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要： 王院士很忙。虽已不在中医研究院院长的岗位上了，仍担任着中医内科学专业博士生导师，他是国家级重点学科《中医内科学》脑病研究学术带头人、国务院学位委员会中医学与中药学学科评议组召集人、中国科协六届常委、《北京中医药大学学报》主编、《中国中医急症医学》副主编。
他还是全国人大代表、人大常委。
尽管如此，王教授还是挤出时间接受了我们的采访。
“要制定标准，名词术语工作必须规范，这是基础的基础”
王院士非常重视名词工作。他是第四届全国科技名词审定委员会委员，是中医药名词审定委员会主任，对中医药名词审定委员会的成立起到了举足轻重的作用，并亲自指导、参与名词审定。对于名词工作，他有一个经典的比喻。他说，名词如同建造大厦的砖瓦、钢筋、水泥，如果砖瓦、钢筋、水泥没有统一标准，不符合标号，那么大厦就不会牢固，易发生倒塌。同样道理，如果中医药学没有统一的规范的术语，大家各搞一套，各行其是，那么中医药学就形成不了学科体系，就不会发展，更谈不上中医现代化和走出国门了。

本刊：不久前，在您的领导下，中医药名词审定委员会审定了5287个基本名词，其意义和作用是什么?
王院士：这次审定的是中医药学的基本名词，数量为5000多个，是最为常用的名词。它的意义和作用我想主要在三个方面：一、这项工作是继承发展中医药学术的重要基础性工作。中医疾病证候的诊断，中医的疗效评价，都关系到一个最为重要的问题就是制定标准，标准是最高层次的成果。要制定标准，名词术语就必须要规范，因此，这是基础的基础，对弘扬这一优秀文化传统，促进学术交流，促进中医药学的学科发展具有重要的意义。二、这是促进中医药走向世界，实现中医药学国际化的重要基础性工作。中医药基本名词的审定与规范英译，有利于外国人学习与理解中医药学。三、这也是我们学科建设的一项重要工作，是我们中医药学科学术水平及学科成熟度的一项重要标志。
本刊：中医药学术语与其他学科术语最大的不同是，其他学科绝大多数术语是外来的，而中医药术语是我国特有的。因此英译工作显得尤为重要和困难，您在这方面有什么体会?
王院士：英译工作要求“信、达、雅”，既要“形似”，更要“神似”，要注意到科技工程的国际化影响，使外国人能正确地学习和了解中医药学，要照顾到一般的读者和西医医生，适用于中医各类文献的翻译，方便于翻译者与阅读者的使用。
我们翻译的是中医的东西，必须保留中医本身的特色，一定要注意“全球一体化与本土化相结合”。
具体的办法，定出英译原则之后，首先是考虑选择合适的英文词来表达中医名词的意思，把现有的英文词进行有机的组合(大多数词均如此)。其次，少量特别关键又无对应性的词，选用汉语拼音，如“气”、“阴”、“阳”。第三，慎重造字，要合理，有依据，符合英文造字的规范。
在操作程序方面，我们在大量文献调研基础上，集中现行各种标准书与辞典的不同意见，形成第一稿；再经多位多次国内专家咨询，经适当选择，形成第二稿；再请多年专门从事中医汉英翻译工作的华籍旅英教授马堪温与英籍旅台教授魏迺杰(Wiseman)通审全稿(二人均从头至尾通阅)，项目组采纳了他们的宝贵意见。
本刊：作为中医药学界第一次开展名词审定和规范化工作，你们在工作中遇到了哪些主要的困难和问题，你们是怎样解决的?
王院士：中国是一个大国，中医药学是一门有着两千多年历史的学科，古代信息流通存在一定的困难，因此同一名词术语在不同的历史时期、不同的角度及出发点，可以有不同的定义。正是这种时间与空间的极大跨度，造成了中医术语概念不清的现状。同一概念有多个不同的名词；而同一名词又可有多个不同的内涵意义；既要保持中医药学的特色，又要按照现行的原则与标准来进行规范，确实难度极大。
我们的做法是，最大可能地、反复多次地进行古代文献与现代信息调研；最大可能地、反复多次地征求全国各地专家(包括一些非中医专业的专家)的意见。
还有很重要的一点，就是我们要充分认识到这个工作是一个过程，这项工作没有尽头，做得再好也只能是现阶段的较高水平，总是有待完善。有了这么一个认识，研究人员才能认真大胆地去展开工作。
本刊：你们在不太长的两年多时间内组织了全国一批知名专家，出色地完成了任务，请介绍一下你们有些什么经验和体会?
王院士： 经验与体会主要是，成立由全国同行业专家参与的中医药名词审定委员会，委员的分布注意到专业范畴与地区代表，使中医药名词审定工作成为全行业都来关心，都来参与的一项工作，以保证此项工作的权威性与普及性。成立一个以业务精悍、精力充足的年轻人为主体的工作班子——中医药名词审定办公室，专门来负责具体的研究工作，以保证此项工作的科学性与严谨性。争取上级领导的关心指导与国家科技部的经费支持，以保证此项工作沿着正确的方向顺利进行。
“中医药学是科学与人文交融的学科，是葆其青春的古代科学”
本刊：能否请您谈谈中医药学的特色和优势?
王院士：我们中医药学是以生物学为基础，与理化数学交融，与人文哲学渗透的古代医学科学。这是我的一个认识。它还是古代医学科学。我想它并不因为是古代的医学科学，就相形逊色，而恰恰相反，它在当今仍然葆其青春。
构成中医理论体系基础的代表性著作，是春秋战国时代《素问》和《灵枢》。这两部书反映了春秋战国以前多学科的学术成就，如生物学、物理学、化学、数学、天文学等相关学科的内容。
中医药学是生物学与人文哲学相互融合的，包括研究事物之间的相关性的五行学说。中国古代的哲学思想，说是朴素的也好，辩证的也好，唯物的也好，从今天来看，是有用的，而且对于整个大科学的未来发展仍然起着作用。就拿太极图说，它很显然表达了事物的混沌状态，事物是阴阳矛盾对立的，既有一分为二，又有合二为一，在动态状态下，阴阳交错，互根互生的发展。我们常说灵感，灵感就是在混沌边缘上，自组织的一个临界，人体要维持不病，一定要有非常强的自适应的能力，包括自组织、自调节、自稳态。如果自组织的临界是在混沌的边缘上，那么人的思维、悟性就能维持一个很高的层次和水平。
中、西医学同属于生命科学范畴，但是，由于历史、文化背景、思维模式的不同，两者的发展轨迹也不相同。中医药学科的自身特性决定它虽属自然科学门类但又融会了人文哲学的内容。理论框架成型于两千五百年前的中医药学，由于技术手段的限制，思辩的成分远大于实验的成分。它把人放在一个包括社会环境、自然环境对机体的影响的非线性复杂的系统之中，考虑多因素致病，并通过中药复方多组分、多靶点、多途径地整体综合调节，维护健康，治疗疾病。这些都与近代科学仅仅追求简单、清晰、明了的线性规律迥然有别。而循着混沌、无序过渡到清晰有序的研究方法，中医药学重视整体的人，以人体、活体、动态的、辩证的观点去把握健康与疾病，无疑更符合生命过程的实际情况，国际医学界也已经开始在传统的健康或不健康两点论理论框架内引入亚健康状态的概念。这也从一个侧面说明中医药学在模糊科学或混沌科学的范畴内有其先天优势，为中医药学科的发展开拓了广阔的空间。
当然，要比较中西医的话，西医是重试验，比如考察人的一种功能，它首先追求一种物质结构，由组织到细胞，由细胞到分子，它明确了这样的结构，然后，在这样的物质基础上，常常是从试验室的微观的数据出发，分析有什么样的功能。分析科学对它的影响是巨大的，还原论的方法与线性的规律是它们所追求的，就是越简单越清晰越明了越好。最早的时候，西医认为人之所以得病是细菌感染，或者是物理的、化学的损伤等，治疗疾病的手段就是抗菌素、手术刀。中医认为，疾病的很大一部分是由于七情——喜怒忧思悲恐惊，导致情绪心理的障碍，而且七情可落实到五脏上来，对五脏各有伤害，比如悲伤肺，喜伤心，恐伤肾，肾虚善恐。过去，把医学，主要指西医学，纳入到物质科学的范围，强调它的生物学的属性，强调它的自然学科的属性，而忽略了它的社会科学的属性，今天应该更重视医学的社会属性，也就是说，医学是与自然科学、社会科学交融在一块的，现在来说，得有半数或半数以上的疾病，跟情绪心理障碍密切相关的，叫作心身疾病。因此，心理学，情绪心理的障碍，以及如何调适心理，和正确地认识诊断治疗精神障碍都成为重要的主题。这样就和我们现在整个科学发展的一个重要主题关联起来了，就是科学与人文的关系。从这方面看，中医药学是科学与人文交融比较好的学科。
科学与人文的交融是新世纪科学的主题，一个重要的主题，科学为人文奠基，人文为科学导向，科学与人文合而不同，互补互动。中医药学学术本质是自然科学与社会科学交融，具有科学与人文的双重属性。
从优势来说，一个是对亚健康干预，就是中医“治未病”的思想，就是没有得病以前，发现这人不舒服了就要对人进行观察，分析他生理的状态和发现他有什么毛病，我怎么样给他以帮助，调动他自己的自组织、自适应、自调节、自稳态，让他恢复起来。既病就要防变，把它控制住，把它截断，控制病情的发展，这是中医治未病的思想，这是很重要的。第二个优势是对于现代难治病的治疗是一个值得探索的良好途径。如SARS的防治，中医抓其共同的证候特征，共同的病理、生理的表现，抓住这种整体反应状态，然后进行干预，借助药物来发挥其自我调节的作用，在发热喘憋较重，属热毒淫肺、络脉血淤证的中期表现，运用中医药治疗效果显著。
“中医药现代化面临的一个重要问题是语言的诠释”
本刊：我们应该如何去发挥中医的优势和特色?
王院士：中医药学要想适应当代社会的需要，就必须将传统中医药学的优势和特色与现代科学技术相结合而发展下去，这个过程就是中医药现代化。从科学发展观来说，中医药现代化是一个发展过程，它有两个分属不同范畴的概念。一是中医药行业的现代化发展；二是中医药学学科的现代化发展，即中医学作为一门自然科学，其在科学理论和应用技术上的完善和进步，必将受到理论与实践、继承与创新、分化与综合等内在因素的制约，有其内在的规律。
中医药发展的前景主要是亚健康和老龄社会的难治病与常见病。目前中医药现代化面临的一个重要问题是语言的诠释和与其他学科融合的迫切需求。而瓶颈之一是中医治病疗效的评价。中医不是一个纯物质科学相关规律所能表达的，不是靠实验室的数据出来的。它重视临床医学，认为疗效最有生命力。当前科技发展认为结构功能一体，而且更注重功能，虽然它有时候没找着形态物质结构，但是它把功能表达出来了。比如在治疗SARS方面，老百姓认为中医可爱了，它的物质的东西(指发病的机制)还没搞清楚，但它有用之处出来了，指针对患者整体反应状态进行干预，取得了安全有效的治疗作用。这样来看的话，如果你完全是线性的，你就强调物质科学的规律，清晰明了的结论，那就产生一定的局限性。可见，两者对于人、人的健康、人的疾病的认识，以及如何来促进健康、治疗疾病，它们之间是有一定差别的，要使中医能够让人接受，就一定要用一个标准，能够评价中医的疗效，促使中医能得到很好的推广，真正地使中医服务人类健康，对生命科学实验作贡献。从这个角度来看，作为中国人，更不要说是一个中医医生，他有责任使自己这套学问能够为全球的人服务，那最基础的基础就是我们名词术语的规范。
“是一种使命感促使我来做中医药名词工作”
本刊：据我们知道，在整个审定工作中，您一直从长远的目标出发，很重视培养年轻一代中医药名词工作人才。我们认为这也是中医药名词审定工作的成果之一。请介绍一下您的想法和做法。
王院士：前面说过了，这项工作是一个没有尽头的过程，是千秋万代的事情，必须要培养年轻一代中医药名词工作人才来把这项工作长期做下去。
这也是一项艰苦而繁杂的工作，必须有一支高水平、有活力、有责任心，而且高度民主的工作队伍来完成这项工作，这样一个队伍就必须以年轻人作为主体。
以后长期性的课题研究更要靠年轻人来完成，所以我主张科研课题组要年轻化，而且要不断地更新，不断地补充更为年轻的力量。不仅是这一个课题组，其他课题组也同样。还要选派年轻人到国外学习，培养新一代的高水平的中医药学名词的英译人才。
本刊：我们感到有得力的领导也是成功的重要条件。我们知道您作为偌大的中医研究院仅有的四位院士之一，学术的、行政的，以及各种重要的社会活动都很多，真正是个大忙人。您还担当起这个项目的领导，并且真正深入、扎实地做了许多关键性工作，起到组织者、决策者的核心作用，是什么力量和想法促使您去做?
王院士： 作为这项工作来说，中医药走向国际，中医疗效评价，都关系到一个最为重要的问题就是制定标准，标准是最高层次的成果。要制定标准，名词术语就必须要规范，因此，这是基础的基础，关系到全学科、全行业的发展，一定要做好。
作为中医药学整个学科来说，中医药学是把自然科学与人文科学结合得最好的一个学科，一定要让全国各行业，世界各地区的人们充分来认识理解中医药学的这一特色。
作为我个人来说，出于对中医专业倾心的热爱，以及处于这样一个新老交替、承前启后时期的责任心，以及实现中医药现代化，为全人类的健康服务的使命感。正是这种使命感驱使着我要做这项工作，并且尽最大努力把它做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