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要： 1999年5月27日，比利时发生的“毒鸡事件”，让一种化学物质名满全球。遍览各个“平面媒体”，有的把它的名称写作“二恶因”，有的写成“二”，有的印作“二英”，用得最多的是“二恶英”。认真的读者感到疑惑：这东西究竟有一个什么名称？用得最多的那个名称就是正确的吗？未得答案，我们权且把它称为“二什么英”。
读完报，如果又去听广播、看电视，那疑团就更膨胀了。人们发现，即使是同一家电视台，上午10点钟上班的播音员说它是“二è英”，正午12点值班的就念成“二wù英”。两个月之后，传媒还在议论这个“二什么英”，仍然继续“各说各的”。观众、听众又添迷茫：这东西的大名究竟该怎么念？在长达几个月的“二什么英”“热点”时期里，每个人都可以按自己的意志写它，按自己的意愿读它，确实非常“自由自在”。
另一个有趣的现象，就是“趋同”。一日，电视主持人与专家做访谈节目，谈一个宏观的科学话题。主持人忽然把话题转到比利时的“毒鸡事件”，于是专家侃侃而谈“二wù英”。人们注意到，本来说“二è英”的主持人，以为专家就是“术语权威”，很快就改了口，跟着专家走进了“二wù英”的队伍。在那段时间里，你只要谛观谛听，就随处可见这种“角色转换”现象，至少有一半的人是由“正读”变成了“误读”。
这个热点话题持续了几个月时间，热度与1987年的“高温超导”、1993年的“信息高速公路”、1997年的“克隆羊”不相上下。但是，这个普及环境知识，提高环保意识的绝佳话题，在传播中留下了术语不确的大遗憾。在这几个月时间，集中地暴露出一些普遍存在的问题：一是大家都不怎么“咬文嚼字”了，对于自己并不熟悉的术语随意写、随意读、不查词典、不问老师；二是对术语使用的把关放松了，不仅是校对人员轻易放过了它，其他那么多道审读关口，也都亮绿灯 放行。
“艺术是我，科学是我们。”这个道理，爱因斯坦曾经用极其浅近生动的语言加以说明。他说，如果没有我爱因斯坦，人们也仍然会得到某种形式的“相对论”；但是，如果没有贝多芬，我们就绝对听不到“第九交响曲”。艺术是个人的个性的创造，科学却是“非个人”的。科学术语当然也是“非个人”的，不可每个人自作主张。传播科学，须使用共同的、标准的、规范的术语，不可“各执一词”，不可任意变通。
传播科学是一项光荣、艰巨的任务。作为科学的传播者，我们工作在出版社、报社、杂志社、广播电台、电视台、网站，必须规范地使用术语，将准确的科技信息和知识传达给广大公众。为做到规范地使用科技术语，高度的责任感、认真的工作态度、全面的科学文化素养，还有严格的校对审读制度，都是必不可少的。让我们这些使用术语的人，都来一丝不苟地“咬文嚼字”。
最后，我们再回到“二什么英”。原来，那个惊动世界的物质的名称，是“二英”，正确的读法是“二è(音饿)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