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科技术语

会议照片(封二)

1999, 1 (03): 0-封二.

摘要 ( 244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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造新汉字的现状应当改变

苏培成

1999, 1 (03): 3-4.

摘要 ( 477 )

PDF ( 374KB ) ( 89 )

编者按：苏培成教授的这篇文章提出了对汉语造新字问题的意见。这个问题，以及汉字规范化的问题在术语命名中常常涉及，本刊下期将讨论的化学用字读音和“癫”与“癫痫”的问题等都与此有关。造字问题涉及各学科专业人员、语言文字学界以及汉字信息处理等多方面，过去这些方面交流研讨太少。本刊欢迎各方人士共同探讨这个问题，互相交流，共同寻找更好的解决办法。
汉字字数繁多，而且数目不定：“出生不报，死亡不销”。这是造成汉字难学难用的一个主要原因，给我国教育和科技的发展带来了严重的负面影响。为了减轻汉字学习和使用的困难，应该实现汉字的规范化和标准化，具体说就是要实现汉字的“四定”：定量，定形，定音，定序。四定首先是定量，只有实现了定量才谈得上实现其他三定。定量就是要确定记录现代汉语所需要的单字数(字种数)。要实现现代汉字的定量，就必须停止造新字，不再复活死字。在这个基础上，再想办法逐步限制和减少汉字的字数，使得通用汉字的字数保持在合理的水平。已故的语文改革家刘泽先先生曾经说过“造新字的方法是绝对要不得的”^[1]，这个意见值得重视。
随着社会的发展，汉语的词汇也在不断地增加，其中包括外来词的吸收。不断增加的新词，对丰富和发展汉语的词汇具有积极的意义。新词的增加并不意味着一定要增加新字，我们要努力做到增加新词而不增加新字。怎么样才能做到这一点呢？现代汉语词汇有很强的复音化倾向，绝大多数的新词是用原有的构词成分组成的复音词。例如“电灯、电话、电车、电视”是新词，其中的“电、灯、话、车、视”都是原有的构词成分，记录这些构词成分的字也是原有的，不是新造的。近百年来，汉语增加了一些单音词，其中有些是外来词。记录这些单音词，主要使用已有的字，同时也新造了一些字。例如“打(dozen)”、“听(tin)”、“盾”(荷兰、越南的货币单位)，是让原有的字增加了新的职务；“泵(pump)”、“啤(beer)”、“吨(ton)”，是新造的字。因此，我们大体上可以说，复音词可以不增加新字，而单音词有时要增加新字。此外，因为汉语的音节数目有限，新造字差不多都有同音字。许多同音字用眼睛看可以分得清，靠耳朵听却分不清，如作为姓氏的“张”和“章”。靠目治，不靠耳治，这和传声时代的要求背道而驰。这是新造字的又一个缺陷。为了不增加新字，就要提倡多用复音词，尽量避免单音词，而近百年化学名词发展的传统似乎并不是这样，而是尽量使用单音词。清末江南制造局翻译外国科技书籍时就开始为元素名称造新字，到了20世纪又为有机化学名词造新字。例如，把“养气”、“轻气”、“淡气”叫做“氧”、“氢”、“氮”，把“白金”叫做“铂”，把“白铅”叫做“锌”。既然用了单音词，又不喜欢使用假借字，就只得造新字。化学用字在汉字新造字中占有相当的比例，给人们留下了深刻的印象。60年代有人统计，近百年来新造的化学字多达647个^[2]。这次为105～109号元素造新字，走的还是一百多年前江南制造局的老路。请化学家考虑：考虑新的化学元素能不能不用单音词？这样做会遇到什么困难？有没有解决的办法？
除此之外，还有没有别的路可走呢？语言学家早就提出来用汉语拼音转写国外的科技术语，包括化学上的术语，代替汉字的音译术语。例如“锿”改为Einsteini，“钔”改为Mendelevi，“镑”改为Lawrenci。周有光先生指出：“如果这个目的能够达到，我国科技术语的面貌将焕然一新，科技的发展将由于术语的革新而得到方便。”^[3]拼音转写已经提倡了许多年，可是至今还没有被采用。是理论上还有不妥之处，还是习惯势力在阻挠，还是两者兼而有之？
总之，如果我们从促进中国语文现代化这个大局来考虑，就应该把不造新字这个原则肯定下来。新的解决办法总能找到的。或者实现术语的复音化，或者采用拼音转写，不管采用哪种办法都会遇到习惯势力的抵抗。其实，习惯是可以改变的，有时也是必须改变的，这就要全面衡量利弊得失。除了上面说的以外，还有没有别的办法呢？这要听取大家的意见了。

审定译名，促进媒体译名规范化——新加坡华文媒介统一译名委员会工作简介

汪惠迪

1999, 1 (03): 4-5.

摘要 ( 627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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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审定译名和促进媒体译名规范化方面，新加坡华文媒介统一译名委员会成立九年来，做了许多切实有效的工作。
新加坡华文媒介统一译名委员会(Translation Standardization Committee For the Chinese Media，Singapore)成立于1990年9月。从1991年12月起，它先后出版了《马印译名手册》(A handbook on Malaysian and Indonesian names in Chinese，1991年12月)、《新加坡政府部门职衔》(A handbook on Government departmental titles and designations，1993年)、《英汉财经名词》(A handbook of English－Chinese financial terms，1993年)、《英汉电脑名词》(A hand－book of English－Chinese computer terms，1996年)。1998年编印了以《新加坡政府部门职衔》(按部门编排)为蓝本的《新加坡政府部门职衔及名称》(按音序编排)简装本。此外，委员会还接受个别的政府部门(包括法庭机构)的咨询，帮助他们审定自己所编的译名手册；委员会也收集一些知名度高的人物、公司、机构、建筑物的华文译名，经整理后汇编储存在磁盘上，复制后分发给成员使用。
新加坡是个多元民族和多元文化的现代化城市国家，官方语言有四种：马来语(Malay)、华语、淡米尔语^*(Tamil)和英语。英语是各族人民的共同语，英文是政府和大多数私人机构的行政与工作语文。学校实行双语教育政策，英语为主要教学媒介语，政府也规定所有学生均须修读本族的母语(马来语、华语或淡米尔语)。
新加坡全国总人口(公民和永久居民)为3 163 500人(1998年6月)，华族占77%，华语是新加坡华族的共同语。华文媒体无论电视、广播或报纸都很发达，而且都上了网际网络^**(Internet)，它们传播信息的功能与所产生的效应是不可低估的。仅以《联合早报》为例，每日上网浏览的读者已超过3000万人次。
在多语环境下，华文媒体每天都必须翻译大量的用英语发布的信息。过去，大家各忙各的，彼此缺乏协调，以致长期以来各种名词术语译名不一，给受众特别是年轻一代带来许多不便。为此，新加坡报业控股华文报集团新闻研究部于1990年7月18日倡议成立一个华文媒介统一译名委员会，以便肩负起推动并协调华文媒介译名统一的任务。这一倡议立刻得到新闻及艺术部，广播局和教育部有关部门的重视与响应，同年9月21日，新加坡华文媒介统一译名委员会宣告正式成立。
委员会由新闻及艺术部、广播局、教育部和发起单位的11位代表组成，除设主席、秘书、财政外，并聘请名誉顾问一位。现任名誉顾问为内阁资政李光耀的新闻秘书杨云英女士，主席为新加坡报业控股新闻研究组主任吴俊刚先生，秘书为新闻及艺术部新闻媒介研究组兼翻译组助理处长萧录晖先生。常设联络处为新加坡报业控股华文报集团新闻研究组。
委员会在开展工作时所遵循的基本原则和程序是，已有的译名凡不统一者，逐步加以统一；新出现的名称，则及时予以审定发布。国际新闻中出现的人名、地名的翻译，主要以中国新华社出版的工具书为依据。有时，中国大陆、香港和台湾三地对同一个外语词语的译法并不一致，遇到这种情形，委员会则因地制宜，审定采用东南亚国家特有或惯用的译名。
委员会的委员都是义务工作的，除开会讨论研究重要工作外，平时主要通过打电话和发传真或电子邮件(E－mail)互相联系。只要需要，委员们就可将本单位须解决的问题向秘书提出，经一番讨论、研究后，有关的译名就定下来了，于是正式发布。审定一个，公布一个，并立即在各媒体推广使用，这是委员会日常的工作方式。这种操作方式十分灵活，适应了媒体追求时效的需要。
* 我国译为泰米尔语
** 我国规范译名为因特网

中国医药市场药品名称规范化管理与使用的问题

谭光远¹；谭晖²；贺玲云²

1999, 1 (03): 6-19.

摘要 ( 452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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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药品名称以WHO制定的INN名称为正名，取消拉丁药品名称，改用英文药品名称，中文名称只收载药品法定通用名称，不再列副名。本文就新旧药品名称的一些变化作一简要介绍，以便能对各级医务工作者在今后正确使用药品名称时有所参考。
近年来，由于新药的不断问世，其品种数量之多，名称之混乱，给临床应用及药剂管理均造成了一定的困难。随着知识产权及关税协定的逐步解决，进口药品将会有所增加，这将使我国医药市场，特别是药品名称规范化这一问题更加突出。
我国从80年代末到90年代初，由卫生部设立药典委员会药品名词专业组，组织有关专家对药品名称统一进行了详细的讨论研究，参照WHO(世界卫生组织)制定的INN(国际通用名称)名称，在90年版药典的基础上对95年版药典作了明确规定；取消药典二部拉丁文，改用英文名称，并以WHO制定的INN为正名，中文名称只收载药品法定通用名称，不再列副名。这样，我国药品名称就与WHO制定的INN接轨，使我国药品名称开始走上规范化道路，并规定在1996年4月开始执行。
但在近两年多的实际应用中，有些药厂、医疗单位、卫生行政审批单位、部分书刊、杂志在贯彻执行中却不令人满意，为此，本文简要地将一些出现的问题，以及新旧药品名称的一些变化作一介绍，以便能对临床医师、药师、药品生产单位及有关人员在今后正确使用，执行法定药品名称时有所参考。
1.药品名称的分类
1.1 化学名称(Chemical Name) 因这种名称难于记忆，除制药行业、药物合成及研究部门、药师应掌握外，临床医师只作一般了解。
1.2 专利名称(Patent Name) 又称商标名称(Brand Name)或称注册名称(Register Name)。但三者名称并非完全一致，在国际上，专利名称与质量意识是统一的(但应注意的是一个药品可能有几个或十几个专利名称)。
1.3 法定名称(Official Name) 又称通用名称(Generic Name)或非专利名称(Non proprietary Name)。是由国家授权的法定机构进行审定而采用的名称。我国药典收载的法定名称有三种形式：(1)中文名称；(2)汉语拼音；(3)英文名称。
1.4 国际通用名称(International Nonproprietary Name，INN)是由WHO根据专家委员会制定的，在全世界范围内对一个药品只采用一个药物名称，而不考虑各国药厂的专利名称。INN通常以拉丁文、英文、法文、西班牙文等几种文字发布。我国药典从95年版起采用INN英文名为正名，并以与之对应的中文通用名做为法定名称。
2.存在的问题
2.1 由于名称混乱，很多药品名称仅一字之差，注意力稍不集中，或业务不够熟练，就有可能发生差错，给患者带来不应有的危害。如表1：

2.2 由于药品名称混乱，形成同一药物，名称不同，重复引进，给医院及医务人员、患者造成诸多不便，使其无所适从，如表2：

2.3 有些药厂为了扩大本厂名牌优质产品的知名度，以厂名冠之药品名称之前，注册“专利名称”，使许多性质完全不同的药品仅一字之差，且违反了药品命名原则，又易发生差错，如：

2.4 有些生产厂家，没有严格遵照国家药典委员会制定的标准申报药品名称，违反了药品避免使用可能给患者以有关解剖学、生理学、病理学及治疗学暗示的规定，审批单位有时没有严格把关，致使混乱加重，形成药品名称中“康多”、“宁多”、“灵多”、“定多”、“平多”、“通多”、“痛多”等。如表4：

2.5 有的命名甚至言过其实，如脚癣一次净、百忧解、盖天力、痤疮王、灭糖灵等。
2.6 由于名称混乱，致使药品价格也产生混乱，易形成质次价高，给医院管理造成一定困难，而且易使患者产生疑虑。
2.7 因受各种因素的影响，在有些地区、某些医院，其处方、病历药品名称的书写不够规范(也是等级医院检查的一个重要指标)，特别是近几年来使用外文书写药品名称的人员愈来愈少，即便使用中文书写药品名称也极不规范，这与国内一些高等级的医院差距进一步加大。

天文学部分新名词（第四批）

天文学名词审定委员会

1999, 1 (03): 10-11.

摘要 ( 350 )

PDF ( 305KB ) ( 22 )

在全国科学技术名词审定委员会第二届委员会拟定的任务中，有一项是审定新词。《自然科学术语研究》(内部刊)1991年第1期刊登了第一批新词362个。1994年第1期刊登了第二批298个。1997年第1期刊登了第三批425个。下列是第四批天文学新词118个。希望读者提出意见和建议，以期更好地完成最终审定。
ABRIXAS X－ray Satellite(A Broadband Imaging X－ray All－sky Survey X－ray Satellite) 宽带成象X射线卫星
Advanced Composition Explorer，ACE 高新太阳风成分探测器
advection 平流
Antlia Dwarf 唧筒矮星系
astrobiology 宇宙生命学
Caliban 天卫十六
Cat’s Paw Nebula NGC 6334 猫爪星云
cavity clocking 空腔计时
Centaur 半人马型小行星
chiron－type object 喀戎型天体
coded aperture imaging 遮幅孔径成象
cometary pause 彗顶
critical equipotential surface 临界等位面
degenerate dwarf 简并态矮星
diffuse γ－ray emission 弥漫γ射线发射
donor 输质星
dust jet 尘埃喷流
enhanced network 增强网络
fabrication technique 光纤技术
fan－like structure 扇形结构
Far Ultraviolet Spectroscopic Explorer，FUSE 远紫外分光探测器
Flame Nebula，NGC 2024 火焰星云
focal extender 延焦器
focal reducer 缩焦器
galaxy supercluster 超星系团
gas jet 气体喷流
giant donor 输质巨星
giant maximum 巨极大
giant minimum 巨极小
Gran Telescopio Canarias，GTC 西班牙加那里大型望远镜
Hénon－Helies model 埃农－海利斯模型
High－Energy Transient Experiment 2，HETE 2 第二偶现高能辐射实验
Highly Advanced Laboratory for Communications and Astronomy，HALCA 高新通信和天文实验室
Hyades supercluster 毕宿超级星团
hydrogen－deficient donor 缺氢输质星
hydrogen－rich donor 富氢输质星
image sensing 图象传感
impulsive pause 脉冲相
interferometric nulling 干涉相消
intranetwork field 网络内场
jet－like feature 喷流形特征
jet－like structure 喷流形结构
large sky area multi－object fibre spectroscopic telescope，LAMOST 大型多天体分光望远镜
luminosity parallax 光度视差
magnetic cell 磁胞
magnetic cavity 磁腔
Mars Climate Orbiter，MCO 环火气候探测器
Mars Global Surveyor，MGS 火星全球勘测器
Mars Polar Lander，MPL 火星极地着陆器
meteor storm 流星暴
2－meter－class telescope 2米级望远镜
4－meter－class telescope 4米级望远镜
6－meter－class telescope 6米级望远镜
8－meter－class telescope 8米级望远镜
10－meter－class telescope 10米级望远镜
500－meters Aperture Spherical Radio Telescope，FAST 500米口径球面射电望远镜
microarcsec 微角秒
millennium 千年纪
millennium 千禧年
milliarcsec 毫角秒
miniflare 微耀斑
1－mirror telescope 单反光面望远镜
mode－hopping 模式跃变
modest telescope 中型望远镜
moving magnetic feature 运动磁结构
Near Earth Asteroid Rendezvous，NEAR 近地小行星探测器
Next Generation Space Telescope，NGST 下一代空间望远镜
“Nozomi” <希望>空间探测器
pile－up region 堆积区
pile－up boundary 堆积区边界
polarity reversal line 极性变换线
populationⅡmain sequence 星族Ⅱ主序
post－flare loop 耀斑后环
primordial galaxy 原星系
proper tetrad 本征基
pseudonucleus 假核
radio photosphere 射电光球
rotational aperture synthesis 自转孔径综合
satellite Doppler tracking 人卫多普勒测量
Sloan Digital Sky Survey，SDSS 斯隆数字化巡天
Southern African Large Telescope，SALT 南非大型望远镜
“Stardust” <星尘>空间探测器
Submillimeter Wave Astronomy Satellite，SWAS 亚毫米波天文卫星
sun－like star 太阳型恒星
superluminal illusion 超光速幻觉
superluminal jet 超光速喷流
swan－like structure 天鹅云状结构
Sycorax 天卫十七
tail axis 彗尾轴
tail－disconnection event 断尾事件
tail kink 彗尾扭结
tail knot 彗尾结
tail ray 彗尾射线
tail streamer 彗尾流束
Tucana Dwarf 杜鹃矮星系
Ultraluminous Infrared Galaxy，ULIG 特高光度红外星系
un－sun－like star 非太阳型恒星
unwrapping 无卷缠
Wide Field Infrared Explorer，WIRE 广角红外探测器
wrapping 卷缠
X－ray Multi－Mirror，XMM X射线多镜望远镜
Zarya <黎明>国际空间站
zone of annularity 环食带

简讯

邬江；李玉英

1999, 1 (03): 11-11.

摘要 ( 205 )

PDF ( 164KB ) ( 14 )

sepsis译名商榷

吴蔚然

1999, 1 (03): 12-12.

摘要 ( 550 )

PDF ( 193KB ) ( 78 )

编者按 sepsis是医学上一种常见临床征象的英文名，该词的中文名意见比较分歧。医学名词审定委员会审定时暂未能确定较科学统一的规范名。目前已使用的和已提出命名意见的主要有：脓毒症、脓毒病、全身性感染、全身性感染症、炎症毒性感染症、炎毒症、感染中毒症、败血病、创面脓毒症、严重感染症、中度感染症、全身炎性反应综合证等。为此全国科技名词审定委员会及医学名词审定委员会通过本刊组织书面专题研讨。许多知名专家都十分热情地参与讨论，发表了各自的意见，现选摘一部分刊登如下，欢迎更多的医学工作者来稿参加讨论，以便尽早能确定一个更好的，为大家认可的科学名词。
在此谨向参加研讨的各位专家表示谢意！
现时sepsis译名为“脓毒症”，pyemia译名为“脓血症”或“脓毒血症”。“pyemia”一词除在有迁徙性脓肿时，很少应用。从目前对sepsis病理生理的认识，它并不一定与“脓”有联系，我个人认为将其译名改为“全身性感染”要比“脓毒症”确切。
全身性感染(sepsis)的主要依据是：①体温升高或异常低；②血白细胞增高或异常低(体温、血白细胞异常低表明反应能力显著衰弱)；③有肯定的感染病灶或血培养阳性。据此做出“全身性感染(sepsis)”诊断，并不表示它一定是严重的全身性感染。如果在全身性感染的同时，又出现组织灌注不良，或呼吸功能变化，或肾功能变化等，则称之为严重或重度全身性感染(severe sepsis)。
以往我们在概念上习惯于将重或较重的全身性感染才称之为sepsis，对轻的全身性感染多不用sepsis一词。将“sepsis”译名为“全身性感染”后，抛弃了以往习惯于认为sepsis是(或必然是)较重或重度的全身性感染这一概念，以往的概念可用“重度全身性感染”(severe sepsis)一词来表达。
以感染为基础，按现时对“全身性感染”(sepsis)的认识，可分为以下层次：

对sepsis一词重新译名目前意见有分歧，还需要通过讨论逐步统一认识。也可以考虑在现阶段“全身性感染”及“脓毒症”两个译名都可以用，经过一个时期实践后再定取舍。

脓毒症（sepsis）一词目前不宜更改

黎鳌^*

1999, 1 (03): 13-13.

摘要 ( 422 )

PDF ( 216KB ) ( 35 )

“脓毒症”一词原系从“sepsis”翻译的。查“sepsis”的原意为“腐败之意(Gr.decay)”，“Posisoning which is caused by the products of a putrefactive process”(摘自Dorland’s Medical Dictonary第24版)。即“sepsis”一词系指腐败过程产物所致之中毒现象。腐败过程可能是细菌感染的，也可能非感染性的，例如严重大面积烧伤坏死组织分解后吸收；急性坏死性胰腺炎等(当然它们也可继发感染)。因此，以往将sepsis译为脓毒症，尽管不够确切，尚有一定根据。近年来由于炎症介质，细胞因子研究的发展，认为过去“sepsis”所产生的症状，无论是感染性的或非感染性的均系全身炎症反应所致，因此提出了一系列名词：如“脓毒综合症(sepsis syndrome)”，“过度炎症反应”“全身性炎症反应综合征，SIRS”等。并认为MOF或MODS是由严重sepsis或SIRS引起。因此一时间，名词比较混淆，应用和理解也不一致。
1991年美国胸科医师学会(ACCP)与重症医学会(SCCM)联合召开了一次研讨会，对sepsis，SIRS，MOF等的定义作了讨论，并将结果发表在Critical，Care Med 1992；20：864－874。明确提出“Sepsis is the systemic inflammatory response to infection”(sepsis是全身炎症对感染的反应，或是对感染的全身性炎性反应)。并提出了sepsis诊断的标准与SIRS诊断标准同。显然sepsis的含义与以往不同。简单地说是由于感染所引致的SIRS。而感染可能是全身性的，也可能是局灶性的。
对此，“脓毒症”一词是否要改，如何改法。首先应予指出的是，“sepsis”一词现今的涵义虽不同了，但国外出现在教科书或文献的仍是“sepsis”，并未改，因为不需要改，只是将其新义予以介绍即可，不会造成误导。而如果我们将“脓毒症”改为其他新词，若干年后，我们的文章中已无“脓毒症”一词，致使年轻医生或学生阅读老的书籍、文献中出现的“脓毒症”一词时，就难理解，造成困惑。这不同于一些难译的新词，只是翻译得更确切些的问题，不存在上述情况。其次，有关sepsis，SIRS等词，国内外认识、理解尚不尽一致，两者的诊断标准也未统一。有许多问题在ACCP/SCCM文中也指出有待进一步研究。再者脓毒症一词已沿用几十年，成了习惯用语，牵涉到许多问题，例如烧伤创面脓毒症(burn wound sepsis)，此处的“脓毒症”系由创面严重感染所致，有其特定的含义与诊断标准；又例如常用的所谓“脓毒性休克(septic shock)，脓毒性热(septic fever)”等，它们有各自的特定的临床表现或诊断标准，而且不一定均系由于感染引起，例如严重创伤后，大量坏死组织或血肿吸收后，也可出现septic fever。
为此，建议“脓毒症”一词暂不更改。尽管“脓毒症”一词的含义不够确切，但已沿用数十年。目前只是将sepsis现今含义(sepsis是全身炎症对感染的反应)向读者介绍。也包括介绍SIRS含义。同时有条件的单位不妨作一些临床研究。待将来sepsis、infection、SIRS、MODS等的认识统一后，再广泛征求意见斟酌更改。 * 黎鳌院士是医学名词审定委员会创伤学名词审定组组长。

关于sepsis译名的商榷

盛志勇^*,林洪远

1999, 1 (03): 14-15.

摘要 ( 371 )

PDF ( 417KB ) ( 36 )

自70年代MSOF(多系统器官功能衰竭)和90年代MODS(多器官功能障碍综合征)提出以后，作为这个综合征的前驱表现，“sepsis”一词在国内外医学文献的使用频率越来越高。但迄今国内学者对“sepsis”一词的译法却存在分歧：部分学者主张译作“全身严重感染”，而另外一些学者则认为以保留旧译名“脓毒症”为好。究竟如何翻译更恰当呢，以下是作者的管见。
1992年ACCP/SCCM曾经给sepsis下过定义，简单地表示就是：sepsis=SIRS(全身炎症反应综合征)＋细菌学证据。而SIRS则是一组提示全身炎症存在的临床症状，包括体温、心率、呼吸、血象等在内的变化。近年来，SIRS和sepsis的定义已迅速为医学界所接受。对sepsis的正确理解，首先要认识：①“sepsis”既不是个病名，也不应被视为病因诊断(尽管包括病因成分)，而是指一种临床状态；②“sepsis”的基础是SIRS，正确理解SIRS是正确理解sepsis的前提。现在明确SIRS只是一组症状的归纳而不论病因的，而且发生的机制是机体遭受病损后，单核巨噬细胞系统和其他炎症反应细胞被激活，产生和释放各种炎性介质所致，机体的反应性在决定临床是否出现SIRS具有决定性的作用。由于个体的遗传特征、生理基础等方面的差异，机体所接受的打击的强度与全身炎症反应的表现程度(SIRS)未必一致。当微生物或其毒素导致sepsis时，它们的作用仅仅在于触发全身炎症反应。同时，原始释放的炎性介质可以触发次级介质的产生和释放，启动所谓级联反应，因而全身炎症反应一旦启动即可循自身规律发展并不断放大。此时与临床感染不一样，在相当一部分病人中，采用引流脓肿和具有针对性的抗生素等积极治疗感染对控制sepsis的效果不佳，sepsis仍可发展，而且演变成MODS。因此sepsis不能与感染等同。
将sepsis译作“全身严重感染”一词严格来看应属于一种病因学诊断。它更强调的是打击的病因学(细菌)和强度(严重)，而没有体现机体的反应性。一般而言，全身发生严重感染时，病人固然可以有sepsis，然而局限化的感染也可以有显著的sepsis症状，如急性坏死性胰腺炎、膈下脓肿、肺脓肿等等。因此，把sepsis与“全身感染”等同起来也是不合适的。众所周知，感染在英文上早有很明确的表达词汇——infection。如果是全身感染、严重感染或全身严重感染，它们相应的表达应该是systemic infection、severe infection或systemic severe infection。既然在出现sepsis症状时不使用这些词汇而另用“sepsis”，显然有其原因和道理。我们认为，sepsis的这一表述完全符合人们目前对这一病理过程中病因、机体反应和临床表现相互作用的理解。
当然“脓毒症”一词作为sepsis的译名也并非无懈可击，从字面上看，仅“脓”、“毒”二字便可引发不小的争议。不过，如果能够理解“脓毒症”所表达的内容(微生物的作用和全身炎症反应)可以看到其内涵比“全身严重感染”与sepsis更为贴近，那么也不必非要望字生意地去苛求字面的精确。
综上所述，我们认为将sepsis一词译为中文时必须要考虑到两层意思：全身炎症反应和细菌学证据。对此，“全身严重感染”是不恰当的，因为它基本上是个病因学的诊断，不能反映个体对感染的复杂的反应，从而不足以对sepsis进行完整的表述，而且局限化的感染也可以有sepsis的表现。相比之下，“脓毒症”更能反映sepsis的内涵。除非能创建更为贴切的新词，目前似乎仍以使用“脓毒症”为宜。
* 盛志勇院士是医学名词审定委员会烧伤学名词审定组副组长；创伤学名词审定组成员。

关于sepsis的中文名

夏穗生^*

1999, 1 (03): 15-15.

摘要 ( 795 )

PDF ( 211KB ) ( 47 )

Sepsis是一个外科学用的学术名词，是描述致病微生物(主要是化脓性细菌)，引发全身性感染中的一种类型，中文名译为败血症，我认为是恰当的。全身性感染可以分为4种情况：(1)致病微生物(指化脓性细菌，以下简称细菌)侵入血液循环，但不引起(或不足以引起)临床上明显全身性感染症状，细菌和其分泌的毒素存在于血液循环内仅是一过性，很快被机体消灭，叫做菌血症(bacteriemia或bacteremia)；(2)细菌侵入血液循环，生存繁殖，分泌毒素，从而引发全身性感染的明显临床症状(寒战、高烧，外周血白细胞计数增加等)即为败血症(sepsis)；(3)细菌本身并不侵入血液循环内，而留居在坏死局部感染灶，但其分泌的毒素大量侵入血液循环内，引发全身性感染症状，是为毒血症(toxemia)；(4)细菌或侵入血液循环内，或处于局部感染灶内，但间歇性地(不时地)有细菌栓子脱落，侵入血液循环内，并传到全身其他组织或脏器内，引起继发性化脓性病灶，形成转移性脓肿，称为脓血症或脓毒症(pyemia)。以上4种是传统的全身性感染的分类及其名词概念。
这里有几点说明：(1)英文还有一些描述全身性感染的名词，如septemia，septicemia，septicoemia，我以为都是sepsis的同义词。(2)若把sepsis和pyemia视为同义词，我以为不妥，因为根据上文所述，它们是两种不同的类型。(3)若把sepsis译为全身性感染，我以为也不妥，因为sepsis仅是全身性感染4种类型中的一种，不能概括。(4)英文还有septicopyemia一词，中文可译为脓毒败血症，即是上述(2)、(3)、(4)类型的混合型的统称。(5)上述4种全身性感染的分类是根据其细菌或其毒素侵入血液循环后的病理应答反应的表现，并不涉及临床症状的强度，依照后者则形成另一种分类，如潜在性、隐匿性、轻度、中度、重度感染和极严重的凶险性感染(overwhelming infection)均另有标准。(6)是否能把外周血培养细菌阳性或阴性作为血液循环内有无细菌存在的指标，我以为不能，因为现在临床多应用强有力的抗生素，往往不能培养出细菌，但并不能排除血液循环内细菌的存在。
* 夏穗生教授是医学名词审定委员会器官移植名词审定组成员。

有关sepsis的定名

吴肇光

1999, 1 (03): 16-16.

摘要 ( 210 )

PDF ( 181KB ) ( 35 )

sepsis的中文译名问题

黄莚庭^*

1999, 1 (03): 16-17.

摘要 ( 423 )

PDF ( 395KB ) ( 40 )

近来临床医学界对sepsis一词的中文译名颇有争议。sepsis来自古希腊文，意即腐败。著名的Dorland医学字典1936年第17版对sepsis的解释是“腐败过程(putrefactive process)产物所造成的中毒(poisoning)”。这里所说的中毒是指一般毒物(poison)所致的损害，严格说来和现今的毒素(toxin)和中毒(intoxication)是有所不同的。随着医学的发展，认识不断加深，对sepsis一词的理解也有了变化。该字典1994年第28版的解释改为“血液或其他组织中有致病性微生物或其毒素(toxin)存在”，不再提及一般用词的“腐败”。sepsis一词在国内各种医学辞汇中一直沿用脓毒症的译名，目前看来不十分贴切，因为sepsis并非在血液或组织中一定要有脓(脓性栓子)存在，另一名词pyemia译作脓毒症或脓血症则较为准确，和sepsis显然不完全相同。当然致病性微生物也包括化脓性细菌，但不一定化脓。另外一本Stedman医学字典1990年第25版把sepsis定义为“血液或组织中有各种化脓性(pus－forming)和其他致病性微生物，或他们的毒素存在”，解释中提到化脓性微生物，但未指明是脓本身。一般对sepsis的理解是严重感染，sepsis的形容词，如感染性休克(septic shock)、感染性发热(septic fever)等均已明确译为感染。需要提出的是Infection也译作感染，但一般是指病灶、病变性质、以及微生物侵入而言，sepsis则有全身性疾病状态的含义，多伴有高烧、寒颤、消耗、神志障碍，甚至休克等临床表现。自90年代初提出全身炎性反应综合征(SIRS)的名称和概念后，对sepsis又有了更深一步的认识。SIRS作为综合征是指临床表现，sepsis是SIRS的重要发病因素之一。另外，由于分子生物学的发展，进而认识到造成SIRS的机制不仅仅是各种微生物(包括病毒)及其毒素(也包括组织坏死产物)的存在，同时机体还反应性地产生和释放大量的多种细胞因子和炎性介质才导致不同程度的全身性炎性反应，这就赋予sepsis更为丰富的内涵。作为一个临床术语，sepsis应被视为严重感染所造成的SIRS。还需要提到的一词是septicemia，一直译作败血症，其意更不明确，“败”可能是“腐败”之简称，目前已难以理解腐败或腐败产物和血液的关系。Stedman医学字典对这一名词的解释和sepsis相同，并明确指出septicemia是sepsis的一种常见类型。现今国外已倾向于废弃septicemia一词，而用sepsis取代，以免同一概念的名词一并使用，其中一个的概念又不十分准确，易造成混乱，这是有道理的。
综上所述，我的看法是sepsis可译作全身性感染，如果认为这种译法不像是病态名词而像是概念的说明，为了更准确表达它是一种严重的疾病状态或临床现象，译为全身性感染症也无不可，但不宜译为全身性感染综合征，因后者的原文为sepsis syndrome，实际上是同一含义，为了简明划一起见，sepsis syndrome也不宜再用，称之为sepsis即可。
烧伤创面脓毒症(burn wound sepsis)一词的含义很明确，因烧伤创面发展到此阶段，显然已有化脓菌感染，并波及全身，作为特定名词完全可保留原译名，继续使用。所以sepsis可译作“全身性感染”或“全身性感染症”，另一词条burn wound sepsis仍可译作“烧伤创面脓毒症”。 * 黄莚庭教授是医学名词审定委员会普通外科学名词审定组副组长。

sepsis称“炎症毒性感染症”为好

廖有谋^*

1999, 1 (03): 17-18.

摘要 ( 430 )

PDF ( 443KB ) ( 45 )

近年来，对sepsis一词的中文名争议颇多。我觉得用“炎症毒性感染症”(简称“炎毒症”)比较确切，特提出以就教于大方。
sepsis一词来自希腊文，原为腐烂、衰败之意，医学上引申为“由致病微生物或其毒素侵入血液或其他组织引起的中毒”(自《英中医学辞海》，原文据Dorland’s Medical Dictionary第27版)。其传统译名为“脓毒病”或“脓毒症”，虽不是很确切，但以当时的认识水平，尚属差强人意。近几年，随着病理生理学、免疫学等深入发展，国际医学界对sepsis的本质有了新的认识，认为应是微生物感染引发全身性炎症反应的一种临床过程。如用公式来表达，即sepsis=infection(感染)＋SIRS。其中的SIRS是systemic inflammatory response syndrome的缩略，即全身性炎症反应综合征，指不论有无感染，只要有严重的生理损伤，诸如出血性休克、缺血、多发性创伤、烧伤等存在，均可引发的一种全身性炎症反应的临床过程。而当SIRS由微生物感染引发时，即为sepsis。可见，sepsis一词的基本要素包括三个方面：感染，全身性炎症反应，一种临床过程。
按上述定义，发生sepsis时不一定有脓的形成，并且对病人生命构成威胁的是过度的机体全身性炎症反应，而不是微生物或其毒素本身，因此，不应再称之为“脓毒症”。一部分医学家主张改称为“全身性感染”；而当烧伤等引起有脓的wound sepsis时，则称为“创面脓毒症”。
我觉得“全身性感染”一词仍欠妥贴。因为它的含义过于广泛、笼统，从字面上说，凡是微生物引起的全身性感染都可包括在内，这个名称反映不了上述sepsis的本质特征，缺乏专指性。因此，建议改为“炎症毒性感染症”，并可简称“炎毒症”。这一名称的特点是：①指明了“炎症毒性”即“过度的全身炎症反应导致机体严重失调”是本症的实质；②指明了“感染”是引发本症的原因；③指明了本症的性质是“症”，属于一种临床过程而非独立的疾病。看来，它能够反映本症的三个基本特征，构成较完整的专指概念。
将本症简称为“炎毒症”，与传统的“脓毒症”只有一字之异，既能反映“炎症毒性”这一实质，又能避免将“无脓”称为“脓”的弊病，较为准确简明。而且，既然将有创面有脓的sepsis称为“创面脓毒症”，则无创面无脓的sepsis称为“炎毒症”自是顺理成章了。 * 廖有谋编审是原医学名词审定委员会委员。

sepsis汉译名之我见

成建军

1999, 1 (03): 18-19.

摘要 ( 671 )

PDF ( 420KB ) ( 40 )

Sepsis一词来源于希腊文sēpsis，意为“腐烂，腐化，腐败”。sepsis在港台译作败血病。大陆地区则因septemia(同septicemia)被译作败血病，将sepsis习惯上译作脓毒症(病)。由于此词引入医学领域时涵义较为宽泛，人体由于感染致病菌后病变部位腐败化脓，或因致病菌侵入血液循环系统，随血行播散至身体各处而引起的腐败化脓现象都可冠之以sepsis，因此有人建议用“全身炎性反应综合征”来作为其汉译名，后经专家确定“全身炎性反应综合征”另有所指，又有人主张将其改译为“全身性感染”或“感染中毒症”，也因意见不一，未有定论。
依笔者拙见，此词汉译名仍按习惯译作：脓毒症”较妥。
在英汉对译过程中，先得确切把握被译词的英文涵义，再选择能切实反应英文原词涵义的中文词来作其汉译名，这是英汉对译的基本点。我们先对sepsis的英文涵义来作一明确认识。Dorland著《图注医学辞典》(美国W. B.Saunders Company 1974年第25版)释sepsis为“致病菌及其毒素出现在血液(或其他组织)中；或与此种现象相关的状况”。Webster著《新二十世纪辞典》(美国William collins Publishers.INC.1979年第2版)释为“由于血液中吸收了病理性微生物(作为致脓物质)而引起的中毒；败血病”。Stedman著《医学辞典》(美国The Williams & Wilkins Company 1972年第22版)释为“血液及组织中出现各种脓变和其他病理产物及其毒素，败血病是其常见类型”。分析以上三家权威辞典对此词的解释，我们发现：①Dorland与Stedman均认为致病菌及其毒素在血液及其他组织中出现属sepsis定义范畴，而Webster则将其局限于致病菌及其毒素只在血液中出现，这样一来，就缩小了sepsis定义的外延，故应以Dorland与Stedman的解释为准。②三家定义均强调sepsis系致病菌及其病理产物(或毒素)所致，而Webster与Stedman更明确突出了“脓”这一病理概念。③Webster认为sepsis又一层涵义即指败血病(此即港台译名之依据)，而Stedman则认为败血病仅是sepsis一常见类型。应以Stedman解释为是。因败血病仅是由于致病菌在血液中的出现而引起，而sepsis尚包括致病菌在其他组织中出现，其内涵涵盖了败血病。可见，将sepsis译作败血病是不太合理的。④Dorland定义中“与此相关的状况”系指由于致病菌在血液或组织中出现而引发的患者的临床病变。
由上分析可知，sepsis系由致病菌及其病理产物(或毒素)而引发，致病菌及其病理产物(或毒素)中文均可理解为“毒”。Webster与Stedman又明确指出sepsis与“脓”这一病理概念有关，则“脓”在其汉译名中也应有相应位置。sepsis系指致病菌及其病理产物(或毒素)所引发的临床病变，即“症”(或“病”)，则其汉译名中有一“症”(“病”)字也可。总而言之，选择“脓毒症(病)”作sepsis汉译名是较为合理的。
在医学文献中，sepsis是作为词素与别的词素组织起来专指由致病菌引发的多部位感染化脓的炎症表现的一系列病症。如sepsis agranulocytica(粒细胞缺乏性脓毒病)、incarcerater sepsis(箝闭性脓毒病)、oral sepsis(口腔性脓毒病)、sepsis intestinalis(肠性脓毒病)等。作为词素出现在病名中，要求sepsis汉译名精炼且能确切反应其病理特征，“脓毒症(病)”正合此要求。相比之下，“全身性感染”“感染中毒症”既冗长且涵义甚为隐晦，不适合作sepsis的汉译名。
另外，sepsis译作“脓毒症(病)”在国内历时已久。许多较为权威的医学词典如《英汉医学词典》、《汉英综合科学技术词汇》、《英汉现代科学技术词汇》等都以“脓毒症(病)”作其汉译名。故而，以“脓毒症(病)”作本词译名也是符合传统，且较易为各级医疗技术人员所接受的。

军事信息方面若干术语定名的探讨

陈太一^*

1999, 1 (03): 20-21.

摘要 ( 394 )

PDF ( 406KB ) ( 86 )

以美国为首的北约对南联盟的轰炸，并公然对我驻南使馆进行野蛮轰炸，造成舍毁人亡，使我们更加认识到，没有强大的国防，就很难保证和平的经济建设。因此想起对军事信息方面一些待探讨商榷的术语提出一些看法，以便展开这一领域定名工作的研讨。
1.国防信息基础结构或国防信息基础设施(Defence Information Infrastructure，DII)
英文的infrastructure一词原本有两个意思，一是基本结构(basic framework)，另一为基础(fundation)。因此国内出现了两种译名，通常是对于那些正在探讨规划的东西，称为基础结构，对于已经建成的东西，则称为基础设施，而且这两个名称常常是混用的。可能一个原因是，无论是国家信息基础结构(NII)或是国防信息基础结构，其中包含一些如法规、标准及人员培训等要素在里面，这些要素在通常的意义下是不算作设施的，故对于这个术语，有待探讨定名。
2.指挥自动化系统还是自动化指挥系统(Automated command system)
指挥自动化对应的英文是command automation。相应的系统，英文叫automated command system。国内有两种叫法，一种叫指挥自动化系统，一种叫自动化指挥系统。我认为命名为自动化指挥系统比较合适。理由是自动化在英文里有两个字，一个是automatic，一个是automate，后者automate是“使之自动”的意思，因此automated command system是使指挥系统自动化的意思。因为在没有自动化指挥系统之前，人们已经有了一个人工的指挥系统(manual command system)，现在的新的“自动化指挥系统”的含义是“使之自动化的指挥系统”。
这个术语亦值得进一步探讨。
3.信息战争(information war)、信息战(information warfare)和信息作战(information operations)
著名科学家钱学森提出当前及21世纪的战争是核威慑条件下的信息化战争，江泽民主席亦有同样的论述。信息化战争是和国际上信息战争(information war)是一致的，国外把海湾战争称为第一次信息战争，这和“信息化社会”和“信息社会(information age)”同义相一致。
信息战争中包括多种战争样式(war form)，其中包括一种新的战争样式，就是信息战(information warfare)。
“战争(war)”和“战(warfare)”是有区别的：
战争是整个冲突过程中的一个阶段，它与和平相对立。
战是指各种战争样式(有时亦称作战样式)，如空战、陆战、海战、坦克战、心理战、空地一体战等。
信息战和信息作战(information operations)也是有区别的：
信息战的目标是夺取信息优势并最终希望达到掌握信息控制权。所谓制信息权，就是使拥有信息优势的一方能利用其信息及信息系统在冲突中取胜并压制对方的信息与信息系统。
信息作战则是指在信息战的过程中，为增强和保护己方收集处理和利用信息的能力而采取的连续性军事行动，目的是为了夺取各种军事行动中的优势，包括对敌人信息和决策能力的利用和阻止。
简言之，信息作战是信息战中所采取的连续性军事行动。
查operation一词，对应中文为运作，操作，operations则对应于作战。鉴于信息作战的范围已不限于战争时期，因此有些专家认为，information operations可译为信息行动，故这一术语亦值得研讨。
军事信息中的一些新术语，最初源于国外，因此我们在定名的时候，考虑到与国际接轨，必须在内涵与外延方面与国际上一致。
* 陈太一院士是全国名词委信息科技新词审定组组长；电子学名词审定委员会副主任。

修改若干物理学分支学科名称的建议

张文；沈一帆

1999, 1 (03): 21-22.

摘要 ( 428 )

PDF ( 432KB ) ( 85 )

在我国，力学和物理学都是一级学科，处于同一层次。但在社会上和大多数中学生中，都认为力学只是物理的一部分。据调查，一些中学特级教师也以为我国理科大学的力学系是搞物理中的四大力学体系(经典力学，统计力学，电动力学和量子力学)的。许多单位的人事部门也不了解力学是干什么的。这给高校力学系的招生和分配带来极大麻烦，也给我国力学工作者带来许多不便甚至笑话。不时要作解释，又往往解释不清，因为中学教材中的名词引起的误导已使社会和学生先入为主了。
产生这一现象的主要原因是中学和大学物理教材中由于历史和学科发展的原因引起的名词不当和过时所致。
早在17世纪牛顿写出“自然哲学的数学原理”一书时，书中所指的“自然哲学”是指自然科学，而当时的自然科学主要内容现在看来只是宏观力学。在那个时代，力学涵盖了自然科学。力学不仅研究自身问题，而且是其他科学的母科学。它为其他学科的发展提供了研究方法，研究思想和思维逻辑，也包括了当时欣赏的机械唯物论和决定论的哲学思想。以致后来发展起来的许多物理分支都喜欢冠以“××力学”，以表示它具有像力学一样的科学性、严密性和系统性。这一历史影响过程长达200余年。到20世纪，核物理的命名已很正确，因为到20世纪，物理学家再也不会把“核物理”称为“核力学”了。正像19世纪时已不再会把统计力学称为统计哲学、量子哲学了。否则，当时的哲学家们就不会同意，因为哲学这一学术名词的涵义当时已不像牛顿时代那么含糊，可以移用了。
到20世纪，力学早已与物理分家。力学仍主要研究宏观物质世界的机械运动。在世界各国力学家的共同努力下，它日益与工程密切结合，为工程技术服务，发展成为工程科学的基础学科。他用严密的宏观建模和定量分析研究工程技术中的普遍规律和共性问题，成为指导工程技术发展的基础。而物理主要进行微观结构的物质世界研究，或更大尺度的天体物理现象研究，它是自然科学中的基础学科。国家教育部对此十分清楚，它把力学和物理分别定为工学类中的一级学科和理学类里的一级学科。因此，在现在的物理教材中再把许多物理分支称为“××力学”，例如热力学、统计力学、电动力学、量子力学等，这样极不妥当。这种称谓对物理学科没有什么影响，但对力学学科产生了许多负面效应，在社会上产生了不良误导。
因此，建议国家有关方面考虑，把物理学中的热力学，统计力学，电动力学，量子力学等分别正名为热学，统计物理、电动物理、量子物理或其他更合适的名称；把中学物理第一章“力学”改名为“经典力学”或“古典力学”。

汉语数词的用法问题

关洪

1999, 1 (03): 22-23.

摘要 ( 644 )

PDF ( 430KB ) ( 89 )

近年来，在国内大多数出版物的行文里，中文数词“一，二，三，四…”几乎全都被数字1，2，3，4…所取代，大有被赶尽杀绝之势。其实，外国的数词(以英语为例)one，two，three，four…一直在同数字1，2，3，4…一起如常服务，为什么我们的一，二，三，四…要单独退出休息呢？
我认为，一方面，这里面有一个如何对待自己的民族传统的问题；另一方面，还有一个科学性的问题，这主要指有效数字的规定。
例如，在我的一本著作里，有一处写着“三百多…”，出版社要改成“300多”，我则坚持不接受。因为，从物理学知识看来，“三百”的意思并不完全等同于“300”：前者只有一位有效数字，即3×10²，而后者却有三位有效数字，即3.00×10²。既然是个约数，就不应当有多余的有效数字。所以，从科学的观点看，而今充斥在出版物上的“100多”，“10多个”等说法，都是错误的。最近我为朋友校对了一份译稿，也有类似的问题。最后我只好定下一条规矩：凡是原文用one，two，three的，译文就用一，二，三；原文用1，2，3的，译文就照搬，这才解决了问题(最后到出版社，还不知道如何处置，这我就难以负责了)。
这种情况决不是个别现象。在曾经负责过国家科学技术工作的一位高级官员的一篇文章里，竟然说“××00年”(例如2400年)的写法，就意味着其误差幅度为100年(或者±50年)。任何一名够格的物理学家，看到这样的表述，都会惊讶莫名。就是一位工程师，对着一件长度数据为2400毫米的工件，即使没有标明公差范围，也绝不会以为误差可以达到几十毫米的程度吧！
我查了一下由国家语言文字工作委员会，出版局，标准局，计量局，国务院办公厅秘书局，中宣部新闻局出版处等六个党政官方机构于1986年12月31日公布，并于1987年2月1日开始试行的《关于出版物上数字用法的试行规定》，发现存在着不少毛病。
第一、《试行规定》第1条“总的原则”里说：“凡是可以使用阿拉伯数字而且又很得体的地方，均应使用阿拉伯数字。”这里明显表示出对汉语数词的歧视。因为，这句话的意思，要么就是规定在阿拉伯数字和汉语数词都同样“很得体”的情况下，必须舍汉字而取数字；要么就是根本不承认使用汉语数词也会“很得体”。
第二、《试行规定》第2条“应当使用阿拉伯数字的两种主要情况”中的2.2款“记数与计量(包括正负整数，分数，小数，百分比，约数等)”的举例里，就有“10个月”，“500多种”，“60多万公斤”等用法。
在统计数字，测量取值，计算结果，技术数据，财政帐目，产品型号，项目代码等方面，要使用阿拉伯数字来表示，这是各国出版物里一致的用法。但是对于“约数”，一般都用各国语言中的数词表示，而不采取相当于“10个月”，“500多种”，“60多万公斤”等用法。上面已经说过，从有效数字的角度看，一般的约数只取一位有效数字就够了。所以，以上文件上举例的几种用法，都是不合乎科学要求的。
第三、《试行规定》第2.2款注①又补充说：“…凡是不是出现在一组表示科学计量和具有统计意义职的一位数(一、二、…九)可以用汉字，如一个人，三本书，四种产品，六条意见，看了九遍。”这总算网开一面，规定了一般的一位数可以用汉字。不过这里仍然有两个问题：
首先，这里只规定了“可以”，而不是“应当”用汉字数词。所以，我们常常看到的“1个人，3本书，4种产品，6条意见，看了9遍”等等，大多数中国人认为这种规定不是“很得体”的用法，也是符合于官方规定的。
其次，这种“可以”，仅限于一位数字，多位数字就不“可以”了。于是，在《试行规定》出台之后，实际上就连根铲除了汉语里“十二”，“二十”，“三百”，“四千”等等数词词组(可能只有古籍是例外)。怪不得，当我的书稿里出现了禁用的“三百”这个汉语数词词组的时候，出版社就要提出意见了。可是，睁大眼睛往外看，人家的twelve，twenty，three hundred等等，仍在照用不误，我们又何苦掘自己的祖坟呢？
第四、“300”怎么读？一是读“三零零”，一是读“三百”。恐怕在绝大多数情况下，人们都读作“三百”。于是，就出现了书面上只准写“300”，而口头上又常读“三百”，这种书写同读音的脱节现象。你不准写，人家还是在讲；实际上这表明了，“二十”，“三百”，“五千”一类的汉语复合数词是禁绝不了的。
在《试行规定》第2.2款注③里说的“5位以上的数字，尾数零多的，可改写为以万、亿作单位的数。”也有类似的问题。例如，45000这串数字，人们习惯读成“四万五千”。但按此规定，它“可改写为”4.5万之后，读法也就变成“四点五万”了。在实际执行中，这种“可改写为”往往就是“必须如此”。于是，在电视，广播等等的宣传里，也就充斥着“四点五万”之类的，数学习题式的语言了。
其实，除了统计数字及科技数据等等之外，在一般的场合下，像3500那样的数字，在外语里也是读成three thousand and five hundred，而不会读three point five thousand的。我自己是一名物理学家，但我也不主张在一般的场合，都严格按物理学的办法去处理数字。我希望，数词的用法既不能违反科学，但亦不必把日常的语言过分数学化了。
我相信，之所以出现这种情况，也许是因为在国家语言文字工作委员会等机构里，科学家的意见难以发挥作用的缘故。我觉得，科学界应当义不容辞地对数词的用法提出既合乎科学原则，又适应国际通行做法的明确意见。而且，如果现在还没有哪一个专门机构来管这件事的话，全国科学技术名词审定委员会有必要先负起这个责任来。

大气科学名词释义和审定工作中的若干问题

周诗健^*

1999, 1 (03): 24-27.

摘要 ( 273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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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带释义的大气科学名词新版本
1996年全国科学技术名词审定委员会公布的《大气科学名词》终于出版问世，这是在1988年第一版基础上经过增补和加以释义后的新版。大气科学名词审定委员会从1989年就开始对第一版审定的名词进行增补和释义的工作，整个工作历时5年，经过大小数十次会议的研究和讨论，在1994年底完成初稿。此后又经“全国名词委”特聘专家(大多为院士)审查，并经编辑加工、质疑、改错、再次审改，然后经全国名词委批准予以公布出版。总之，1996年新版的名词融汇了专家学者各类人员的辛勤劳动，是集体劳动的结晶。
《大气科学名词》新版的问世很受气象科技人员的欢迎，使大家在撰写科技论文和著作时有了依据，成为常用的规范性工具书之一。对其他部门的科技人员来说，则是了解大气科学的一本简明知识手册。
二、名词释义工作的重要作用
对于名词释义工作，起初有过争论，有一种意见认为没有必要。即认为搞专业工作的人都懂，加释义是多此一举。经过全国名词委的指导和大气名词委深入讨论，对名词释义工作有了统一的认识。经过这5年的工作，以及出版后3年的使用实践，对名词释义工作我们更有了切身体会。
1.名词释义使名词工作科学化
大气科学与其他自然科学一样，可分为许多分支科学。一般而言，专业人员对自己熟悉的分支学科的名词有较深刻的理解，而对于其他分支学科的名词则只有总体轮廓认识，不一定能理解得很清楚。因此对名词加以释义，就能严格界定该名词的主要内涵，不会模棱两可引起混淆，而能使之科学、准确。所以对专业人员来说释义也是很重要的。广而言之，对于非大气科学的广大科技工作者而言，加以释义的新版本就是该学科的规范的汉英－英汉简明词典，起着普及知识，统一认识的作用。比起仅仅是订名的版本来，内容和作用要增加很多。
通过释义，弄清了名词的涵义，一词一义，使名词工作科学化。举例来说，如“中层大气”(middle atmosphere)指的是距地面15～85km的大气，这是当前的一个研究热点，并开展了名为MAP(middle atmosphere program)的中层大气研究计划。而另一种理解则为大气所分的五层(从地面往上依次为对流层、平流层、中间层、热层、外[逸]层)的中间一层距地面50～85km(中间层，mesosphere)的大气。现在我们将前者订名“中层”，后者订名“中间层”，但一些书中仍有混淆。我们将两者订名后加上释义，内容就完整了，也便于区别。
一些看来很常见的名词术语，认真写起释义来也不太容易，需要经过反复讨论，释义确定了，我们对它们的认识也深化了。如“大气科学”和“气象学”，“大气探测”和“气象观测”，这些名词搞气象工作的人经常要提到，很熟悉，但要准确释义，问题就产生了。有的认为“大气科学”应包含“气象学”，有的则认为二者是一回事；有的认为“大气探测”中较基本和原始的一部分是“气象观测”，有的则认为“气象观测”中包括了“大气探测”的内容。经过反复讨论，最后从学科发展的角度上取得了一致，给出了“大气科学”的全面定义，而在“气象学”的定义中则加上“20世纪60年代气象学已发展成大气科学”的说明，对“气象观测”的定义，则加上“随着观测技术的发展和观测对象、项目的扩充，近些年来气象观测已逐步发展为大气探测”。所以通过名词释义工作，深化了我们对该名词的认识。
还有一些名词有学术名词和通俗名词的双重用法，加以释义后，对于它作为学术名词的涵义就完全界定了，不再是作为通俗名词的笼统用法，如“大风”、“大雨”等。“大风”是曾用名，它正式订名为“8级风”，指的是风速在17.2～20.7m/s范围的风。“大雨”指雨量在8.1～15.9mm/h或25.0～49.9mm/24h的降雨。其他如“毛毛雨”、“小雨”、“中雨”、“暴雨”等，都给出了严格界定。
所以，通过名词释义使名词工作科学化。
2.名词释义使名词工作系统化
名词审定中的收词工作必须要掌握收词标准及平衡各部分的收词层次，以免有的分支学科收到“儿子辈”，有的收到“重孙子辈”，这样就在层次上严重失衡。在收词时要掌握层次，但有时还不太易确定，而加以释义后，名词的层次就明确了。通过释义，可以更有根据对收词进行增删，使这一工作系统化。如大气科学—大气物理学—云物理学—云滴谱—滴谱参数；大气科学—大气探测—地基观测—气压计—气压订正等等，一层层递降。此次收词一般收到第5层，有的只到第4层，没有再向纵深发展。通过释义还能发现选收名词时的一些疏忽，如同一事物的不同名称，一概全收就重复了。我们按照订名中一词一义的“单义性”原则，如“海气相互作用”(air－sea interaction)，就选定了最早和最常用的英文配名，但在某些汉英词汇、手册中，还有ocean－at mosphere interaction，sea－air interaction等，并将同一事物分别称为“海气相互作用”、“气海相互作用”等。通过名词释义，就可消除此类重复多义现象。
总之，通过名词释义使名词涵义准确化，收词系统化。
3.名词释义促进名词订名
随着科学发展，新词不断增加，对新词的订名首先要弄清它的涵义才能订名准确、恰当。所以希望以后发布新词订名时，应给以释义，至少应加以说明，在注释栏中给出它的基本特性。看起来增加释义是增大了工作量，但作为整体来看，非常值得。因为在名词讨论过程中一定要涉及它的涵义等方面的问题，加以释义就把这些作为文字记载下来，涵义搞清楚了，才能更确切地订名。这种做法也给以后的审查和修订带来便利。有时很精练的几个字难以全部概括该条名词的涵义，如农业气象中的“活动温度”(active temperature)与“有效温度”(effective temperature)，如非这方面的专家，根据此四字订名，是很难了解他们的差别的。即使一时搞清楚了，时间一长也会淡忘或混淆，加上释义后，可以消除此类现象。最近我们看到在某些英汉词汇、手册中，由于没有释义工作，就将active temperature和effective temperature不加区别地统统译成“有效温度”了。
三、大气科学名词审定中的若干说明
1.确定了一些常见新词的订名
近年来，由于气候变化引起的全球变暖现象引起公众广泛关注，海洋与大气的相互作用和影响已成为研究热点，由此产生了一系列新词，如表示赤道东太平洋冷水域中海温异常升高现象的El Nino；表示赤道东太平洋冷水域中海温异常降低现象的La Nina；表示海洋温度与大气压力升降有关联的ENSO现象。这些词频繁出现在科技论文中，有的甚至出现在科普文章中，各种译名纷至沓来。经多次讨论，认为EI Nino，La Nina(圣婴、圣女)意译也不妥，原本就是传说中的借用名词，还是(不得已)采用音译为好，所以分别订名为“厄尔尼诺”、“拉尼娜”，ENSO是厄尔尼诺与南方涛动的组合缩略词，也以音译“恩索”为宜，这与“艾滋病”(AIDS)，“因特网”(Internet)的订名是一种类似的方式。
气候研究中词汇繁多，关于形容气候变化的名词术语就有气候演变，气候变迁，气候振荡，气候振动，气候变化等5个，它们的细微差别常使人混淆，不易分辨。我们参考了世界气象组织编写的《国际气象词典》，对这些近义名词术语做了几次专题讨论，对它们一一释义并作了严格界定，从变化的时间长短和形式上进行区分。将气候变化(climatic change)作为各类气候变化形式的统称；气候演变(climatic revolution)指10⁶年以上的变化；气候变迁(climatic variation)指30年以上的变化；气候振荡(climatic oscillation)指周期为几年的短期变化；气候振动(climatic fluctuation)则指包含有极大、极小值的各种规则或不规则的气候变化。对这些常用术语给出定义，并配以合适的英文名词，这种做法对科研工作和学术交流无疑是十分有益的。
假彩色云图(false－color cloud picture)与伪彩色云图(pseudo－color cloud picture)，从中文名词订名一般人很难看出这两者的差别。前者指的是将不同探测通道得到的图象用不同彩色表示而合成的云图；而后者指的是同一通道探测的图象用不同颜色表示不同的灰度而得到的云图。本想重新订名以便于区别，如增加本质差别的提示语来订名，叫通道假彩色云图和灰度伪彩色云图，但大多数人认为此二词在卫星云图分析中已经约定俗成，以不改为宜。由这类名词术语中也可以看出名词释义的重要性。
2.注意与国际接轨以及英文配名问题
上述与气候变化有关的一些名词订名就充分考虑了与国际接轨的问题，不是我们“闭门造车”自搞一套，而是充分考虑了国际上的习惯用法。
与国际接轨的突出例子是关于热带气旋的系列订名。我国气象部门从1989年起已正式采用了国际标准，即热带气旋(tropical depression)、热带风暴(tropical storm)、强热带风暴(severe tropical storm)和台风(typhoon)，取消了原来“强台风”，增加了“强热带风暴”，并按国际规定作了释义。
英文配名首选原有的英文对应词汇，有些中文名词订名直接来源于英文，如气旋(cyclone)，气团(air mass)，均质层(homosphere)，对流层(troposphere)等，这些较好办。有些是合成词汇，英文中就有多种表达方式，我们就选用常见的一种，如上述的海气相互作用(air－sea interaction)。再如气候变化，大气遥感之类的合成词汇，一般用“形容词＋名词”的英文配名方式，选climatic change，atmospheric remote sensing，而不用“名词＋名词”的英文配名方式(climate change，atmosphere remote sensing)，尽管后一种方式有时在外文书刊中也能见到。在英文拼写上，采取American English(美语)的方式，所以选用color，favorite，center等，而不用colour，favourite，centre等。英文名词原则上均用单数，这已为广泛接受。
3.约定俗成与抓新词订名
名词订名中“约定俗成”是一大原则，因为此名称已为大众所接受，硬性改动效果不佳，如上述“假彩色云图”与“伪彩色云图”就未改动。再追溯上去，还有“副热带高压”(subtropic high)，一直未能改为“亚热带高压”，因为“副热带高压”已成为气象界的常用术语了。这次订名中对“气溶胶”(aerosol)一词也感到不满意，但随着公众环保意识的增强，媒体中常提到气溶胶，已逐渐接受了这一术语，此时已不宜轻易改动了。
避免约定俗成订名不理想，又不易改动的问题，应该抓紧新词的订名工作。大气污染方面最近有一个新词chlorofluorocarbons(CFCs)，报刊上译名甚多，含氯氟烃类、氯氟烃类、氟氯烃类、氟里昂，台湾订名为氟氯碳化物，它是破坏臭氧层的罪魁祸首，希望化学或环境科学方面能尽早给予定名，时间一长，就更难统一了。
4.不足之处
外国科学家的中译名是个技术性不强但却非常麻烦的问题，主要是缺乏标准，如常见的Boltzmann(玻尔兹曼、玻耳兹曼)、Descartes(笛卡儿，笛卡尔)^*等。不同的手册，甚至是作为标准的手册，其译名也往往有微小的差异，叫人无所适从，希望能尽早统一，给出真正的标准。在大气科学名词的订名中，遇有此类问题，也尽量向标准靠拢，如Richardson number就由理查孙数改为里查森数。但还有一些译名由于各种原因，仍维持了原有的订名。
大气科学涉及数学、物理等许多基础学科的名词，希望这些学科名词本身要统一，否则其他派生学科很难办。如一个root－mean－square，物理学、电工学订名为“方均根”，数学订名为“均方根”，以前还见过有叫“根均方”的，这样的不统一局面，叫派生学科很难适从。
关于仪表称“表”、“计”还是“仪”，我们只能有个大致约定，不可能完全统一，如温度表(thermometer)，微波辐射仪(microwave radiometer)，分光光度计(spectrophotometer)，同是英文meter结尾，对应的仪表功能不一样，有目测的，有自记的，所以订名往往还得结合仪表的复杂程度而定，简单的称“表”，如温度表；较复杂的，有自动记录装置的称“计”或“仪”。当然，有的仪表也有合适的英文结尾(graph)。
由于当时本着从严收词，有争议或暂时统一不了的名词均不收入，稍涉及其他学科的名词也不收入，这样整个大气科学名词只收录了不到1900条，从总数上来说少了些，这就限制了它的广泛性。尤其是在大气科学蓬勃发展的今天，大气化学、大气环境的研究不断添加许多跨学科的新词。数值天气预报、短期气候预测的研究，又将许多计算机和计算方法的新词引入，在这种形势下，大气科学名词要进行较大的扩展(如3000～4000条)才敷应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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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24页
* 周诗健编审是第四届大气科学名词审定委员会主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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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27页
* Boltzmann已由科技名词审定委员会定为玻尔兹曼，Descartes已定为笛卡儿——编者。

术语工作原则与方法（续三）（ISO DIS 704）

周长青译潘书祥校

1999, 1 (03): 28-37.

摘要 ( 348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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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5 概念体系
5.5.1 概念体系的性质
一个学科(专业)领域的术语集是许多概念之称谓的集合，这些概念(称谓)形成了该领域的知识结构。这些概念根据概念之间建立的相互关系又构成了相应的概念体系。每个概念在一个体系中的特定位置取决于该概念的内涵(即构成该概念的独有的一组特征)和该概念的外延。一个学科(专业)领域的术语集不应是术语的一个随意的集合。
不同的学科(专业)领域以不同的方式看待相同的知识体。相同的客体组合成一些具有不同内涵和外延的不同单元，因而产生了不同的概念体系和新的称谓。例如，诸如数学那样的假设推理法可以根据统计或抽象数学公式创建概念体系，而自然科学研究同样的知识体，却是根据所观察现象的分类来划分体系。工程技术可按生产过程的构建体系，而法律和社会学专家则可依据法律责任或社会相互作用来看待相同现象。
概念体系用于：
——构建知识
——阐明概念间的相互关系
——形成术语统一和标准化的基础
——为跨语种的概念和称谓的比较分析提供便利
——为撰写定义提供便利
5.5.2 属种概念体系
在一个体系中，纵向系列中的所有的概念相互都呈现属种关系，则该体系被认为是属种概念体系。见例7和例8。
5.5.3 整体与部分概念体系
在一个体系中，纵向系列的所有概念相互之间都呈现整体与部分的关系，则该体系被认为是整体与部分概念体系。见例12。
5.5.4 连带概念体系
在一个体系中，所有的概念相互之间都是相互关联的，这样的体系称为连带概念体系。任何两个概念之间的连带关系类型都可在其体系内变化。
例16：

5.5.5 混合概念体系
在实践中，通常采用各种概念关系的组合来构成概念体系。
例17：

5.5.6 概念体系的构成
概念域是一组无序但语义相关的称谓和(或)主题上相关的概念，这些概念应作为建立概念模型的出发点。
概念体系的构建涉及到一系列相互影响的过程，这些过程将引出学科(专业)领域词汇表的编纂工作。这些过程包括：
——选择概念域，即通过研究学科(专业)领域、用户团体及其需求选择所要处理的概念域；
——分析每个概念的内涵和外延；
——确定这些概念在概念体系中的关系和位置，从而建立体系结构框架图；
——根据概念关系作出概念的定义；
——为每个概念确定称谓。
建立概念体系和定义概念所涉及到的步骤是密切相关的。定义应反映概念体系，但如果已经存在一个正式的定义，则首先要通过分析包含在相应定义中的每个概念的特征来该体系内的关系类型。因此，策划概念体系的结构和写出该体系中所处理的概念的定义，可能需要反复研究和重复某些程序。
6.定义
6.1 定义类型
定义应将概念界定为具有专门内涵和外延的单元。
构成内涵的那些独有特征应能标识概念，并决定它与其他概念的区别。术语产品的质量在极大程度上取决于定义的质量。
有些术语很长很复杂，几乎充当了定义的作用。而有些定义有时却很短，以致易与某个术语相混淆。然而不应该将名称和定义混为一谈。
定义可以通过注释或图示补充说明。
术语学中，常见下列定义类型
——内涵定义
——外延定义
6.2 内涵定义
内涵定义应当先说明上邻层面或更高层面上的上位概念，随后用“特征”或“部分”以使被定义的概念区别于其他概念。上位概念使该概念在概念体系中定位于适当的上下位置(例如，书写工具中的“铅笔”，植物中的“树”)。实际应用中，内涵定义比其他概念描述方式更为可取。只要可能就应采用内涵定义，因这种定义最清晰地揭示出一个概念体系中某概念的本质特征。
内涵定义应以分析过程中所确定的概念关系为依据。凡以属种关系为依据的定义要阐明在同一分维下的属概念，即上邻层面的或某更高层面上的属概念；而后要带有本质特征，使该给定概念与同一属种体系中的其他并列概念相区别。
通过阐述属概念，构成上位概念内涵的特征在定义中得到隐含的体现。
例18：

以整体与部分关系为依据而作出的定义，应把概念作为某个特定整体或某个整体概念的一部分来描述，因而需要首先分析整体概念，并指出其与各部分概念的关系。整体与部分型定义通常以一些能清晰阐明整体与部分关系的形式开始入手，诸如：……的一部分，……的构成成分，……的一节，……阶段，……中的元素，构成……的成分等等；随之是上位概念(即整体概念)和辨异特征。仅当一个概念是构成整体概念的必要部分，而且该概念的外沿完整时，才应把这个概念定义成为一个部分概念。
例19：

整体概念可以依据一个混合概念体系来定义。定义应阐明邻近上层的属概念，然后指出构成该整体概念的必要部分。可选择性部分不得包括在定义中。常与概念关连的可选择性部分可在注释中提及。仅当要枚举的各个部分的数目有限时，这种定义方式才是可行的。
例20：

可依据两个概念之间的连带关系对概念下定义。定义应该先阐述上位概念，随后是阐明能反映所涉及概念之间关系的特征。应当注意，在许多情况下，上位概念不是一个专有化概念。在根据连带关系给概念下定义之前，必须注意确保对概念的全部内涵和外涵做了完全彻底的分析研究。例如，在例16中的连带概念体系反映出的铅笔盒和铅笔之间的“容器和容物”型关系，然而铅笔盒不仅是用来装带铅笔，而且也是用来装带其他书写工具的一种容器。
例21：

6.3 外延定义
在为学科领域专家服务的专业化程度极高的术语文献中，对某定义的表述可以用一系列下位概念的列表取代。这些下位概念分别对应于构成该概念外延的众多客体。重要的是应当牢记，外延不等于外延定义。这种列表所代表的是映现着构成外延之客体的概念，而不是客体自身。
仅当需列举的概念数量有限，而且能以内涵式定义予以说明或为众所周知的情况下，外延定义才是可行的。
例22：

6.4 定义撰写
6.4.1 定义撰写原则
一个术语条目应含有解释概念的陈述。这样的陈述由主语，系词和表语构成。主语是称谓，系词通常理解为“是”，表语则构成了定义。一些格式规范形式(如冒号、波折号或另起一行等)，引导着表语部分的开始(见ISO 1024编排部分)。
例23：

定义应描述概念而不是描述构成称谓的词。
例24：^*

给某概念撰写定义之前，确定其与相关概念的相互关系，并建立其所归属的概念体系是十分必要的。
如果定义已经存在，比如存在某标准中，只要它能反映其概念体系就应原样采用；如不能反映则应做调整。
在建立概念体系和确定相应定义体系时，决定哪些概念是基本的广为人知的，无需再定义，这是非常重要的。一般情况下应从定义上位概念开始。在起草每个新定义时，应当尽量参考基本概念或本文献里其他地方已定义的概念。
6.4.2 替代原则
替代原则用于检验定义的正确性。若在一个文本中，定义能替代其称谓，而不致使意义改变或丢失，则该定义是恰当的。见例30。
6.4.3 定义的系统性特征
定义要反映出描述概念及其与体系中其他概念间关系的概念体系。所有定义应相互协调，以便能够用于重建概念体系。因此定义中所选择的特征应能说明概念间的联系或体现其相互区别。一个定义尽管与所处的概念体系有关，但对它的陈述应清晰明了，使其在文献中易于单独理解。
6.4.4 简明性
理想情况下，定义要言简义赅。复杂定义可包含一些独立的从句。但审慎写出的定义包含的只是那些使概念具有唯一性的信息。任何被认为是必要的、附带性描述信息均应包含于注释之中。
例25：

一个定义只应描述一个概念，不应含有任何用以说明特征之概念的隐含定义。任何需要阐释的特征，都应独立地作为概念予以定义。
例26：

定义不应包括逻辑上属于上位概念或下位概念的特征。
例27：

6.4.5 专业领域
定义中所反映的外延与特征应与给定专业领域中的概念体系相适应。
如果概念所属的特定领域在称谓中没有被清楚地指明，或不能被普遍理解，则应在定义的开始加以说明(见以下示例及ISO 10241编排部分)。
例28：

当将定义囿于某专业领域时，应注意避免不准确地将概念外延缩小。
例29：

6.5 不恰当定义
6.5.1 循环定义
不恰当定义的常见形式是循环定义，不完整定义和否定定义。
如某概念被定义时使用了另一个概念，而后者的定义又涉及到前者，则如此产生的定义称为循环定义。循环定义不利于对概念的理解，应当予以避免。
循环性的定义可以出现在：
——单个定义中
——若干定义的体系中
在称谓被重复用来引出定义，或称谓的某个成分用作特征时，定义中就会出现循环。
确切阐述一个定义时，不得重复称谓来引出定义(见例30)，亦不可用该称谓的一个成分(条目词除外)作为该定义的一个特征(见例31)。
例30：

例31：

定义体系中的定义循环见于两个或多个概念相互界定。替换原则清晰地揭示出这种重复和循环。
例32：

6.5.2 不完整定义
定义应精确地表述概念的内容，定义既不应过窄也不应过宽，不然定义就是不完整的。在定义中出现的非本质或不相关特征可能无形中涵盖或排除概念外延中的一些客体。如所选择的用来描述概念的特征容允有不属于外延的客体，则认为定义过宽；若所选择的特征排除了本应是部分外延的客体，则认为定义过窄。
例33：

在调整某定义以使之适合于某专门领域或知识背景时，应注意不要改变概念的外延。外延的改变将导致形成新的知识单元和不同的概念。同样，定义中任何本质特征的改变都会导致产生新的概念。
特定的知识背景极少能涉及到构成概念外延的全部客体。法律法规中常见的定义，倾向于解释而非界定。国际标准中的定义却不应是解释性的而应为界定性的。如某概念限于某特定说明，应该在标准的文本内容中予以解释，而不应创立一个外延较窄的新概念。
例34：

不是某特定整体独有的部分，不要根据该整体概念过窄地对其下定义。
例35：

外延定义应列出所有的、与外延中客体相对应的概念。开放式的说明形式如“例如”、“下列各项”等等，是不能被接受的。不完整的列表可在对定义的注解中给出。
例36：

6.5.3 否定定义
定义应描述“概念是什么”，而不应当去说明“概念不是什么”。
例37：

然而，如果某个特征的缺少或不存在对理解概念是必要的，则需要否定定义。
例38：

6.6 注释
与某概念及其称谓有关的所有次要或额外信息都应在注释中给出，以使定义进一步完整。注释要与定义明显区分开，例如通过缩格或格式规范(见ISO 10241编排部分)。
注释常可包含与概念关连的非本质特征或可选择部分，以及构成概念外延的典型部分，或对定义起着补充作用的解释性信息，而这些解释性信息对理解概念却不是必要性的。见例18和例34。
6.7 图示
概念的图示可用来充实定义。如果图示能反映给定概念的特征和(或)该概念与其他概念的关系，其使用效果是良好的。
图示类型有很多种：
——图标型：绘画、版画、相片等
——抽象图示：网图、模型图、大纲图
——统计图：线图、直方图、饼图
——混合型图：两种或多种形式的组合图
图标型图可表示陌生客体的图象，如某外来植物的绘画或照片。由于图示能体现整体和部分的关系(例如工业机器及其零件)，所以对补充整体与部分定义尤为有用。
然而，一定不要将概念和为了说明该概念而选出的图示客体相混淆。一个图示仅仅是对构成概念外延的众多客体当中某单一客体的映现。
例39：

大多数抽象图，如线条图、大纲图或统计数据也都属于图示。这类图示提供了直观体现复杂概念的手段。这些复杂概念单纯通过文字描述可能是难于掌握的。
例40：

(待续)
* 例24的内容结合中文作了改动，原文是coniferous tree；其中coni－源于conus球果(塔锥状)之意，－ferous产、含之意故此有“coniferous=bearing cones”。原文的内容是据此写出的，无法与中文名“针叶树”相配。而中文“针叶树”似乎更能反映本质特征——译者注。

俄国术语学研究掠影

郑述谱

1999, 1 (03): 37-40.

摘要 ( 396 )

PDF ( 876KB ) ( 115 )

摘要本文大致按时间线索介绍了术语学在俄国的发展历程，评述了俄罗斯学派的一些特点，同时，也着重分析了俄国语言学传统对该学派形成的影响。在当今世界上，术语学研究已经愈来愈引起各国学者的普遍重视。位于欧洲的德国－奥地利与俄国，以及位于北美的加拿大魁北克是得到普遍承认的三个最有影响的学派。他山之石，可以攻玉，了解一下俄国的术语学研究概况，即使是浮光掠影，对我们也是有裨益的。
“术语”作为一个科学概念，形成于本世纪初，而“术语学”的出现，自然更晚。对术语学的学科地位，至今仍存有争议。但总的趋势是愈来愈倾向承认，这是一个带有跨学科性质的独立的边缘学科。与术语学较短的存在历史相比，俄国的术语学研究历史就要算是较长的了。
事情要从彼得大帝(1672～1725)的改革说起。随着全面学习西欧，大量的科学文献被译成俄语，大批的科技外来语也随之涌入。于是，如何处理科技术语的问题便自然被提了出来。俄国的物理、化学、机械、天文等学科的术语体系的建立与著名的科学家罗蒙诺索夫(1711～1765)的名字分不开。他在研究自然科学与构建概念体系的过程中，也创造并规范了大量的术语。这中间，当然也有翻译工作人员的重要贡献。
进入19世纪后，搜集整理术语的工作变得更活跃了。1807年，已有矿物学词典问世。据有关文献统计，19世纪上半叶，俄国已出版的不同学科的术语词典有4部之多。
19世纪末至20世纪，由于科学、技术、工业、农业、以及文化、艺术不同领域多种学科的建立与发展，术语更是大量涌现。同时，社会对术语研究的需求也日益迫切。反映这种研究成果的著作，包括百科词典、语词词典以及翻译词典等，也越来越丰富多样。十月革命前，在术语工作方面，已有过重要的尝试。1910年，俄国邮政电信总局属下成立了一个委员会，专门研究电工学术语问题。几乎同时，开始陆续发布国际电工委员会(IEC)编写的带有术语工作性质的材料，俄国是这一国际组织的成员之一。十月革命以后，随着大规模的工业化，尤其是20～30年代的技术进步，不仅术语的数量剧增，而且术语越来越多地进入全民语言之中。术语学成了亟待语言学家研究的课题。俄国术语学研究在世界上的优势地位也正是在这一期间确立的。值得一提的是，参与术语学研究的不仅有语言学工作者，还有许多从事工程技术工作的科技人员。日常的工作实践使他们深刻地体会到术语研究的重要性。
这里有必要列举一些较有影响的学者名字以及他们的代表性著作。1931年，洛特(Д.С.Лотте，1898～1950)的《科技术语学当前的任务》一文发表。他当时是苏联部长会议标准化协会术语标准化的负责人，苏联科学院院士。加拿大著名术语学家隆多(G. Rondeau)说他“可以称得上是第一位真正的术语学教授”^[1]。洛特文中指出，术语学的现状与科学技术的飞速发展极不适应，已经成了技术进步的严重阻碍。1933年，根据苏联科学院院士恰普雷京(C.A.Чаплыгин，1869～1942)的提议，建立了苏联科学院术语委员会。1936年，标准化委员会与术语委员会的另一位成员，世界语学者德列津(К.Дрезен)发表了一部专著，其中指出，术语的功用在于，在人的意识中尽可能充分地再现科学或技术对象的性质与特征。1939年，著名语言学家维诺库尔(Г.О.Винокур)发表了《俄语技术术语中某些构词现象》。这一著述对俄语科技术语的发展起了很大的作用。至今仍为术语学关注的许多问题在该文中都有涉及。值得一提的是，他特别坚持术语的语言学性质。
正如隆多所指出：“自30年代的这些活动开始以来，苏联学派就以其双重发展的趋势而著称。一方面使术语学的理论和实践紧密地结合在一起，另一方面从语言学的角度来考察全部术语问题。从这个意义上说，术语资料的处理方法在奥地利问世之际，术语学作为一门科学在苏联诞生了。”^[2]的确，德国-奥地利学派的代表人物维斯特(E.Wüster)的工作总是面向实际的。在他的领导下，制订了编写国际术语词典及建构术语体系工作的细则。而俄国的术语工作总是既注重实践，又重视理论，把术语研究发展成一门学科，俄国学者功不可没。俄国的术语研究有一系列自己的特点：
1.把术语工作看成是一门应用科学，它研究实践问题的解决方法，这些问题则来自科技领域的概念和名称。
2.术语研究的对象是属于语言范畴的，所以，解决方法也要从语言学中寻找。这一点与德国-奥地利有明显不同。后者更重视哲学对术语学的影响。在其代表人物维斯特的方法中，划分概念先于确定名称，首先被看作是一个抽象过程。与此相反，俄国的方法则是从某一领域的语言单位开始去建立一个概念体系，然后为这些概念定义，最后确定术语。
3.术语问题是社会文化问题，因此有必要与高等教育结合在一起。
4.注重对术语学基本问题的探究，其中包括术语的定义、术语的划分、术语的特性、术语与全民词汇的区别、术语在其他学科中的地位等等。
50～60年代，在苏联对术语学研究建树最多的是以下一些学者：安德列耶夫(Н.Д.Андреев)，阿赫玛诺娃(О.С.Ахманова)，维诺格拉多夫(В.Е.Виноградов)，坎杰拉基(T.Л.Канделаки)，库兹金(Н.П.Кузъкин)，皮奥特罗夫斯基(Р.Г.Пиотровский)，列福尔马茨基(А.А.Реформатский)，其中有几位是极有影响的一流语言学家。然而，这期间术语学研究中走过的一段弯路也非常值得一提。这就是，一些研究者过于关注文艺作品中的术语运用，例如，革拉特科夫的长篇小说《水泥》中建筑术语的使用问题之类。此类研究当然无法揭示术语的本质特征，对术语学研究来说，无异于隔靴搔痒。1956年第二期《语言学问题》杂志郑重地以读者来信的形式，用“语言学家应该改变对术语工作的态度”这样严肃的标题，提出了批评。文中写到，自1933年术语委员会成立以来，语言学家还没有拿出一个在建立和选择术语方面可供术语工作者遵循的科学且可行的操作指南来，而只是泛泛地谈论。据说，这一批评收到了一定的效果。70～80年代，探讨得最多的术语学问题，可以归纳成以下4个方面，即：(1)术语的性质及术语组织的语言学描写；(2)计算机在术语学分析方法中的使用；(3)旨在设计现代信息系统语言的术语分析；(4)科技术语的标准化问题。这一时期值得一提的术语学研究学者是：阿维尔布赫(К.Я.Авербух)，沃尔科娃(И.Н.Волкова)，格尔德(А.С.Герд)，达尼连科(В.П.Даниленко)，莱奇克(В.М.Лейчик)，莫伊谢耶夫(А.И.Моисеев)，斯科罗霍季科(Э.Ф.Скороходько)，普罗霍罗娃(В.Н.Прохорова)等。
如果有机会浏览这些方面的俄语资料，俄国术语学研究成果之丰，学术活动之频，都会给人以深刻的印象。例如，80年代发表的术语学专著或论文大约有2000部(篇)，每隔两年都要召开一次全国性的术语学方面的学术研讨会。仅从论文的题目就可以看出研究者兴趣之广泛，其中不仅有“科学、术语、信息语言的符号学问题”、“科技术语中的语言学问题”等重大题目，也有关于其他国家术语研究的专题介绍。这里不仅涉及英、法语中的术语问题，甚至汉语术语的构词法问题，也在学者的研究视野之内。50年代中期，在苏联术语委员会工作的学者已达400人。至于术语学作为一门学科，更是早已进入了许多大学的课堂。
纵观俄国的术语学研究历史，会深深感到，处理好语言学与科学在术语学研究中的关系问题对术语学的发展至关重要。现代化学的奠基人，法国化学家拉瓦锡(Antoine Laurent Lavoisier，1734～1794)在《化学基本教程》的前言中说得好，“词保存并传达概念，因此，不完善科学，就无法完善语言；不完善语言，也无法完善科学。不管事实如何可信，由事实引起的概念如何正确，如果我们没有正确的词语来传达概念，那么，他们表达的只能是错误的印象。”^[3]拉瓦锡的这些话很好地说明了语言在科学中的作用与意义以及它们之间的有机联系。在苏联既是科学家又是语言学家的罗蒙诺索夫，简直就是这种结合的化身。19世纪20～30年代之前的俄语语法，通常被称为罗蒙诺索夫语法。其中许多沿用至今的术语及其体系都是罗蒙诺索夫创建的。后来的学者，包括一些民主主义革命者，如别林斯基、杜勃留波夫、赫尔岑、车尔尼雪夫斯基等，对罗蒙诺索夫的概念术语体系及其原则都给予高度的评价。据说，在19世纪中叶曾有一段时期，俄国语言学家对术语学问题存有一种隔膜，他们对语言学在术语研究中的作用估计不足，对其中的语言学问题也采取“不介入”的立场。这一倾向很快得到了纠正。这在1854年的《科学院二部学术记事》中有明确的记载。到了19世纪下半叶，诸如语言与思维的关系，语言的符号性，语言的体系与结构等，成了语言学家最关心的课题。著名语言学家波铁布尼亚(А.А.Потебня，1835～1891)在这方面的研究，占有显要的地位。词的生命，词的语义结构是他的研究的重要对象。他的著述中常引用一系列术语名称为例，以说明术语意义的体系性特征。
语言的体系性这一概念，在博杜恩·德·库尔德内(И.А.Ъодуэн де Куртене，1845～1929)以及波科罗夫斯基(М.М.Покровский，1868～1942)等人的著述中，得到了更进一步的阐述。词汇的体系性在术语中表现得尤为一贯。波科罗夫斯基提出，不要研究单个词的词义，而要着眼于属于某个社会生产领域内的一组词，这也就是术语。博杜恩·德·库尔德内甚至提出了调整术语的思想，认为“只有通过‘人为’途径，即有意识的调整，大量新科技术语才能出现”。
术语学研究无疑与语言学中的词汇学关系更密切，重视词汇研究是俄国语言学的传统。与西方语言学研究稍作比较，就会发现，在那里，词汇学的地位是受到冷遇的。从重视一般词汇研究到特别重视术语研究，是自然的发展过程。这些当然都有利于术语学在俄国的发展。

简讯

卢慧筠；李玉英

1999, 1 (03): 40-40.

摘要 ( 243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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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噁英及其类似物

吴永宁

1999, 1 (03): 41-42.

摘要 ( 573 )

PDF ( 418KB ) ( 83 )

二英(dioxin)由两组相似的氯代三环芳烃类化合物组成，包括75种多氯代二苯并二英和135种多氯代二苯并呋喃，共210种。此外，209种多氯联苯也包括在二英类似物(dioxin－like compounds)之内。
二英为没有任何生产目的、也无任何用途的污染物，它是工业化过程的副产物。生产其它含氯有机化学品时，加热过程可以产生副产物二英杂质。这涉及许多生产过程，包括某些农药和化学品的生产、纸浆漂白和冶炼。随着发达国家对含氯有机化学品的禁用，垃圾(特别是固体废弃物)由于不完全燃烧产生大量二英是其主要污染来源。此外，使用含氯清除剂时汽车尾气也可产生微量二英。因此，二英是发达国家工业化的产物，一直备受关注。
二英化学稳定性强，在环境中持续存在，称为持续性有机污染物。尽管在大气中由于阳光中的紫外线可以使二英很快被破坏。但如其附着在尘粒中则破坏会大大减慢；在土壤中由于隔离了紫外线，可以存在达10年之久。此外，二英一旦进入生物体，因其高度脂溶性在体内蓄积，较难排出(在人体内半衰期平均为7年)。在环境中，二英可通过食物链富积。由于高亲脂性，容易存在于动物脂肪和乳汁中。因此，鱼、肉、禽、蛋、乳及其制品最易受到污染。长期食用这些受到污染食品的人群可能对健康产生潜在危害。
二英的毒性与氯原子取代的8个位置有关，人们最为关注的是2，3，7，8四个共平面取代位置均有氯原子的二英同系物异构体，共有17种。其中以2，3，7，8－四氯代二苯并二英(TCDD)的毒性最强，以LD50表示(专业术语叫半数致死量)为1μg/kg体重，相当于氰化钾毒性的50～100倍。更为严重的是其具有强致癌性，致肝癌剂量低达10ng/kg体重。1997年世界卫生组织国际癌症研究中心将其从致癌物名单的二级致癌物地位提升到一级致癌物(即对人肯定致癌物)。TCDD等二英及其类似物对人体产生一系列的毒性效应，包括体重减轻、胸腺萎缩、免疫系统受损、肝脏受损与卟啉代谢异常、氯痤疮及皮肤改变、组织发育不全或过度增生，致畸与干扰内分泌激素作用。1995年，美国环境保护局公布的对二英的重新评价结果时指出，它不仅具有致癌性，还具有生殖毒性、内分泌毒性和免疫抑制作用。特别是其具有环境雌激素效应，可能造成男性雌性化。
在人们关注的17个同系物异构体中其毒性也是各不相同，相差1000倍以上。每个具有毒性的同系物异构体按毒性最强的2，3，7，8－TCDD的毒性为1，其余的16种中的2，3，7，8四个共平面取代位置均有氯原子的二英同系物异构体的毒性折算为相对毒性，其折算因子称为毒性当量因子(TEF)。在环境污染过程中，这210种同系物异构体都有可能存在。人体接触的二英为一个混合物，因此在化学方法尽管对单个同系物进行测定，但结果判定要以每个同系物的毒性当量因子乘以含量才能得到毒性当量(TEQ)。
一般而言，二英比较稳定，不易被分解。但在850℃以上的高温焚烧可以破坏。如果要破坏大量的污染物质，需要更高温度，一般超过1000℃。人体可以通过不同途径接触二英，包括食品、空气和饮水。其中食品是其主要来源，一般认为人体接触的二英90%来自膳食。鉴于此，保护食品供应体系的安全至关重要。由于二英的毒性极高，国际上对其人体每日允许摄入量要求极其严格。1998年世界卫生组织规定的人体暂定每日耐受量已经从极低的10pg/kg体重减低到1～4pg/kg体重的范围。尽管在某些国家的乳制品行业提出了食品中二英的最大允许限量为4～6pg/g的建议，但目前尚没有一个国际公认的最大允许限量标准。世界卫生组织与联合国粮食农业组织的食品法典委员会正在着手建立食品中二英的最大允许限量。理论上讲，将肉削去脂肪和采用低脂奶粉可以减少二英的摄入；注意膳食平衡，适当增加蔬菜、水果和谷物摄入量也可相应减少动物性脂肪摄入量。当然，公众自身减少二英摄入量的能力有限，政府采取行动保护食品供应系统最为关键。

二噁英的正确命名

王宝瑄

1999, 1 (03): 42-43.

摘要 ( 2452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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自从查出比利时、荷兰、法国、德国生产的畜禽和乳制品中含有致癌物质“二噁英”以来，在欧洲乃至世界引起了强烈的反响。为此我国卫生部于1999年6月9日，关于禁止经销从比利时等国进口受到二噁英污染的畜禽类和乳制品的紧急通知发出后，全国各种媒体作了广泛的报道。随之，“二噁英”这个名字，家喻户晓。但由于媒体对“二噁英”的命名，没有加以注意，因此在报导中无论是用字和读音上并不一致，造成混乱。如：在用字上有“二噁英”、“二恶英”、“二”、“二恶因”……等多个名字。在读音上“”字一会读è(音饿)一会读wù(音戊)很不一致。在此期间也有不少媒体和读者，就“二噁英”的正确读写方法，询问我们。本文就“二噁英”的命名情况向读者作一说明。
(一)
“二噁英”不是一种新的物质，它的名称也早已有之，并见于文献。
“二噁英”是由英文dioxin(s)翻译而来，dioxin(s)是英文的化学俗名。我国在翻译此类名称时一般采用音译、意译或音意结合的译法。“二噁英”这个名称不是指单一的化合物，在美国化学辞典(《Grant & Hackh’s Chemical Dictionary》)中，dioxin就有两个解释，其一是指C₁₂H₄O₂Cl₄及其异构物。最具代表性的是2，3，7，8－四氯代二苯并二噁英(2，3，7，8－tetrachlorodibenzo－p－dioxin)，其结构式如下：

这是目前世界上已知的一级致癌物中毒性最强的有机化合物。当前在有关报导中所提到的“二噁英”就是指此类化合物。
其二是指杂环：

1，4－二氧杂环已二烯，及其异构物。
我国的中译名“二噁英”中的“二”与“di”相对应是译意；“”代表杂环化合物中的氧原子与“ox”相对应，也属译意；二是表示两个氧原子杂在环内。“英”字是词尾“in”的音译。另外，“二英”中的“”字并不是在此类名称中所独有，在其它含氧杂环中也经常使用，如：

定名为“二烷”，系统名叫“1，4－二氧六环”，名称中的“二”仍表示有两个氧原子杂在环内。
又如：在杂环化合物基本杂环母核的特定名称中

命名为吩噻(phenexathiin)。其中的“”也代表有一个氧原子杂在环内。
有的文章认为：“二英”应该写成“二”，根据是“中国化学会1980年修订的《有机化学命名原则》，即凡是杂环化合物，中文音译时，汉字左侧均应加上“口”字偏旁作为杂环的标志。”该《原则》中并未作出这样严格的规定。就该原则的基本杂环母核的特定名称中的“萘啶”、“蝶啶”、“酞嗪”等就不是每个杂环名称的用字中都有“口”旁。我们也曾见到，有一种常用药在所含成分的说明中就将“蝶啶”写成“喋啶”，这也可能是认为凡杂环都应加“口”旁，“喋啶”中的“喋”字是错用。而“二英”中有“”字就足以表达其为杂环类化合物。“英”字可不加“口”字旁，这也是约定俗成的结果，况且在含氮的杂环中词尾也还有用“因”字的。若也加口旁写成“咽”字，而“咽”是个常用字应读成yān(音烟)，读不出yīn(音阴)来。
关于“”的读音。“”的正确读法是去掉“口”字旁读右半边的音，但“恶”是个多音字，读è、ě、wū和wù，为此根据约定应该读è(音饿)，但在传媒中读è和wù者都有，这里要讲一下为什么约定读è而不读wù(音戊)呢？如果读wù，“二烷”读起来就成了“二戊烷”，二烷就会被误听成了两个戊烷了。
(二)
前面已经说了，目前的“二英”是指“2，3，7，8－四氯代二苯并二英”，因为它具有亲脂性高，又难于生物降解的特性，因而具有很高的环境滞留性，无论存在于空气、水还是土壤中它都具有极强的吸附性，并借助水生和陆生食物链不断富集而最终对人类产生危害。因为“二英”具有强烈致癌、致畸、致突变的特点，因此被世界各国公认为对人类健康具有极大危害的全球性散布的重要有机污染物。
“二英”主要来自人类的生产和生活活动中，如：焚烧生活垃圾和工业废物；农药的生产和除草剂的使用；氯气脱色；生产某些化工原料，如：五氯酚的生产过程等都会产生“二英”。因此我们应该加强环保意识，严格把握“三废”的处理和排放，给我们创造一个更安全的生活空间。

简讯

高素婷

1999, 1 (03): 43-43.

摘要 ( 224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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世纪之交谈地图

高俊^*

1999, 1 (03): 44-48.

摘要 ( 403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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地图学是一门古老的学问，因为人们总是要用地图来认识世界。地图的这一工具性的意义，从古至今没有改变。不论是手工描绘的地图，还是计算机绘制的地图，都是人类空间认知的工具。
地图的实质虽未改变，但本世纪的后50年却是地图史上变化最大、最快的50年。这是因为计算机技术的引入和认知科学的兴起，改变了地图学的面貌，促进了它的发展。我们可以先把地图的新产品作一描述，看看发生了什么振奋人心的变化，然后再回到地图学的问题上来，就会发现这一个古老的学科所面临的挑战和从未有过的广阔的前景。
(一) 实地图与虚地图
这里我们需要涉及几个新的术语，以描述当前地图产品多样化的现状。实地图，就是我们为之工作了几十年并誉为“指挥员的眼睛”的地图。这些年为了和数字技术相对应，实地图也称为模拟式地图，它是可视的地面实际的模拟。这个模拟还有另一层含义，即它是经过人工抽象和符号化了的，来源于地面(或照片)又优于地面(或照片)。之所以要花费几十年的时间、人力和物力把航空照片改制成地图，就是因为只有被读者理解的内容才能产生信息价值，这是信息论的基本原则。而航空照片除了少数专家可以看懂(也得借助某些设备、仪器)，大多数人只感到新奇和生动，但无法从中得到更多信息。可以说，实地图是空间数据可视的地图，不管它是印刷在纸上，或是显示在屏幕上，或是制成地景立体模型，或是使用虚拟现实技术提供一个“可进入”的地形仿真环境，它们都可以称之为实地图。
虚地图指的是存贮于人脑或电脑(计算机)中的地图，是指导人的空间认知能力和行为的心象，或据以生成实地图的数据。存贮于人脑中的地图称为“心象地图”(mental map)，这是心理学早已研究过的问题。地图学家在近十年来也因探索地图的认知功能和改善地图设计而对其给予关注。当计算机制图系统在生产中已被大量采用的情况下，就启动了对存于电脑中的地图的研究，包括计算机图象识别与数据输入，空间数据结构，数据库技术，以及按地图的结构建立的空间数据库等一系列的问题的研究。这些经过处理的空间数据就称为“数字地图”(digital map)。
起初，把地图数字化的结果存于光盘，或准备以地图形式表现出来的数据文件均称为数字地图。进而为了新技术的连续性，把用计算机处理和绘制出来的地图也称为数字地图。这种延伸可以理解，但不严格。因为只要将地图绘成可视的，它就不再是数字地图而是模拟地图了。所以，数字地图应是一种虚地图，它和心象地图相对应，只是贮存于不同地方而已。有必要把数字地图的概念和数字制图加以区分，以计算机技术为主制作实地图，称为数字制图技术，制出来的地图不能再称为数字地图。高水平的技术已使数字制图的成果在外形上与手工产品毫无差别，甚至更精美。用户并不关心，也区别不出某一幅图是怎样制成的，他只要求便于使用。
但是，也有不同的意见，认为数字地图的概念应由两部分来定义：地图数据文件和可视化方法^[1]。可视化方法还可以扩展为“可感知”的方法，以便把触觉地图包括进去。这种定义把技术和成果混为一谈，无法界定其含义，况且“可视化方法”是一个更广的范畴，也是一个待界定的术语。也有的学者提出“硬地图”(复制于硬材料上的地图)和“软地图”(显示于屏幕上的地图)的分类方法^[2]。但这只能是对实地图的再划分，不能从理论和实际上反映当前地图的复杂多样的现实。
把地图区分为实地图与虚地图，有非常重要的意义，特别有利于信息时代地图学的发展。这不是一种目录学的分类，而是具有发生学和认识论意义的概念。心象地图的研究离不开人的空间认知的经验、感受和经历；将人工智能引进地图设计、生产以及地理信息系统(GIS)的设计，也不能脱离电脑与人脑的比较研究。这将使“地图是人类的空间认知工具”这一地图学的核心命题得到更广泛的理解，并成为地图学强大生命力的基础。否则，单纯从地图生产的技术过程来认识地图学，就可能导致某些观念上的困惑，误将地图功能的扩展和式样的变化，视为地图可以被某些新技术产品所取代的理由，而放弃了地图学本身的研究。
静态地图与动态地图
传统的绘制和印刷的地图都是静止的叫静态地图。一旦制成，就将所表示的内容固化在那里，直到下次修订再版，因此它只是变化着的实在(reality)的瞬时记录。动态地图又称动画地图(animated Map)，是连续快速呈现的一组画面，以表现某种物体和现象的变化或趋势。这就决定了它只能在图象技术支持下的电子屏幕上实现。现在的数字制图技术已可以承担这项工作，并将动画技术提供给地图使用者，作为一种分析研究的工具。动画地图按可交互的程度分为两级，初级动画地图是根据某一主题制作在视频媒体上(磁带、光盘等)，使用者仅能改变其动作的速度或固化某一场景，用于演示地面发生的事件和现象。高级动画地图主要具有交互功能，用户根据库存或实时传输的数据按个人需要进行制图，以期从各种参数的动态图象中发现潜在的规律或倾向性的问题。这是地图学领域的一个极有前途的前沿，是GIS及各种管理系统的支撑技术^[3]。动画地图的设计除了应用静态地图的视觉变量外，至少还要考虑3个动态量：持续时间(duration)、变化率(rate of change)和排序(order)。这是完成一幅动画地图设计或开发供生成动画地图的软件所必须考虑的因素^[4]。
计算机制图系统提供了动画地图设计与制作的硬、软件环境，但利用这一工具创造出有价值的地图或实现有成效的分析研究，还需要很强的时间和空间观念。动画地图有两种运动维。时间维依时间变量显示动态；性质维依某一给定变量显示动态。创造力即“创意”，是动态地图设计者应具有的能力，计算机的功能再强，也不能代替角本的拟定和方案的创意等创造性思维。这是地图家学的职业与专业优势。只要注意眼下各种传播媒介中那些粗制滥造的地图，就可以理解这一点。
平面地图、立体地图、可进入地图
地图都是平面的，在大多数情况下称之为2维，或2.5维地图(指那些用概念方法或能产生“心理立体视觉”的方法制作的地图)。当使用这种地图仍感到缺乏直观形象，特别是用等高线表示地面起伏不易理解时，就产生了制作立体地图的愿望。从古代的马援“聚米为山谷，指画形势”(后汉书)，到现代指挥员堆制的沙盘，都表明对立体地图的这种需要。当今的计算机三维动画图象技术已可以给我们提供一种制作三维立体地图的工具，再加上双眼立体观察设备，生产具有“生理立体视觉”的三维地图已不困难，并且在很多使用地图的场合被采用。使我们感兴趣的是，在这个基础上，地图学能在虚拟现实(virtual reality)的技术领域中找到了一个新的生长点^[5]。
从方法论上来讨论，地图学所研究的不仅仅是地图的制作问题，而且还要研究地图的使用方法及使用效果。在视觉效果上，用图者总希望地图从平面“发展”成立体表象；在分析研究的方法上，地图从静态到动态将是一种进步。大多数用户在读图时都有过“进入”地图中去的欲望，特别是在观看一个沙盘或城市立体模型的时候，这种悬想更是时常出现。因此，一旦计算机技术发展到可以实现这种要求时，把虚拟环境当做是地图功能的延伸就是很自然的了。
从认识论上来讨论，地图是人类空间认知的工具，是客观世界的模型(物理的和概念的模型)而不是真正的客观世界。因此，从建立空间模型的地图制图系统转入建立可交互的虚拟环境系统，是人类环境与空间认知手段的发展和深化。可以预见虚拟地景仿真这一地图学的前沿课题在测绘工程中将有广阔的前景。几乎在同一时期，国外地图学者也都陆续关注这一问题^[3]，并认为虚拟现实将是沟通地图与现实世界的桥梁。
(二)
在概述本世纪末地图所发生的重大变化之后，我们还可以从下面几个地图学前沿技术领域的分析中加深对地图，特别是对数字地图的认识，并形成一个21世纪地图学的轮廓。
地理信息系统(geographic information system，GIS)
在地图学的百年发展中，地理信息系统的出现和完善是一件大事，因为GIS是数字地图的主要用户之一。也可以说，数字制图(digital mapping)技术和数字地图导致了GIS的出现^[6]。本来在地学领域就有地理系统理论的基础和空间分析的方法，现在有了数字制图软硬件和空间数据的支持，使地理空间分析与研究工作如虎添翼，GIS应运而生。
由于GIS在数据处理和显示上的特殊功能，使科学家和研究人员第一次尝到了随心所欲地处理数据并充分表达自己创造性思维的甜头。这是一个通过地理空间图形的分析与地图的制作来修正、完善、深化自己思维成果的过程。尤其重要的是这个过程是开放的，是可以直接与他人交流、融合、讨论的过程。这也是GIS作为空间信息可视化工具的最重要特征。忽视GIS在设计中将地图的制作与使用相结合的特征GIS就失去了它存在的意义和价值。这是因为：
1.制图(mapping)作为一种认知方法，是一个创造性的认识和发现规律的过程。癌症分布地图绘出后，才能发现若干癌病的区域性特点，从而启发人们从环境诱因上去深入探索；制作地震分布图才能寻求地震带与大地构造的某些关系。
2.制图也是一种形象思维的工具，它协助大脑将零散的空间知识和地理心象(Mental image)加以整合。我们每个人都有一定的空间知识基础，但未见得完整和正确，制图过程则可以将这些心象系统化，使认识趋于正确。军事上，战场分析要在地图上实施，一边标绘双方态势，一边形成作战决心；作家茅盾在写《霜叶红似二月花》时，是先绘制一张江南小县城的地图，然后才据以构思人物与事件的时空关系的。
3.制图又是一种强化建立记忆线索的方法。心理学家早就知道记忆的提取要靠线索，人的大脑有一种把位置信息纳入长期记忆的编码机制，而不必有意识地专门记住它。例如我们可以记住某条新闻在报纸上的位置而不必存心这样去做；我们记得某个答案在笔记本中的某处而不必记住这个答案。绘制地图有助于强化人的空间记忆能力，小学生用填绘暗射地图来强化地理知识就是例子。
过去想用上述方法强化科学家的研究工作是十分困难的事：难于找到合适的地图，常常要改变比例尺，要去照像、复制底图……，那些需要由专业制图人员完成的工作和众多的设备，使研究者望而却步。而今天，GIS能提供一切方便，从数据源到处理分析，制图软件都随手可得(理想化应该是如此)。这是数字地图和数字制图为科学家们提供的工具，是GIS得以推广和得到认可的原因。
以上是从个体研究工作的特点上来说明GIS的实质。对于一个专业单位或一个管理部门来说，它们建立的GIS的规模当然要庞大多了，不论从数据获取技术上，分析模型的建立上，数据处理与可视化处理的规模上都是一个大的系统工程。但其GIS的实质并未改变。
地理空间数据的可视化
可视化(visualization)在没有成为信息技术的专业术语之前，仅是形象化的一般性解释，如形象化教学法等等。它被赋以新的含义并走红起来，是在80年代末智能计算机即第五代计算机的研制受阻之后。
80年代中后期，试图以计算机模拟大脑的思维活动的研究工作面临一些无法逾越的障碍，除了生理学家还不能提供大脑的真实思维模型之外，现行的诺伊曼计算机也无法模拟人脑的并行性思维，随后的大型并行计算机模拟形象思维的研究也存在理论和方法上的困难^[7]。想用电脑替代人脑的愿望在可预见的未来尚无法实现。例如在视觉模拟方面如想达到实时处理，则需要处理的比特量极大，眼下的计算机还不可能实现。大脑的功能再度引起重视。“由于人类是依靠自己的感知和认知能力全方位地获取知识的，是在多维化的信息空间中认识问题的，而现有的信息处理工具(尤其是数字计算机)只具有在数字化的单维空间中处理问题的能力，这就产生了人类认识问题的认识空间与所用工具的处理问题的方法空间不一致的矛盾”^[8]。如果建立一种以视觉为主的多维信息空间，在人-机协作的环境中去处理问题，可能是一条有实际意义的途径。这期间不少学者又从人工智能、认知科学和计算技术的不同角度，强调了这一综合集成途径的正确性。1987年心理学家Larkin的论文从识知的角度较全面地阐述了“为什么一个图形可抵一万字”的道理^[9]；同年美国科学基金会提出了“科学计算中的可视化”(ViSC)的优先选题指南，并由此促进了这一领域的研究；王珏、戴汝为在回顾人工智能的发展史之后，提出走综合集成之路的结论，并认为建立人-机协作的环境是今后发展的主要着眼点之一^[10]。
地图学领域中可视化的研究就是在上述背景中发展起来的。因为测绘技术已全面地进入了数字化时代。由于数字地图及其相应技术的出现空前地扩大了地图的功能。传统地图本来就是可视化的，而存于计算机中的数字地图则面对一个可视化应用的更广阔的领域：地理信息系统，虚拟地形环境仿真，即构成一个多维信息空间以及各种动态电子地图等等。从近年来的研究工作看，可视化的提出也和在其他科技中的促进作用一样，在地图学领域产生了几个很有发展前景的生长点。
数字地图的可视化技术促进了地图表示法的深化，在描述环境、解释客观规律上较之传统地图有了重大突破。它可以突破时空限制，利用时间压缩、空间压缩、拓扑对应等方法将十分复杂的自然、社会现象表现出来。例如将几十万年间的地球板块运动，在几分钟内演示出来，将植被几十年的变化在几秒或几分钟内显示；将影响地表环境状况的多种因素同时显示，以探求其主导因素等等。这就是前面所谈的动态地图的优势。
地图学的可视化研究不论将重点放在开发地理空间数据可视化技术方面，还是放在数字地图可视化应用方面，都包含了“分析/视觉思维”和“传输/表示法”的成分。因此数字制图技术的发展和可视化环境已经促使传统的Kolacny地图信息传输模型的异化^[11]。也就是说，在传统的传输过程中，内容是已知的，只有标准的地图信息被传输，但在基于可视化的模型中，内容是未知的，用户是一个分析研究者，而系统则在人-机交互中以可视的数据协助他获得新知识。因此有必要提出一个新的基于交互和可视化条件下的地图信息传输模型^[11]。可以看出，可视化的概念和技术必将促进地图学理论研究的发展。
虚拟生存环境
利用数字地图和虚拟现实(VR)技术构制一个虚拟生存环境，进而提供一个多维感知的“赛博空间”(cyberspace，暂用这一中文译名)是地图学今后大有作为的领域，也是当前很引起重视的“数字地球”(digital earth)^[12]所追求的境界。人们普遍认为21世纪的信息技术在建立和谐的人-机环境方面将有许多新的创造和发展。人将通过视觉、听觉、触觉以及体态、手势参与到信息处理的环境中去，以取得身临其境的体验。这种多维信息空间就是一种“可进入的地图”，也就是赛博空间。虚拟现实技术和地图学的结合将提供其实现的基础。这就要求数字地图数据的提供应以多种分辨率或多种比例尺的配合来实现，以适应构建虚拟环境时，满足视觉“细部分层水平”(LOD)的要求。同时必须有多维地理空间数据的特点，来适应研究工作和产生真实感的需求。
90年代初，现场模拟和运作模拟首先用于影视界的科幻环境的生成，并为军事作战模拟提供虚拟战场，但眼下已不限于此。凡是拟制大型施工、建筑设计、防灾减灾、环境保护等等计划时，都需要事先进行模拟演示，以发现潜在的问题，改进方案。1995年波黑“代顿”谈判中，美国的国防制图局(DMA，1996年已改为国家制图局NIMA)用数字地图制成该区的虚拟地景供双方观察，进行领土划分，为达成协议起到了促进作用。前两年德国法兰克福市的城市规划，英格兰明奇海峡大桥的设计都采用了虚拟地景的演示方法，获得公众的认可，在议会中也得以顺利通过。
数字制图系统
基于计算机技术的数字制图系统(digital mapping system)是本世纪测绘科技发展的最有代表性的成果之一。因为在此之前地图的制作都是以手工操作为主的，尽管作了最大的努力，实现了机械化，例如用摄影测量方法制作大比例尺地形图，但制图过程仍然在暗室中用操作手轮的办法来实现。小比例尺地图的制作更是靠大脑和手的技巧来完成。当前数字制图技术已可以实现从数据采集、处理、编辑和出版的全数字化过程，所生产出的地图其质量已超过手工方法生产的水平。只是在靠大脑功能才能完成的若干环节还离不开人的参与，例如在地图设计、航空立体像对的匹配等智能性的工作上。
用数字技术生产常规纸印地图，仍然是很长一个时期的重要测绘任务，因为纸质地图有它便捷之处，便于标绘涂改，便于携带，不受环境(自然环境，计算机硬、软件环境)限制等等，是电子地图一时无法取代的。当初，测绘科技人员研究数字制图技术的初衷也只是为了纸质地图生产的自动化，把手工换成机器。只是这一进步促使了“数字地图”的出现，并进而看到了数字地图的生命力和更广阔的应用面。
数字制图系统是一个总称，其规模和数字化的程度、智能化的程度都因任务不同而有很大差别。大到一个国家级的规范化的地图生产体系，小到一个地理信息系统中的地图制作子系统，都可以称为数字制图系统。航空摄影测量的中心任务是制作大比例尺地形图，当今已发展为数字摄影测量，但仍然以制作数字地图为其主要任务，在很多国家也将其纳入数字制图系统。就长远来看，地理空间数据的获取和数字地图的制作与修正主要将依靠数字摄影测量与遥感的方法来实现。在测绘科学的框架内，数字摄影测量的地图学特征应得到充分的重视。
* 高俊教授是测绘学名词审定委员会副主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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