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要： 现代汉语常用的科技名词有不少是发端于19世纪，因为19世纪世界科技发展突飞猛进，恰好在这个时候，中国也打开了交流的大门。
随着科技对生活的影响日益扩大，一些初期以科技名词身份出现的术语逐渐成为常用的词汇。不过，从最初到现在，这些科技名词的面貌或多或少都发生了变化。以下考察了三组科技名词。
“电”和“电气”
19世纪50年代，“电”和“电气”开始与现代的电(electricity)发生关系，在此之前，“电”一直是指“闪电”，如“电闪雷鸣”。在19世纪后半期，“电”有时单用，更多是出现于各种复合词中，如“电学”、“电机”、“电线”等。相比之下，“电气”一词更为常用，一方面在单指电这种现象时，经常使用“电气”而不是“电”，如：
又一澡池，内有温泉、电气等物，手入于池，立即麻木。(张德彝·航海述奇)
电气以紫铜、白铅、硫黄为之(凡两金相合，皆可为电气)，谓之说药水。(刘锡鸿·英轺日记)
若作传电气之铜丝，则阻力甚大而不可用。(徐建寅·欧游杂录)
另一方面，它也和“电”一样有构词能力，如“电气灯”、“电气线”、“电气信”、“电气机”等等。
为什么在电这种现象初为中国人认识的时候，人们更倾向于用“电气”而不是“电”来称呼它？从其他一些论述中我们不难找到影响人们选择的因素：
五金之物，物物有气。……中土青黑铅彼售至外洋，取出铅气，铅变白色。(祁兆熙·游美洲日记)
五行之气，相磨则生光电；五行之味，相炼则化为药电。……盖五行之气，感于火则光发为电；五行之味，化于火则气流为电。是故电以磨气为感发，以化气为流行。天地人物之通灵动物，皆因有此生化之电气也。(薛福成·出使英法义比四国日记)
以阴阳消长之气配合之，即成电气。(郭嵩焘·伦敦与巴黎日记)
传统的阴阳五行世界观限制了当时的人们对电的认识，从构词法也体现出来了，汉语偏正词组是前偏后正，即“电”修饰“气”，即人们是把电看成了气的一种。从文献也可见以“气”代“电”的用法：
是气之为用极广，收之可以镀金银、燃炮火、通文报、代灯烛。(薛福成·出使英法义比四国日记)
对事物的认识会影响我们对词汇的选择。现在人们已经对电的本质有了更深入的了解，知道它只是一种能量的表现形式，与抽象的“气”无关，所以“电”全面取代了“电气”曾经拥有的地位，由“电气”组成的复合词几乎全部消失，剩下一个较常用的就是“电气化”，这可能与“X化”中的“X”多为双音节有关。
“火车”、“轮船”和“汽车”
陆上、水上的交通工具在汉语里已经有固定的用词，所以当火车、轮船作为新科技产品为中国人认识时，中心词“车”、“船”比较容易确定，但前面的修饰成分却经历了一段时间的选择：
火车 轮船
火轮车 火轮船(火轮舟)
汽轮车、汽车 汽轮船、汽船、汽轮
轮车 轮船(轮舟)
火车 火船、火轮(火舟)
铁路火轮车(铁路车) 火烟轮(火烟舟)
以上是19世纪下半期的文献中提到这两种事物时最常见的名称，现在最常用的“火车”和“轮船”在初期并不占绝对优势，相比之下，“火轮车”和“火轮船”出现得更频繁。不过双音节词是汉语词汇的主流，所以三音节的“火轮车”和“火轮船”中，两个修饰成分“火”和“轮”必然面临竞争。现在看来，在车方面，“火”站稳了脚跟，而船方面，“轮”取得主导地位。
名称的确定虽然是约定俗成，但其选择的动因也还是有迹可寻，我们可以从两方面对其进行解释：
一方面，“火车”和“轮船”在此之前已经存在于汉语词汇中了，“火车”旧时是指有火攻装备的车，“轮船”是指古代以轮激水作为动力的一种快船。现成的东西当然更容易接受。旧时也有“火舟”这种名称，指有火攻装备的战船，但中心词是“舟”，它作为基本词汇的地位已经逐渐被“船”取代了，所以难有作为。
另一方面，人们更倾向于使用最具代表性的特征作为名称的修饰成分。车有轮不奇，用火作动力就与传统车以人或动物为动力有本质的区别：
前车置火箱。火发机动，轮转如飞，数车互相牵率以行。(王韬·漫游随录)
船以前是没有轮的，或靠桨或靠帆，新船用火做动力虽然也比较新奇，但以火推动轮使船前进更新奇，而且轮被认为是船前进的关键：
如火轮船浑身之力，机器外全在两轮，破其轮，即不能行。(祁兆熙·游美洲日记)
这可能也是“火车”、“轮船”两个名称最后得以胜出的原因。
由于为车命名的焦点往往集中在动力系统上，“汽”既可以作为蒸汽动力系统的表达形式，也可以作为汽油动力系统的表达焦点，这就使汉语里“汽车”有混淆的可能。科技事物的出现有先有后，1825年蒸汽火车试行成功，多年之后1885年才有了第一辆汽油汽车，所以19世纪时，“汽车(汽轮车)”一开始也是指火车的，在“火轮车”的大名称之下，它是与“煤气车”相区别的一种火车：
观造成之汽车机。……用热水加天气压力，使涨而能行，不用煤，……其行之速与煤气车无异云。(戴鸿慈·出使九国日记)。
我们看当时的文献，一方面从写作时间，另一方面从上下文中都能比较容易地分辨出里面的“汽车”不是我们今天所说的汽车，而是使用铁轨的火车：
汽轮车始创英国。其先用木条为轨，驾马行。后改木轨为铸铁轨(乾隆中叶)。后验铸铁轨易折，又改打铁轨(嘉庆中叶)，然犹用马力也。越数年，总监工得非谛制汤汽机代马力，其时仅用直轨，不能曲行。(郭嵩焘·伦敦与巴黎日记，1876-1879)
凡有陆路毗连之处，将无不汽车电掣，铁轨云连。(薛福成·出使英法义比四国日记，1890)
有精谙铁路工师，谓现在汽车已到极快地步，若再加快，有所不宜。(同上)
“汽车”这个名称具体从什么时候开始完全脱离火车的范畴专指汽车尚未有考证，从文献资料看，19世纪末20世纪初存在一个混乱的过渡时期，这可能与作者见识的事物有关，如果有作者同时见到过火车和汽车这两种东西，就会在作品中自觉区分，但如果作者写作当时只接触过火车，就比较容易“火车”“汽车”混用，单指火车了。比如同是作于1905年的游记，载泽的《考察政治日记》中“汽车”与“火车”已经各有所指：
乘汽车往观屠猪场，……亥正，易火车往安亚巴。
申初乘火车行，……易汽车，历观造汽车厂。
但戴鸿慈的《出使九国日记》中就还是用“汽车”指火车：
渡海法：以轮船载汽车十数辆，经达彼岸。船中铁轨与岸上铁轨相衔接。
初，余等实定于今日东行。而自旧金山之大陆火车，中隔一海峡。……闻此车急行每小时可六十五英里，亦可见汽车之速率进步。
“电话”、“麦克风”和“留声机”
19世纪末中国人见到的关于声音的发明主要有电话、麦克风和留声机。从一些文献中可以看到它们早期的名称真是五花八门：
电话：声报(声报机器)、传声机器、录音机、传语筒、通言器、替里风、太立风、得力风、太来风、德律风、电话
又有得力风，所谓录音机者是。(傅云龙·游历日本图经)
邀视传声机器，美人格力音贝尔所创造也。(郭嵩焘·伦敦与巴黎日记)
电报之法奇矣，德律风则奇之又奇。此器成于光绪三年，有美国人倍尔者，用电气收入人声，由线通彼处之电气，复发为人声。(薛福成·出使英法义比四国日记)
麦克风：传声机器、显声机器、美格洛风、美格风、买克风
所见传声机器数事，有传小声为大声者。(郭嵩焘·伦敦与巴黎日记)
德人新制显声机器美格风，近始成。……传声者替里风，显声者买克风，二者分别。(同上)
留声机：记声器、纳音器、留声机器、旋转乐轮、佛诺格拉弗
又有算器、记声器，一人对其管说话，少倾管内回音句句传出，且能酷肖原音。(徐建寅·欧游杂录)
又一种名佛诺格拉弗者，为合众人艾的森所创，系左右皮筒，中藏关键，人向左筒言后，必反捩机柄，声始得出。(张德彝·随使英俄记)
这三组词在初期都同时拥有音译名和意译的描写名，但从今天看来，它们名称的最后确定分别走了三条不同的路：“电话”是从日本转来的意译词，“麦克风”是音译词，而“留声机”则是描写性的多音节汉语新词。这三种东西进入中国的时间相近、使用的人群背景相当，为什么它们的名称没有趋同，比如分别叫做“传声器”、“显声器”、“记声器”，或者“德律风”、“麦克风”、“佛诺格拉弗”呢？我们还需要更多的文献材料以及背景知识才能理出原因。不过，一个名称最终的确定会受许多因素控制，是什么在影响语言使用者的选择，是一个有趣的话题。
科技词汇是汉语词汇的组成部分，但是在19世纪，一度有人怀疑汉语是否能拥有自己的现代科技词汇，一些传教士认为“西方知识只有通过英语才能在中国传播”，“汉语缺乏创造现代科技词汇的构词能力”(《现代汉语词汇的形成——19世纪汉语外来词研究》，[意]马西尼，汉语大词典出版社，1997，p83)。事实证明，这些怀疑是错误的，汉语通过多种渠道构成了自己的科技词汇系统，这些渠道包括音译、意译、创造多音节新词、赋予传统词新意、引进日译词、造新字等。不过，仅仅了解这些构词手段是不够的，对科技词汇的探讨有必要扩展到构词手段的选择机制上，比如在不同时期是哪种构词手段较为常用，哪些科技领域受哪种构词手段影响较大，其背景如何，原因何在等。只有了解了词汇发展过程中的机制，才会对我们今天讨论新科技术语的确定以及发展方向有借鉴意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