力、认真的精神，为了使中医药走向国际，为了术语规范化，克服许多困难，团结了国内外各方面专家担起了这付担子，出色地完成了任务。前后参加工作的专家约有100人。可贵的是正如王永炎所说：“名词工作是一个没有尽头的过程，是千秋万代的事情，必须要培养年轻一代中医药名词工作人才来把这项工作长期做下去。”他们计划专门选派年轻人到国外学习，培养新一代的高水平的中医药学名词英译人才。王永炎说：“出于新老交替，承前启后时期的责任心，以及实现中医药现代化、为全人类健康服务的使命感，正是这种使命感驱使着我要尽最大的努力做好这项工作。”
像上述那样认真、努力、无私地做好汉语名词术语工作的科学家还有很多。北京大学地理学专家林超先生是地理学名词审定委员会主任。解放前他是中研院地理所所长，是地理学界的老前辈。晚年，因为癌症他做了多次手术，即使这样，他仍然一条条审阅名词草案，主持名词审定活动。有时因行动不便，把审定组的人员，请到他家去讨论。为了尽量掌握最新产生的名词，他还自费从国外购买新出版的相关资料和工具书。有一次召开地理名词审定会，我看到一份寄回来的审查草案，有不少页面的四周密密麻麻、歪歪扭扭地写了许多字。听同事说，草案是广州地理研究所罗开富研究员寄来的，他病了，瘫痪在床，那是他用左手写出的意见。我当时很感动，对这位同事说，要是能把它作为档案存下就好了，让后人看看前辈是多么认真地做名词工作。
各种专用名词术语(包括社会科学、文艺、体育等等)浩如烟海，它们是中华文化遗产的一部分。随着社会科学技术和经济活动等的发展的轨迹，名词术语在不断滚动、发展、积累。创造这些名词术语的，许多都是当时的知名学者。下面把一部分所见到的上世纪三四十年代审定出版的名词(中外对照)和参加审定工作的一部分科学家举例如下：

1950年成立的学术名词统一工作委员会也汇集了当时各方面的知名学者，例如数学界的江泽涵、吴大任、段学复、姜立夫、华罗庚、苏步青；物理界王淦昌、吴有训、钱三强、严济慈；化学界邢其毅、唐敖庆、杨石先。社会科学界李达、艾思奇、于光远、吴玉章、陈伯达、马寅初、雷洁琼等等。
两岸名词的沟通和架桥人
两岸同祖同根，同文同语。由于历史的原因，我们骨肉分离。这个历史阶段正处在国际科技迅猛发展的年代。在这种情况下很多科技名词(主要是新术语)不一致。当两岸经济、文化、学术交流越来越多以后，许多人反映产品说明书看不懂，听学术报告很吃力，交流中常常发生因术语不同而影响理解的“梗阻”现象。台湾清华大学徐统教授1994年参加一次两岸专业学术会议后说：“会议是在大陆中文、台湾中文和英文混杂使用的情况下进行的。”他对此十分感慨，希望“两岸可以维持”一国两字(指简体字、繁体字)的局面，但不要再有“一国两词”的现象了。
很长一个时期，笔者总是很想了解台湾同行是怎样开展名词工作的，他们都做了哪些工作，能交流一下该多好。我曾利用国际书展、出版物、通信、请访台学者顺便帮助联络等机会，寻找沟通的渠道，均未成功。
记得有这样一个小故事，上世纪80年代初，在一次北京国际书展上笔者看到台湾某两个出版社出版的一些专业词书，随手翻翻，发现与我们出版的同名词书所收的词条数相同，只是改用繁体字，编者变了。再查看发现和我们的版面相同，名词相同，后来发现有好几种词书都存在这种现象，我们认定这是侵犯版权，并逐步产生要告状的想法。后来找出了一些“证据”，例如我们原书有的错误和问题之处他们的书原样照印，以及版面、命名相同等等。拿着这些自认为证据充分的复印材料去到新闻出版署。当时负责版权工作(国家版权局之前)的沈仁干处长接待了我们，他了解了情况后也认为是有问题。大约隔了半个月他约我们去谈。他说这种名词书，如果台湾人能看到，也用我们一样的名词不也很好吗？他这么说，我们突然像开了窍似的当即感到一点“气”都没有了，反而还挺高兴的(两三年后听说这家出版社向科学出版社作了适当赔偿)。
1993年4月29日两岸举行第一次汪辜会谈，当时报上登载了会谈的“共同协议”，其中第四条提到要“探讨海峡两岸科技名词统一”的问题。看到这条消息我很高兴，但又感到奇怪，我想两岸刚开始接触，有那么多重要的事情要商议，怎么会第一次会谈就提出了科技名词统一的问题？不久后，一次偶然的机会，我好奇地就这个问题问了当时海协会副秘书长赵正豫，他回答说：“我们谈判当中自己就遇到名词不统一的麻烦问题，不好处理，后来不得不为此做了两个文本，互相把对方的用词以‘()’作了不同的处理，所以我们都感到名词统一很重要。”后来又听孙亚夫副秘书长说：名词统一工作是汪道涵主任提出来的。他还说要多交换出版物，有利于名词沟通和统一。
1996年6月笔者有一次机会赴台参加两岸学术交流活动，踏上了祖国的宝岛——台湾的土地。许多事情至今仍深深的留在记忆中。
一次，在台湾大学举行的学术会上，笔者发言中呼吁两岸学者共同携手推动名词一致性工作。发言后立刻有一位青年学者向学尧先生走过来对我说：其实两岸名词工作的事，你们应该与李国鼎科技发展基金会联系，他们应该做这件事。向学尧还主动提出来帮助我去联系，找机会谈谈。
6月20日，就在我们一行将要离台返京的前一天下午，台湾李国鼎发展基金会秘书长万其超教授在百忙中抽空从新竹赶来我们的住地。万教授是一位学者兼任管理者，十分热情而朴实，大家一见如故。关于名词工作，我们有许多共识。后来，与台湾“国科会”“教育部”“国立编译馆”等部门的名词工作的协商，和为促进许多学科相互间交流的实事，提供一些必要的条件等等，李国鼎基金会和万教授都给予很大的帮助。
参访台湾“国立编译馆”是笔者此行的任务之一。馆长赵丽云女士和多位资深馆员十分热情地接待了我。我参观了他们特意准备的小型词书出版物展览。在座谈中，大家相互介绍了名词工作的情况和经验。笔者发现，两岸分隔前，近代上百年逐步发展的文化、科技、教育等相关名词，例如一些基础学科名词基本上是相同的，得到继承。名词命名的原则和方法也基本一致，大家都维护和发扬了民族文化的优良传统，这些是做好两岸名词工作的共同基础。对此我多次从内心发出“本是同根生”的感慨。当然，在新发展的科技领域许多名词差异较大，个别情况，同一个名词，概念不同甚至相反。这种情况更易带来交流过程中的混乱，例如“特高频通信”(UHF communication)一词，台湾指的频率为30M～300MHz，但我们对此称为“甚高频通信”(VHF communication)；我们的“特高频通信”是指频率为300M～3000MHz的通信。又如飞行员作业中的用语准确是性命攸关的事，必须明白无误。据知2005年春节海峡两岸包机，飞行员与指挥塔台的对话，其中互相问候语“你好”是一样的，其他专用术语有的不同。如起飞时台湾叫“带杆速度”，大陆叫“拉前轮”；降落时使用仪表自动设定，台湾称“精确进场”，大陆说“盲降进场”。有的飞行员说“第一次听到这些话简直傻眼了”。所以，为了安全，大家只得用英语对话。
近十年来，对两岸的名词工作，全国科技名词委提出了“积极推进，增进了解；择优选用，统一为上；求同存异，逐步一致”，“老词老办法，新词新办法”等工作方针。在数百位两岸科学家的共同努力下，已有20多个学科开展编订两岸名词对照的词书。编订过程中大家认真研讨，平等协商，对不一致的词可以保持差异，也有的学科在比较中对有明显优点的命名，科学家们本着科学的，实事求是的态度，选择推荐为两岸的统一用词。对于物质元素名称的中文命名，两岸科学家都遵从共同的民族文化传统，遵循共同的命名方法，但由于汉字有同音字的情况，93号元素以后元素名称各自造了不同的汉字，例如94号元素Np分别是镎、錼(台)；95号元素Am为镅、鋂(台)；99号元素为锿、锾(台)等等。自从两岸开启学者间交流的渠道后，两岸化学家经多次协商，对新元素101—109号元素的中文名称取得一致意见，避免分别造不同汉字的问题，有利于学术交流。例如104号Rf ，105号Db，106号Sg等等。参加工作的科学家们也是促进两岸沟通的架桥人，作出了各自的贡献。例如，台湾清华大学材料系徐统教授给时任中科院院长的周光召院士写信，表示对“建立两岸共同的专用名词工作很感兴趣，愿为此效力”。
捍卫中华文化的无名战士
这里，把一百多年以来从事汉语名词术语工作的科技工作人员称为“捍卫中华文化的无名战士”，是近两年来观察和细细品味中国名词工作意义后发自内心的感慨。而引起我们思考这个问题的起因是两位著名科学家分别给名词委出的“题”。
2003年9月，我们《科技术语研究》杂志社的几位同事作了一次专访，我们访问了著名的大气物理学家叶笃正院士。他是名词委的领导和元老。谈话中叶老作了许多精辟的阐述，例如，“全国科技名词委的成立与其说是名词工作的进步，不如说是科学进步的一部分”，“不要把名词工作仅看成是名词本身统一的事，我们的眼光应看得更远些”，“它不仅会影响到科学的发展，也会影响到民族的凝聚力”，“名词发挥的作用可能比我们想像的要大”^[6]等等。这些讲话使我们思考：名词工作的作用和意义到底是什么？
2002年3月在一次全国科技名词委常委会会议上路甬祥主任提出了名词术语工作的文化建设问题，他指出：“科技名词工作是一项基础性的工作，所以在名词委工作中，应该提倡建立自己的文化。”
这些指点开启了我们思考的大门。过去我们认识名词工作的重要性，往往只是直觉地从科技、教育交流和传播知识等方面的需要看，就是说术语是交流的工具。现在看来还应该从更深、更广的视野来看，这就是近代一百多年以来，一代代知识界人士创造了无数科技名词，它们记载了中国科学技术发展的轨迹，也创造性地丰富和发展了民族文化宝库，才能使我们今天优秀的民族文化能够屹立于世界文化之林；才能使中文成为联合国六种工作语言之一；才能在中国用母语进行现代的科研、教育工作，建造了无数丰富多彩的“大厦”(书籍、论文、教材等)；才能在现代科技迅速发展的当代，将民族文化的精华发展、传承下去。
由于历史发展的种种原因，近代先进的科学技术往往首先在发达的西方国家出现，中国科学家将它们引进到中国时，由于文化差异，作为知识载体的名词术语的本土化就成为首当其冲的关键问题，所以，我国各个历史时期的科学家都很重视名词术语的本土化。在中国术语的本土化，就是使它成为中国文化的一部分，即把外文名词转化成中文。试想，如果没有掌握世界先进科技知识的中国知识分子，或者他们没有做名词术语的本土化工作，我们还能有中国自己的科技书刊、教材、知识读物吗？如果不是他们创造了许多中文软件，中国计算机技术和网络技术的应用能达到如此普及的程度吗？显然是不可能的，那样，我们与世界科学技术水平落后的差距必将更大。
因为工作的原因，近30年来，我曾与许多从事过名词术语工作的各学科专家有过接触，很久以来就发现他们的共同特点是：他们有深厚的中国语言文化底蕴；有既专门又广博的科技知识；有优良的外国语言修养(早期，大部分人都是国外留学回来的)；还有一点，他们都深深地热爱着中国的文化，他们对社会有强烈的责任心，有无私奉献的精神。长期以来大量优秀的名词术语就是由这样一些综合素养很高的人创造出来的，他们创造了有中国特点的术语文化。只有这样一些综合素养很高的学者，才能在中西方文化碰撞之中，创造出优秀的汉语术语，成为中西方文化碰撞与交融，中华文化的传承与创新的结晶。这一切常常使我们敬佩，使我们感动。这些优秀的名词术语与一个时期曾流行的大哥大、大姐大、依妹儿、镭射、看门狗(一种监测器)等等的浅薄性形成了对比。当然，对后一类现象，我们是否应当看成是流行性文化的影响，是民间俗语，并且往往是短期流行的。我们相信，以优秀的名词术语为代表的术语文化必然对我国的科技教育和经济的发展，乃至社会的文化和文明的健康发展，都有着重要的作用。
1898年，著名学者严复曾对翻译工作提出了“信、达、雅”的原则。社会上不少人把名词术语的定名也认为只是把国外的名词翻译成中文，但即使是这样，那也是一种特殊的翻译工作，对名词的翻译仅仅要求信、达、雅是不够的，笔者一直认为科技名词委的审定工作是根据科学概念的命名工作，还应该加上“简、明”的原则。对浓缩了科技概念的名词来说，“简”可比作“生命力”。实践证明，长和复杂的名词往往会因人们不爱用而被自然淘汰。为了做好“信、达、雅、简、明”，科学家们做了很多努力。物理学名词审定委员会主任赵凯华教授曾介绍了物理学名词的经验^[7]，他说：“有些名词的译名曾经过长时间反复推敲，最后才择善而从，出现许多有‘中国味’的名词。”例如：charm quark曾被译成“魅夸克”。charm有“魔力”的含义，也有“娇媚迷人”的意思，又可作“美好”解。“魅”字只有前两者，但无“美好”之意，这将会引起不正确的联想。最后是由王竹溪先生建议，订名为“粲夸克”，取《诗经·唐风·绸缪》“今夕何夕，见此粲者”句中“粲”字“美物”之意。不但语义确切，同时照顾到发音与charm近似。又如“diffraction”一词原先有人译为“绕射”，但物理学名词订为“衍射”。“绕射”只描述波遇障碍物时发生转弯的现象，而“衍”字则可反映出惠更斯次波派生繁衍之状，更准确地表达了物理过程的本质，显然比“绕”字好得多。又如bremsstrahlung这个词，物理学名词订为“轫致辐射”。“轫”字在汉语中原指阻碍车轮转动的木头，可引伸为“阻止”、“刹车”之意，用它来表达这种由于高速带电粒子突然减速而发出辐射的机理，既简短又准确。赵凯华先生还认为，在西方创造科学术语时，为了强调某个词具有不寻常的专门含义，常常不惜借用古希腊文或拉丁文中的词根或前缀，而庞大的汉字宝库是我们祖先留下的一份珍贵文化遗产，在表达有独特含义的科学概念时，适当采用一些不常用的字会收到古汉语言简意赅的特殊效果。
化学名词工作，在我国有一百多年历史。在引进外国名词实现本土化工作方面作出了突出的贡献。自然界及人类创造的化学物质有几百万种，面对这么庞大又复杂的众多物质的命名，化学家们充分发挥了聪明才智，在引进国际命名原则时，创造了我国特有的汉字命名原则，1934年就公布了第一个《化学命名原则》。他们遵从汉字的特点和规律，与国际相应的名称相结合，创造出一系列元素名、化学术语、化学介词，实现科学的系统命名的方法。纲举目张，基本元素和几百万化合物命名的难题迎刃而解，并且使这种名称能表达出化合物的分子组成结构，这是很了不起的事。
熵(entropy)是热工学中的单字词，一个字就承载着比较复杂的科学内涵，受到大家欢迎，现已延伸引用到其他学科，甚至社会科学中。这个字就是由我国著名的机械学家刘仙洲先生创造的。记得在上世纪70年代初，还是经清华大学工军宣队批准，并“陪同”的情况下(“文革”前刘仙洲是清华大学副校长)，我和同事为编订《机械工程名词》的事前往他家中访问。那时他的身体已不太好了。谈话中他告诉我们熵字是由他经过很长时间琢磨才写出来的，因为对这个概念找不到更恰当又简短的词来表达。他对已为大家使用而感到高兴^[8]。其他如泵、化油器等也是他提出来的。刘仙洲1934年就编订出版了《英汉机械工程名词》，后经1936年，1941年，1945年，1958年，1987年，2002年多次增订、再版。目前在刘先生编订的基础上多次增补后出版的《机械工程名词》已包含词汇24万条，这些名词几十年来为工程名词的统一起了重要作用。
中国学者在创造汉语名词术语时，保持和发扬了汉语文化的好传统，例如，汉字是表意文字，名词的命名原则之一就是“以表意为主”，产生了一批好认、好记、简洁、明了的好名词。有的学者发现，同一本内容的著作，外文本与中文本的厚度大约是10：7左右，这恐怕要归功于汉字表意性和名词简洁性，也要归功于创造名词术语的学者。
在统一名词的工作中，科学家们常有服从大局的胸怀。“苷”和“甙”(glycoside)是长期分歧的同义词，化学、生物化学、植物化学、医药学等许多学科都形成各自的习惯用法，统一起来比较困难。在一次专门的协调会上，各学科专家经认真分析，取得了比较一致的意见，推荐用苷。记得讨论中北大化学系张滂院士说，甙是1952年我提出的，现在我愿意放弃。这话多么朴实、简单，可给我留下了很深的印象。力学名词审定委员会主任朱照宣先生曾说应多考虑“为了三十年以后”，审定中常有为后代负责而“割爱”的情况。
曾有一个时期有些学者质疑汉字，认为不好学、不好记、不好写，甚至认为计算机是汉语汉字的掘墓者，要让汉字走拉丁化的道路，汉字出现了存亡的争议。仅三四十年的发展，科学家们解决了各种困难，汉字不但可以用计算机键盘录入，又有手写、扫描、语音等许多高效、先进的输入和处理方法，进而研究计算机翻译技术，不但保住了汉字，而且发扬了汉字文化。随着中国的发展强大，越来越多的外国人学习汉语。文化传播能力是一个国家的软实力，汉语名词术语大大增强了这种软实力，增强了文化传播的能力。有学者统计说汉语新产生的词汇中有70%是各学科领域的专用名词术语。汉语名词术语已成为中华民族文化与现代文明发展相联系的纽带。
对于外来名词汉化的工作，学者们也是本着实事求是的精神，有以中文表意为主，也有中西融合，例如除了以意译为主之外，还有音义结合、音译、中西混合式，也有少量直接使用字母词等多种形式，以求达到名词术语的最优化，创造了一些为大家欢迎的好名词，体现了民族文化的包容性的一面。
汉语是前人留给我们的宝贵遗产，名词术语是其中重要的一部分。随着时代的前进，一代一代学者用自己的智慧，在保持民族文化特点的同时，加入了现代化的因素，将西方的现代文明成功地移植于中华文化的土壤之中，生根、开花、结果。科学家们不断往中华大词库中注入新名词，为中华文化注入新的血液，提高了我国的文化国力。我们今天使用的千千万万的名词术语，没有记载首创者的名字，他们都是捍卫和创造中华文化的无名战士。
创造优秀汉语名词术语的学者(早期他们大部分是国外留学回国的学者)就是融会贯通中外文化，为祖国服务的典范。随着科学技术的发展，国家需要有更多的学者继承前辈的好传统，担负起不断创建汉语新术语的担子，使世界的先进科学技术为中国现代化服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