他曾两次与爱因斯坦面对面，他是沈从文眼中的“周百科”，他参与制订《汉语拼音方案》，主持《汉语拼音正词法基本规则》的制订，他83岁告别纸笔学电脑，百岁出新著，月月有新稿，他功成于经济却名就于语文，其经济学和语言文字学著作被同时陈列于美国国会图书馆，供来自世界各国的学者查阅。他就是周有光先生，我国著名语言文字学家。
佳节刚过，春寒乍暖，我很幸运地采访了时年102岁的周先生。那是在北京朝内后拐棒胡同一幢不起眼的楼房，老式的房门，旧式的家具，书房不大，却干净整洁。招呼之间，老先生正用一块方巾细心包裹着那台由夏普公司在80年代末以他建议的汉字输入方法而设计生产的电脑打字机。据说周老近二十年的文稿就是通过它，用先生自己主持制订的汉语拼音输入完成的，自然是老先生的心爱之物。周老转身提放包裹的动作，让我信服他“虽已高龄，却手脚麻利，诸事喜欢自理”。临北窗的小书桌是他读书写作的地方，书籍、钢笔、放大镜、咖啡杯散放其上。保姆端来了热茶，周先生热情地招呼我坐下。
因为听力不好，先生桌边总会准备一些已经用过一面的旧纸，供来访者手书问题，他看后作答。我报上姓名，向先生呈上了2007年新改版的第一期杂志。“你跟我孙女婿的名字完全一样，一笔都不差，太巧了，都是单字名”，当老先生拿起放大镜，在刊物上找出我的名字时说道。采访的气氛一下子轻松下来。就这样，我们一个多小时的交谈也就从“名字”开始了。
译名不易，定名更难
在老先生看来，姓名的单一化是信息化时代的一件大事情。“我们从上个世纪六七十年代开始，兴起把姓名中间的一个字拿掉，变成单字名，后来慢慢成为一种风气，但这把中国的一个习惯打破了。单字名不好，同名的太多，不利于姓名的单一化。老师上课一叫‘王红’，课堂上站起来好多个‘王红’。许多国家都搞无同名制度，北欧、美国、日本都在搞。日本孩子生出来，到警察局去登记姓名，要去查电脑，有同名的，就要他改。我们是应当改变，把同名减少到最少。还有就是不要用古里古怪的字做姓名，否则到银行去存钱也存不了。这在信息化时代不是一件小事情。”
我对周老说，全国科技名词委很重视外国科学家人名和地名的译名规范化工作，于1987年2月专门成立了外国科学家译名协调委员会。在“名从主人、尊重规范、约定俗成、副科服从主科”的译名协调原则指导下，迄今共协调规范了60多个学科近3000余个外国科学家和地名译名。目前这些译名已经得到了很好的推广。
周老在赞许的同时告诉我：“国际上最早搞单一命名，不是人名，是地名，叫做单一罗马化。为什么要搞呢？因为当时一个地名几个写法，航空公司不好办。会议是我去参加的，我们赞同，因为单一罗马化是国际性技术进步的要求。”老先生微微一笑，谈起了国际地名标准化会议期间的一段小故事：“但苏联不这么认为，坚持说俄文字母很好，不搞罗马化，结果弄得这个会议不好办，因为不能另外搞一套字母啊，这是全世界的事情，不是一个两个国家的事情。这个事情闹了几年，最后苏联只好同意搞一套罗马字母的标准。”
“国际科技交流与合作中出现了译名统一难，一国之内的科技术语规范统一又谈何容易。”周老接着说：“清末翻译家严复就曾说过：‘一名之立，旬月踟躇！’他翻译了很多的自然科学和社会科学名词，其实翻译得很好，但在他去世以后，他的很多译名大都被历史所淘汰。例如，‘群学’被‘社会学’所代替，‘格致学’被‘物理学’所代替。”周老进一步解释道：“这是因为‘译名不易，定名更难’。用拼音文字的国家在科技术语方面可以相互转写，而汉语不是拼音文字，而是方块字，需要先明确概念，再定名，要尊重大众的语言习惯。因而，汉语科技术语规范统一的难度就特别大，可以说是‘一名之定，十年难期’，‘激光’，我们用了十年才定下来，‘马克思’‘恩格斯’我们更是用了二十几年才定下来。这是有原因的。因此，国家成立一个专门机构，依靠科技专家和语言学家搞科技名词的审定和统一工作是明智之举，是必要和迫切的。”
规范汉语用字是基础
当老先生得知全国科技名词委语言文字工作协调委员会已经开始工作时，他显得很欣慰，拿起钢笔画出了委员会名单中他熟悉的委员名字，如王铁琨、厉兵等。他说：“语言文字工作者在术语规范工作中需要发挥重要的作用。在中国来讲，科技术语规范化的基础是汉语的规范化。汉语本身的问题没有解决，就给科技术语的规范问题增添了困难。美国总统Reagan，大陆译‘里根’，台湾译‘雷根’，香港译‘列根’；美国总统Bush，大陆译‘布什’，台湾译‘布希’，香港译‘布殊’。一个Reagan跑出来三个‘Reagan’，一个Bush跑出来三个‘Bush’，这是我们的语言乱，用字没有一个规范。”
现在电脑技术的普及，需要语言符号数量趋于稳定。谈起汉字的数量问题，周先生打趣地说，“我有很多外国大学的教授朋友问我中国是不是有1000个字，在他们看来，1000个字就够多了，我跟他们讲，通用的就有7000个，他们很吃惊。日本现在的大报纸才用1945个，大学者也用不到2000个字。”1988年，我国公布了7000个字的《现代汉语通用字表》，其中包括3500个字的《现代汉语常用字表》。老先生认为“这几千个汉字的公布还是有些草率，里面很多的字不常用，很多常用的字里面还没有，现在教育部正在编规范汉字表，很好。”但至于“汉字要少到一个什么样的程度”，老先生也强调说“需要做许多理论和实践问题的研究”。
周先生赞同对术语用字数目加以规定，范围内的可以用，范围外的不要用，他说这是约束汉字数量的一个“好办法”。但他同时也指出，这一想法在具体操作上肯定不容易。他举了植物学名词的例子，“今天植物学的术语就多得不得了，有多少种树，就有多少名词，许多字字典里都没有的。我看可以开这方面的会议，限制一下，如果植物学规定起来很有难度，也可以先由其他某几种学科联合起来先规定标准，然后再扩大，这也是一个办法。逐步来，否则阻力太大。”
倡导科技术语双语言
术语规范化是要坚持“民族化”还是要走向“国际化”，这一直是术语规范化工作者探讨的重要问题。各方专家也是各执一端，有的专家执着于“术语民族化”，认为要使术语适应本国语言，创造有本国特色的名词；也有人执着于“术语的国际化”，认为要使术语随同世界通用，不造本国独有的名词。作为长期关心全国科技名词委术语规范化工作的语言文字学专家，周先生在这方面同样进行了深入的思索，他提出了“科技术语双语言”的建议。
为什么“双语言”呢？周先生娓娓道来：“世界各国术语多数不用意译，音译就可以了，这是世界潮流，但中国语言文字的特点决定了我们需要意译，完全提倡音译，恐怕群众接受不了，我觉得可以采取‘双层制度’，慢慢推进。”
“这个双层制度怎么搞呢？”周先生拿起笔，在纸上画出一张草图，作了细致的解释，“一层是专家用的，一个新的术语，专家立刻要用，英语就很方便，国外大都是根据英语走的，这是第一步。第二层是大众用的，用意译，这样子两步走就快。人家说自然科学的词出现的速度快，像爆炸一样。我在上中学的时候，生物、化学都是用美国的英文课本，那时是因为自己编不出来。现在可以编了，更要注重对英语术语的学习和借鉴，这样才能保证科技不落后，才能与世界接轨。”作为一位世纪老人的丰富阅历让他的言谈洋溢着浓烈的“现代化”气息。
但是关于这种政策的实践，周老也不无担忧，历史上不乏前车之鉴。日本人最开始在社会科学领域大量运用了中国古书上的字眼来意译西洋文，后来很多的术语还传回了中国，但后来日本放弃了这样的方法，采用了片假名进行音译。“但这样做就产生了问题。举个例子，医生常常要用的手术灯，日本有两种讲法，一种是‘无影灯’，是意译的，大家都看得懂，另一种是根据洋文音译的，普通老百姓不懂。类似的问题在上世纪80年代的日本引发了很多的争论。所以如何走好第一步很关键。”
“全国科技名词委在审定公布规范汉语术语的同时，还附上与它对应的英文，搞双语言推广，是很有益的尝试。”老先生话锋一转，露出了欣慰的笑容，“中国如果明确认真地执行‘科技双语言’政策，一方面可以保持‘术语民族化’的传统，使大众和科技工作者比较容易吸收科技知识；另一方面可以为‘术语国际化’准备必要的条件，使专业科技研究者迎头赶上迅猛的信息化时代。”
周家人的术语情结
周先生年事虽高，然笔耕不辍，曾撰写了《文化传播和术语翻译》等文章，阐述了术语规范化工作的意义和方法。谈起这些，老先生总是很谦虚，“我现在年纪太老，离开学术，是个无业游民，也就是随便看看，写点文章，是好玩。我50岁以后就搞文字改革工作，文字改革牵涉到很多方面，现在的问题是文字本身的改革问题影响到科技术语，是因为有人不愿意放弃习惯，但是我认为这些习惯是迟早非改变不可。现在有全国科技名词委，他们代表国家组织各行各业最好的专家来审定术语，很让人放心。这项工作很重要，但也很难搞，他们取得的成绩来之不易。”老先生语气很坚定。
全国科技名词委大气科学名词审定委员会副主任，中国科学院大气物理研究所原副所长周晓平研究员是周有光先生之子。采访临近尾声，周老和我聊起了他。“由于航空、军事的发展，大气物理的作用变得非常重要，台湾意识到这个问题很重要。周晓平他搞大气物理学，经常与台湾同行一起开会。原本台湾的翻译跟我们很多不一样，现在两岸通过交流和对照，也都在慢慢统一。”显然周老对他公子从事的两岸大气科学名词对照统一工作所取得的成绩很满意。
最后，我试探着提出请老先生为《中国科技术语》刊物题词，他很爽快地答应了。略加思索，周老写下这样一句话：“术语规范化是发展科技的一个关键问题。”望着眼前这位神情专注、笔力遒劲的慈祥老者，很难让人相信他已102岁高龄，我的思绪被迅速拉回一小时前登门造访的那一刻，他自嘲道：“人的一生遵循这个规律，0到10岁是生长的旺盛期，曲线迅速向上，90到100岁是人的衰弱期，弧线迅速下落，超过100岁的人实在很少。”然孔子有云：“知者乐，仁者寿。”我想，正是周老的豁达胸襟，他的儒雅谦逊，他的与时俱进，才注定了他年逾百岁的健康人生。祝愿周老笑口常开，永远年轻！
* 本采访得到了中国社会科学院数量经济与技术经济研究所龚益研究员的大力协助，谨在此表示衷心感谢。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