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要： 刚才听到钱三强主任、汤丙午副主任传达国务院《关于公布天文学名词问题的批复》。这个批文的下达，表明国家对我国自然科学名词审定与统一工作十分重视和关怀，同时也提出对科学名词审定工作更高的要求。作为一个自然科学工作者，并曾经一度参加过自然科学名词审定的具体工作，对于今天这样盛会的召开，实在高兴，今昔对比，不胜感慨！
依我对科学名词审定工作的肤浅体会，现提三点意见。
1.天文学名词的审定，从1984年下达任务到1986年完成，前后历时仅三年。天文学名词审定委员会认识到在新的历史时期审定和颁布天文学名词的重要社会效益，不但愉快地接受了任务，而且全力以赶地联系群众，开展工作，经过三次的审定会，所收的基本名词几经增删和调整，最后在1987年的上报稿中确定第一批收词计1956条，作为送审稿，由全国委员会送各有关专家复审。第四次审定会上根据复审意见，修订送审稿，而后上报国务院。我们对天文学名词审定委员会依这样严谨认真的精神，出色地完成了国家任务，表示祝贺！
回想解放前，名词审定工作只交托个别机关单位，由寥寥数人从事进行。每年由编译馆资助所需费用。由于每年规定有相当资助，有些学科的科学名词审定工作，竟然拖延了好几年，甚至十几年，没能上报审定稿。说来理由很简单，因为如果审定了全稿，每年的资助费就领不到了。这种作风与我们当前勤奋的干劲，不可同日而语。参加今天的名词审定的汇报会议，对比从前反动政府的腐败无能，不禁使人深思，深受感动，因而更应奋发图强。
2.科学名词是教育与研究所不可或缺的。解放前，外国人在我国创办大学，因当时没有中文名词可用，所有科学课程只得用外文讲授，教本也得用外文。在动物学方面，因外文教本是依据国外的动物标本写成的，所以在实验课方面，还得用外汇向国外购买青蛙、蚯蚓等国内到处都见得到的动物标本。我于1930年回国任教，对此情景，深有感触，因就撰写中文讲义及实验教程。在编写大学用书时遇到不少难题，而最难于解决的还是科学名词。
从前审定科学名词，各自为政，自立宗派，至今看来，深引为缺憾。现在天文学名词进行审定的方法，非常公允，先从各有关学科的学会筹备设立专职委员会，罗致各方面有关人员参加，进行初审，而后把所有疑难的词，加以注释，用计算机编印成册，分送全国委员会中的有关委员及指定的专家复审。这样就可避免了少数人偏见歧视的流弊，而能广征学者间的意见。这就在科学名词审定工作中，实现了走群众路线的原则。
3.除名词(术语)以外，还有科学名称问题。个人认为我们国内的动物，应尽可能用它们的特征，或者引用我国传统上惯用的旧名(凡已通用而无弊者)，进行命名，而不宜采用外国人的姓氏命名。例如四不像(Elaphurus davidianus)现今在教本上通称为“麋”，此名自古就有，为何不同？此种鹿的英文名为“Père David Deer”，直译就成为“大卫鹿”，甚至可称为“大卫神甫鹿”。这些名称对我们中国人来说，不但毫无意义，而且还涵蓄着媚外的味道，又如Chrysolophus amherstiae，云南民间通称为“铜鸡”，或且依其形态特征，可叫做“白腹锦鸡”。但此鸡的英名为“Lady Amherst's Pheasant”，直译就成为“阿默斯特夫人雉鸡”。把我国珍稀动物叫做这个译名，我认为有损国体。再举一例，如Ailuropoda melanoleuca英名为“Giant Panda”现民间通称为“大熊猫”；其实它不是猫而是熊。但若把它叫做“大猫熊”，那么谁知你讲的到底是什么动物。综上，我认为不但在科学名词方面，而且名称订定方面，也得走群众路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