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要： 术语是科学概念的语言载体，必须符合各自语言的合格性原则。中国的现代科技概念虽然多数来自西方，它们的语言载体却很少与之俱来，在这块土地上生根。中国科技界必须用汉语材料来创制自己的术语，很少借用。这种情况和其他国家大相径庭，西方国家的术语以音译为主，外来词一经转写，稍作形态加工，就成为本族术语。甚至音节结构的格局和汉语相似，历史上又长期受汉语影响的日语，也愈来愈多地采用音译词。
意译法对科技交流有不利影响：第一，新概念的移植比较缓慢。第二，同一概念往往并存若干译法，规范化的任务繁重。第三，由于中外术语间缺少有规则的对应，给国际交流带来不便。出现这种情况既有语言的原因，也有心理的原因。
语言方面，汉语的音节结构简单划一。每个音带由声母和韵母构成，上加声调。声母都是单辅音，无复辅音。韵母包含一个单元音或者复合元音，前面有时带个介音(i，u，ü)，后面有时带个韵尾(n，ng)。例如“江”(jiang)，“欢”(huan)都由声母＋介音＋元音＋韵尾构成，可以算是汉语中最复杂的音节。英语的strut是个单音节词，转成汉音就成了“斯特拉脱”(sitelate)四个音节。这个词我们译成“轴架”。从音韵上说，汉语的音节格局限制了音译词的可接受程度。
可是这个词却以音译的方式进入了日语，成为四音节的sutoratto。日语为什么能够容纳累赘而采用音译呢？这要从两种语言的术语合格性原则来解释，而原则的不同又反映两个民族社会语言心理的差异。
汉语的术语要为汉族人民接受，除了一般的术语标准外，还须符合两个条件：
1.有限的长度汉语的词在古代以单音节占优势。随着音系的简化和需要表达的概念日益纷繁，单音节框住了词汇扩大的可能性，于是汉语很早就步入了双音节的轨道。到了现代，汉语的词汇中以双音节的复合词占优势，古代的单音节词多数退居词根的地位，成为构词的材料。今天，新创的词几乎都是双音节的。另一方面，在西方语言的影响下，现代汉语中又发展出一批“无－”“半－”“准－”“非－”“反－”“可－”“－性”“－体”“－者”“－化”等等的词缀，它们大多出现在科学术语中。于是，在词根复合之外，汉语也愈来愈多地采用派生法来构词。当前最受欢迎的新词形式是双音节复合词，或前面冠一前缀，或后面附一后缀，或前后都带词缀。新词须尽可能地紧凑，超出上述长度的很可能被更新的词替换。这一特点当然只就单词而言，不涉及由单词构成的短语。
2.内部形式透明汉族人语感的另一要求是“望文生义”，即词内的每个音节(语素)都带有意义，对整个词义的形成作出贡献。所以音译词中兼有表义作用的最受欢迎，如“俱乐部”(club)，“基因”(gene)，“雷达”(radar)等等。其次是在译音的成分外加一释义的语素，点明词义所属的范畴，其原理类似形声字在音符之外加一意符偏旁一样。例如“卡片”、“啤酒”、“冰淇淋”。汉族人的语感不习惯于整体借音，意义全不透明的构词成分会引起理解的困难。难怪许多音译词往往被本族语材料构成的词所替换。甚至曾经长期广泛流行的音译词也在所难免。例如“布尔什维克”改成了“共产党人”，“布尔乔亚”改成了“资产阶级”，“吉普车”改成了“越野车”。
现代汉语中未被替换的音译词集中在化学元素、化合物、药物、度量衡单位、外币名称等领域，以及仍带“洋味”的“咖啡”、“可可”、“咖喱”、“白兰地”、“威士忌”、“伏特加”、沙发”、“扑克”等等原先的舶来品名称。在全国自然科学名词审定委员会公布的医学、天文、林学、遗传、微生物这几种学科的术语中，含音译成分(不算专名)的条目仅占0.5%，其中大多数只是构词成分，全部译音的极少。在化学和药物学的术语中，音译成分的比率预计会高得多。
综上所述，汉语术语已迈上本族化的道路。为了便于新术语的创制和标准化，扩大国际交流，看来术语形成的现行原则需要作些调整。我们认为，着重仿译，即用本族语材料复制外来术语的内部形式，类似football译成“足球”，是条可行的出路。今天，表达各门学科的基本概念的术语已在国内通用，并且得到审定。我们可就这部分术语编出详细的中外文对照表。汉语已发展出一套齐备的词缀，它们跟印欧系语言的对应也不难确定。这两项为仿译准备了基本的语言资源。为新概念提供语言载体的任务已简化为采择适当的词根。这可有以下途径：
1.自行择定本族词根
2.比照基本资源中相当的语料
3.更多地使用音译
我国的化学家和药物学家善于引入外来词根，使之归化。他们的丰富经验可为扩大术语的音译提供有益的参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