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要： 汉语是世界上最悠久的古老文明的产物。善于表达深邃的哲理概念，这在诸子百家的著述中有充分的反映；善于表达或发掘沉深细腻的情感，历代诗词歌赋中，醢藏着生动的蓄意和叙情；善于记载和传播精确微妙的知识内容，古籍中还记述大量而丰富的利技知识，显示着中国古代学者们的创造性思维的科学内涵。
汉字是建立在标识原理(logographic principle)之上，属于表形、表意性文字，具有象形、指事、会意、形声等特点，其演变经历了甲骨文、金文、铭文、小篆、隶、楷几个阶段。
汉字为单音节，属声调语言，其信号可以迅速以频谱分析处理。汉字以单体书写，呈两维方形矩阵，字体千姿百态。近年来从500多种汉字编码设计方案中，汉字反映出有传递信息量大的特点。
汉字起源与演变的研究，有着悠久的历史，并形成有专门队伍，可以说具有光荣的传统，早已成为一门独立的学问：古代称之为“小学”，清代末称之为“文字学”；解放后，五十年代称之为“汉字学”，并有其专业分类，研究汉字形、音、义演变的称之为“历史汉字学”；研究现代汉语、汉字现状、特点，以及应用的语言形式者，正蕴育着一个新的分支——现代汉字学，它的主要范畴是研究汉字系列、汉语、汉字的形、音、义，汉字计量、汉字表制定，汉字电子计算机和传声技术，以及现代汉字的信息值等。
众所周知，中国古代科学技术在世界科技史上占据光辉地位，反映中国古代科学技术理论、概念的术语，也有其独特的体系和风格。由于种种原因，中国近代科技的发展，总体来说落后于先进发达国家，许多近代理论概念往往是从西方引进而来从而反映这些新理论、新概念的术语，也就随之转译而来，现就数学、物理学、化学、植物学、土壤学等几个基础学科术语探源做简要介绍，以供各学科审定术语参考。
限于篇幅全文分两篇刊登，续篇包括地理学、地质学、矿物等术语溯源。各节所附文献，除文中内容直接引用外，还包括笔者学习术语学过程中选读或查阅过的文献，对刚刚从事科技术语工作的青年同行，提供查阅有关文献的线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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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数学术语的溯源
我国古代最早的数学论著中有《算经十书》^〔2〕之称，其中像西周的《周髀算经》、《九章算术》^〔3〕、魏晋刘徽的《海岛算经》等，均采用“算”这个汉字，使用广泛，历史悠久；南宋著名数学家秦九韶著有《数书九章》^〔9〕，以“数”为题也有相当影响。其次尚有金代李治的《浏圆海镜》^〔6〕，清康熙时代的《数理精蕴》等^〔4，5〕，都是我国古代数学的光辉篇章，反映了我国古代数学的成就，在这批古代数学论著中，按照古汉语的特点，使用了一批反映数学概念的术语，像《周髀算经》中的勾股定理^〔8〕，有了表、圆、方的概念，直角三角形的性质、测远、测高的计算，甚至使用了繁杂的分数计算和开平方的方法；而《九章算经》中方田：采用分数四则算法和平面形求积法，进行土地测量；粟米：度量粮食的计算法；衰分：各种分配比例的算法；少广：开平方和开立方的方法；商功：立体形求体积法；方程：一次方程组解法和正负术等，共搜集246个数学问题，其中更突出的是代数方面，有些法则曾披靡于世界，在阿拉伯和欧洲早期数学著作中，上述有些计算法，被称之为“中国的算法”。祖冲之在《缀术》中，精密测算出圆周率值达3.1415926和3.1415927之间，并以和为用分数表示圆周率的疏率和密率。《数书九章》八十一题，九大类，其中像求解一次同余组的“大衍求－术”和求高次方程数值解的“正负开方术”，成为具有世界影响的成就。
近代科学引进中，数学也起着先导作用，早在明代万历年间^[10]，1607年我国学者徐光启(1562－1633)与意大利传教士利玛窦(Ricci Matthieu，1552－1610)合译了《几何原本》^〔7〕，徐光启采用“几何”汉字为书名，显示出汉语的标识原理的特征和传统概念；在翻译过程中，对定理尽可能采用汉字的象形、表意特点，其中第五卷精采地阐述了欧多克索斯的比例论。后人称颂这部译著，概念清晰、定义明确、定理直观可信，至今仍不失是一部数学经典著作。
徐光启在翻译过程中，在依照原意的基础上，创造出我国一套数学术语，其中象点、线、直线、面、平面、曲线、直角、垂线、钝角、锐角、四边形、多边形、对角线、相似形等，至今仍被应用，为我国数学术语汉语的系统性，奠定了基础。
相继在1613年李之藻与利玛窦合译的《同指算》出版，1856年李善兰(1811－1882)与伟烈利亚(A.Wylie，1815－1887)合译的《几何原本》后九卷以及《棣甘代数学》的出版，西方近代数学知识广为流传^[1]。
1867年华蘅芳(1833－1901)与傅兰雅(John Fryer，1839－1928)合译《华里司代数学》，《微积溯源》，《海麻士三角原鉴》，《伦德代数学难题》以及《算法统宗》，《算式集要》，《三角数理》等西方著述的翻译出版^[1]，都创用了一批反映当时西方数学理论概念的术语，有的沿用至今。
中国数学名词的审定工作^〔11〕，在众学科中也是起始较早的学科，在1925年就讨论通过了代数学、微分、函数论方面的术语。在数学界内部，数学与算学的激烈论争也是持续最久的^{〔12，13〕}，终于在1938－1939年国民政府教育部为此专门召开了讨论会，邀请了各地区28个单位的代表讨论算学与数学问题。经过激烈地辩论，最后通过表决，有14个单位赞成采用数学一词，13个单位代表赞成采用算学，其中一票弃权，以微弱的多数通过^〔12〕，最后由教育部通令使用数学。采用数学(Mathematics)为广义词，以“六艺之教，数居其一”为根据。包括虚实复整分常变合偏等词，与此同时，还定出了无限、无穷、无尽的含义和用法^〔1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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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3]国立编译馆编订，数学名词(教育公布)1935年。
二、物理学术语的溯源
物理学一词源于希腊哲学家亚里斯多德(公元前384－322)的名著《物理学》一书，含义为自然论范畴，是专事探讨自然、运动性质及其规律性，在阿拉伯文化繁盛时期，转译成拉丁文physica。其实，我国早在公元前二世纪《淮南子·览冥训》^〔1〕中就有物理一词出现：“夫燧之取火于日，慈石引铁，蟹之败漆，葵之乡(向)日，虽有明智，弗能然也。故耳目之察，不足以分物理，心意之论，不足以定是非”。晋代(265－420)杨泉曾有《物理论》，明清之际的方以智(1611－1671)《物理小识》^〔11〕，虽以物理一词为书名，他们所指物理含意更为广泛，甚至包括自然科学各学科和人文科学在内。宋代理学家朱熹(1130－1200)常以“物之至理”而论，明代哲学家王阳明(1472－1528)有“格物致知之说”，清代格致学，有代表物理学、化学含意之说，像1901年京师大学堂专设有格致科。
明清以来，西方传教士纷纷涌入，最早以耶稣会传教士用不同方式传播西方的科学技术，包括声、光、磁、电的各类著述的翻译。值得特别提及的是意大利传教士艾儒略(Jules·Aleni，1582－1649)在1623年撰写《西学凡》一书时，把Physics按汉语音译成“费西伽”。1900年王季烈重编日本藤田丰八沢的饭盛挺造编著的《物理学》，才始用中文物理学一词，当时由江南制造局出版，也是我国第一本具有现代物理学概念，而称之为物理学的论著。
中国是最古老的文明国之一，对自然现象认识较早，其中许多物理现象和知识早于西方，像春秋末年成书的《考工记》^〔1〕中，就有较明确的角度概念，惯性概念；在制作弓箭技术上，对箭的结构和飞行状况之间的关系有了深刻的了解，基本上掌握了抛射体沿直线前进的理论原理。还有杠杆原理的钓沉^〔3〕远远早于西方。
从近年出土的春秋时期齐国不等臂的权和战国时楚国不等臂的衡，反映了祖先对物质磁性的认识和应用^〔3〕。通过生产和生活实践，制造出不少复杂的机械，如指南车、记里鼓车、水运浑仪等。公元前二世纪的《淮南万毕术》^〔2〕，是西汉刘安(公元前179－前122)及其门客的作品，书中描述物理知识不少，其重要者有七条，像冰透镜对日取火说：“削冰令圆，举以向日，以艾承其影，则火生”。这是我国关于冰制凸透镜对日聚焦取火的最早记载。西汉时就已制作出放大镜，认识到磁体同性相斥的道理，晋代掌握了金刚石高强度及强折光率等物理现象，北魏发明了漏水计时装置等，中国古籍中，战国时鲁国人墨翟(约公元前468－前376)为首的墨家作品《墨经》是我国最早的一部物理学著作，书中有关于力和力矩的概念，提出力是使运动发生转移和变化的原因，在应用杠杆平衡、滑车、轮轴、桔槔、辘轳等机械方面，概括了较系统的力学知识。书中还记述了浮力原理。关于运动的分类、运动和时空的关系，圆球的运动及其随意平衡、轮轴和斜面的受力等都有论述；书中提出了我国古代的朴素原子(“端”)的概念，时间(宙)和空间(宇)的概念。在光学方面，论述小孔成像和平面镜、凹面镜、凸面镜成像观察研究成就，提出光是直线前进的观点，这是世界上最早论及几何光学的知识。在声学方面，该书还记述了固体传声和共鸣现象^〔4，5〕等。从这些古代物理学知识的论述，自然都表达有反映这些知识概念的术语的传播和积累。
关于《墨经》中的物理现象研究，我国物理学家钱临照教授1941年发表专文“《释墨经》中光学、力学诸条”^〔6〕早有论述。
我国古代论著中，反映物理知识概念术语的古籍中，尚有《论衡》、《博物志》、《梦溪笔谈》、《武经总要》、《新仪象法要》以及《革象新书》等，书中有磁偏角概念、演示共振现象^〔4〕等；此外，还有液体比重计和表面张力演示器的发明等都留下了一批珍贵的物理术语遗产。
关于中国近代物理学名词审定工作，可追溯到1932年8月中国物理学会成立的当时，就组成了十余人的物理学名词审定委员会；1933年在上海召开了第一次审定会议，1934年由国立编译馆出版了物理学名词，1935年我国著名物理学家严济慈先生在《东方杂志》^〔9，10〕上发表了《论公分公分公分》一文，把学术名词工作提到了重要地位。1942年改组了审定委员会，经过一段艰苦的工作，于1947年在上海召开了第二次审定会议，为解放初期审定、出版物理学名词奠定了基础。关于物理学名词审定工作及演变，钱临照先生最近也有专文^〔7〕论述。
另外，还值得提及的是：在北京大学王竹溪教授逝世时，中国科学院学部委员彭桓武、黄祖洽、周光召、何祚庥发表了《一代师表》^〔8〕，论及了我国的物理学名词演变及王竹溪教授在物理学名词审定中的卓越贡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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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9]严济慈，论公分公分公分，《东方杂志》第32卷第3号(1935年)。
[10]陈原，在全国自然科学名词审定委员会成立大会上的讲话，自然科学术语研究。1985年第一期。
[11]周瀚光、贺圣迪，我国十七世纪的一部百科全书——方以智《物理小识》、《中国科技史料》1986，12。
三、“化学”术语的溯源
化学知识是人类认识自然、征服自然、改造自然的一种重要武器，从人类学会使用火，掌握这个变革物质的强大自然力，可以说，人类就开始了最早的化学实践活动，制陶、金属冶炼、本草药物、造纸、火药的应用、瓷器、玻璃的制造，可以说，化学知识的产生与发展是与人类最基本的生产活动紧密联系在一起的。
化学al－Kimya一词为阿拉伯语，据考证，语源是从中国炼金术传入演变而来，Km读音很近中国的金字，科学史专家们认为，化学语源是从中国金丹术衍生的。al是阿拉语的冠词，因此，把al－Kmya，作为“金液学”。后来，炼金术由阿拉伯传入欧洲，转化欧洲语词Al－chemy，再衍生法语Chimie，德语Chimie，英语Chemistry^〔1〕。
关于汉语“化学”一词的翻译和使用，早有我国学者袁翰青^〔2〕、潘吉星撰专文^〔3〕探讨，笔者1985年在《我国自然科学名词术语研究的历史回顾和现状》^〔4〕中，也曾做过概述。一般说来，最早是从阿拉伯文的音译“舍密”，像1788年出版的《葛氏舍密》，1827年的《苏氏舍密》，最有影响的要算是1858年出版的《舍密开宗》^〔5〕了。
据考证：英国传教士韦廉臣(Williamson，Alexander，1829－1890)在编纂《格物探原》一书中，曾试译汉语“化学”一词，而未得流传，1857年英国汉学家伟烈力亚(Wylie Alexader，1815－1887)主编《六合丛谈》中才正式使用，据专家考证^〔6，7〕：后来才传入日本，当时日本曾派柳原前光等三人专程来上海，选购了一批论著，带回仿效，其中就有上述著作在内。从1967年日本学者坂口正男的《关于“舍密开宗”的化学命名法》一文，似可判定直到日本在宇田川榕庵翻译《舍密开宗》为止，仍在使用“舍密”一词，国内曾误认化学一词是由日本传入的，似可予以纠正。同时，从坂口正男的论述中，还反映了当时关于化学命名的概况和原则。
在中国相继翻译出版大量西方近代化学著作^〔23〕，诸如1868年的《化学入门》，1870年的《化学初阶》，1871年由傅兰雅(John Fryer，1839－1928)和我国学者徐寿^〔10〕(1818－1884)合译的《化学鉴原》，1875年的《化学鉴原》续编，1879年的《化学鉴原》补编，《化学指南》(1873)，《化学源流论》，以及《化学分原》(1872)，《化学阐原》(1882)等^〔22〕，系统的化学书目，可见《西学书目表》^〔8〕，顾燮光的《译书经眼录》^〔11〕，《十九世纪中文化学书籍补考》^〔12〕，徐维则辑、顾燮光补的《东西学书录》^〔9〕，谭勤余的《中国化学史与化学出版物》^〔13〕等，潘吉星专文^〔14〕说明上述《东西学书录收录了1629》1902年间的化学著述，《译书经眼录》则收录了1902－1904年间的作品，而《中国化学史与化学出版物》则补录了1904－1910年的化学著作，连结起来，化学书目收录了1629－1910年间化学文献，这是化学界的宝贵遗产，从这些系统书目中，比较清晰而系统地了解在不同时代，不同著述中，关于我国化学术语的演变与命名、译名的概貌。
更应值得介绍的是中国科学院自然科学史研究所潘吉星教授1984年在《中国科技史料》上发表了《明清(1640－1910)化学译作书目考》^〔14〕较系统地介绍了重要化学译著的内容，以及原著和作者的情况，是研究化学史的重要关于中国古籍中记述化学概念的论著颇多，其中首推我国最早的古籍《诗经》，反映化学知识内容的就有600余条，李素桢等的文章^〔15〕中还作了分类：青铜200条，酿酒100条，染色80条，玉石40条，皮革30条，香料10条，肥料5条，油漆陶器10条，糖及油脂30条……^〔15〕。
春秋末年成书的《考工记》^〔1〕，有六齐之说，乃是世界上公认的最早合金工艺总结。其内容是：“金有六齐：六分其金而锡居一(铜占七分之六)谓之鼎；五分其金而锡居其一(铜占六分之五，锡占六分之一)谓之斧斤；四分其金而锡居其一(铜占五分之四，锡占五分之一)谓之戟；三分其金而锡居其一(铜占四分之三，锡占四分之一)谓之大刃；五分其金而锡居其二(铜占5/7，锡占2/7)谓之削杀矢。金锡半(铜锡各半)谓之鉴燧”^〔1〕。
从上述可见，青铜中锡的成分占15－20%左右最为坚韧，过此逐渐变脆。青铜中锡的成分占30%左右时硬度较高，削杀矢均为兵器，即需锋利又要坚韧，这一化学冶金知识是令人赞叹的。从1955年郑州出土的商代青铜器，诸如司毋戊鼎，经测其化学比例是：铜84.77%，锡占11.64%，铅占2.79%，足以证明商代人已知根据器具的不同用处，选择铜、锡、铅、合金的不同工艺和比例。这段引文中，自然也反映了表达不同概念的术语。
此外，还有《梦溪笔谈》^{〔16，17〕}、《本草纲目》^{〔18，19〕}、《天工开物》^{〔20，21〕}等古籍中，都有大量化学知识内容和自成体系的汉语术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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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关于植物学名词术语的溯源
植物学知识是从人类采集、利用植物赖以生存开始的。我国有文字记载植物知识，严格来说，始于西周，像《诗经》就记述动植物200余种，其中植物132种，反映了当时人类从事农、医业的发达程度。《周礼》一书中，第一次使用了“植物”一词^〔1〕。进入春秋战国时代又有颇大的发展，像《管子·地员篇》、《吕氏春秋》、《说文解字》中，都有一批反映植物概念的术语和植物种类的出现，像《尔雅》^〔2〕一书中就记述动植物1000余种，其中仅《释草》、《释木》中就有近400种植物名称。书中不仅记述了植物性状，还有各植物形态专词分类。
西汉《汜胜之书》^〔3〕，被誉为世界上最古的农学专著，书中就有了麦、稻、稗、黍、豆、桑、麻等的分类及其术语，东汉时期(25－220)我国植物知识的发展进入了本草时期，仅《神农本草经》^〔3〕就记述药用植物200余种。梁代陶弘景(456－536)的《本草经集注》^〔3〕，《唐本草》、《证类本草》等^〔4〕。北魏贾勰的《齐民要术》^〔5〕是我国现存最完整的一部农书，全书十卷，九十二篇，记述的植物有各类农作物，包括谷物、纤维作物、油料作物、蔬菜、木本植物(果树、林木等)以及染料作物等^〔6〕。
唐宋时期，除农作物、经济作物的种类更为繁多外，还有一批专志谱类的著作出现，像陆羽的《茶经》，欧阳修的《洛阳牡丹记》(1031)，蔡襄的《荔枝谱》(1059)，刘攽的《芍药谱》(1073)，刘蒙的《菊谱》(1104)，范大成的《范村梅谱》，赵时庾的《金漳兰谱》(1233)，周师厚的《洛阳花木记》(1082)，是我国最早的观赏植物专著，陈景沂的《全芳备祖》(1253)算是我国最早的古典式植物志。
明代李时珍(1518－1593)的《本草纲目》^〔7〕(1590)，不仅总结了我国历代“本草”的精华，也是我国植物学的珍贵遗产，全书52卷，近200万字，描述植物达千种，是国内外公认的古典植物学本草名著，相继译成日文、德文、法文、英文、俄文等版本，被誉为“东方医学巨典”。
徐光启(1562－1633)的《农政全书》^〔8〕(1628年)共六十卷十二目，与植物相关的有：树艺(名物、蔬菜、果树)，蚕桑，蚕桑广(木棉、苎麻)，种植(经济作物)，荒政(备荒，附《救荒本草》和《野菜谱》等，乃集我国古代农学之大成，在我国农业发展上有着重要贡献。书中比较精密地记述了作物的形态，按其形态命名一批植物名称，在我国植物学发展史上，占有重要地位。
此外，像1621年问世的王象晋的《群芳谱》，1708年汪灏等撰写的《广群芳谱》，都在植物名称、术语的命名上，反映汉语表形、会意的特点；更值得提及的是，在陈扶摇的《花镜》一书中，在总结我国古代观赏植物过程中，对一些植物名称的命名，做过一些新的尝试。
清代植物学家吴其浚的《植物名实图考》^〔3，9〕，可算是十九世纪我国一部重要植物学专著。全书分为两部分：一部分为《植物名实图考长编》，22卷，收植物838种；另一部分是《植物名实图考》，38卷，收录植物1714种，分为谷类、蔬菜、果、木、山、石、水、芳草等12种，并绘附精图，从概念精确程度上，显示了我国近代植物学的交溶孕育阶段。
西方描述植物知识的著述晚于我国，据考证，西方最早的植物著述是公元前四世纪出版的希腊学者狄奥弗拉斯塔(Theophrastus，BC.370－BC，287)的植物史(Histori－aplantarum)和植物本原(Decausisplantaram)。相继出现卡托(Cato，BC234－149 BC)，瓦罗(Varro，Iib BC－27BC)，韦吉尔(Vergil，70BC－19BC)等著述，记载了西方农业、园艺、以及本草植物概念和植物种属名称及其分类。狄奥斯科雷德(Dioscorides)的《本草》(Materia Medica)当时享有较高的声誉^〔1〕。
意大利学者达·芬奇(L.daVinci，1452－1519)对植物学和解剖学有着不可磨灭的贡献。意大利植物学家沙尔毕诺(Caesalpino)于1583年出版的《植物》(De plantis)一书中，植物学才从“本草”中独立出来。1665年英国学者胡克(R.Hooke，1635-1703)用显微镜观察到细胞，给西方植物学的发展，增强了力量。1858年达尔文^{〔10，11〕}(1809－1882)在林奈学会宣读了《物种起源》报告，植物分类系统才逐步走向自然亲缘关系的认识。相继有德·坎多列(DeCandolle，1824－1874)文学的《植物界自然系统序论》，英国的林德莱(J.Lindley，1799－1865)的《植物学纲要》等都是西方近代植物学发展的不朽著作，为近代植物学的发展起着推动作用，在这些论著中还分别拟订了一套完整的近代植物学名称和反映植物学概念的术语系统，为当代植物学的发展，创立了必要的条件。西方的植物学论著，对我国近代植物学的发展也有过积极作用，像林德莱的《植物学纲要》(Elements of Botany)就是其中之一。
随着西方传教士的涌入，明清以来，我国学者着手引进西方近代科学著述，像我国学者李善兰(1811－1882)和英国传教士韦廉臣(A.Williamson，1829－1890)编译了《植物学^*》^〔12〕，1858年由上海墨海书馆出版，可称之是我国最早一部介绍西方近代植物学的译著。在该书中，李善兰参照中国古代植物学传统知识积累，和古代植物名词特点，第一个将英文“botany”一词，创译了中文“植物学”，在书中将stamen译作须(即雄蕊)，将pistil，译作芯(即雌蕊)，书中还创译了细胞、萼、瓣、心皮、子房、胚、胎座等；在分类单位上把family译作“科”，菊科(Composite)，蔷薇科(Posaceae)，豆科(Leguminosal)，伞形科，石榴科等。
1867年《植物学》一书在日本翻刻，1875年译成日文。植物学一词，便为日本所采用。在这以前，日本学界通常将“Botanica”译作“植学”，像1835年出版宇田川榕庵的《植学启原》，1874年出版的《植学译筌》，1875年出版的小野职慤的《植学浅解》即可明了。在李善兰之前“Botanica”也常译作“浡太尼加”，1922年宇田川榕庵将拉丁文“Botanica”译作菩多尼诃经^〔22〕。
英人傅兰雅(John Fryer，1839－1928)主编的《格致汇编》中刊载大量植物学译著，像1876年的《论植物学》等文，不但普及了近代植物学知识，也广泛地推广了植物学术语。
我国学者专事近代植物学研究^〔17〕，原则上来说，还是从植物学分类开端^〔13〕，从1910年开始钟观光在湖南高师和北京大学任教期间，采集15万号标本，终身从事近代植物分类方法，考证我国古籍中植物名称、术语工作。1915年钱崇澍译有《生命论》、《天演论》，1915－1916年胡先骕发表了《说文植物古名今证》，1918年孔庆莱、黄以仁、杜亚泉等13人编撰出版了《植物学大辞典》，为我国近代植物学名词的系统化，奠定了基础^〔16〕。
更应提及的是20年代中，我国早期植物学家们从实地调查、采集标本入手，相继编撰成地区植物名录，影响较大的有：张珽的《武昌植物名录》(1918年)，韩旅尘的《广东植物名录》(1918年)，钱崇澍^〔14〕等的《江苏植物名录》，辛树帜等的《湖南植物名录》(1919年)，胡先骕《江西和浙江植物名录》(1921年)，刘振业的《河南植物名录(1921年)，钟心煊的《中国木本植物名录》等。根据《中国植物学文献目录》所载，截至1949年解放前，共发表植物学文献达8000篇之多，足见我国植物资源丰富，植物知识悠久^〔15〕，因而留给我们的植物名词财富也比较雄厚^{〔17－21〕}，解放后编撰的巨著《中国植物志》相继出版，显示着中国植物学的基础雄厚、繁盛，其中包括反映新发现植物的生态、形态特征的新概念和新术语，无疑将对近代植物学的发展做出更大贡献。
[2]蔡声镛，《尔雅》与百科全书《辞书研究》1981，1。
[3]麦群忠等，中国古代科技要籍简介，山西人民出版社1984年(第98，99，169，171，175页)。
[4]刘昌芝，《本草图经》中的生物学知识，《自然科学史研究》1986，2。
[5]石声汉，从《齐民要术》看中国农业科学知识，西北农学院，1955年。
[6]王宗训，染料植物利用古今考，《中国科技史料》1986，6。
[7]《李时珍研究论文集》出版，《中国科技史料》1986，5。
[8]石声汉，农政全书校注，1981年。
[9]吴其浚，植物名实图考，商务印书馆，1957。
[10]容熔，我国生物学、农学对达尔文的影响，《中国科技史料》1982.1。
[11]张秉伦，卢继传，进化论在中国的传播和影响，《中国科技史料》1982，3。
[12]王子春，中国早期传播植物学知识的著作，《植物学》，《中国科技史料》1981，1。王子春，我国传播近代植物学知识的第一部译著《植物学》，《科学史研究》第3卷，第1期。
[13]张孟闻，中国生物分类学史述论，《中国科技史料》第8卷，第6期，1987，12。
[14]刘昌芝，近代植物学的开拓者——钱崇澍，《中国科技史料》1981.9，(第3期)。
[15]汪国权，中国植物园的由来和发展，《中国科技史料》1985，4。
[16]秉志教授主要论著目录，《中国科技史料》1986，1。
[17]张孟闻，我与中国生物学史研究，《中国科技史料》，1987，12(第8卷，第6期)。
[18]李光照，广西植物研究所的半世纪，《中国科技史料》1986，6。
[19]王宗训，回忆北平研究院植物研究所，《中国科技史料》1985，2。
[20]汪国权，庐山植物园五十年，《中国科技史料》1983，2。
[21]朱先立，我国第一种专业性科技期刊——《农学报》。《中国科技史料》1986，2。
[22]汪振儒，关于植物学一词的来源问题，《中国科技史料》第9卷，第1期，1988年。
五、关于土壤学名词的溯源
我国是以农立国的文明古国，农业技术发展历史悠久，对土壤的认识、利用和改良具有丰富的经验和理论基础。早在三千年前，我国的劳动人民对“土”、“壤”和“土壤”就有明确的科学概念。在公元前十一世纪时《周礼》^〔1〕一书中曾指出：“万物自生焉则曰土”，这可能是最早认识“土”的记载，其含意就是说“有植物生长就有土”。东汉许慎撰的《说文解字》^〔2〕中说：“土者是地之吐生物者也。‘——’，象地之上，地之中；‘│’，物之形也^〔3〕”具体说明了土字的来源、含意和形象。
关于“壤”字，至少可以介绍三种解释：
(1)《周礼》：“以人所耕而树艺焉曰壤”；“壤，和缓之貌”。
(2)《说文解字》：“壤，柔土也，无块曰壤”。
(3)禹贡(马融注)^〔4〕：“壤，天性和美也”。
上述概念定义中都表明，“壤”是由土熟化而成，也就是经过人耕而树艺，使其具有肥力的土。
关于“土壤”一词的由来及其概念含义，在土壤学界，尚有争论，这在王云森先生所著《中国古代土壤科学》^〔4〕一书的第21页中做了精辟地论述，认为：“中国土‘壤’这个名词的由来，是从认‘土’和认‘壤’两字上的基本意义结合起来理解而得名的，它的科学含义不是在土壤学者们作为科学研究对象而形成的。……作为一个科学术语，概念正确，内容丰富，是名副其实的科学术语，……，有严格的局限概念和内容。中国几千年来的土壤科学理论体系，就是这样发展起来的”^〔4〕。
从中国古代历史来讨论中国土壤概念的发展，及其一套完整术语概念，那就更为丰富多采。
三皇五帝时代有神农作耜，教民耕种；黄帝划疆分野，规划土地；尧舜时代以食为政，“耕田而食”；夏禹时代，平治水土，进行土壤分类；商代提倡改良土壤，“教民粪种，负水浇稼”。
周朝有五土之辨，实行“土化”之法，制定“土训”，创立“田制”，像《周礼》一书总结了周代以前我国古代土壤概念，为我国古代土壤理论的形成，起了重要作用。
记载我国土壤理论概念的古籍千百种，其中值得介绍的有下列几种：
1.春秋时代管仲(公元前770－476)：《管子·地员篇》提出：“凡草土之道，各有各造，……，凡彼草土，……，各有所归”。^〔4〕
2.战国时代荀子(约公元前313——前238)的《天论》强调：“疆本(重农)而节用”，并指出：“楛耕伤稼，楛耕失岁，田秽稼恶”^〔4〕。提倡精耕细作。
3.西汉汜胜之的《汜胜之书》^〔5〕记述了汉代实行“和土”(改良土壤)，务粪泽(土壤肥水)，早锄等政策，创立了“代田”耕作制度。
4.北魏贾思勰的《齐民要术》^〔6〕是我国比较完善的农业百科全书，强调耕作方法，提出深耕、浅耕，适应土壤肥力，着重土壤改良。
5.唐代陆龟蒙撰的《来耜经》^〔5〕和韩编撰的《四时纂要》^〔5〕，虽不是专事土壤之书，但内容涉及许多土壤性质的了解，反映当时人们对土壤的认识。
6.南宋农学家陈敷的《陈敷农书》^〔4，5〕是我国最早水稻栽培技术的专著。书中有专篇讨论土壤利用的原则和方法，强调：“土壤是脉，其类不一，肥沃硗簿，美恶不同，治之各有宜也”。王安石在变法时也提倡用土、改土、养土等方法并提出“地力常新壮”的理论。
7.元代王祯编的《王祯农书》^〔5〕中《农桑通诀》是农业总论，贯穿农本观念，包括许多土壤概念；《农器图谱》中记述了耕地、整地、播种、灌溉、施肥的技术和方法等。
8.明代宋应星的《天工开物》^〔9〕中，强调：“土脉历时代而异，种性随水土而分”；而在徐光启的《农政全书》^〔7〕中分农本、田制、水利、农器、树艺、蚕桑、种植等12目，总结了我国历史上农业科学成就，记载了我国人民发展农业的丰富经验和理论。特别强调：“若谓土地所宜，一定不变，此行必无之理，若果尽力树艺，无不宜者，‘人定胜天’，何况地乎？”
9.清代官方编撰的《授时通考》^〔5〕是乾隆时，1737－1742年间完成的近古代大型农书，在土宜中，又分为辨方、物土、田制、水利等，反映了当时对土壤的认识和土壤改良的措施和方法，涌现了一批接近近代的土壤概念和术语。
土壤学作为一门独立学科始于十八世纪末叶，近代土壤学理论在中国的传播历史更晚，十九世纪末，约在光绪(1845－1850)年间，开始引进西方近代农学理论，像江南制造局翻译出版^〔8〕的《农务土质论》，《农学初级》，《农学津梁》，《农务化学问答》，《农务化学简法》以及《农学要书简明录》等，都记述有土壤学概念和术语译名。1906年在北京京师大学堂设有农科，开始了近代土壤学的教学工作，三十年代，在中央地质调查所设立了土壤学研究室，比较集中地开始了土壤调查与土壤学研究工作，我国土壤学先躯者们在十分艰苦的条件下，不断地推动着近代土壤学研究与发展。
(待续)

第13页
*为全国自然科学名词审定委员会举行业务学习报告会而提供的素材(1847年)共8卷35，000字，插图300余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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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21页
*根据英国植物学家林德莱(John Lindley，1799－1865)著《植物学纲要》(Elements of Botany)
〔1〕周礼，地官篇。
〔2〕许慎，说文解字。
〔3〕钱剑夫，说文解字概述，《辞书研究》1979，1。
〔4〕王云森，中国古代土壤科学，科学出版社，1980年。
〔5〕梦群忠等，中国古代科技书要简介，山西人民出版社，984年。
〔6〕石声汉，从《齐民要术》看中国农业科学知识，西北农学院，1955年。
〔7〕石声汉，农政全书校注，1981年。
〔8〕江南制造局，译书提要，宣统元年。
〔9〕清华大学，天工开物注释，科学出版社，1976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