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要： 摘要 本文大致按时间线索介绍了术语学在俄国的发展历程，评述了俄罗斯学派的一些特点，同时，也着重分析了俄国语言学传统对该学派形成的影响。在当今世界上，术语学研究已经愈来愈引起各国学者的普遍重视。位于欧洲的德国－奥地利与俄国，以及位于北美的加拿大魁北克是得到普遍承认的三个最有影响的学派。他山之石，可以攻玉，了解一下俄国的术语学研究概况，即使是浮光掠影，对我们也是有裨益的。
“术语”作为一个科学概念，形成于本世纪初，而“术语学”的出现，自然更晚。对术语学的学科地位，至今仍存有争议。但总的趋势是愈来愈倾向承认，这是一个带有跨学科性质的独立的边缘学科。与术语学较短的存在历史相比，俄国的术语学研究历史就要算是较长的了。
事情要从彼得大帝(1672～1725)的改革说起。随着全面学习西欧，大量的科学文献被译成俄语，大批的科技外来语也随之涌入。于是，如何处理科技术语的问题便自然被提了出来。俄国的物理、化学、机械、天文等学科的术语体系的建立与著名的科学家罗蒙诺索夫(1711～1765)的名字分不开。他在研究自然科学与构建概念体系的过程中，也创造并规范了大量的术语。这中间，当然也有翻译工作人员的重要贡献。
进入19世纪后，搜集整理术语的工作变得更活跃了。1807年，已有矿物学词典问世。据有关文献统计，19世纪上半叶，俄国已出版的不同学科的术语词典有4部之多。
19世纪末至20世纪，由于科学、技术、工业、农业、以及文化、艺术不同领域多种学科的建立与发展，术语更是大量涌现。同时，社会对术语研究的需求也日益迫切。反映这种研究成果的著作，包括百科词典、语词词典以及翻译词典等，也越来越丰富多样。十月革命前，在术语工作方面，已有过重要的尝试。1910年，俄国邮政电信总局属下成立了一个委员会，专门研究电工学术语问题。几乎同时，开始陆续发布国际电工委员会(IEC)编写的带有术语工作性质的材料，俄国是这一国际组织的成员之一。十月革命以后，随着大规模的工业化，尤其是20～30年代的技术进步，不仅术语的数量剧增，而且术语越来越多地进入全民语言之中。术语学成了亟待语言学家研究的课题。俄国术语学研究在世界上的优势地位也正是在这一期间确立的。值得一提的是，参与术语学研究的不仅有语言学工作者，还有许多从事工程技术工作的科技人员。日常的工作实践使他们深刻地体会到术语研究的重要性。
这里有必要列举一些较有影响的学者名字以及他们的代表性著作。1931年，洛特(Д.С.Лотте，1898～1950)的《科技术语学当前的任务》一文发表。他当时是苏联部长会议标准化协会术语标准化的负责人，苏联科学院院士。加拿大著名术语学家隆多(G. Rondeau)说他“可以称得上是第一位真正的术语学教授”^[1]。洛特文中指出，术语学的现状与科学技术的飞速发展极不适应，已经成了技术进步的严重阻碍。1933年，根据苏联科学院院士恰普雷京(C.A.Чаплыгин，1869～1942)的提议，建立了苏联科学院术语委员会。1936年，标准化委员会与术语委员会的另一位成员，世界语学者德列津(К.Дрезен)发表了一部专著，其中指出，术语的功用在于，在人的意识中尽可能充分地再现科学或技术对象的性质与特征。1939年，著名语言学家维诺库尔(Г.О.Винокур)发表了《俄语技术术语中某些构词现象》。这一著述对俄语科技术语的发展起了很大的作用。至今仍为术语学关注的许多问题在该文中都有涉及。值得一提的是，他特别坚持术语的语言学性质。
正如隆多所指出：“自30年代的这些活动开始以来，苏联学派就以其双重发展的趋势而著称。一方面使术语学的理论和实践紧密地结合在一起，另一方面从语言学的角度来考察全部术语问题。从这个意义上说，术语资料的处理方法在奥地利问世之际，术语学作为一门科学在苏联诞生了。”^[2]的确，德国-奥地利学派的代表人物维斯特(E.Wüster)的工作总是面向实际的。在他的领导下，制订了编写国际术语词典及建构术语体系工作的细则。而俄国的术语工作总是既注重实践，又重视理论，把术语研究发展成一门学科，俄国学者功不可没。俄国的术语研究有一系列自己的特点：
1.把术语工作看成是一门应用科学，它研究实践问题的解决方法，这些问题则来自科技领域的概念和名称。
2.术语研究的对象是属于语言范畴的，所以，解决方法也要从语言学中寻找。这一点与德国-奥地利有明显不同。后者更重视哲学对术语学的影响。在其代表人物维斯特的方法中，划分概念先于确定名称，首先被看作是一个抽象过程。与此相反，俄国的方法则是从某一领域的语言单位开始去建立一个概念体系，然后为这些概念定义，最后确定术语。
3.术语问题是社会文化问题，因此有必要与高等教育结合在一起。
4.注重对术语学基本问题的探究，其中包括术语的定义、术语的划分、术语的特性、术语与全民词汇的区别、术语在其他学科中的地位等等。
50～60年代，在苏联对术语学研究建树最多的是以下一些学者：安德列耶夫(Н.Д.Андреев)，阿赫玛诺娃(О.С.Ахманова)，维诺格拉多夫(В.Е.Виноградов)，坎杰拉基(T.Л.Канделаки)，库兹金(Н.П.Кузъкин)，皮奥特罗夫斯基(Р.Г.Пиотровский)，列福尔马茨基(А.А.Реформатский)，其中有几位是极有影响的一流语言学家。然而，这期间术语学研究中走过的一段弯路也非常值得一提。这就是，一些研究者过于关注文艺作品中的术语运用，例如，革拉特科夫的长篇小说《水泥》中建筑术语的使用问题之类。此类研究当然无法揭示术语的本质特征，对术语学研究来说，无异于隔靴搔痒。1956年第二期《语言学问题》杂志郑重地以读者来信的形式，用“语言学家应该改变对术语工作的态度”这样严肃的标题，提出了批评。文中写到，自1933年术语委员会成立以来，语言学家还没有拿出一个在建立和选择术语方面可供术语工作者遵循的科学且可行的操作指南来，而只是泛泛地谈论。据说，这一批评收到了一定的效果。70～80年代，探讨得最多的术语学问题，可以归纳成以下4个方面，即：(1)术语的性质及术语组织的语言学描写；(2)计算机在术语学分析方法中的使用；(3)旨在设计现代信息系统语言的术语分析；(4)科技术语的标准化问题。这一时期值得一提的术语学研究学者是：阿维尔布赫(К.Я.Авербух)，沃尔科娃(И.Н.Волкова)，格尔德(А.С.Герд)，达尼连科(В.П.Даниленко)，莱奇克(В.М.Лейчик)，莫伊谢耶夫(А.И.Моисеев)，斯科罗霍季科(Э.Ф.Скороходько)，普罗霍罗娃(В.Н.Прохорова)等。
如果有机会浏览这些方面的俄语资料，俄国术语学研究成果之丰，学术活动之频，都会给人以深刻的印象。例如，80年代发表的术语学专著或论文大约有2000部(篇)，每隔两年都要召开一次全国性的术语学方面的学术研讨会。仅从论文的题目就可以看出研究者兴趣之广泛，其中不仅有“科学、术语、信息语言的符号学问题”、“科技术语中的语言学问题”等重大题目，也有关于其他国家术语研究的专题介绍。这里不仅涉及英、法语中的术语问题，甚至汉语术语的构词法问题，也在学者的研究视野之内。50年代中期，在苏联术语委员会工作的学者已达400人。至于术语学作为一门学科，更是早已进入了许多大学的课堂。
纵观俄国的术语学研究历史，会深深感到，处理好语言学与科学在术语学研究中的关系问题对术语学的发展至关重要。现代化学的奠基人，法国化学家拉瓦锡(Antoine Laurent Lavoisier，1734～1794)在《化学基本教程》的前言中说得好，“词保存并传达概念，因此，不完善科学，就无法完善语言；不完善语言，也无法完善科学。不管事实如何可信，由事实引起的概念如何正确，如果我们没有正确的词语来传达概念，那么，他们表达的只能是错误的印象。”^[3]拉瓦锡的这些话很好地说明了语言在科学中的作用与意义以及它们之间的有机联系。在苏联既是科学家又是语言学家的罗蒙诺索夫，简直就是这种结合的化身。19世纪20～30年代之前的俄语语法，通常被称为罗蒙诺索夫语法。其中许多沿用至今的术语及其体系都是罗蒙诺索夫创建的。后来的学者，包括一些民主主义革命者，如别林斯基、杜勃留波夫、赫尔岑、车尔尼雪夫斯基等，对罗蒙诺索夫的概念术语体系及其原则都给予高度的评价。据说，在19世纪中叶曾有一段时期，俄国语言学家对术语学问题存有一种隔膜，他们对语言学在术语研究中的作用估计不足，对其中的语言学问题也采取“不介入”的立场。这一倾向很快得到了纠正。这在1854年的《科学院二部学术记事》中有明确的记载。到了19世纪下半叶，诸如语言与思维的关系，语言的符号性，语言的体系与结构等，成了语言学家最关心的课题。著名语言学家波铁布尼亚(А.А.Потебня，1835～1891)在这方面的研究，占有显要的地位。词的生命，词的语义结构是他的研究的重要对象。他的著述中常引用一系列术语名称为例，以说明术语意义的体系性特征。
语言的体系性这一概念，在博杜恩·德·库尔德内(И.А.Ъодуэн де Куртене，1845～1929)以及波科罗夫斯基(М.М.Покровский，1868～1942)等人的著述中，得到了更进一步的阐述。词汇的体系性在术语中表现得尤为一贯。波科罗夫斯基提出，不要研究单个词的词义，而要着眼于属于某个社会生产领域内的一组词，这也就是术语。博杜恩·德·库尔德内甚至提出了调整术语的思想，认为“只有通过‘人为’途径，即有意识的调整，大量新科技术语才能出现”。
术语学研究无疑与语言学中的词汇学关系更密切，重视词汇研究是俄国语言学的传统。与西方语言学研究稍作比较，就会发现，在那里，词汇学的地位是受到冷遇的。从重视一般词汇研究到特别重视术语研究，是自然的发展过程。这些当然都有利于术语学在俄国的发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