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要： 一、问题的提出
《生物学教学》2000年第6期刊登了《生物与生物学辨析》一文，就中学生物课程应叫“生物”还是“生物学”从名词辨析的角度进行了探讨。接着，该刊2002年第5期又刊载了《生命科学的教材取名<生物>名不副实》和《中学生物学课程不能以“生物”作为教材名称》两篇文章，也一边倒地认为中学生物课程应取名“生物学”而不是“生物”。于是，生物学科名称之争再度引起了业内人士的广泛兴趣。虽然如此，但教育界对这两个概念的使用仍非常混乱，人们似乎并没有理会这些争论。
二、问题的讨论
其实，关于“生物”与“生物学”的名称之争，历史上也曾有过。比如在上世纪80年代，不少大学教授就“生物系”的称谓提出过批评，当时舆论几乎是一边倒地要求使用“生物学系”。但事实上，到今天为止国内各高校使用“生物系”称谓的还是占绝大多数，只有少数改用“生物学系”、“生物科学系”或“生命科学系”等。
在英文中，“生物学”(biology)与“生物”(living beings或organism)是很容易区别的，前者指一门科学，后者指一种有生命的物体。但在中文里，使用就有些复杂。笔者认为，生物与生物学两个概念在有些情况下可以互用，但有些情况下则需要严格区分开来。
(一)可以互用的情况
这种情况很多，比如生物系——生物学系；生物教育——生物学教育；生物教学——生物学教学；生物教师——生物学教师；生物课程——生物学课程；生物实验——生物学实验；生物课——生物学课等等，是经常被混用的。按照英文的翻译，当然后者更准确，比如“biology teacher”直译就是“生物学教师”；“biological education”直译就是“生物学教育”。
那么在前者中使用“生物”是否算错呢？笔者认为，不能算错。一方面从约定俗成的角度讲，叫“生物”有其便利性(简单顺口)，比如生物教师、生物系、生物课等已在口头语和书面语中被固定下来。另一方面，使用“生物”的表述也是解释得通的，而且这里的“生物”仍可以指有生命的物体。比如“生物课程”是意指研究生物的一门课程；“生物实验”意指研究生物的实验；“生物教师”意指教授生物课的教师。
当然，这样互用的话，又很容易给科研和教学工作带来诸多不便，比如进行文献检索，假设你到图书馆查阅一本名为《生物学教育心理学》的书，如果输入“生物教育心理学”就有可能查不到。
(二)需要严格区分开的情况
当然这并不是说，在任何情况下“生物”与“生物学”都是可以通用的，关键是要看具体的语言环境。一种是作为专业，应称为“生物学专业”或“生物科学专业”，不应称为“生物专业”；二是作为科学，应称为“生物学”。如果作为学科，既可以称为“生物”也可以称为“生物学”，但作为科学，只能称为“生物学”而不能称为“生物”，比如分子生物学、细胞生物学、大学生物学等。
生物科学是对客观现实的生命自然界及其规律的逻辑反映，生物学科则是根据教学目标和学生的认知规律从生物科学中选取的教学内容，两者既有区别又有联系。生物科学的体系囊括了人类积累起来的一切有关的生物学知识成果；生物学科则是旨在实现教学的课题、目标，从生物科学中选择和组织的最基本的知识而构建的体系。生物学教材的选择、排列不应当仅仅凭借生物科学的逻辑关系，还必须受学生的心理发展条件的制约。生物学教材排列的系统性就是生物科学的逻辑体系经过教学心理学改造后的变形。所以，就教科书而言，中学教科书是科普性质的，科学体系并不严谨，称为《生物》比较合适；大学教科书是专业性的，科学体系非常严谨，应该称为《生物学》。
当然，也有些情况下只能使用“生物”而不能用“生物学”，比如“生物工程”、“生物分类学”、“生物心理学”等，这里是将“生物体”作为研究对象，而不是将“生物学”作为研究对象。
(三)前后使用需要一致
对于第一种情况，特别需要注意的是，在同一论著或同一体系中应前后一致。比如不应当时而称“生物教师”和“生物教学”，时而又叫“生物学教师”和“生物学教学”。其实这种情况在专业论著和国家课程文件中也时常出现。
关于课程文件，“生物教学大纲”和“生物学教学大纲”在过去都同时使用过，现在我国新的初、高中则统一改用“生物课程标准”的称谓。但是作为“生物课程标准”的实验教科书，叫法又不一致起来，有称《生物》的，也有称《生物学》的。比如江苏教育出版社出版的初中教科书使用的是《生物》；而人民教育出版社出版的初中教科书则使用《生物学》。更有意思的是，人民教育出版社出版的与初中《生物学》配套的高中教科书又改称《生物》。
事实上由口头语和不规范书面语的顽固性造成的混乱在专业性的表述中将会长期存在。这正是目前我们所面临的尴尬。对此我本无权置喙，但终觉这里面的确有些问题值得探讨，故不揣深浅，权作巷议，期专家斧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