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要： 拜读了沈国舫院士在《光明日报》上刊发的《“生态环境建设”一词使用不准确》一文，我想从术语学理论研究的角度提出一些想法，供专家们讨论时参考。
术语学是以术语为研究对象的综合学科。术语学理论认为，术语是指称某一专业学科领域内概念的语言符号。换句话说，术语背后一定有一个严格的科学概念。沈文引述《中国大百科全书》关于“生态”“环境”等术语的定义，这是完全正确的。它们应该看作是对这些术语的科学定义。这些定义与普通语文词典对这些词作为一般词语的解释是不完全一样的。与后者相比，科学定义应对被定义的对象提供更带有本质性的特征描述。当然，后者的解释即使不那么严密，不那么准确，也要保证在科学上是正确的。其次，术语总是存在于一定的概念系统之中，它不会孤立地存在，它的科学定义总是受其他相关概念的制约。比如：“生态学”的定义就离不开“生物”“环境”以至“生态”等概念的定义。科学的术语系统是一环扣一环按严密的层次以及相互关系构建起来的。
如果我们把“生态环境建设”当作一个严格的科学术语来看待，如果这一表述确实存在概念重复等问题，而且，它又“纯粹是‘国产’的，与国际上通用的术语不接轨”，那么，对这个术语词恐怕只能采取沈院士提出的第二种处理办法，即“干脆改变这个名词的称谓，顺应国际上通用的词汇”。不然，由于术语所具有的系统性特点，这一术语存在的问题，肯定会波及其他相关术语，产生连带的负面影响。如沈文所说，在国际交流的场合，对类似“ecological environment”这样的说法，虽经多次解释，外国专家还是不能接受。这与其说是用词习惯问题，还不如说是科学语言的准确性问题，术语使用的规范化、标准化问题。在这方面，应该把科学性、标准化放在第一位考虑。这应该是术语规范与统一的一个原则。无视这一原则，轻则会造成概念混乱，妨害学术交流，重则甚至会影响学科的发展。按我的理解，沈院士的文章主要是把这个问题作为专业领域内术语的使用问题提出来的。若按第一种办法，即“承认约定俗成的原则，对中文名不作大的改动，但要对它的内涵作出明确的定义和解释，并提出要避免其可能产生的负面作用的认识偏差，然后寻找一组适当的外文对应词而不要硬译。”说不定会造成“名实不符”，“名不正则言不顺”，还可能给以后出现的相关术语的定名埋下隐患。
不过，这个问题还有另外一面，也应该予以考虑。术语学的理论还告诉我们，术语虽然首先是科学的专用语言，但术语实际上又不可能完全与日常语言隔绝。特别是在当今时代，日常语言与科学语言的“接近”(approximasion)成了语言发展的一个值得注意的特点。当术语进入日常言语交际时，它又可能发生“非术语化”现象。这时，它就不再具有(或部分失去)原来严密的术语概念所包括的某些特征，至少是其意义不再那么严格地受术语系统的制约，与该系统的联系也随之衰减、淡化了。于是，对这类术语词的科学严密性的要求也会相应放宽。沈文中提到的黄秉维院士最早使用“生态环境”这一词语的场合，与沈院士在国际同行学者之间的交流相比，其性质就有所不同。前者已经不能算是纯粹的学术性交流。本来，“生态”(ecology)是指“与生物有关的各种相互关系的总和”，其中是包括“环境”因素的。但进入日常语言之后，按《现代汉语词典》对“生态”一词的解释，是“指生物在一定自然环境下生存和发展的状态。也指生物的生理特性和生活习性。”这与原来“生态”所指的“与生物有关的各种相互关系的总和”还是有差别的，至少把“相互关系”笼统地解释成一种“状态”就带有较大的模糊性。但这是用自然语言作为释义的元语言在所难免的。其次，把各种相互关系中占重要地位的与环境的关系，说成是“在一定环境下”也使环境因素在其中的分量弱化了。由于“生态”所包含的“环境”因素在语素上并没有体现，说不定“生态环境”的说法就是在意识到这一点之后为了突出“环境”因素而说出来的。这与黄院士头脑中原来有的科学概念已经发生了某些偏离，所以，他事后拿严格的科学概念衡量又觉得这一说法不妥。
术语学理论还告诉我们，术语的规范与标准化应视不同的场合、不同的文本而有所区别。对那些起规定作用的文本，如国家权威机构发布的推荐术语的文件、专业辞书，以及对科学论文等具有严格学术性的文本，应该有更强制性的要求。而对另外的一般言语交际场合，一般的文本，规定只能具有某种弹性，其容许度要放宽。顺着这个思路，沈文中提到的“我国各类文献”是否还可以进一步加以区分，以便区别对待？日常言语交际中术语使用的规范化，说到底，取决于一个民族总体文化科学素养水平。这个水平的提高应该成为一个长远努力的目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