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要： 一、科技术语的汉字学基础
汉字、汉语是世界上最悠久的古老文明的瑰宝，是东方灿烂文化的象征，这一优秀文字善于表达深邃的哲理概念。远在春秋战国时代诸子百家的著述与论坛中留下了精辟记载；善于表达或发掘深沉细腻的情感，历代诗词歌赋中，蕴藏着生动的蓄意和叙情；善于记述和传播精确微妙的知识内容，浩如湮海的古籍中记载有大量而丰富的古代科学技术知识，显示着中国古代学者们创造性思维的科学内涵。
根据西安附近发掘西周古都镐京出土文物判定，中国文字始于黄帝时代(距今4500－5000年)^〔1〕。关于汉字起源与演变的研究，有着光荣的传统，早已成为一门独立的学问。古代称之为“小学”，清代末称之为“文字学”；新中国成立后的50年代称之为“汉字学”。其分类有历史汉字学、现代汉字学以及外族汉字学三大类。现代汉字学主要研究汉字学系列、汉语、汉字的形、音、义，汉字计量、汉字电子计算机技术与编码，传声技术以及汉字的信息值等^〔2〕。现代科技术语虽然系应用术语学的独立分支，而从学科体系来说，应归属于现代汉字学系列之中。这就是说，研究我国科技术语，包括翻译活动中的术语创译法，都要建立在汉字学的基本知识之上，确切反映所指事物内涵，才能做到信、达、雅的高标准。这正是我国术语及其翻译的优良传统所在。
众所周知，相当一部分科技术语源于翻译活动，我国翻译活动，最早始于西周，秦代出期现了最早的翻译机构——译场^〔3〕；汉代佛经传入中国，翻译事业大兴。桓灵之世就有著名翻译家安世高、支，东吴的支谦、西晋的竺法护等^〔4〕都可说是精通古汉语，几乎都可称之为六朝的文学大家^〔4〕；唐代达到繁盛时期，以玄奘(602－664)之《大唐西域记》为代表。他们训释清晰，用字巧妙，充分反映出所指概念的内涵，达到比较高超的翻译水平。明代徐光启(1562－1633)在翻译《几何原本》时，以他文采素质，根据原文含意，释订出反映数学的一套汉字数学名词，至今尚在沿用，诸如：点、线、面、直角、钝角、锐角、多边形、四边形等；此外，李之藻(1565－1670)、徐寿(1818－1884)，李善兰(1810－1882)，华蘅芳(1823－1902)等^〔5〕，他们在天文学、数学、物理学、化学、地质学，以及应用科学方面，以他们高超的中国古汉语、古文字学的素养，按照汉语、汉字的规律和特点，借助外国汉学家的口述(他们之中，几乎都不懂外语)，确切地译定出我国早期，表达古代科学内涵的科技术语，有许多术语还是创译而延续至今。试举几个例子，以作探讨。“化学”一词的翻译，据科学史专家们的考证^〔6〕，最早源于阿拉伯语al－kimiya，而语源却从中国炼金术传入，演变而成，阿拉伯语kim，从读音上很接近中国金字，al是阿拉伯语的冠词，因此，把al－kimiya，作为“金液学”，其语源来自中国金丹术衍生而成。中国炼金术通过阿拉伯传入欧洲，逐渐转化欧洲语词Al－chimy，衍生法语Chimie，德语Chimie，英语Chemistry。
1.关于“化学”一词的翻译和使用，早有袁翰青^〔7〕教授、潘吉星教授^〔6〕专文讨论，最早是在18世纪中叶，从欧洲，以译音方式传入，当时译为“舍密”，像1788年出版的《葛氏舍密》，1827年出版的《苏氏舍密》，而最有影响的要算是1857年出版的《舍密开宗》。而“化学”一词的翻译和使用据考证：大约在1857年英国汉学家伟烈力亚(Wylie Alexander，1815－1887)主编《六合丛谈》中正式使用，在这以前，英词传教士韦廉臣(Williamson，Alexander，1829－1890)，在编纂《格物探原)中，曾试译汉语“化学”一词。相继才有《化学分原》(1872)《化学指南》(1873)，到傅兰雅(John Fryer，1839－1928)和徐寿(1818－1884)翻译出版《化学鉴原》才更为普遍使用“化学”一词。过去一段时间内，国内有些学者误认为“化学”一词是由日本转译而来，这是应予以纠正的，从1967年日本学者坂口正男发表的《关于“舍密开宗”的化学命名法》一文中，明确地表明“化学”一词是由中国传入日本。
2.“地质”一词也有同样的误传，众所周知欧洲文字“Geology”一词，最早来自于古希腊，中世纪的拉丁文为geologiam，欧洲文艺复兴时演变为geologia，都不是现代地质学的概念，18世纪出版的《英语词典》(1755年)中解释为“地球的总学说，地球的状态和性质的知识”；1779年瑞士学者索修尔(Horace Benedct de Saussure，1740－1799)在《阿尔卑斯山旅行记》一书中，首次使用“geology”一词来表达近代地质学的科学概念^〔8〕。
而汉字“地质”一词，据李鄂荣教授的考证^〔9〕，认为是1852年英国伦敦会教士慕维廉(Muichead William，1822－1900)，用汉文撰字的《地理全志》上，正式使用和创译。《地理全志》共为上下两编，下编第一卷，即为“地质论”，其中“地质志”一节，即为阐述地质学近代概念的篇章。文中写道：“察地之土分文、质、政三等……，所谓质者，即地质之意，系地球之形质、以至盘石……，地层的层系及其中所载生物草木之遗迹，海底之变迁等”。这之前都以地学，金石等代表地质学概念。一直到新中国成立后，地质界一般都认为，汉字“地质”一词，源于1903年鲁迅以索子笔名发表的《中国地质略论》为来源，由于当时鲁迅是在日本留学，故而认为是从日本转译而来；1983年日本弘文堂出版的《科学技术史事典》中，“地质学”条目中，仍说：“把geology译为“地质学”是日本人箕作阮甫所创，这是应该纠正的；70年代末，一个日本代表团访华时，在一次有中国地质学史专家参加的座谈会上，一位日本学者曾表明汉字‘地质’一词是从中国引进，在1859年日本引进了《地理全志》一书，同时提及该书下编之“地质论”之“地质志”一节，并说该书对日本明治维新时期，传播地质学知识起过启蒙作用。
3.“植物”一词，古籍中早有出现，而代表近代植物学概念的术语，要首推1847年李善兰和韦廉臣编译的《植物学》^〔10〕，这本书是很据英国植物学家林德莱(John Lindley，1799－1865)著《植物学纲要》(Element of Botany)，最早把“Botany”创译为“植物学”。1867年才在日本翻刻，1875年译成日文，为日本所采用。在这以前日本学者将“Botanica”译成植学，诸如宇田川榕1835年发表的《植学启原》，1870年的《植学译签》以及1875年小野职悫的《植学浅解》等，在日本也有的学者把Botanica按音释译成“勃太尼加”，诸如1922年宇田川榕庵译成“菩多尼词经”^〔11〕。
4.“物理”一词，我国在公元前2世纪《淮南子·览冥训》中就出现有“物理”一词，文中说：“夫燧之取火于日，慈石引铁，蟹之败漆，葵之乡(向)日，虽有明智，弗能然也。故耳目之察，不足以分物理，心意之论，不足以定是非”。晋代(265－420年)杨泉曾有《物理论》，宋代理学家朱熹(1130－1200)常以“物之至理”而论，明末清初方以智(1611－1671年)有《物理小识》一书；明代哲学家王阳明(1471－1528年)有格物致知之说，清代格致学，有包含物理学、化学之概括；1623年意大利传教士艾儒略(Jules·Aleni，1582－1649年)撰写《西学凡》一书时，把Physics，按音译译成汉语“费西伽”直到1900年才正式创译“物理学”一词^〔12〕。
值得提及的是1868年建立了江南制造局的翻译馆，这在中国翻译史，特别是科技翻译史上占据重要地位，据资料统计该馆从1868－1909年共翻译西方科技图书176种，创译了大量科技术语，广泛地传播了西方近代自然科学知识^〔5〕。
甲午战争后，清代学者掀起戊戌变法，研究西学形成热潮，维新派以严复(1853－1921年)为代表的一批学者，在翻译西方论著，引进西方科学技术上起了重要桥梁作用。严复翻译的《天演论》并创译了一批科技术语，给科技翻译建立起信、达、雅的原则，成为科技翻译的典范，至今仍奉为经典，广泛使用，对中国科学技术的发展起了不可磨灭作用。
辛亥革命前后，在科学救国、工业救国的思潮中，科技翻译活动日趋增多，包括自然科学、社会科学以及实用科学各个领域，科技术语也就日趋增多。老一辈科学家汉字学知识丰富、深邃，根据汉字的规律和特点，创译了一大批令人信服的科技术语，促进了国内外的学术交流，也为我国科学技术的发展起了启蒙与桥梁作用^〔3.5〕。
根据中国科技发展的特点，许多近代科学技术知识、概念，相当一部分是通过翻译引进而来，科技术语的审定，包括了翻译活动在内，从某种意义上说，中国科技术语审定的历史，也是科技翻译活动中的发展历史。
新中国成立不久，国家十分重视科技术语的规范与统一，在1950年初成立了学术名词统一工作委员会，截至60年代，已公布、出版各学科名词术语百余种，这在国内外学术交流中，享有较高的声誉，同时，也为新中国科学技术的发展，国内外进行学术交流创造了前题。
1981－1985年国务院批准了国家科委、中国科学院关于成立全国自然科学名词审定委员会的报告，并任命了著名原子能物理学家钱三强为主任委员，其任务是：“确定工作方针，拟订全国自然科学名词统一工作计划实施方案和步骤；负责审定自然科学各学科名词术语的统一名称，并予以公布施行。”现已成立各学科名词审定委员会40余个，并审定出版、公布各学科名词术语20余部。促进了国内外的学术交流，通过几年的艰苦的工作，在以汉语为基础的科技术语审定方面，建立起具有独特汉字系统的术语审定、翻译、命名的原则和方法，丰富了应用术语学的理论基础，为建立以汉字为特征的术语学体系做出了努力^〔13〕。
新中国成立之后，坚持运用以汉字学、汉语语音学知识来命名、审定物理学名词的学者，应首推北京大学王竹溪教授，他根据汉字表意、表形的特点，汲取汉字、汉语的精华，几十年如一日审定、翻译了令人赞赏的大量物理学名词，成为我国老一辈科学家掌握汉字、汉语知识的典范。把物理学名词译为汉语，这除了要准确表达物理学内容，还要符合汉语的表达习惯，使大家易懂、易读、易记。在一些第三世界国家至今不能用本民族语言讲授物理学，相比之下，我国科学家把科学名词一一译成汉语并最后加以审定，实在是对中国科学的一大贡献，也是对汉语的一大贡献^〔14〕。诸如“激光(laser)、衍射(diffraction)”等。显示出汉字表形、表意、指事、会意的特点，真使人“望文生意”。做到了根据事物本质特征及属性，从概念做出术语的定义，反映出代表所指事物的内涵概念和外延的综合。
二、汉字、汉语及其术语的强大生命力
随着我国经济实力的日趋增长，科学技术现代化的发展，在当今世界的地位和影响，特别是在21世纪经济发展集团化的趋势下，亚洲经济圈、东北亚经济圈、东南亚经济圈正在形成过程中，严格来说这个地区共同文化遗产——汉字，将会显示出更强大的威力。全世界有文字的语言约150种^〔15〕，其中有12种主要语言，占总人口的60%。根据语言谱系分析，现在地球上使用汉字、汉语的人口约为14亿之众，占世界54亿人口的26%，形成了广阔的汉语地区，有的学者称之为汉字文化圈，几乎与世界英语圈15亿人相当^〔16〕。汉字也是唯一保存象形文字演化系列的文字系统，经历过甲骨文、金文、小篆、隶、楷的演化过程，具有6000－7000年的悠久历史。就是当代世界经济走向集团化的21世纪，汉字汉语同样更是璀璨辉煌、更具强大生命力。
1991年在北京召开的“汉字是科学、易学、智能型国际性的优秀文字”学术座谈会上^〔17〕，许多学者、知名人士发表的激动人心的讲演中，对汉字、汉语在世界上地位和影响，做了崇高的估价和远见卓识的展望。
1.香港知名人士、著名语言文字学家安子介先生说：“汉字是汉文化的根，是中国的第五大发明”；同时在他受聘担任港事顾问前夕，他提出的第一条建言，“香港应当提倡学习中国的普通话。具有中华民族文化传统的汉字，可以增强民族的凝聚力和认同感^〔18〕。
2.汉字现代化研究所、北京晓园语文与文化科技研究所，以及汉字汉语学家袁晓园教授在会上宣称：“21世纪将是汉语、汉字发挥威力的时代”^〔19〕。
3.全国政协副主席、著名科学家钱伟长教授说：“以前有人认为计算机是汉字、汉语的掘墓者、汉字是中国现代化的障碍，我们用自己的力量，汉字不仅输入计算机，而且速度比拉丁字母快”^〔19〕。事实正像钱伟长教授所指，近年来从500多种汉字编码设计方案中，反映出汉字具有传递信息量大的特点，解决了汉字不能进入计算机的危机；事实表明，计算机汉字编码技术的应用，给科技术语检索，以及术语数据库的建立创造了优越的先决条件。
(1)杭州大学外语系吴洁敏教授的突破性的成就——汉语节奏规律提出了系统地论证。他认为：“汉语节奏周期的三种组合模式——往复型、四环型和对立型”，并总结归纳出汉语有“音顿律、长短律、重轻律等7种节奏形式，认为“在一个语言链上套叠的节奏层次越多，形式越丰富，则声音越美”^〔20〕。
(2)美国加利福尼亚州大学物理学教授程贞一提出：“汉字、汉语特别适应于声音与计算机联络，因为汉字是单声调语言，比拼音语言中声段更具保真能力，语言信号可迅速地进行频谱分析；汉字形象千姿百态，具方形矩阵空间，蕴含各种不同的信息密度，有利于技术上模拟形辨别，进行信息输入与检索；汉字的逻辑结合与现代科学逻辑如出一辙，它在字形组合与构成科技术语和表达科技思想方面，具有多向发展的蘖生能力和无限的表现能力；在方法的选择上，可采用拼音法、拼形法、代码法等多种方法，加上汉字词汇没有形态变化，更适宜调汇编码，输入速率极高”^〔21〕。
实事证明：计算机的出现和应用，不仅没有酿成汉字、汉语的衰落，汉字编码的优势，有力地否定了所谓“掘墓者”的论断。恰恰相反，拥有占世界四分之一强人口的汉字、汉语文化圈，更显着汉文化瑰宝的强大生命力，及其对世界文化圈的影响。汉字计算机编码的发明，是汉字和现代电子学结合的创举，许多专家说，“汉字进入信息时代，其意义不亚于古代印刷术的发明”。
在这次国际性的优秀文字学术座谈会上，人大常委员会副委员长、著名学者费孝通、雷洁琼、张友渔等参加了会议。会上日本石井勋博士以他三十年从教的实践，得出：日本幼儿用日语学习汉字“较日文假名易学”、“愈早学习汉字效果愈佳”的结论。在会上还披露：一部反映汉字科学性的《神奇的汉字》专题电视片(四集)已拍摄完成。
此外，为了推动全国汉语汉字的理论研究，进一步阐述汉语汉字的发展趋势和特点，由晓园语文与文化科技研究所和汉字现代化研究会在首都北京共同召开“汉语、汉字学术讨论会(1992.8.7－1992.8.9)。来自国内外83位专家学者就两大论题进行了热烈地讨论^〔22〕：
第一，关于汉语汉字特点的基本理论向题
主要有：汉语与汉字的关系，汉语的功能，汉字的功能以及汉字的价值量问题；
第二，关于汉字的发展前途
主要包括：汉字发展的科学化，汉字规范化、标准化、汉字的心理、历史、政治等多学科研究，以及汉字的卫生学问题。
众所周知，汉字是世界上唯一保存下来的表意性优秀文字，历史最悠久，是建立在标识原理(logographic principle)之上。汉字本身形象如画，形意融合，可从直观形体上把握符号所标识的概念意义，可以说是以形见意，能诱发刺激人的思维，产生意念，更易激发其人的情趣，产生创造性思维；加之有象可征，有意可寻；易于形成人类认识过程的符号集群，给人提供完整认识事物、辨别事物，以及认识世界的建构模式^〔23〕。
中国科技术语自古以来，都是用来正确标识科学技术以及生产、生活各种概念的符号集群，显示着古代科学家的创造性思维产物，具有明显的专业性、科学性、简明性和系统性。可以说，反映中国科技概念的术语，早已有了独特的体系，形成了一整套严密的命名原则与方法。早在春秋战国时期，墨家就明确提出：“名来源于物，名可以从不同方面和不同深度反映物给出定义”。对圆、方、平、直、端都给出内涵定义。
中国科技术语的结构，主要是按照汉字、汉语的规律构成，体现出了汉字、汉语表意性的特点。大部分术语都是由单音节或双音节构成，简明扼要，而蓄意深切。汉字、汉语一词一字都能确切地反映出所指事物概念的分化原则，从形、声、意方面都能清晰地分辨出一事物与他事物的不同和差异，表达出事物各自的特征和专属性。
但也应该认识到，汉字有难认、难记、难写、难读的弱点，尤其是对西方人来说，方块字及读四声确实难度很大，在普及上有一定局限，进而也影响了国际上的文化和学术交流。根据最近语音学家和语言学家以及术语学家的研究，发现汉字单音节、方块形体，是直观性文字，有人提出过于直观，影响人们认识过程的思维深化。
汉字编码，由于缺乏系统而深入的理论研究，在编码的方法上尚无统一规范和标准，呈现有一定混乱现象，值得有关部门加以管理^〔24〕。
尽管如此，从全世界不断持续高涨学汉语的热潮这个侧面，充分反映出汉字、汉语的强大生命力。
据1988年台湾《光华》杂志刊载陈雅玲文章《东风吹遍世界——全球学华语热》^〔25〕这份材料统计：目前在全世界非华裔人口中，正在学中文的学生已超过10万人，设有中文课程的国家有60多个，其中巴黎第三大学的中文系共有学生1800名，是世界上最大、系统学习汉语的专门机构；当时的联邦德国约2000名大学生申请学习中文；从1985－1986年两年翻了两番，从4所大学开设中文课程增加到20余所；日本大阪外语学院中文系入学分数，远远超过英文系，一段时间内，日本学习汉文、汉语的热潮一浪高过一浪，甚至大批知识界以喜爱汉字书法为高雅嗜好；美国设有中文课的高中约有130所，大学则有486所，像俄亥俄州立大学中文系，也是全美最大的学系。美国学华语热可从1972年尼克松访华开始，形成第一波浪潮，卡特政府与中国建立正式外交关系，使这股热潮掀起第二波，有200所高等学校创办汉语学专业，或中文系，进修汉语学生达1.3万人；1993年中美首脑西雅图会晤，预计将掀起这股热潮的第三波浪。加拿大近年来特别注重中文教育，其实是看中与太平洋盆地的中国大陆、台湾和香港地区以及新加坡等发展贸易；夏威夷大学东亚语文系教授李英哲说：纽约的许多犹太人，不惜昂贵的学费进修中文，认为这对未来自己的事业会有助益。
世界“汉语热”在1990年8月在北京召开的第二届国际汉语教学讨论会上反映出更新的趋势^〔26〕。据不完全统计，全世界已有60多国、1000多所各类学校创办了汉语课或中文系。美国纽约教育局决定从1992年开始，将汉语列为所有初中、高中和大学正式教授的第二种外国语；美国还成立有“中国语文教师协会”并创办有专门学报，显示美国的汉语教师队伍的力量。日本在校学生中上汉语课的约有10万人，日本广播协会举办汉语教学节目已有20年历史，通过电视、广播等形式学习汉语者可达百万之众。
新加坡把汉语定为官方使用的语言之一，大力推广汉语。1986年成立了“华文教学研究会”，推广华语教学；政府还专门成立有标准汉语教学委员会，并决定从幼儿园开始就进行汉语教学^〔26〕。我国为适应世界“汉语热”，前两年的资料表明，已在60多所高等院校专为外国留学生开设汉语教学课程，进行汉文化教学。
根据韩国《中央日报》1992年8月28日报导：“韩国大学中文系门庭若市，企业争聘中文人才”，三星和金星企业招聘人才，懂汉语为第一个条件。现时，除建国大学中文系外，其它单科大学也有许多学生进修中文课程；该报1993年10月25日发表成均馆大学李大垠教授专文《汉字是东北亚经济圈的重要因素》^〔16〕中提及“现在在地球上使用汉字的人口，大约有14亿人”，他在文中提出质疑说：“只使用谚文(韩文)能够充实我们的文字生活吗？……能够继承我们的传统文化吗？……能够进行专门学问研究吗？从我的专业(经济学)来看，我想强调指出，在我们文字生活中，只用谚文是不行的。”文中最后说：“不久前，我们几位教授自动地组织了‘鼓励使用汉字教授会’。我们认为，现在专用谚文的趋势不仅使国民甚至使大学生也会成为汉字文盲。这样就难以进行专门研究和高水平教育，所以我们希望首先在大学掀起使用汉字的新风”。
总之，随着亚洲太平洋经济合作组织的形成，亚洲经济圈、东南亚、东北亚经济圈的发展以及我国经济实力的增强和现代化的魅力，将不断激发着“汉语热潮”一浪高过一浪。
三、两岸科技术语的统一趋势
我国是汉字、汉语，以及汉文化的发祥地，如果说，现在地球上使用汉字人口为14亿的话，我国就占11亿，还有我国台湾以及香港、澳门地区，在汉字文化圈内占据着重要地位。汉字、汉语的标准化，尤其是科技术语的翻译和统一，更是举足轻重。因而，首先必须是两岸同宗同源的汉字、汉语的规范化和统一化，才能发挥汉字、汉语以及汉文化的强大生命力。
由于历史上的原因，两岸术语，特别是翻译引进的术语缺乏相互交流，译法不同，诺如association，在遗传学上我们大陆译为联合，而台湾则译为配对，interference，大陆译为干涉，台湾译作干扰，outbreeding，大陆译为杂交繁殖，台湾则译为异交，restitution，大陆译为重建，台湾则译为复合作用等，大家已熟知的激光与雷射，计算机与电脑，硬盘与硬碟等，可以说是不胜枚举。
值得庆幸的是，随着海峡两岸交往日趋频繁，两岸学者对术语翻译及统一、交流已以不同方式开展了合作与研究：
1.1991年6月初台湾省电脑公会联合会理事长林宣宏，接受福建省计算机学会的邀请，在参加第三届“全国”文学处理研讨会期间，已与该省“信息中心”达成共识，计划建立两岸电脑术语对照表，促进两岸信息交流中术语的统一^〔27〕。双方在讨论中，碓认为两岸电脑术语，在翻译成汉语时很不相同，诸如computer，台湾译成电脑，大陆译作计算机，台湾译为硬碟，大陆则译为硬盘，台湾的印表机，大陆则译成打印机，记忆容量单位大陆译为兆，台湾直接用两字首的英文字母缩写成M.K，因而在两岸信息交流和学术交流中造成语言障碍，故双方决定：首先对两岸常用计算机(电脑)术语制成对照表，创造条件进行讨论，达到统一^〔27〕。
2.1991年8月份海峡两岸汉字学家在北京人民大会堂召开了海峡两岸汉字学术交流会，会上有40余学者报名发言，其内容涉及两岸汉字研究现状和主要成果，中国文字的历史及其发展规律；汉字的整理与汉字量化研究，汉字的独特书法艺术，汉字教学及汉字信息处理等方面的问题^〔28〕。
3.1992年11月中央研究院院长吴大猷教授邀请以张存浩教授为首的7位大陆著名科学家访问台湾，以及他本人的访问大陆，开辟了相隔40余年两岸学者间的相互交流与“学术对话”，在彼此访问期间，都发现两岸在“学术对话”和交流中涉及术语上的差别，特别是翻译汉字的不同，影响交流。像《台湾联合报》1992年6月11日报导说：“来访的7位大陆科学家分别与台湾的同行展开‘学术对话’^〔29〕。学者们表示，在科学上虽然两岸隔离40年，有些科学名词两岸不同，但科学还是最共通的语言”。该报报导华中一代表在介绍大陆发展的分子电子材料时说：两岸电子学的汉字译名有很大的不同，像台湾的“积体电路”，在大陆为“集成电路”，这是因为在两岸不交流的三四十年，正是电子学发展最快的时期，以致译名各行其是；相对地，那时物理学的变化较少，所以两岸在这方面的专业名词就比较接近。
4.1992年7月2日台湾“文建会”通过了推动研究两岸文字统一与加强文化资产保存发扬工作的五年计划，先着重两岸用语、译名、字形、音译等调查研究，再经由两岸文化交流而讨论彼此差异，寻求统一方案”^〔30〕(台湾联合报)。
5.1992年8月31日海峡两岸学者，在北京科学会堂共同研讨术语学与术语标准化，籍以统一专业术语，弘扬民族文化。
两岸学者共同认为，当前两岸使用的术语有相当部分不相同，或完全不相同，这给两岸学术交流造成颇大不便，特别影响了相互的信息和学术思想的交流，故而引起两岸学者们的高度重视。
讨论中，两岸学者共同希望，积极开展汉字规范化、标准化的研究，促进两岸学者的合作，拟订两岸术语交流、协调与统一计划，使汉字术语系统早日规范化、标准化，扩大汉字、汉语地区，以及国际术语标准化的影响，弘扬中华民族的灿烂文化^〔31〕。
6.1993年举行了“汪辜会谈”^〔31〕，在发表共同协议中提出了“探讨海峡两岸科技名词的统一”问题，全国名词委作为对口单位，应责无旁贷地承担起这个历史重任。
7.“汪辜会谈”共同协议公布后，全国自然科学名词审定委员会所属各学科分委员会通过不同渠道，开展广泛联系。诸如1993年11月两岸的物理学名词审定委员会主任赵凯华(北京大学教授)、王亢沛(台湾大学教授)共同研讨两岸物理学名词时，提出两岸物理学名词“约有20%是不同的，不少是科学家译名上的差异。”最后商定“准备海峡两岸双方和香港地区，邀请新加坡、马来西亚的华人物理学家共同研究、讨论，为统一物理学名词而努力。这碓是一个良好的开端^〔32〕。
由此表明，当前汉字、汉语，及以其为特征的科技术语的研讨与统一、协调，不仅反映出了海峡两岸、港澳学人的多年愿望，现已成为中华民族统一大业的组成部分。只有尽快地协调统一、规范化，才能使汉字、汉语以及科技术语翻译，在亚洲文化圈、汉字文化圈起到应起的重要作用，并为建立以汉字为特征的现代应用术语学体系做出贡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