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要： 张之洞为权倾一时的晚清重臣，当其七十大寿时，贺者如云。一时不能亲往者，也纷纷呈寄寿文，以表贺意。其中，以曾经师事张之洞，累官陕西、江宁布政史，护理两江总督的樊增祥所撰骈文最长，达二千余言，且由电报局分日拍发。如此长的寿文自然通篇“歌功颂德”，细述张氏德政，获张激赏。其时“新学”方兴，各类新词不断由日本传入，张之洞虽提倡新学却喜欢旧文，因此对“日本新词”反感非常，力禁学界用“日本新词”。樊氏寿文亦将此叙入，极表赞佩，有句云：“如有佳语，不含鸡舌而亦香；尽去新词，不食马肝为知味。”(《清稗类钞·文学》)
文中所谓“鸡舌”一名鸡舌香，即丁香，据说含在嘴中能去口臭。汉三省故事，郎官日含鸡舌香，欲其奏事对答，气味芬芳。《汉官仪》上，“尚书郎含鸡舌香，伏其下，奏事。”所谓“马肝”，系相传马肝有毒，食之能致人于死。《汉书·辕固传》有句云：“食肉毋食马肝，未为不知味也；言学者毋言汤武受命，不为愚。”也就是说，不必非冒险食马肝，也能知肉味；学者勿需举称汤武，也照样能言学问。樊文以“鸡舌”、“马肝”暗喻“日本新词”，意谓不必用这些新词，照能学问精通。
不过“新学”日兴，要完全摆脱“新词”却不可能，即便憎恨新词如张之洞，亦未能“免俗”。一次他请幕僚路某拟一办学大纲，不料拟就之后他见文中有“健康”一词，便勃然大怒，提笔批道：“健康乃日本名词，用之殊觉可恨。”掷还路某。偏偏路某略通新学，当即发现张之洞的“把柄”，便针锋相对地回曰：“名词亦日本名词，用之尤觉可恨。”二人遂不欢而散。反对用“日本名词”者如张之洞，却也无法摆脱“日本名词”的困挠，确有象征意义。
在中国近代新观念的引进中，由于日本对“西学”的译介远胜中国、大量中国学生留学日本、中日“同文”等诸多原因，使译自日文的书籍在甲午战争中国为日本所败后突然后来居上，迅速超过原来的中译西文书籍。梁启超到日本不久，即写下《论学日本文之益》一文作为《清议报》的社论，力论应向日本学习，从中可见当时知识界心态之一斑。他写道：“既旅日本数月，肆日本之文，读日本之书，畴昔所未见之籍，纷触於目，畴昔所未穷之理，腾跃於脑，如幽室见日，枯腹得酒，沾沾自喜，而不敢自私，乃大声疾呼，以告我同志曰：我国人之有志新学者，盍亦学日本文哉。”一年后，他更回忆说在日年来的经历使他“脑质为之改易，思想言论，与前者若出两人。”细查这几年梁启超等人的论文，的确发生了重大转变，不仅对“西学”的了解突飞猛进，而且所使用的重要术语从原来基本上都是中国术语转为几乎全用日本术语。从1900年后，中国“新知识”的翻译工作几乎就集中在日本，甚至当时差不多每一种日本中级教科书都被译成了中文，连一些教员的讲义也被翻译。其中值得一提的是如今几乎已被人遗忘的范迪吉译编的《编译普通教育百科全书》，当时广为发行，影响不小。“全书”包括了“知识”的各个领域，共分八大类：宗教和哲学六种，文学一种，教育五种，政治法律十八种，自然科学二十八种，实业(包括农业、商业和工业)二十二种，其他两种。“全书”使用的是标准的日本术语，对中国各类学科术语的规范化起了重要作用。
通过这种大量的翻译引介，一大批日语词汇融入到现代汉语之中。有意思的是，这些词汇甚至迅速取代了“严译”的大部分术语。这些几乎涉及各类学科的新词汇或是现代日本新创造的，或是使用旧词而赋予新意，现在又被广大中国知识分子所引进，这大大丰富了汉语词汇，并且促进了汉语多方面的变化，为中国的现代化运动奠定了一块非常重要的基石。现在我们常用的一些基本术语、词汇，大都是自日本舶来。如当我们顺口说出“为人民服务”、“加强组织纪律性”、“讲政治”、“永远革命”“申请入党”、“解决问题”、“学习理论”、“学好哲学”、“坚持原则”……时，这服务、组织、纪律、政治、革命、党、方针、政策、申请、解决、理论、哲学、原则等等，实际全是来自日语的“外来语”，还有像经济、科学、商业、干部、健康、社会主义、资本主义、封建、共和、美学、美术、抽象、逻辑……数不胜数，全是来自日语。
语言从来就处在变动不居之中，随着不同文明间的交往、交流加快加深，语言应该互相影响。但实际上，语言也十分“势利”，根本不可能“平等”，总是经济、政治、科学、技术、文化先进、发达地区或曰“中心”的语言向落后、欠发达地区即所谓“边缘”“侵袭”，后者不得不深受前者影响。大量“外来语”在近代随西学东渐、甚至有“外来”居上之势，盖因“西学”较“中学”发达先进也。无论高兴与否赞成与否，这种自然而然的过程就是如此，难以人为改变，大可不必因此而痛心疾首。若一定要“查户口”“讲出身”，非要“正本清源”查“血统”，非祖宗八代“根红苗正”不可，一定要把这种带有“殖民”色彩的“外来语”统统扫地出门，则我们现在几乎无法开口说话。应当说，从总体上来看外来语使我们的语言更加生动、丰富、精确。
新词的引进当然不能离开翻译，音译意译，本无定论。但每见一些音义兼容的漂亮译法，总使人击节不已。如果将“Coca-Cola”意译为“古柯叶饮料”或“碳酸类饮料”，它在中国一定不会有今日“可口可乐”的骄人业绩。“Pepsi-cola”如果译为“皮斯克勒”或“屁事可乐”之类，“百事可乐”在中国也不会如此畅销。“Benz”是驰名世界的德国名车，以前曾译作“苯茨”，有音无义，如同化工产品，“感情零度”。现在改译为“奔驰”，音义俱有，汽车奔驰之状跃然欲出。当然，若万般不巧恰恰是你乘坐的“奔驰”途中抛锚，懊丧之余，心中可能不免暗暗骂道：“真该译为‘本次’！”
有的翻译还使原有的词汇“增义”，如船停为“泊”，但香港用“泊”来翻译英文“Parking Lot”(停车场)，停车位也译为“泊位”，现在此译也传入大陆，使汉语的“泊”不专指船停，同时也可指车停。以“泊”字译英文停车“Parking”，音义皆备，且有独特生动之感，不知是哪位高明的妙手偶得。
最有趣的，还是“席梦思”的移译。现在都知道“席梦思”指弹簧床，为一外来语。但在外语词典中，却查不到这一“外来语”。原来，“席梦思”本是美国专门生产钢、铜弹簧床及床上用品的“Simmons”公司的译名。该公司以前曾在上海设有办事处，初译为“雪门斯公司”，译名平平，与公司产品无任何关联。大约在20世纪30年代，该公司改译为“席梦思公司”，“席梦思”一名确令人对该公司的产品产生浪漫联想。生意兴隆再加译名漂亮，“席梦思”遂成中文弹簧床的代称。
新词的使用，自然而然，非人力能强迫。如大陆将“Taxi”译为“出租汽车”，香港早就根据粤语将其译作“的士”，将“take a taxi”顺势译为“打的”。从20世纪80年代起，“打的”在大陆口语中亦极流行。不过当时报上曾多次有文章劝人不要说“打的”，要说“乘出租车”。并说香港是殖民地(当时还未回归)，“打的”是殖民地语言，而我们若用“打的”一词是等而下之的被“殖民地”“殖民”，所以是“自我次殖民地”化。陈义不可谓不高，无奈言者谆谆，听者藐藐，直到现在，出门即要“打的”者仍不在少数。
译名种种，不拘一格，译界高明可各显身手，任社会生活自然选汰。但笔者以为科技译名却应当遵从有关部门的规定，否则将引起严重混乱。如我国有关部门规定将英文“Laser”一词译为“激光”，而海外华界多将其译为“镭射”。但现在大陆的许多报纸广告或歌厅招牌上的“激光音响”“激光唱片”都让位于“镭射音响”“镭射唱片”。更有甚者，则干脆来个兼容并包，赫赫然写上“激光镭射”或“镭射激光”，令人啼笑皆非。
总之，语言如同流水，也是高往低流，难以人力阻止。其实，近代中国的大门先于日本被西方的坚船利炮打开，因此“西学东渐”也先于日本，所以在明治维新以前，日本恰恰是通过中国了解西方、“西学”，将中文“西学”书籍大量译成日文出版。这期间的许多“日本新词”却是来自汉语，如铁路、铁道、新闻、国会、权利、主权、公法、选举、化学、植物学、细胞……不一而足。当近代日本全面超过近代中国后，日语新词便开始流入中国。
在近代中日文化交流中，日本从“新词”的“输入国”一跃而为“输出国”的重要原因是“西学”在日本遇到的阻力比中国小得多。这种“师生易位”的历史说明，若想以保守封闭来维护民族文化传统，用心虽良苦，但结果不仅无裨于事反而更加被动，“弘扬民族文化”云云则更无从谈起；相反，只有开放的文化才能赢得主动，民族文化才能真正弘扬。