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要： 医学术语具有单义性、系统性、形象性、简明性、国际性。规范地命名和使用医学术语是科学理论成熟的标志。研究、认识医学术语的特性，对于规范地命名和使用医学术语，科学地传播医学知识，有着现实的意义。
医学术语是医学科学技术基本用语的组成部分，主要用以标记、概括医学科学技术各领域中的事物、现象、特性、关系和过程等，在医学科技领域中使用频率很高。随着人类对生命科学认识的深入和现代医学的发展，不断产生新的医学术语。有的医学术语如艾滋病、疯牛病、禽流感等，由于疾病(疫情)对人类身心健康和社会、经济、政治带来的巨大影响，加之媒体的传播，而进入公众话语领域。
研究、认识医学术语的特性，对于规范地命名和使用医学术语，科学地传播医学知识，有着现实的意义。
医学术语的特性，概言之：
一、单义性
单义性，即医学术语所表示的概念具有特定性，表意专一而精确。因为医学术语是表达某个概念的科学内涵和本质属性的专有语汇。如“禽流感”和“鸡瘟”的区别，有关专家作了专门的解释。“鸡瘟”是长期以来人们对禽流感的俗称，不仅禽流感，其他症状相似的禽类疾病也被人们统称为“鸡瘟”。事实上，“鸡瘟”还分为“真性鸡瘟”和“伪鸡瘟”，“真性鸡瘟”即禽流感，“伪鸡瘟”又被命名为“新城疫”。“新城疫”病毒与禽流感病毒均为RNA病毒，但禽流感病毒属正黏病毒科，“新城疫”病毒属副黏病毒科。可见作为术语的“禽流感”是边界更清楚的概念。从术语的比较而言，如“心律”与“心率”、“坏疽”与“坏死”、“代谢”与“代偿”、“抗体”与“抗原”、“孪缩”与“萎缩”等，每一组中术语表达的概念都各有特定性。
探讨医学术语的生成方式，有助于认识医学术语的这一特性。
1.从建构科学理论出发营造新概念
任何一个医学术语的问世，都表达一个新的科学概念。术语的命名是科研工作者借助语言学的构词手段来限定词语的概念(内涵和外延)。术语是具有名词性的词和词组，除单音节词外，还可以分为：①并列结构。如：呼吸、脂肪、震颤、搐搦、谵妄、拮抗、紫绀、妊娠等。②动宾结构。如：呕血、咯血、造影、导尿、灭菌、激活、灭活等。其中“激活”、“灭活”表示的是抽象的概念。③主谓结构。即中心词＋动词或形容词。如：腹泻、腹胀、腹痛、尿痛、尿急、尿频、尿闭、尿潴留、脑血栓、传导阻滞、心肌梗死等。④补充结构。如：渗出、阻断、充盈、摄入、纳差、曲张、膨出、膨隆、愈合等。⑤偏正结构。大量术语的构成方式是限制词或修饰词＋中心词。如：杆菌、链球菌、金黄色葡萄球菌、布鲁菌属、埃博拉病毒、擦伤、刺伤、裂伤、切伤、单瘫、偏瘫、截瘫、交叉瘫、血象、血尿、血管瘤、心音、第一心音、第二心音、克山病、莱姆病、α受体、β受体等，通过对中心词的限定或修饰，使概念表达精确。⑥外来词的音译词。如：基因(gene)、休克(shock)、克隆(clone)、阿米巴(amoeba)、阿司匹林(aspirin)、卡那霉素(kanamicin)、普鲁卡因(procainum)等。无论采用何种构词方式，术语的单义性是显见的。
2.从建构科学理论出发对概念重新定义
有一些医学术语与日常语言的词语形式相同，但所表示的概念已被重新定义。举例证之：
①临床上常用阿托品治疗迷走神经过度兴奋所致窦房阻滞、房室传导阻滞等缓慢性心率失常，还可用于治疗继发于窦房结功能低下而出现的室性异位节律。
②短时期内反复给予大剂量哌替啶能产生震颤、肌肉孪缩、反射亢进，以致惊厥等中枢兴奋等症状。
③有些药物具有较强的亲和力却仅有微弱的效应力，当其单独作用时呈现较弱的激动作用，而当另有激动药存在时则呈现对抗作用，叫做部分激动药。
在日常语言中，“兴奋”的涵义是“精神振作，情绪激动”。①、②中的“兴奋”则指“机能活动提高”(与之相反的是“抑制”)。“激动”在日常语言中的涵义是“感动、奋发”。③中的“激动”，表示的是药物“使受体兴奋”。可见术语“兴奋”、“激动”是从建构科学理论出发对概念的重新定义。
有一些日常语言中的词语被借用到医学术语中，如下列术语中加点的词——病灶、血浆、血清，疫苗、电泳、羊水、副作用、组织损伤、组织修复、迷走神经、迷路动脉、过敏反应、免疫应答、脂肪动员、放射治疗、介入疗法、抽动症、精神分裂症、小儿麻痹症等。这类术语中加点的词，尽管在文字形式上与日常语言相同，但它们在日常语言中的自然概念已被重新定义，且作为语素构成了新的术语，被借用的词则具有特殊的语言信息。
二、系统性
医学术语的系统性，表现为由一个术语(基础性名词)派生出许多具有逻辑相关性的术语。例如：“痛”派生出：绞痛、刺痛、隐痛、钝痛、闷痛、胀痛、酸痛、阵痛、刀割样痛、钻顶样痛、放射痛、牵涉痛、灼性痛，以及头痛、牙痛、胃痛、腹痛、腰痛等。“休克”派生出：心源性休克、感染性休克、过敏性休克、创伤性休克等。这说明术语在本质上是由概念和名称两个方面组成的语言符号，它之所以能作为特定的概念总体的一部分，是由于在概念总体中它同其他的概念存在着相互依存、相互制约的关系^[1]。
术语的语义系统是某一科学理论所规定的概念系统，因此医学术语的系统性又具有鲜明的理据性。这是医学术语系统性的本质特征。探究医学术语的系统性，只有也必须以理据性作为认知与分析的基点。
建构术语语义系统的主要逻辑方法是划分和限制。
划分是把一个属概念分为若干个种概念。在这个术语系统中，若干表示同级种概念的术语之间是逻辑并列关系。例如，“心脏病”(属概念)分为：先天性心脏病、风湿性心脏病、高血压性心脏病、梅毒性心脏病、肺源性心脏病、冠状动脉粥样硬化性心脏病(种概念)等。
划分必须坚持同一标准，这是命名术语的原则。如，“炎症”(属概念)按病程分类，分为：急性炎症、亚急性炎症、慢性炎症(种概念)；按病理分类，分为：变质性炎、渗出性炎、增生性炎、变态反应性炎症(种概念)等；而以“渗出性炎”作为下一级划分的属概念(上位概念)，又分为：浆液性炎、纤维素性炎、化脓性炎、出血性炎、卡他性炎，是根据渗出液和病变特点分类。
还可通过对某一术语(属概念)进行连续划分，来命名新的术语。如，先天性心血管疾病的术语系统：A.无分流类——单纯肺动脉口狭窄、原发性肺动脉扩张、主动脉口狭窄、主动脉弓及其分支畸形、右位心等；B.左至右分流类——心房间隔缺损、心室间隔缺损、动脉导管未闭、肺静脉畸形引流等；C.右至左分流类——先天性紫绀四联症、先天性紫绀三联症、艾生曼格综合征、大血管错位、三尖瓣闭锁等。在术语的概念系统中，每一个术语的内涵和外延都是十分明确的。
建构术语的语义系统还运用划分的另一种方法——二分法，即以对象有无某种属性来进行划分。如，特异性～、非特异性～，完全性～、不完全性～，均为一对矛盾关系的概念。
限制是从外延较大的概念过渡到外延较小的概念的逻辑方法。限制只能在具有属种关系的概念中进行。如，贫血→溶血性贫血，通过一次增加属概念(贫血)的内涵过渡到种概念(溶血性贫血)。还可以通过多次限制，连续增加内涵的种差属性，过渡到外延较小的种概念来命名术语。如，溶血性贫血→获得性溶血性贫血→自体免疫性溶血性贫血、非免疫性继发性溶血性贫血等。
此外，根据概念间的关系来命名术语。如，原发性～、继发性～，内源性～、外源性～，进行性～、退行性～，等。
运用划分和限制的逻辑方法，构建起树状的术语系统。在医学术语的语义系统中，系统性和理据性反映的是一般特征和本质特征的关系。理解这一特性，不仅有利于条分缕析地掌握相关的理论知识，也为识记术语提供了联想的媒介。
三、形象性
形象性是医学术语有别于其他科学术语的显著特性。医学的研究对象门类繁多，形态、结构、性状、现象各异。为了真切地描述研究对象的表象特征，并从概念上给予科学的界定，由此产生了形象性术语。
形象性术语是借助比喻的修辞手段来构词的。一种构词方式是直接使用比喻词对中心词加以修饰(A式)，比喻词在中心词的前面(A－1式)或后面(A－2式)，构成单义性的术语。例如：
A－1式——丘脑、蛛网膜、蜗神经、滑车神经、喙突、犁骨、豌豆骨、扁桃体、钩端螺旋体、鞭虫、丘疹、玫瑰疹、蝴蝶斑、蜘蛛痣、草莓舌、麦粒肿、葡萄胎、奔马律、水泡音、醉酒步态、剪刀步态等。
A－2式——肋弓、纵隔障、心室、心房、耳轮、耳屏、胸廓、囟门、肺泡、肺叶、子宫、卵巢、阴蒂、阴阜、肾盂、腹股沟、脑血栓等。
另一种构词方式，是比喻词后加“样”、“状”、“型”、“形”、“式”等词缀，与中心词构成单义性术语(B式)。例如：水样便、地图样舌、粥样浆液便、干酪样坏死、杵状指、梭状指、桶状胸、鳞状上皮癌、管状呼吸音、O型腿、X型腿、K型腿、球形红细胞、镰刀形红细胞、爪形手、潮式呼吸等。
A式和B式既突显了事物的表象特征，又表示科学概念，具有直观性。这一类形象性医学术语，是医学科学研究中形象思维和抽象思维相结合的产物。了解形象性医学术语的构词方式，有助于对这一类术语的理解和记忆。
四、简明性
简明性，即构成术语的符号简约，表意明晰、准确，以求易懂、易记、易读和简化书写过程。简明性符合语言的经济性原则。
汉语在引进英语医学术语时，要进行符号系统的转变，即通过意译、音译、音义合译等方式来完成。医学术语的翻译也追求简明。意译在于准确译出原词的科学概念，例如：低血糖症hypoglycemia(hypo－低＋glyco-糖＋-emia血症)、咯血hemoptysis(hemo－“血液”的复合型＋-ptysis吐出)、止血hemostasis(hemo-＋-stasis停止)、消化不良dyspepsia(dys-障碍，异常＋-pepsia消化)等，译名可顾名思义，好懂、好记。按音定名(音译)的术语，一般音节较少、读来顺口。例如：lymph淋巴，morphine吗啡，porphyrin卟啉，clone克隆，nikethamide尼可刹米等，这类音译词中的汉字只具表音功能，而表达对象的专业特征则被突显出来。在术语的应用过程中，有些音译词又被意译词取代，如：penicillin盘尼西林→青霉素、vitamin维他命→维生素，这种转化侧重于表意明晰、准确。比较起来，音义合译更有利于术语的简明。例如：gene pool译为“基因库”言简意赅；Addison’s disease艾迪生病(旧译“阿狄森病”)又称“慢性肾上腺皮质机能减退症”，前者更为通用，也便于记忆。Calmette-Guerin vaccine译为“卡介苗”；acquired immunodeficiency syndrome(获得性免疫缺陷综合征)，以其缩写AIDS定名为艾滋病，艾滋是AIDS的音译，病为类名。severe acute respiratory syndrome(严重急性呼吸综合征)的缩写SARS既已成为国际化的术语，也可按此方法，采用“萨斯”或“萨斯病”作为中文译名。
英语或拉丁语的缩写词是术语简明化的有效手段。例如：SD(sulfadiazinum磺胺嘧啶)、ACTH(adrenocorticotropic hormone促肾上腺皮质激素)、APC(acetylsalicylic acid，phenacetin，and caffeine复方阿司匹林)、BP(blood presure血压)、ESR(erythrocyte sedimentation rate血沉)、WBC(white blood cell白细胞)、RBC(red blood cell红细胞)、Ig(immunoglobulin免疫球蛋白)、DNA(deoxyribonucleic acid脱氧核糖核酸)、ECG(electrocardiogram心电图)等。有的术语音节过多，如，polymerase chain reaction and restriction fragment length polymophism(聚合酶链反应与限制性片段长度多态性)，其缩写词PCR-RFLP就十分简明。汉语医学术语大量引入英语或拉丁语缩写词，体现了术语简明化的发展态势。
拉丁字母加汉语词素的混形词在汉语医学术语中的使用日见增多，这无疑也是术语简明化的手段。例如；X线、B超、T波、P细胞、α受体、β受体、Q-T间期。
非语言符号的运用更具有抽象性和简明性。例如：♂(雄性)、♀(雌性)、＋(阳性)、－(阴性)、↑(上升)、↓(下降)、G＋(革兰氏阳性菌)、G－(革兰氏阴性菌)等。
需要注意的是汉语医学术语的简称。例如：乙型肝炎→乙肝、心室颤动→室颤、节制生育→节育、流行性感冒→流感、慢性支气管炎→慢支、甲状腺功能亢进→甲亢、促红细胞生成素→促红素、虹膜睫状体炎→虹膜炎、冠状动脉粥样硬化性心脏病→冠心病、放射性同位素闪烁扫描术→同位素扫描，等。这一类简称，不仅减少了术语的字数，又讲究语义上的代表性和音节上的协调，是术语简明化的一种选择。但是，汉语医学术语的缩略必须遵循汉语构词法的规则，恰当地提取出关键语素，以求不造成概念上的误解。因此，不是任何一个医学术语都可以缩略的。例如：流行性感冒缩略为流感，而流行性出血热、流行性腮腺炎、流行性斑疹伤寒等却不能缩略。
五、国际性
医学术语不受地域、国别、民族、方言的限制。医学术语之所以具有国际性，源于医学术语的稳定、通用和统一。
医学术语是在悠久的历史发展过程中积累起来的。每一个命名准确的术语，当其成为专业领域内公认的概念后，就具有稳定性。古希腊名医希波克拉底(约前460～前377)把疟疾分为日发疟、间日疟、三日疟，这些术语一直沿用至今。革兰氏染色(Gram’s stain)是丹麦细菌学家Christian Gram于1884年创立的，作为细菌学上最常用的鉴别染色法，该术语已使用了100余年。费尔·A·卡森拉夫在1851年正式使用了“红斑狼疮”这个医学术语，随着医学科学的不断发展，人们又提出了“系统性红斑狼疮”的命名，但“红斑狼疮”作为基本名词使用至今。由此可见医学术语的稳定性之一斑。惟其稳定，就为它在国际上的通用奠定了基础。
医学术语在国际上的通用，从本质上说，在于它反映了人们对某一对象的规律性的认识。例如：水俣病系1956年在日本熊本县水俣湾附近所发现，是最早出现的由于工业废水排放污染造成的公害病。患者由于脑中枢神经和末梢神经被侵害，轻者口齿不清，步履蹒跚，局部痴呆，手足麻痹，感觉障碍，视觉丧失，震颤，手足变形；重者神经失常，或嗜睡，或兴奋，身体弯弓高叫，直至死亡。该疾病是以其发现地命名的。这个术语提供了对该疾病的病因、病理、临床表现和鉴别诊断的标准，成为国际通用名词。又如西尼罗脑炎病毒、圣路易斯脑炎病毒、委内瑞拉出血热、巴西出血热、克山病等，均为冠以地名的术语。有些术语是以人名命名的，如：卡氏肺孢子菌、鲍特菌属、志贺菌属、贝纳柯克斯体、肥达反应、巴宾斯基征、布鲁津斯基征等。有的术语以疾病流行的人群命名，如1976年美国费城的一次退伍军人大会期间，爆发流行一种原因不明的肺炎，当时称为军团病(legionnaires disease)。有的术语以疾病流行的区域命名，如森林脑炎。这一类术语并不因其命名方式而不具通用性，也没有人把它随意简化或替换。
按照国际统一的原则和方法来对术语进行规定，以便保证术语定义的一致性，或筛选现有的术语并创制新的术语，是科学技术迅猛发展和语言国际化的要求^[2]。2004年十届全国政协二次会议上，钟南山委员在紧急提案中建议将“非典”一词改称“SARS”，就像艾滋病用“AIDS”一样，或者用“SARS冠状病毒性肺炎”。从专业概念来看，SARS作为severe acute respiratory syndrome(严重急性呼吸综合征)的简称，它将发病的器官“呼吸道”及疾病的重要特征“严重”、“急性”、“综合征”进行了客观界定。“非典”(atypical pneumonia，简称ATP)和SARS是两个具有不同病原和学术内涵的名词^[3]。即使一个时期以来“非典”似乎俗成，但这种称谓是不科学的。有一些医学术语也有相对应的称谓，例如：早老性痴呆/老年痴呆症，体外受精-胚胎移植/试管婴儿，此类称谓并未偏离其对应术语的概念，而“非典”则不然。从构词法来看，“非典”是不规范的缩略词。医学术语中有“非遗传变异”、“非特异性免疫”等名词，汉语普通话词汇系统中有“非军事区”、“非正义战争”等名词。难道这一类名词能够缩略成“非遗”、“非特”、“非军”、“非正”吗？关于“非典”的正名，《科技术语研究》杂志曾开辟了专栏讨论，并发表了编辑部署名文章，强调科学名词的规范性。笔者认为，从历时角度看，“非典”是在既往特定时期产生的名词，诚如钟南山院士所言，它“特别不具备特定性”。SARS是WHO正式命名的专业术语。因此，在术语的命名和使用方面，必须遵循语言规范化的原则，并有利于国际交流。然而迄今媒体上仍在交替使用“SARS”、“传染性非典型肺炎”、“非典”的称谓，甚至某报同一版两篇消息的标题和正文，一篇称“SARS”，一篇称“非典”。可见术语的规范化问题，决不限于学术界和专业领域。
术语的规范化包括命名和使用两个方面。经全国科学技术名词审定委员会的审定，统一术语的名称和书写形式，或淘汰一些非规范化词，以利于国际交流，是势所必然。在这方面，也应加大语言文字法的执法力度和行政干预的力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