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科技术语

中国术语学建设研讨会(封二)

2005, 7 (01): 0-封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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为建设有中国特色的汉语术语学而努力

本刊编辑部

2005, 7 (01): 1-卷首语.

摘要 ( 426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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术语学在国际上是一门新兴学科，世界上一些发达国家对它的研究已达到相当高的水平，而我国在术语学的研究方面还十分薄弱，专门从事这方面研究的人员非常之少，研究领域的学术成果也十分贫乏，术语学的研究还没有引起学术界和有关方面的重视。因此，在这种情况下召开中国术语学建设研讨会，无疑是非常及时的，相信这次研讨会对我国汉语术语学理论建设将起到积极的促进作用。
1985年，经国务院批准正式成立了全国科学技术名词审定委员会，专职开展科技名词审定工作，它标志着我国科技术语的统一和规范工作进入了新的历史时期。全国科技名词委自成立以来，已按学科组建了60个分委员会，有2000多位高水平的科学家参加名词审定工作，审定公布了天文学等63种名词，包括了理、工、农、医、技术科学和交叉学科，初步建立起了较完整的科技名词体系。
但是，每当我们回顾科技名词工作的成绩时，心中总感到有种缺憾，那就是对术语学理论的研究存在着严重不足。全国科技名词委虽然在这方面也做了一些工作，比如：参与制定了国家标准《确立术语的一般原则与方法》(GB1087－88)；结合我国科技名词审定工作实践，制定了《科技名词审定工作的原则与方法》，用于指导科技名词的规范化与统一工作；为了给术语学理论研究工作提供平台和阵地，我们创办了《科技术语研究》杂志，选登了众多术语学理论方面的文章，但从总体要求来看，与世界先进水平相比，我们的理论研究还不太系统，可以说十分薄弱。
我国的汉语文化博大精深，词汇丰富，无论现代科学技术有多么深奥和抽象，我们都能够用非常简洁和贴切的语言和词汇加以表达，这可以同世界上任何最优秀的文字相比美。为了继承和弘扬这一祖国优秀文化传统，我们在术语学研究领域也应该当仁不让，独树一帜，在国际上占有一席之地。我国有着独特的语言文字，与世界上多数国家使用的拼音文字有很大区别，对国际上的术语学理论只能是借鉴，汉语术语学必然会有自己鲜明的特色。这是一片待开垦的处女地，我们应积极地去研究、去开发。值得鼓舞和高兴的是，国内已有一些学者进行了有益的尝试和开拓，我们应该对他们的勇气和精神表达我们深深的敬意。在此，我们也呼吁，更多的专家、学者加入到这个队伍中来，为创立中国特色的汉语术语学理论做出自己的贡献。

关于加强我国术语学建设的几点思考

潘书祥

2005, 7 (01): 4-9.

摘要 ( 526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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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文简要叙述了对术语、术语工作和术语学的认识，以及国内外术语学的发展概况，分析了我国术语学理论研究工作的落后现状及原因，提出了应采取的对策和措施。
如何加强我国的术语学建设，这里谈几点粗浅的认识和看法，抛砖引玉。谈术语学，离不开术语和术语工作。所以先说一下术语、术语工作和术语学三者的概念及相互关系。
一、术语、术语工作、术语学及其相互关系
术语是表达或限定专业概念的约定性语言符号。在我国人们习惯称其为名词。由于术语是用来指称专业概念的，我们所说的术语，一般是指科学技术术语。科技术语反映着科学研究的成果，是人类科学知识在语言中的结晶。作为科技知识交流、传播和发展的载体，科技术语在科技发展、文化传承和社会进步中起着重要作用。可以说“没有术语就没有知识”。
术语工作是指对术语的定名、规范、协调统一工作，这一工作的内容是将科技领域的每一个科学概念起一个科学恰当的名字，并给予正确的定义；就是将已混乱的不一致的名词进行规范和统一。全国科技名词委就是专门从事这项工作的机构。这项工作对于我国的科技、经济、社会的发展是一项配套的、重要的基础性工作和长期性任务，在支撑学科建设、保障和促进现代科技协调发展、保障民族语言健康发展等方面具有重要意义。另外，由于汉语是联合国工作语言之一，加之我国近些年随经济腾飞而逐渐崛起，外国人学中文成风，迫切需要我国的科技术语有更好的规范，因此，这项工作不仅是我国的需要，也是世界的需要。而且，这项工作对祖国的统一也有着不可替代的特殊意义。“汪辜会谈”达成的4条协议中，有一条就是探讨两岸科技名词的统一，可见这项工作是何等重要。
术语学是研究专业术语规律的一门学科，是指导术语规范与统一工作的理论，专门探讨各学科术语的概念、概念分类、术语命名的原则、演变以及规范化等。术语学的实践性很强，理论性同样也很强，只不过其理论大多得益于其他学科。术语学早期基本上是作为应用语言学的一个分支来研究的，所以同语言学紧密相关；研究中，术语学逐渐涉及到逻辑学、分类学、本体科学以及信息科学等许多领域。此外，术语学还要研究各学科的术语问题，所以它又与自然科学和社会科学的各个部门发生密切的联系。这样，术语学就逐渐从传统的应用语言学中独立出来，成为一门几乎涉及人类知识各个部门的独特的博大精深的学科^[1]。术语学涵盖面非常之广，以至几乎所有学科的专家都有必要对其注目和关心，这正说明术语学在人类现代知识总体结构中的重要位置。因而，完全有必要大力开展术语学的研究和建设，完善其理论和方法，将其同科技进步密切联系起来。当今科技的飞速发展有力地推动了术语学的发展，使其显示出强大的生命力，术语学已成为当代国际学术领域内一门极为活跃的、独立的新兴学科。许多术语学家提出，在当代信息社会，术语学发展程度已成为衡量一个国家科学技术先进与否的重要标志之一。
二、国内外术语学的发展简况
研讨我国的术语学建设工作，需要了解国内外术语学的发展状况，以便找出问题，明确方向。
术语学的发展依赖于科学技术的发展，术语学的繁荣与否取决于科学技术的发展水平。近代以来，西方国家的科学技术发展很快，领先于我国。及至现代，世界发达国家在术语学领域获得长足的发展，逐渐形成了德国—奥地利、俄罗斯、加拿大—魁北克、捷克—斯洛伐克四个主要的术语学派。我国虽然是个历史悠久的文化大国，在科技名词工作上有着源远流长的历史积淀，但在术语学的理论建设方面却相当贫乏。近20多年，我国采取改革开放政策和科教兴国战略，实现了经济腾飞和科技的飞速发展，这期间正是术语工作繁荣活跃的时期，对汉语术语学的需求已非常迫切，可以说我们汉语术语学的发展机遇到了。这大概就是今天我们聚集在一起举行这个会议的历史原因。
1.国外发展简况
早在古希腊和古罗马时代，反映各种哲学概念、自然科学概念和人文科学概念的术语就很丰富，体现出欧洲古代科学文化的繁荣。到了18世纪，科学技术迅猛发展，科学技术的交流和传播日趋频繁和广泛，涌现出大量反映科学技术概念的术语和词汇，于是术语的命名和统一就成为科学家们探索的重要课题。瑞典植物学家林奈(C.V.Linne，1707～1778)在他出版的《植物种志》和《自然系统》中，首创了“双名命名法”，对植物研究的进展影响很大。他还有句名言：“不知道事物的名称，就不会认识事物”。法国化学家拉瓦锡(A.L.Lavoisier)也同别人合作拟订了化合物的第一个合理的命名方法。
19世纪后，有些国家建立了各个学科的科技协会，都不同程度地开展了有关学科的术语研究工作。20世纪以来，科技发展日趋迅猛，科技交流日趋活跃，术语的规范化突显重要，出现了国际性的组织来协调术语工作。如1906年建立了国际电工协会(IEC)，1936年国际标准化协会(ISA)建立了第37委员会(即术语学委员会)，1951年国际标准化组织(ISO)继承了国际标准化协会的这一工作。在这个时期，奥地利学者E.维斯特(Eugen Wüster，1898～1977)对于现代术语学的建立和发展做出了卓越的贡献。1931年他发表了一篇关于术语学的论文，《电工学工程技术语言国际标准》，在这篇经典性的论文中，他不仅阐述了术语规范化的指导思想，同时也论述了术语学的基本原理，为现代术语学的发展奠定了理论基础。此后，各国学者对术语学问题也进行了大量的研究工作，维斯特又发表了一系列关于术语学的论文，比如《术语学的基本概念，系统化的定义词典》、《普通术语学——一门介于语言学、逻辑学、本体科学、信息科学和专业科学之间的边缘学科》、《普通术语学和术语词典编纂学引论》等，奠定了他在现代术语学的地位^[1]。
当代术语学的发展，简要地说，可以分为4个时期：
(1)20世纪的20年代至50年代是术语学孕育与形成时期，维斯特和洛特的论著，奠定了理论基础^[2]。
(2)20世纪60年代中期，欧洲共同体首先把电子计算机应用于翻译工作，为术语库的建立创出了新路，把术语学的发展建立在科学技术现代化基础上，显示出术语学的发展已进入了一个崭新的阶段。
(3)20世纪70年代，在奥地利维也纳建立了国际术语信息中心(Infoterm)及术语网，在国际标准化组织的TC37委员会协作下，积极开展了术语人才的培训，促进学术交流，协调国际合作，大大丰富了术语学的理论基础。
(4)20世纪80年代以来，术语学已成为世界学坛中非常活跃的新兴学科，电子计算机的不断更新换代，术语库体系和网络日益扩大和完善，都有力地推动了术语学理论研究和实际应用向纵深发展，显示着术语学在各国科学技术现代化建设中的重要地位和作用。现在，网络化和资源共享已成为术语工作的发展趋势。在术语学理论的研究与普及方面，欧洲不少大学充分利用了教学、科研方面的优势，开设了术语学课程，设有专门的学位。
术语学是一门新兴的交叉学科，由于涉及许多科学领域，因而对概念的理论认识和解释各有不同，出现了不同的学说，进而形成当代术语学的四大学派^[2]。
(1)德国—奥地利学派(代表人物：维斯特等)
这个学派在术语学发展历史上，占据了重要地位。该学派主要强调概念和概念体系，认为概念体系才是术语的基础，而一个概念体系则是由具有多层结构逻辑体系构成的，同时，认为定义是用来确定概念的，划定概念范围要受内涵和外延关系的制约。因此，他们在阐述术语学意义时，总是强调术语学是科学及其各分支领域概念系统的原始基础，是传递知识、技术、各语种之间概念的工具。这个学派不但在过去术语学形成中作出过卓越的贡献，在当代术语学的发展中，仍然发挥着重要作用。
(2)俄罗斯学派(代表人物：洛特(D.S.Lotte)等)
这个学派的基本论点是：强调术语学是一门应用科学，属应用语言学的一个分支。认为术语本身来自科技各领域中的概念名称，反映着科技成就中包括的新概念。有相当一部分学者认为术语学属于语言学范畴，所以主张从某一领域的语言单位建立概念体系，然后为概念定义，最后再确定术语。这个学派在术语分类、分类原则、术语特性、术语的概念、术语定义、术语在其他学科中的使用和地位等方面，作出了卓越的贡献。
(3)加拿大—魁北克学派(代表人物：隆多(G.Rondeau)
这一学派以综观各派理论与方法，集各派之长为特点。他们同样强调概念是术语的基础，认为概念单位构成了分类、定义以及命名的出发点，术语的命名应建立在概念的多层体系结构之上。这个学派得到加拿大政府机构的支持和法语委员会的赞助，多次在加拿大召开国际性术语讨论会，对这个学派的形成和发展起了推动作用。
(4)捷克—斯洛伐克学派(代表人物：哈夫拉奈克(D.Havranek)等)
捷克斯洛伐克的术语学工作，起始于三十年代，它的形成和发展与保护两种民族语言和文化密切相关。他们的论点，多侧重于从语言学角度来探讨术语学问题，深受布拉格结构主义语言学派传统论点的影响。实际上就是古典的布拉格学派在术语理论上的继续，故称之为术语学上的布拉格学派。近年来，多从事于术语的特性和符号中的概念与名称之间关系的研究。
2.国内发展简况
我国的科技名词规范统一工作有着悠久的历史。我国古代科学技术十分发达，以四大发明为代表的古代文明，曾使我国居于世界之巅，成为世界科技发展史上的光辉篇章。伴随科学技术产生、传播的科技名词，从古代起就已成为中华文化的重要组成部分。古代科学著作记载的大量科技名词，标志着我国古代科技之发达及科技名词之活跃与丰富。我国建立正式的名词审定组织机构是在清朝末年。1909年(宣统元年)，当时在大学部设立了科学名词编订馆，专门从事科学名词的转译、规范工作。1932年成立了国立编译馆，在当时的教育部主持下，组织专门队伍开展了许多学科的名词审定。截至1949年底，相继审定并编订了数学、物理学、化学、天文学、地质学、矿物学以及生物科学等科学技术名词草案50～60种^[3]。
新中国成立后，由于国家的高度重视，这项工作得以更大规模地、更加系统地开展。1950年，政务院下面成立了学术名词统一工作委员会，截至20世纪60年代，审定、公布、出版了各学科名词术语百余种，对新中国的科技发展和国内外学术交流起到了重要的奠基作用和促进作用。由于“文化大革命”的原因，60年代中期中断了名词的审定工作。“文革”后，我国采取了“改革开放”的方针政策，抓紧四个现代化的建设，科学技术迅速发展，这就对统一科技名词提出了迫切要求。经国务院批准，1985年正式成立了全国自然科学名词审定委员会(现改名为全国科学技术名词审定委员会)。及至今日，已按学科组建了60个分委员会，已审定公布了天文学、数学、物理学等60多种名词，包括了理、工、农、医、技术科学和交叉学科，初步建立起了较完整的科技名词体系，取得了丰硕的成果，对我国的科研、教学和学术交流起到了很好的促进作用。而且，海峡两岸科技名词对照统一工作也取得了可喜的成绩。迄今已有10多个学科同台湾同行建立了工作联系并开展对照工作，其中，大气、昆虫、船舶、药学、航海等学科已对照完毕并已出版，此外，动物学、测绘和信息科技也即将对照完毕和出版。
另外，我国全国术语标准化技术委员会、全国电工术语标准化技术委员会和中国大百科全书出版社也开展了大量的术语标准化工作，这里不作叙述。
全国科技名词委在术语规范化工作中，遵照术语学理论，根据汉语汉字的特点，结合我国科技名词定名工作的实践经验，制定了汉语科技名词的审定原则与方法，指导着科技名词工作，这可以说是非常简明的实践性很强的中国的术语学理论，但它只是术语学的一部分。
3.术语学研究薄弱，水平落后
经国内外术语学的发展概况对比，首先感到遗憾的事实是：我国古代的科技那么发达，科技名词那么丰盛，名词统一工作的历史那么悠久，而且正式成立专门的名词工作机构也较西方为早(1909年)，但西方发达国家的术语学水平却领先于中国，而且“术语学之父”是1931年才发表术语学论文的奥地利学者维斯特。这其中的原因是多方面的。客观上说，近代以来西方国家在科技和工业方面较我国发达，而术语工作和术语学的水平是建立在科技发展水平之上的，这是比较主要的原因。另外，我国的教育体制的缺陷、严格的文理分家难以造就术语学人才也是其中的原因。此外，我国虽然有正式的名词工作机构，有计划、有领导地开展术语工作，但囿于名词机构的力量，只能勉强完成名词术语的审定工作，很少投入力量开展术语学理论的研究。再有，由于术语学学科定位在我国尚未明确，各科教单位均未将术语学研究列入工作计划，有相当数量的学科专家对术语学原理不够重视。因此，在术语工作上，在公布的术语中仍存在不少问题：相当数量的术语是对应的外文术语的文字翻译，而非根据定义重新定名；跨学科跨部门的交叉术语同一概念却多个名称，而各学科各部门常以“约定俗成”为由，自成一体，难以协调。总之，我国各个方面对术语学的认识是不足的，我们中国特色的术语学建设几近空白，这与我国的文化、经济大国地位是十分不相称的，因此在当前我国科技迅速发展、经济崛起之际，抓紧术语学建设，推动术语学的发展，逐步形成中国特色的术语学理论，在国际上占有一席之地，是我们奋斗的目标。
三、我国术语学建设面临的问题及对策
1.应有组织机构和人才的保证
由以上可知我国术语学理论研究比较落后，为解决这一问题，必须有组织机构和人才上的保证。因此，目前迫切需要完成三项任务。
(1)建立相应的组织机构
由于术语学涉及多个学科，这一特性要求研究人员有较为综合的学科背景，因而研究工作的难度比较大。此外，各学科均没有正式地把术语学作为自己的研究对象，因而容易忽略这一学科的客观存在，不利于深入研究下去。因此，为推动术语学研究工作，创建中国术语学派，首先应当建立一个专业性的研究机构。
目前，在我国，全国科技名词委是这一领域的专职机构，但由于其主要工作是名词审定的组织、协调、统一、编辑加工、公布出版等工作，不能投入更多的力量用于术语学研究，因此，我们全国科技名词委将同国家语委、社科院语言所和黑龙江大学、北京大学等共同发起和组建术语学方面研究机构，以专门从事术语学方面的研究。这一机构应当具备两方面的职能，一是独立地、深入地研究术语学的基本理论，二是引导并发挥社会各方面人士的积极性，共同开展术语学研究工作，以推进我国术语学建设工作。
黑龙江大学是一所历史悠久，师资力量雄厚的综合性大学，很早以前就成立了辞书研究所，近几年在术语学研究领域进行了很多有益的探索，包括培养术语学研究方向的博士生，介绍国际上的术语学理论，以及研究语言规范化问题等，为我国术语学研究做出了贡献。特别是黑龙江大学校领导十分重视这项研究工作，拨出专项经费和人力、物力开展这项工作。因此，在目前来说，黑龙江大学具备合作开展术语学研究的条件，全国科技名词委和黑龙江大学拟合作先期成立一个术语学研究所，以共同开展术语学研究工作。
(2)加强术语学的理论研究工作
我国术语学理论的落后也表现在术语学专著、论文的贫乏上。据我们在北京图书馆查询检索，有关研究、介绍术语学的书籍微乎其微，检索到的有关著作仅有6册，其中只有4本专著，而且有3本是翻译国外学者的著作(《应用术语学》(加)迪毕克、《术语学概论》(加)隆多、《现代术语学与辞书编纂》)，中国学者仅有冯志伟先生《现代术语学引论》一书。仅从文献检索这一侧面，即可反映出我国术语学研究工作的现状。
如何推进我国的术语学研究有多种方式，其中，从引进、研究国际上主要术语学派理论做起也许是一种有效的途径和方法。比如近期将出版的郑述谱教授所著的《俄罗斯当代术语学》就是一例。在借鉴国外术语学研究工作经验的基础上，可以进一步研究具有汉语特点的术语学现象，探索其发生、发展规律，以建立汉语术语学体系。研究工作可以采取日常性研究和专题研究两种形式。日常性研究是指对于术语学普遍性理论进行长期研究和探讨，专题研究是指确定一些研究课题，向有关部门申请立项，重点解决一些关键课题。这项工作希望各方面有关专家积极参与，为创建汉语术语学作出自己的贡献。
(3)培养术语学专门人才
人才培养是学科建设的根本。全国科技名词委在组织术语学代表团访问欧洲之后，提出“努力谋求在大学设置系统的术语学课程，并探讨开办术语学远程教育网络体系”的想法。为落实这一工作思路，我们希望国内有条件的大专院校予以大力支持，在学校内相关专业(特别是理工科)开设术语学公共课，提高学生在术语规范化上的素养。此外，还可以招收培养硕士以至博士学位的研究生，培养高级的专门人才以形成术语学学科建设的中坚力量，他们如同“火种”，不断发展，术语工作的队伍就会逐渐扩大。同时，我们还要在广大科技人员、编辑人员中进一步普及术语学知识，使术语学研究工作在普及中获得提高。
2.正确认识和处理术语学的学科定位问题
目前，在我国的学科分类(国家标准)中还没有术语学这个学科。要想使术语学在我国成为一个独立的学科，还要做大量的工作，还有较长的路要走。术语学的学科定位问题，是一个较复杂的理论问题，也是一个非常实际的研究课题。从国际上看，产生于20世纪30年代的术语学至今已发展成为一门独立的学科。
术语学研究的内容是人类语言在专业领域中应用的现象，因而术语学与语言学有着天然的、紧密的、合乎逻辑的联系。传统的语言学科包括语义学、词典学、词汇学等内容，这些内容构成普通语言学的学科体系，然而，如不作适当修改，则不能应用到专业语言上去。为了解决专业语言的问题，还必须要考虑其他学科，例如逻辑学、分类学、本体科学、信息科学等。这样，普通语言学的一些基本理论与上述一些学科交叉融合，形成了一门新的学科。
目前，我国的科学名词规范化工作已形成相当规模，并已取得相当大的成果。同时，也取得难能可贵的经验，需要将其上升为理性认识，即毛泽东同志在《实践论》中提出的唯物主义哲学观点，从感性认识上升到理性认识，也就是说我们工作目前已达到这样一个重要关键时刻，必须要实现这样一个飞跃。从理性认识再回到感性认识是一个更大的飞跃，也就是说在理论指导下，我们的工作会完成得更好。我们期待着在全国各有关方面专家的共同努力下，形成我国的汉语术语学派，建立中国特色的汉语术语学，用以指导我国科技名词规范化工作，使我们的工作取得更大的成就。
3.加强文理学科融合，共同开展术语学研究
由于术语主要是应用在科技领域中，因而有大批自然科学和工程技术方面的专家参加了术语工作，但这还远远不够，术语工作还十分需要语言学理论的指导，需要语言学家直接参与到术语定名工作之中去。随着人类社会和科学技术的发展，自然科学与工程技术和社会科学之间交叉融合的特点越来越显著。中央最近提出的科学发展观也提出实现经济社会的全面、协调、可持续发展的基本要求，对文理科相互融合、共同开展研究工作指出了方向。尤其是术语学研究工作，语言学是术语学的重要基础，术语学中的很多问题、很多研究内容，都涉及到语言学问题。比如，在确定引进术语的定名时，是采用音译还是意译问题，其中应当有个标准，有个界限，这本身即是语言学中的重要问题；再比如，汉语术语的构词形式必须符合汉语言的构词规律等等。在这次会议之前，有的语言学界专家也提出过是否成立一个语言学协调委员会，从语言学角度对名词委公布的术语进行一些协调工作，这是一个很好的建议，也从一个方面说明了语言学家参加术语工作的重要意义。在术语学理论研究工作中，这一意义更加明显，语言学家的作用也更加重要，因此我们借此机会呼吁国内热心的语言学家积极参与术语学的研究工作。
四、开展术语学研究要做扎扎实实的工作
我们感到术语学理论建设应当从基础工作做起，采取循序渐进的方式，开展一系列扎扎实实的工作。
1.向国内学术界介绍国外术语学理论研究的成果
如前所述，当前国际上取得较大成果的学派为俄罗斯学派、德国—奥地利学派、加拿大—魁北克学派和捷克—斯落伐克学派，但是，我们目前对他们这些学派的理论研究还十分不充分、不完整。我们可以针对这些学派的研究工作，分别申报一些研究课题，逐一进行较为深入的研究，找出其中带有普遍规律性的内容加以借鉴。
2.整理国内现有的研究成果
全国科技名词委成立之初即出版了内部刊物《自然科学术语研究》，后来成为国内外公开发行的刊物《科技术语研究》，其中积累了不少专家学者们关于术语学方面的论文，此外，国内相关刊物(例如《术语标准化与信息技术》)，以及有关专著和论文集，我们可以对其进行分类研究，通过这一工作，可以整理出汉语术语学的学科框架和基本内容，并以此作为研究工作的基础，确定一些研究课题，以开展研究工作。
3.在学校开设公共课程和培养较高层次的研究人员
通过与高等院校的合作，开设术语学的公共课程，聘请国内外专家到高校讲学，通过教学活动，以教学相长的形式使术语学研究越来越深入。另外，目前，我国还没有术语学专业的专才。所有参加术语工作的专家都是“半道出家”，掌握的术语学知识不系统。要想对此取得突破，应争取教育部和有关高校的支持，以培养研究生的形式开展研究工作，并通过这一形式，利用各方面术语专家的特长，培养较高层次的专才，培养的人才，可以到全国科技名词委专门从事术语学理论的研究和组织工作，也可以到有关学术研究机构工作或高校执教，以增强全国范围内术语学研究队伍的规模和水平。除上述措施外，还可以开办术语学短期培训班，培训对象包括科技出版行业的编辑人员以及青年科技工作者等，通过这一形式，也可以从实践工作里发现的问题中，抽象出一些术语学模型加以研究。
4.向有关部门申请课题，以取得支持
为了更好地开展这项研究工作，可以联合开展这项工作的研究机构，向有关部门申请立项，以取得经费上的支持。
5.通过聘请客座研究员的形式开展研究活动
在成立专门研究机构，并取得有关部门立项支持之后，可以在研究机构统一组织下，聘请对术语学有造诣的专家，分课题进行理论研究与探讨工作，每一课题的研究成果都可成为汉语术语学的一个组成部分，并可应用到学校的术语学人才的培养上。
6.召开国内外术语学研讨会以推进术语学理论建设
在术语学研究活动过程中，可以定期或不定期地召开国内学术研讨会，交流学术研究成果，提高研究工作水平，并扩大术语学研究工作在我国学术界的影响。保持和扩大与国际术语学界的联系，在时机成熟的情况下，承办或召开国际术语学学术研讨会，促进汉语术语学研究工作的深入发展。
以上是对如何加强我国术语学建设、推动术语学发展的一些思考，远远谈不上系统和完善，只是希望以此作为抛砖引玉，希望与会专家各抒高见，共同探讨中国术语学理论建设问题。此项工作是一项长期和艰苦的工作，不能寄希望一朝一夕实现，希望这项工作能引起国内学术界和有关方面的高度重视，以及得到广大专家、学者和国家有关部门的大力支持，共同为建立中国特色的汉语术语学作出贡献。

关于中国术语学建设的构想

郑述谱

2005, 7 (01): 10-13.

摘要 ( 381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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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文突出强调了术语学建设在当前所具有的空前迫切性。只有把术语学当作一个具有独立性的综合学科来建设，才有可能切实地把这一学科的建设搞起来。加强术语学的理论研究与专业人才的培养是学科建设的根本，而就术语学理论研究联合申报立项可以作为当前工作的突破口。
自从全国科学技术名词审定委员会与黑龙江大学拟议共建术语学研究所以来，我们就一直在考虑一个问题，那就是如何在我国进行术语学的理论建设。创建与发展中国的术语学理论应该是术语所的中心任务，怎样才能做好这项工作也是我们这次会议要讨论的中心问题。趁着国内各方专家学者齐聚我校之际，我想谈谈我们对这一问题的想法，期望各位与会者能为我们献计献策，以便使术语所的工作能尽快地走上轨道。
1.充分认识开展术语学理论研究的必要性与迫切性
人们常常用“知识爆炸”这样的说法来描述信息时代知识飞速增长的状况。据说，在当今时代，每隔25年，人类的知识总量就要翻一番。而术语是凝集一门学科系统知识的关键词，是承载科学知识的载体。没有术语就没有知识——这句话很好地说明了术语与知识之间的关系。因此，随着“知识爆炸”的发生，必然也要发生“术语爆炸”。实际上，这种“爆炸”的“冲击波”我们已经感觉到了。新词的大量涌现就是一个证明。据国外的统计数字，在20世纪80年代，科技词占新词的80%，进入90年代，则占了90%。其实，在任何语言中科技术语词的数量都要远远超出普通词汇的数量。就这一意义来说，只研究普通词汇而不管专业词汇，可以说是“拣了芝麻，丢了西瓜”。术语与一般普通词汇有一个很大的不同，术语不是自发产生的，用一句国外著名学者的话来说，术语是“想出来的”，是人为干预的产物。那么，面对如此庞大的“爆炸物”，拿什么作为理论依据对其进行干预？怎样干预？这是只有专门的术语学才能解决的问题。任何一门学科，都有自己的术语系统，都要研究并规范自己的术语，不然，这门学科就很难成立，更难顺利发展。但是，涉及各学科术语的一般性、普遍性理论问题的研究，则只有专门的术语学才能完成。仅就这一点来说，加强术语学的一般理论建设，特别是在当前，就具有极大的必要性与迫切性。认识到这一必要性与迫切性，可以增强我们的紧迫感与责任感，更进一步激发我们的工作热情。
2.给术语学以准确的学科定位
术语学产生于20世纪30年代，到60年代末，已发展成为一门独立的综合学科。相应的国际组织，为此还确定了学科的正式名称，在英语里，用terminology science来取代此前的terminology。在俄语里，则用терминоведение替代терминология。这在术语学发展历史上，应被视为一件具有重大意义的标志性事件。
在笔者的印象中，国内学界对术语学的性质与地位还没有明确的、普遍一致的认识。强调术语学学科的综合性、边缘性的多，而明确肯定术语学是一门独立学科的少。然而，是否承认术语学的独立学科地位对该学科的建设与发展具有至关重要的意义。边缘性的东西，不可能成为学科发展的主流，难免常常受到冷落，甚至沦为少人问津的冷门。综合性的东西，涉足的人会多些，但往往浅尝辄止，难以深入。因此，仅靠这样的认识和提法无法从根本上推动与促进术语学的发展。把术语学看作是一个独立的学科，这也是我们组建术语学研究所的一个基本出发点。这是与国际上的通常认识一致的。这样来考虑问题，对术语学的发展，情况会大不一样。作为单独的学科，它应该获得“计划单列”的待遇，须要有人从学科自身的规律与特点以及我们所处的现状出发，积极地通盘考虑并规划该学科的建设与发展，而不是消极地听凭其自生自长或由其他学科作为边缘来随意安排。
一个学科是否具有独立性，科学学对此是有明确的衡量标准的。按国外学者的说法，这些标准大致可以归纳为以下几点：1)具有相关领域的文献；2)具有相应的培训与研究机构；3)具有全国性的或国际性的学术组织；4)固定的常备人员；5)专门的研究对象；6)关于研究对象的实际阐释；7)对该领域内的现象作出解释与预见的理论；8)研究的方法；9)专业的科学语言，等等。如果要把术语学当作一门独立的学科来建设，那也不妨沿着这些标准所提供的思路，衡量我们所处的现状，提出有待解决的任务，以推动学科的建设向前发展。这些任务大致可以归结为：理论探讨、人才培养与组织建设三个方面。这三个方面也应该成为术语学研究所规划自己任务的出发点。
3.术语学理论建设可分三步走
上述的判定学科独立性的标准中，后几项实际上都是与学科的理论建设相关的。可以说，任何学科立足的基石都在于它是否有对该学科研究对象做出解释与预见的理论。如果从20世纪初算起，在我国，有计划、有领导的术语活动，开展已有百余年了。特别是新中国成立以后，术语的定名统一工作，已经取得了很大的成绩。但说到术语学的理论建设，却只能说是乏善可陈。其中的原因是多方面的。这当然与术语学本身的性质有关，也与我们的教育体制、教育理念有关。更多的不说，严格的文理科分家就对术语学人才的脱颖而出极为不利。没有清醒理论指导的实践活动，就很难避免盲目性。加强我国的术语建设，先要加强术语学的理论建设，这已经是势在必行。
术语学的理论建设可以沿着“引进”、“结合”、“创新”这三个步骤来开展。
他山之石，可以攻玉。术语学的理论建设，可以先从引进做起。引进可以采取多种不同的做法。此前曾有人很少量地翻译了几本国外的术语学著作，如加拿大隆多(Rondeau G.)的《术语学概论》，以及其他个别文章等。这也许是最直接的，也是最容易想得到的。除此之外，还可以在研究的基础上，对某一学派、某一大家的术语学思想或活动进行综合的介绍、分析、研究。即将由商务印书馆出版的《俄罗斯当代术语学》就是这样一部书。再进一步，还可以派专人、就专题去特定的国家，进行定向的研修考察。与此同时，我们还可以采取“请进来”的做法，邀请国际上不同学派的有代表性的学者来华讲学。借著名学者来华之机举办学习班或研讨会，让更多的人有机会了解国外的研究状况，以开阔我们的眼界。总之，我们应该有计划、有步骤地、以更大的力度加强国外术语理论的引进工作。这也许是术语学理论建设在目前起步阶段首先要做的工作。
“结合”是指国外现有术语学理论与汉语术语实际相结合。这是用国外的术语学理论之“矢”射汉语术语之“的”的过程，也是进一步消化吸收国外理论、解决汉语术语实际一般性问题的过程。这里我要坦白地承认一点，对于黑龙江大学现阶段能实际参加术语学所工作的人来说，实现这种结合可能比完成引进要难。但是，随着工作的开展，我们相信，黑龙江大学作为综合性大学的优势会逐步显示出来。为了实现这一结合，有关方面应该创造必要的条件。比如，要有选择、有步骤地让研究所的研究人员逐步熟悉有关术语委员会实际定名工作中的丰富经验以及成功案例，让他们参与华语圈内的术语学术活动，以及更广泛的国际学术交流，等等。此外，要最终实现这种结合，必须有更多的人，包括外语界、汉语界、社科界、科技界的有志者，做出一些跨学科的、横向发展的努力。当然，我们更期待，随着教改的深入，有更多的、知识结构合理的年轻人能脱颖而出，并投身到术语学研究领域中来。
现有的国外术语学理论是随着现代科学的发展而发展起来的，哲学，特别是认识论，逻辑学、符号学、信息学、控制论、科学学等多种学科都为术语学的发展提供了许多理论观点与方法，因此，术语学的基本理论，对各种不同语言中的术语现象都有解释力。但是，也应该看到，国外的术语学理论毕竟是在印欧语“基质”上产生的，汉语或者所谓华语圈内的术语，肯定有其特殊性。我们在引进、消化、吸收、结合之后，面对汉语术语的特殊性问题，必须要有创新，才能最终建立起具有特色的中国术语学理论。这不是短期内就能完成的任务，但它应该成为我们的一个努力目标。
4.推广术语教育，培养术语学专门人才
人才的培养是一个学科建设的根本。说到底，有了人，形成了队伍，才能谈到其他。笔者注意到有关部门已经有“努力谋求在大学设置系统的术语学课程，并探讨开办术语学远程教育(e-learning)的网络体系”的想法。这一构想应该得到肯定与支持。它不仅体现了推进素质教育、促进科学教育与人文教育交融的教育理念，更是从根本上增强我国术语工作的内在实力的重大措施。我们期望，上述想法能早日落实。其实，在国外，在术语研究发达的国家，早在上个世纪六七十年代就已经开始这样做了。我们现在要做的是：急起直追。
在高等院校开设的术语课应该是面向文理各专业的共同课。它应该是培养学生基本知识、技能与方法的基础课。它也完全可能成为这样一门课。就其性质而言，这还是属于术语学的推广教育、普及教育。与此同时，还有一个从提高入手的问题。两者是互相促进、互为依托、并行不悖的。实际做起来，两者各有自己的难点。笔者以为，目前也许应该先从培养高层次人才抓起。
就目前国内的情况而言，我们也许还没有术语学科班培养出的人才。既然术语学是一个专门的独立学科，那么，其他学科出身转而从事术语工作的人，在相当长的时间内，总是很难弥补专业知识结构上的先天不足。而术语学又恰恰是一门与多种学科具有密切关系的综合学科，这无疑又增加了由外行转变为内行的难度。胡锦涛总书记指出：“以培养造就高层次人才带动整个人才队伍建设，促进各级各类人才协调发展。”这一思想也同样适用于术语学人才队伍的培养与建设。我们的突破口也应该首先选择在高层次人才的培养上。培养这样的人才，高等学校责无旁贷。可以选择有条件又有积极性的一所或几所高等院校为依托，由有关方面牵头，联合多方力量，调动并充分利用国内外的一切有利因素，招收培养硕士以至博士学位的研究生。这样，经过三五年之后，我们就会有真正术语学科班出身的高层次专门人才。他们应该起到火种的作用，应该成为未来术语学科建设的中坚力量。通过他们的努力，术语学科的知识会得到进一步的普及。
5.目前要做的几项工作
1)确定选题，抓紧立项
研究所的中心任务与日常工作就是围绕着课题做研究。术语学研究所的中心任务就是开展华语圈内的术语学理论研究。从上面谈到的几点认识出发，我们初步设计出如下几个研究课题：
《术语学理论问题研究》——这应该是反映就某些术语学理论问题所进行的更深一步研究成果的论文集，这些问题可能会包括：奥地利术语学派与俄罗斯术语学派的对比研究；系统方法在术语学研究中的运用；某些学科如语言学、法学等学科术语的特点；某些著名术语学家术语理论的介绍等。
《术语学名篇选读》——这是一部以介绍国外各著名术语学学派有影响的术语学著述为主要内容的著作。它的主体应该是对原作的准确翻译，同时也要附有对这些著述或重要论点的解释与说明。通过这个选题的研究，可以使一些以外语见长的人更进一步深入到术语领域中来，同时，也可以帮助没有条件直接接触术语学经典著述的人熟悉术语学的理论。这一课题可能是其他相关课题的副产品。
《俄国军事术语研究》——这是一部以术语学的一般理论为指导、以一个具体专业的术语为实例，对该学科的术语做出全面理论阐释的著述。它既可以更深入地消化吸收并实际运用术语学的一般理论，同时也是对一个学科术语的产生、发展规律以及现状的揭示。
《术语学概论》——这是一部以大学生等一般读者为对象、结合汉语术语实际、较全面阐述术语学理论内容的普及型著作，也可作教材使用。
《术语学原理研究》——这是一套结合汉语术语实际从更深的理论高度上阐述术语学基本原理的系列著作。它应该涵盖与多种不同学科的术语学原理，比如《术语的语言学原理》、《术语的符号学原理》，等等。它应该是国内术语学研究最高水平的体现。
我们恳切地希望各位专家对上述课题的可行性与合理性加以论证，并在可能的场合对这些课题的立项给予支持，为这些课题的顺利完成给予具体指导。
2)健全机构，网罗人才
前面说到的学科成立的标准中，有好几项是与学科的组织建设相关的。比如：要求“具有相应的培训与研究机构”，“具有全国性的或国际性的学术组织”，具有“固定的常备人员”等。这方面我们也有许多事情要做。全国科学技术名词审定委员会作为国家授权的术语建设的领导机构，担负着涉及全局性的规划、指导与协调等重大任务，这一点是毫无疑问的。以全国科技名词委为核心，还应该建立能更广泛地联系并团结有志于术语学研究或从事术语实际工作的群众的学术团体。据笔者了解，目前，除去专门的研究机构之外，高等学校也有相当一部分人的工作直接或间接地与术语工作有较为密切的关系。在某些词典学、词汇学或科技翻译、语料库建设的研讨会上，不时会有人谈及与术语学有关的话题。但他们只能是处于会议主要议题之外，和者甚寡，甚至根本找不到对话者，更不用说找到知音了。围绕某一学科术语的工作会议可能很多，但就一般术语学普遍性问题的学术讨论会却很少很少，甚至没有。这种局面显然不利于术语学的发展。应该尽快地建立这样一个学术机构，为更广泛的研究者提供自由讨论术语问题的场合。

对术语学理论建设的认识与建议^①

王翠叶

2005, 7 (01): 14-15.

摘要 ( 210 )

PDF ( 557KB ) ( 47 )

科技术语规范化在促进科学技术发展、社会进步、国家统一、民族繁荣等方面发挥着重要作用。目前，全球已进入信息时代，科技术语传播快、范围广、数量大，没有术语的规范化、标准化，将极大地影响和降低信息传播的效率，进而影响国家的经济发展和社会进步。科技术语的规范化、标准化程度，已经成为当今世界上发达国家科学技术水平的重要标志。我国一直很重视术语的规范化、标准化工作，清代时期就有了负责科技术语审定工作的机构。新中国成立后，全国自然科学技术名词审定委员会正式成立后，使科技术语审定工作进入了全新的发展阶段。20年来，在全国科技名词委的认真组织下，在各界专家学者的共同努力下，自然科技术语乃至社会科学术语的规范化工作取得了巨大的成绩，为推动我国科学技术和经济贸易的发展起到了重要作用。国家标准化管理部门在术语标准化工作中也做了许多工作，全国术语标准化技术委员会先后制定了一系列基础性标准，并积极组织参与国际标准化活动，有力促进了我国术语的标准化。教育部(国家语委)也一直很重视这项工作，多年来积极配合全国科技名词委和全国术标委等部门开展了术语的规范化、标准化工作，取得了一定的成绩。例如，参加全国科技名词委的领导工作，协助全国科技名词委进行语言学术语审定工作，与名词委共同召开研讨会确定术语用字问题(“象与像”用法的区别、化学元素符号用字)；参与全国术标委和中国术语网工作，组织民族术语特别分会开展少数民族语术语标准化工作。去年又成立了全国语言文字标准化技术委员会汉语语汇分技术委员会，今后将会积极开展汉语术语方面的标准化工作。与会的许多专家学者们也都是术语规范化、标准化工作的积极参与者和贡献者。
当然，实现科技术语规范化是一项长期性的历史任务，虽然我们已取得了很大的成绩，但也还存在着一些亟需解决的问题。科技术语体系需要进一步完善和发展，社科术语规范化还有待开展，少数民族语科技术语规范化更需加强。而这一切工作的开展，都有赖于术语学理论研究的发展和提高。我国的术语学研究虽然有着悠久的历史，早在战国时期《荀子》的《正名篇》就有过术语的论述，也形成了具有特色的一些理论和方法，但严格地说，至今还没有形成完整系统的术语学理论。我们的术语应用和术语规范化工作常常因缺乏理论指导而遇到困难。因此，加强中国术语学理论建设是开展术语规范化、标准化工作的当务之急。可以说，全国科技名词委和黑龙江大学组织召开这次研讨会很及时也很必要。希望今后能够经常召开这样的会议，在全国掀起一个术语学研究的新高潮。对于术语学理论建设，我从科研的角度，谈四点认识与建议：
1.术语学研究需要多学科多领域的专家学者们联合攻关。术语学研究既是一门独立的学科，又与语言学、哲学、逻辑学、词典学、文献学等多个学科领域紧密相关，具有文理融合的综合性学科特点。这就决定了术语学研究，如同术语标准化工作需要多部门配合一样，需要社会科学和自然科学多学科多领域的专家学者们友好协作，并且要走向世界，加强与国际术语学界的交流与合作。
2.术语学研究要紧密结合术语应用和规范化工作的具体实践。术语学研究不要仅仅为了建立一门学科而研究，更重要的是要指导术语应用与术语规范化工作，只有结合术语应用和术语规范化工作进行的术语理论研究，才最具有生命力。譬如，术语的形成规律及相互关系、术语的命名原则、定义的表述方法、名与实的关系、学理与俗实的关系(也是语言文字标准化工作最棘手的问题)，等等，都是需要认真研究探讨的现实理论难题。
3.术语学研究要充分利用现代化的研究手段，实现成果集成与共享。在当今的信息化时代，世界已成地球村，这既是时代的挑战，也是研究者难得的机遇，数字化为专家们联合攻关创造了方便优越的条件。大家只要联合起来，充分利用现代化的研究手段，科学运用术语数据库和语言资源库，从高起点、深层次上进行全面系统的科学研究，并把成果加以集成与共享，其获得的学术成果将会远远超过分散的手工研究。(当然，集成与共享需要解决知识产权问题，这需要国家用制度来保障，更需要专家们靠智慧来处理。其实有些领域的学者已经摸索出了不少的好经验，可以加以借鉴)
4.术语学研究需要加强人才培养。为了加强术语学理论研究的长远发展，希望高校能通过招收研究生进行术语学人才培养，并逐步开展术语学的本科教育。只要是社会所需要的人才，教育界就有责任加以培养。教育部语信司的李宇明司长在全国科技名词委2004年的常委会上就有过这样的提议，许多委员都很赞同。我在此再呼吁一下，建议黑龙江大学能够像举办这次研讨会一样带个头，在新成立的术语所招收术语学研究生，希望其他高校也能够积极响应。
注释: ① 本文摘自于作者在中国术语学建设研讨会上的发言。

中国术语学建设研讨会召开

2005, 7 (01): 15-15.

摘要 ( 416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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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文摘自于作者在中国术语学建设研讨会上的发言。
本刊讯由全国科学技术名词审定委员会和黑龙江大学联合举办的“中国术语学建设研讨会”于2004年12月24～25日在哈尔滨市召开。来自全国科学技术名词审定委员会、中国社科院、国家语委、相关高等院校和出版界的近40名代表参加了会议。
开幕式由黑龙江大学闫鹏飞副校长主持。黑龙江大学衣俊卿校长致欢迎词，全国科技名词委潘书祥副主任致开幕词，中国社科院语言所董琨副所长、国家语委王翠叶处长分别做了发言，会上还宣读了中国辞书学会向会议发来的贺信。
在12月24日的大会发言中，潘书祥副主任概述了国内外术语学发展的历史，指出我国目前术语学研究的薄弱现状和今后术语学建设面临的问题和对策；黑龙江大学郑述谱教授从建设术语学独立学科的角度出发，探讨我国开展术语学理论建设的具体工作，并围绕术语学研究方向提出了一些课题；天文学名词委李竞教授、计算机名词委张伟教授、中医药学名词委朱建平教授结合科技名词审定工作的具体实践，总结了各自学科术语学研究的特点，并为中国术语学建设提出许多有益的意见和工作思路；大百科全书出版社王渝丽编审也从辞书编纂工作角度阐述了术语学研究工作的重要意义。
12月25日的研讨会上，与会代表就如何在我国开展术语学建设活动，怎样认识术语学的学科定位及其对实践的指导作用，对目前术语学理论研究现状的估计与分析，术语学理论建设须解决的问题、方法和步骤等议题进行了深入讨论，并达成以下共识：
1.加强我国的术语学建设，特别是理论建设工作在当前具有极大的必要性和紧迫性。
2.术语学是一门与多种科学有着密切联系的综合学科，应该打破不同学科的界限，组建一支由多学科领域专家组成的研究队伍，开展跨学科的理论研究。
3.有必要成立一个专门的术语学研究结构，以便于组织和协调全国的术语学建设活动，定期召开术语学研究的学术研讨会。
4.目前应抓紧时机，选择适当的课题，并组织相关单位联合申报立项。
5.加紧培养人才，吸引更多的专家、学者加入术语学研究队伍。
6.争取在部分高校开设“术语学”公共课程，这将有利于普及术语学知识，提高理工科学生和科研人员的术语学知识。条件成熟的院校可培养硕士、博士研究生等高级术语学人才。
“中国术语学建设研讨会”是我国国内第一次以术语学为专题的研讨会。可以预期，本次会议一定会为积极推动中国的术语学建设、创建中国的术语学派产生重要的影响。

加强中国术语学学科建设之我见

朱建平^*；王永炎^**

2005, 7 (01): 16-19.

摘要 ( 336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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鉴于目前我国术语规范工作做得多而术语学理论研究薄弱的现状，提出加强中国术语学学科建设的七点建议：即成立全国科技名词委术语学研究会；成立专门研究机构；争取早日列入国家《学科分类与代码》；完善支撑条件；扩大文科比例；联络国际和协调国内有关组织修订《国家通用语言文字法》有关条款；目前研究重点应是中国术语学的方法论，并以中医术语为例说明其重要性。
我国的术语(即专业名词)规范有着悠久的历史。先秦诸子就有关于名实的论述，如儒家的“名不正则言不顺”，道家的“无名无为而治”，墨家的“取实予名”，名家的“正形名”等。而我国设立专门机构来规范术语，是20世纪初的事。清宣统元年(1909年)，在大学部下设“科学名词编订馆”，负责科学术语翻译规范工作。1932年，民国政府在教育部下设国立编译馆，迄今台湾仍延续此体制。建国后，1950年政务院下设“学术名词统一工作委员会”，“文革”中断。1985年，国务院批准成立全国自然科学名词审定委员会(后改称全国科学技术名词审定委员会，简称全国科技名词委)，迄今已成立了专科委员会60个，审定并公布了名词63种，基本建成我国科技名词体系，同时也积累了丰富的术语规范工作经验。
由此可见，近一个世纪以来，我国在术语规范方面做了很多工作，成绩非常显著。但相比之下，我国在术语学理论研究方面显得非常薄弱。这与我国有着丰厚术语资源的实际极不相称，也不能适应当前开展的名词审定，也将不能满足未来的术语规范。随着国力的强盛，我国由科技大国成为科技强国，对我国的术语学也将提出更高的要求。中国作为一个正在和平崛起的大国，而汉语作为联合国使用的语言之一，汉语术语学的建立，创建有汉语特色的中国术语学，成为继德国—奥地利学派(德语)、俄罗斯学派(俄语)、加拿大—魁北克学派(法语)、捷克—斯洛伐克学派(捷克语、斯洛伐克语)之后中国学派(汉语)，也是中国术语工作的历史使命。因此，目前提出加强中国术语学学科建设是非常必要的。
按照学科建设的要求，审视目前存在的问题，提出一些初步的建议，供学界讨论。
1.成立全国科技名词委术语学研究会
全国科技名词委已经成立的二级名词审定委员会是按理、工、农、医、技术科学与交叉学科的不同纵向来设置的，主要任务和功能是审定名词，较少涉及术语学的理论，所以在目前全国科技名词委的组织构架里，为了加强术语学建设，有必要设立横向的二级组织——术语学研究会。术语学研究会的主要任务是制定学科发展计划，加强分工合作，促进学术交流，推动学科发展。不同学科的术语学专家可以通过这一全国性学术平台，一起研究中国术语学的共性问题，一起探讨其理论、原则、方法等重大的关键性课题，从众多个性经验中归纳总结出一般性的原理。通过召开定期或不定期学术会议，交流学术，促进术语学科的进步。
2.成立专门研究机构
一个学科必须有一支稳定的学术队伍，其队伍的稳定性主要由专门的研究机构来保证。因此，应该倡导有条件的高等院校、研究院所设立术语学研究所或研究室，如全国科技名词委与黑龙江大学拟成立的术语学研究所，就是一个良好开端。中国中医研究院正在进行科技体制改革，初步设想在中国医史文献研究所设立中医术语研究室，期待这一构想能通过学科论证。要有目的地引导、鼓励综合性大学、研究院所语言专业、科技史与文献专业机构中率先设立术语研究机构。
3.争取早日列入国家《学科分类与代码》
术语学是研究专业概念及其名称的一门学科。从语种分类，有单语术语学、多语术语学。从实用性分类，有理论术语学、应用术语学。当然，还会有不同的其他分类。一般来说，一个学科有其明确的研究对象、独立的学科理论、方法与特征、发展目标，以及一支学科队伍。发展目标是该学科核心理论、前沿领域、尖端技术长期稳定的发展趁势，而且每个学科应有3个以上稳定的研究方向，每一研究方向应有数个系列研究课题来支撑。很显然，术语学作为一门独立的学科的条件已经基本具备。但在国家标准GB/T13745-92《学科分类与代码》中并没有“术语学”。一个学科没有自己的学科代码，就像一个人没有自己的身份证。国家的科研计划、教育计划，往往依据《学科分类与代码》，给各个学科科研立项和教育招生开立户头，给予人、财、物方面的支持，所以其重要性应引起学界的高度重视。由于学科发展很快，《学科分类与代码》已经不能反映学科的实际情况，几年前制订者就想顺应实际需要进行修订。因此，学界要与有关部门加强沟通，争取在修订《学科分类与代码》时，将术语学列入。术语学由一门应用语言学，演进为一门语言学与专业学科的边缘科学，并发展为一门横跨语言学、逻辑学、本体科学、信息学和专业学科的综合性学科，文、理交叉，应属于一级学科，排在自然科学之后，社会科学之前。
虽然，术语学还没有自己单立的户头，但有关的工作并不能等待，而是要抓紧。只有工作做好了，就为将来的列入增加了法码，所谓有为才有位嘛。呼吁列入与抓紧工作，两者并行不悖，可以互动进行。要积极组织向有关部门申请科研课题，获得一定的经费，结合各自的优势和特点，开展术语学研究，多出成果，并促进成果转化。提倡学界多发表研究论文、多撰写学术著作，扭转目前术语学研究尤其是理论研究论文少、专著少的局面。
人才培养是学科建设的根本。一个学科要持续良好地发展，必须要有一支梯队合理的专业队伍，有学科带头人、后备学科带头人、学术骨干、后备骨干、专业人才。就现阶段而言，由于术语学的多学科性质，一般本科生难以胜任其研究、教育工作。因此，术语学人才，要抓研究生培养，要有计划地招收硕士生、博士生，根据研究生不同的知识背景，结合术语学的需要，做好选题，如术语概念演变史、从术语看中国传统文化的影响等。当然，这并不排除在本科生教育中开设《术语学概论》课程，普及有关常识，给一些初步的熏陶，培养一些爱好者，为招收术语学研究生打下生源基础。
4.完善支撑条件
如果要建设好一个学科，那么相应的支撑条件是不可或缺的。对于术语学来说，有关支撑条件建设，包括本学科资料库、本学科的术语规范、供学术交流的杂志、网站等。一般都由实体性机构来承担，来建设。目前术语学科杂志有全国科技名词委主办的《科技术语研究》和中国标准化研究院主办的《术语标准化与信息技术》两种，也建有网站。以后陆续组建的专门术语研究机构，都有责任并且要有计划地完善有关学科发展的支撑条件，为学科的发展做出贡献。
5.扩大文科比例
术语学有多学科的性质，需要文理学科的交叉融合，而目前全国科技名词委下属的二级名词审定委员会中，绝大多数属于理工农医学科，文科只有语言学一种，呈现“一头沉”的现象。显然对于术语学学科建设是不利的，因此，建议继续扩大文科的比例，成立哲学、历史、社会等学科名词审定委员会，使其学科组织构架趋于合理。
6.联络、协调、修订
全国科技名词委以及以后成立的术语学研究会要加强与国际标准化组织(ISO)第37技术委员会(简称TC37)及其有关机构的联系。ISO-TC37是国际专门的术语标准化组织，秘书处设在奥地利维也纳，下属的一分委员会秘书处设在俄罗斯莫斯科，第三工作组秘书处设在加拿大魁北克，第四工作组秘书处设在德国柏林。与它们的联络，有助于及时交流信息，促进我国术语工作的进步。
在时机成熟的时候，有必要成立中国术语学会，将我国术语学研究工作者组织起来，搭建中国术语学交流平台，为创建术语学中国学派而努力。
2001年实施的《国家通用语言文字法》第二十五条规定：“外国人名、地名等专有名词和科学技术术语译成国家通用语言文字，由国务院语言文字工作部门或者其他有关部门组织审定。”随着我国特有的学科术语规范工作的开展，如中医药学术语都是我国独有的，不存在译入，相反是译出的问题，可见这一条款显然已经不适合了，有必要进行修订。
7.目前研究重点是中国术语学方法论
如前所述，我国术语学学科发展目标是创建有汉语特色的中国术语学，成为世界第五大术语学派。这是根据我国汉语特点而提出来的。而这方面以往我国虽有大量的原始资料，但并没有更多的符合术语学理论的阐述。近一个世纪以来，多数术语尤其是科技术语来自国外，随着科技领先地位的转移，西文(英文、德文、法文、意大利文等)、日文、俄文、英文术语先后传入，我国的科技术语工作主要是如何将外文术语准确地译成汉文术语，积累了丰富的术语规范经验，但对其归纳、总结，进行理论提升，都做得很不够。同时，我国学界对国外四大术语学派的概貌作了介绍，只是点滴的，并不系统、全面。他山之石，可以攻玉。系统全面介绍国外的学术与经验，对我国的术语学工作肯定有借鉴意义。但是，必须清醒地认识到，德文、俄文、法文、捷克文、斯洛伐克文与汉文不同，拼音文字与方块文字不同，表音文字与表意文字不同，因此外国的东西仅仅是借鉴，而决不能机械地照搬。
创建符合汉语特点的中国术语学，不仅是理论问题，而是解决我国当前术语规范工作实际问题的迫切需要。理论再好，如果不能解决实际问题，也是毫无意义的。因此，探索研究汉语术语的方法论是目前研究的重点。自1985年以来，全国科技名词委制订的《科学技术名词审定的原则及方法》一直是自然科学名词审定工作所遵循的，尽管理论略显简约而方法却具操作性。不过，由于中医术语不同以往大多数学科术语译自国外，自有其特点，而这些特点所带来的问题就对原有的《科学技术名词审定的原则及方法》提出了质疑。中医术语特点约有：①历史性：不仅有字、词、词组构成的术语，而且有短句形式的术语，如肺主气，木克土等，术语以概念为基础被认为是术语学的基本原理，显然这类短句形式的术语自有其所指的概念。②人文性：如三子养亲汤，用苏子、莱菔子、白芥子治疗老年性气喘病，有自然科学的含量，同时此方还隐喻诸孝子侍亲奉老之儒家伦理观，这就有了人文的含量。因此，不能简单地按植物的自然属性，将“三子”规范成为“三籽”，否则将丢掉它的人文属性。③定性描述：如实喘、虚喘，岂能用定量来描述？④抽象的概念用具体的名词来表述：如五行的木、火、土、金、水，如何来定义？⑤中医有的概念表达不完全符合形式逻辑，因而适合于大多数科技名词作内涵性定义的“种加属差”方法，在此就不适用了。譬如，证是中医特有的概念，不同于病、症，以气血两虚证为例，既是一个独立的概念，而在实际病例描述时，又常常与病名相组合，如滑胎气血两虚证、子眩气血两虚证、产后腹痛气血两虚证，它不再是线性的而是多维的，可能辩证逻辑的方法才比较适用。
“简明性”是科学名词审定的基本原则之一。我们在完成科技部项目《中医药基本名词术语规范化研究》之后，又得到科技部的支持，目前正开展《中医内妇儿科名词术语规范与审定》工作。众所周知，天文学中木星、土星等的多个卫星，其命名采用组合法，但它不用全称“木星1号卫星”、“土星1号卫星”，而是加以缩略，称“木卫1”、“土卫1”，符合术语的简明性。但我们在中医术语规范过程中，面临了一个问题：组合后的术语字数多，不简明。如上所述，滑胎、子眩、产后腹痛等病均有气血两虚证，采用组合法定名，便有滑胎气血两虚证、子眩气血两虚证、产后腹痛气血两虚证，显然组合后的术语变长了。又如关格(病)有“脾肾亏虚，湿热内蕴”、“脾肾阳虚，寒湿内蕴”、“肾气衰微，邪陷心包”等证，组合后就成了“关格脾肾亏虚湿热内蕴证”、“关格脾肾阳虚寒湿内蕴证”、“关格肾气衰微邪陷心包证”等，这么长的术语，显然使用会不方便，会影响学术交流。因此，必须进一步缩略，使之简明，方便交流。那么汉语术语缩略的原则是什么？方法又是什么？这就需要术语学界提供有关方法论研究成果，以解决当前汉语术语尤其有中国特点的中医术语过长的问题。这也是我们为什么提出我国术语界目前研究重点应放在中国术语学方法论上的原因。
中医术语所具有的古今演变、中西差异、文理交融的特点，为我国术语界提供了一个很好的研究样本，我们期待着有志于创建术语中国学派的人士加入到中医术语研究中来。
* 朱建平研究员是中医药学名词审定委员会委员兼秘书长。
** 王永炎教授是中国工程院院士、全国科学技术名词审定委员会委员、中医药学名词审定委员会主任委员。

医学名词委召开“医学美学与美容医学名词”审定工作会议

2005, 7 (01): 19-19.

摘要 ( 265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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略谈术语学研究

张伟^*

2005, 7 (01): 20-23.

摘要 ( 376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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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文对术语学的定义和体系提出了建议，推荐了需要开展的重要研究课题，如：术语命名的理论、方法和原则，术语的表示，汉语术语的精简和缩写规则，术语生存周期，术语更新原则，专有名词的命名，术语的自动提取，术语乱用与术语法。
一、加强术语学研究刻不容缓
我从1985年被聘为全国科学技术名词审定委员会(以下简称“全国科技名词委”)委员起，便与术语工作结下了不解之缘，到如今，已经有19个年头了。我先后参加了第一批和第二批《计算机科学技术名词》的审定工作，以及计算机术语标准的审定工作。在名词审定工作中我学到了有关术语学的许多知识，但也遇到了各种各样的难解问题，其中绝大多数是属于术语学的基础理论、方法和原则的问题。从实践中我亲身感受到，加强术语学的研究非常重要，应该说是，刻不容缓。
1.术语学研究是术语工作的重要环节
近二十年，全国科技名词委按学科组建了60个分委员会，开展了名词审定工作，公布了63种名词，对于术语的规范化，促进国内外科技交流起到了重要作用。全国科技名词委领导几千名学科专家在术语工作方面做了大量的扎实的实际工作。最近，全国科技名词委提出术语学建设的研究，这是非常适时的，非常必要的。它必将对于创建完整的术语工作体系，对于进一步提高名词审定工作水平，起到积极的作用。
过去，我在接受名词审定任务后，可以说是仓促上马，立刻聘请学科专家，组织队伍，开始收选名词，接着就是初审、一审、二审、三审直至定稿。因时间紧，任务重，根本顾不上，也无时间系统学习术语学的有关问题。担任名词审定的专家全部是兼职，而且大多数是初次做名词审定，只能是遇到什么，学什么，摸索前进。
我认为术语工作应包含术语学研究、名词审定、批准颁布和推广应用四个主要环节，如图1所示。过去的工作重点主要是在虚线框内，而对术语学这个环节重视不够，研究工作非常薄弱，未能起到对名词审定的指导作用，也可以说影响了名词审定工作开展。

图1 术语工作主要环节
2.术语学研究位于术语工作的顶层
从图1看出，术语学研究应是术语工作的起始部分。整个术语工作又好比是一座金字塔，术语学研究位于最顶层。
对于术语学的定义，国内外学者有多种说法或描述。在为术语学下定义之前，我们看看相关学科的定义，例如：动物学是研究动物的形态、生理、生态、分类、分布和怎样控制动物的科学。化学是研究物质的组成、结构、性质和变化规律的科学。生物学是研究生物的结构、功能、发生和发展规律的科学。植物学是研究植物的构造、生长和生活技能的规律、植物的分类、进化、传播以及怎样利用植物的科学。动物学的研究对象是动物，植物学的研究对象是植物。那么术语学的研究对象自然是术语。我愿借鉴相关学科的定义来为术语学的定义提出个人的建议：术语学是研究术语的生存、表示、释义、命名和应用的理论、原则、方法和技术的科学。
从现代科学技术角度来理解，术语学可分为理论研究、应用研究和技术研究三个方面，参见图2。理论研究侧重研究现象与揭示规律，创建理论、思想，应用研究侧重研究术语命名的方法和原则，用于指导名词审定工作。技术研究则侧重于研究术语管理和应用的方法和技术手段，用于创建术语工作的数字平台。可见，术语学研究的进展和成果直接影响名词审定工作，反过来说，名词审定工作又是多么急需术语学的研究成果。

图2 术语学体系
二、急需的课题优先研究
我认为对理论研究、应用研究和技术研究应做出系统的安排，制定全面的计划。一部分人侧重术语学的体系和架构的研究，为创建我国术语学做出贡献，而更多的人应重点开展当前急需的应用课题研究。
全国科技名词委提出加强术语学的研究是非常必要的和非常及时的。我愿从名词审定的角度或者从个人的实际体会出发，就术语学研究的迫切课题发表个人建议。也就是说，针对名词审定工作选择一些急需课题，列入首批研究计划。
1.术语命名的理论、方法和原则
全国科技名词委制定的《科学技术名词审定的原则及方法》，规定了名词定名的原则和方法、名词审定步骤，对于指导名词审定工作起了重要作用。但我们在开展名词审定工作时，常常感到条款过于原则，缺少具体的实施细则，因此常常找不到解决的办法。建议以理论为指导，研究名词审定的原则、方法及实施细则，使之既有宏观的原则又有具体的执行办法。
《科学技术名词审定的原则及方法》要求，确保名词定名的科学性，使名词完全符合其概念，或者说准确地表明内涵。但在具体工作中是很不容易做到的。例如，menu在饮食业中称为菜单，而且用得非常普遍。在引入计算机名词后，人们觉得很形象，很自然地用了菜单，并且很快推广开来。在我们审定第一批计算机名词过程中，全国科技名词委副主任和联络计算机名词的同志从整个科学技术术语体系及名词的科学性出发多次提出，计算机里有没有蔬菜，既然没有蔬菜，为什么不能定一个符合计算机的术语。经过多次研究和广泛征求意见，我们认为将menu定为“选单”是比较科学的，而且符合其概念。但是因为“菜单”用得非常普遍，很难纠正。在第二批计算机名词审定时，我们只好将menu定为“选单”，将菜单列为又称，结果是一个术语两个名词。显然，这违反了术语惟一性的基本原则，没有做到一词一义，一个概念只对应一个名词。
因此，建议从术语学的角度研究和探讨术语命名的理论、方法和原则，以指导名词审定工作。
2.术语的表示
目前，汉语术语的表示存在不少问题，很多术语不符合汉语规范。在从国外引进术语时，有很多术语是按当时的语境直接翻译过来，有不少术语是逐字翻译而成，因此汉语术语显得牵强或过长。在名词审定过程中对这类名词本应做必要的修订，但由于没有可遵循的规范化方法和指导原则，而未能做到精益求精，或者说做的还很不够。
从汉字的构成来讲，汉语术语可用字、词、词组或短语等多种方式表示。短语又有主谓、动宾等多种形式。在为术语命名时，究竟采用哪种方式为好，时常是不知所措，例如：裁剪或剪裁，两者都在使用，应有个原则，才好做出取舍。
从语言角度来讲术语表示有3种形式：(1)纯汉字表示，包含汉字选择、构词方法、表达方式。(2)汉字、数字、字母和符号混合表示，如：XY绘图机，电子CAD。(3)纯外语字母表示：CD-ROM、VCD、DVD、LSI、ADSL、3G。在名词审定过程中，我们虽然尽可能采用汉语表示形式，但是由于缺少明文规定和原则，还是出现了少数混合表示和字母词。建议对汉语术语的表示做深入研究，制定汉语术语表示的原则、方法和规定。
3.汉语术语的精简和缩写规则
随着科学技术的快速发展，在汉语术语中吸收了很多经过汉化的外来术语，丰富了我国的术语体系。
在引进外国术语时，很多汉语术语是直接翻译过来，有些是逐字翻译过来，汉语的表示相当长，多达一二十个汉字，例如：金属氧化物半导体随机存取存储器(MOSRAM—metal-oxide-semiconductor random access memory)，有15个汉字，电擦除可编程只读存储器(EPROM—electrically-erasable programmable ROM)有11个汉字。因术语表示很长，读起来麻烦，写起来费时间，所以就常常直接使用英语缩略语MOSRAM、EPROM，出现了大量字母词。若把“金属氧化物半导体随机存取存储器”简称为“金氧半导体随机存”，汉字就减少了7个字。
为了便于推广较长的汉语术语，以及尽可能减少字母词，很有必要尽快研究和制定汉语术语缩写的基本原则和方法。
4.术语生存周期
术语与生物一样，也有出生、发育、成长、成熟、衰老和死亡的周期，有自己的生长规律。用计算机的术语来说，术语的生存周期系指其诞生、投入使用到被淘汰的全过程。有些术语的生存周期很短，诞生时看似健壮，名字叫得也响，但发育不良，没有多长时间便衰老和消亡了。例如，20世纪50年代出现的微波计算机，延迟线存储器，60年代初出现的多孔磁心存储器、磁泡存储器等。有些术语却有很长的生存周期，例如，电子计算机，操作系统，磁盘等等。
我们只有了解和掌握术语的生长规律，才能做到及时选择新词和定名，以及对变化了的术语进行修订。
5.术语更新原则
随着科学技术的快速发展，很多术语的内涵或表示发生了变化，例如：optical disk和optical disc过去一直被看作是等同的，不加区分的，国内通常称为光盘。然而，从20世纪90年代中期起，美、英等国出版的一些权威性的计算机及相关学科词典、科技期刊及专著，以及普通英语词典，已开始把disk和disc明显地区分开来，用disk专门表示磁盘及其复合词，用disc专门表示光碟及其复合词。特别是，光碟上全部印着disc，而不使用disk。国外，在用disk和disc分别表示两种不同的物质或概念后，对于语言表述，复合术语构成和简化，技术交流，都得到了很好的效果。我们发现后，觉得光盘已经约定俗成，多年未做改变。直到2002年，我们才下决心，把光盘正式定名为光碟，做到与国际接轨。
对于已经变化了的术语要不要做修订，应如何进行修订，应该研究并制定术语的更新原则，以指导术语工作。
6.专有名词的命名
特别是对于外国人名的定名，现在的问题还不少，例如：一个外国人的姓名在不同领域出现不同译名；有些外国人的译名过于汉化，使用百家姓中常用的姓氏，分不清是华人还是外国人；有些外国人的译名采用福禄寿喜等吉利的汉字，译音很不准确；不能完全做到名从主人，未能按其出生国家文字发音规则译名；有的外国人姓名辗转几次写法或音译，因此译名不准确等等。
为了使外国人的姓名翻译得准确无误，真正做到一人一名，建议研究并制定专有名词的定名原则和方法。
7.生活用语术语化
在科学技术中借用生活用语的术语越来越多，对这类术语的命名理应根据其概念或内涵予以定名，做到一词一意，但执行起来很不容易。这里涉及的问题较多，诸如术语的个性与共性，使用原名还是重新命名等等。如果每个学科都根据其概念重新命名，那么新术语将不断产生，术语数量就会暴涨。如果借用原名，术语可能不完全符合学科的特点。在计算机领域，这类术语为数不少，例如garbage，在环保业称为垃圾或废料，直接用作计算机术语不合适，因此定名为“无用信息”或“无用单元”。又如firewall，在建筑业定为防火墙。在计算机网络中firewall不是防火而是防毒，因此有人建议从概念出发定为“网盾”或“防毒墙”。但也有人认为这样定名与英语原意不符，不能回译到英语。结果是沿用了“防火墙”。对于这样定名，迄今仍有不同意见。
因此建议对借用生活用语的术语进行分析，研究和制定命名的指导原则、方法和实施细则。
8.术语的自动提取
随着科学技术的快速发展，特别是信息科学技术、生物科学技术、航天科学技术等许多新兴学科的迅猛发展，新术语不断涌现，数量与日俱增，且分布非常广泛。要想跟上术语的发展速度，及时选全、选准新名词，是一件很难的工作。
为了能及时发现新词，很多专家开展了术语自动提取的研究，并取得了初步效果，但距实用还有相当距离。我建议增加人力和经费的投入，尽快在提取理论、提取方法、提取策略、提取技术和系统开发方面取得突破性进展。
9.术语乱用与术语法
全国科技名词委每次颁布名词时都说明：“根据国务院授权，委员会审定公布的名词术语，科研、教学、生产、经营、以及新闻出版等各部门均应遵照使用。”但是，术语乱用的现象仍十分严重，有的不使用公布的术语，而仍然沿用被淘汰的术语。有的新术语一公布，立刻变成时髦用语，不分场合随便乱用。例如，纳米技术的“纳米”使用频率可能最高，用得最乱，什么“纳米跑道”、“纳米保暖内衣”、“纳米防晒霜”、“纳米油漆”、“纳米衣料”，简直是铺天盖地。似乎是，商品挂上个纳米，身价就可倍增。有一篇文章的标题是，“铺设一条纳米跑道”，那么这里的纳米是表示长度、材料还是技术呢，显然用得很不严肃。
为了保证公布的术语规范应用，建议在对术语乱用的现状及危害做些调查分析的基础上，研究和制定术语法。
三、多学科通力合作，创建我国术语学体系
术语学是一门交叉甚广的科学，是一门几乎涉及人类知识各个领域的科学，也就是说，术语学与自然科学和社会科学的各门学科都有密切关系，因此，发展术语学不单是术语学专家、语言学家的责任，而且也是几乎所有学科专家的共同责任。
术语学本身的性质决定必须多学科专家通力合作才能创建我国术语学体系，开创术语工作新局面。各方面的专家可借助本专业的特长，从各自的角度开展术语学的研究，例如，从语言学角度侧重研究基本原理和方法，从学科角度侧重研究术语的命名和释义，从计算机角度侧重研究计算机辅助术语工作，如术语数据库的建立、管理和服务。
举办术语学学术会议，开办术语学讨论班，经常交流经验，逐渐形成一支由术语学专家及其他学科专家(如语言学专家、计算机专家)参加的高水平专业队伍。还应充分利用媒体，特别是《科技术语研究》大力宣传术语工作的社会意义和重要作用，以提高术语工作者、术语创造者和术语引进者的社会意识和责任感。
在研究课题的组织和管理方面，建议参照国家基金委员会的管理办法，由全国科技名词委编写课题指南，号召全国各地专家申请，经专家评审和立项，开展专题研究，最后组织成果验收。争取国家基金委员会的资金支持，若能在那里设立术语学专项资金，对术语学的发展将会起到积极的推动作用。
* 张伟研究员是计算机名词审定委员会主任委员。

谈中国术语学的理论建设

郑文婧¹, 张志毅²

2005, 7 (01): 24-26.

摘要 ( 464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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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文论述了中国术语学建设的灵魂是理论，而理论建设需要的途径有四条：继承，借鉴，移植，升华。
术语工作和术语研究，其重要性是人所共知的。这大约有两个原因，一个是科技内部术语爆炸，每年产生一百多万个，仅化学术语就有几十万个，而且常常定名不一。另一个是术语大量迅猛向共同语渗进。例如，《现代汉语词典》从30多个学科中选收7000多个术语，占总收词量的13%，而《现代汉语词典》编者中的四位(闵家骥、刘庆隆、韩敬体、晁继周)1987年出版了一本《汉语新词词典》选收术语已占了总词条数的56%。英国语言学家G.Leech把这个趋势叫“行话化”。这就迫使世界的科学家、语言学家、逻辑学家、心理学家、符号学家、信息学家、哲学家等都来研究术语。中国的术语研究，已经做了许多工作，当前急需的是理论建设。
一、理论是中国术语学建设的灵魂
技术和科学不同。技术，主要依靠经验、知识和技巧。科学，主要依靠理论，它是理论框架中的知识体系。没有理论，就没有科学。李约瑟博士写的《中国科学技术史》，其中主要是技术，很少有科学。中国对哈雷彗星的记录，开始于公元前613年，到1910年共记录31次。其记录之早，早于阿拉伯人679年，早于欧洲人1602年。其记录之详细，更是阿拉伯人和欧洲人所不能比拟的。可是，后来这颗星居然叫做“哈雷彗星”。那是因为英国天文台台长哈雷用理论首次认识了它的科学属性。从这两个悲剧中，我们应该冷静地实事求是地反思我们的传统：我们祖宗头上，既有光环，也有伤疤。握住光环，自然会增信心。袒露伤疤，令人图强发愤。
没有理论，就没有科学。同理，没有理论，就没有术语学。业内人士都了解，世界术语学有四个学派：德国—奥地利学派，俄罗斯学派，捷克—斯洛伐克学派，加拿大—魁北克学派。它们之所以形成学派，主要不是依靠一般工作，而是依靠高超的理论。中国术语学理论建设，已经有一个良好的开端。但是，距离一个立足于世界的学派理论，还有一段较远的路程。要想达到这个目标，至少必须连续经过四条途径：一继承，二借鉴，三移植，四升华。
二、继承中国的有关术语学术思想
继承的源头，可以上溯到孔子的“名不正则言不顺，言不顺则事不成”(外国学者的术语著作时常用作篇首语)和荀子的“正名论”。往下，在一些专业翻译思想中闪烁了术语理论的晨曦。比较重要的有晋代的道安(314～385)提出“五失本”，即五类译文允许跟原文不一致。唐初玄奘(602～664)提出“五不翻”(见《翻译名义集》)，即五类词语不能意译，只能音译。北宋赞宁(919～1001)提出“六例”，即详论了翻译的六类事例(情况)。再往下，到了近现代的严复。他1895年译完，1898年出版了《天演论》，其序说“译事有三难：信、达、雅。”胡以鲁1914年发表于《庸言》第二卷第一、二期合刊上的《论译名》认为，有十类词可以音译。1932年成立的南京国立编译馆于1933年公布了《化学命名原则》，此后至1983年上半年中国总共出版的920种术语工具书，其编撰“说明”都包含着术语学思想。而刘涌泉先生发表于1984年第一期《中国语文》的《略论我国的术语工作》一文，多半篇幅是谈术语理论，如术语的特征，术语的产生发展，术语的标准化，术语的数据库等。
1950年以后，国家有关部门做了许许多多术语工作，同时也总结了许多工作经验，特别是从中提取了一些术语学思想。这些都反映在《科技术语研究》等公开或内部书刊中。近来令人瞩目的成果是冯志伟教授的力作《现代术语学引论》(语文出版社，1997年)。从理论建设的角度看，该书有三点贡献：一是中文单词型术语的结构模式，二是术语形成的经济规律，三是潜在歧义论。在《科技术语研究》2004年第2期，冯志伟先生又发表了《汉语词组型术语的结构》，对另一大类术语的结构做了补充研究。最近郑述谱先生出版的论文集《词典·词汇·术语》中有许多文章是属于理论建设的，例如《关于术语及术语学》《科学与语言并行发展的历史轨迹》《术语学与语言学》《历史术语研究的启示》《术语学的研究方法》《术语学是一门独立的综合学科》等等。以上这些，就是今后中国术语学理论建设的基础。
三、借鉴外国已有的术语理论
欧洲术语学思想溯源，最早有Aristoteles的间接论述，较为直接的是18世纪三位科学家。第一位是现代化学奠基人法国化学家A.L.Lavoisier的论断：“词保存并传达概念……如果我们没有正确的词语来传达概念，那么，他们表达的只能是错误的印象。”第二位是英国科学史专家W.Whewell的见解：“没有技术术语和硬性规定就不可能有可靠的或者不断发展的知识。”第三位是英国哲学家J.S.Mill的观点：“所有致力于引入某一术语正确用法的人，都应当准确地熟悉这个词的历史以及它在不同发展阶段所表述的意义……”他还多次论述过术语和名称(nomenclature)的区别。(以上引语转自郑述谱，《词典·词汇·术语》2005)现代术语学理论可以借鉴的有以下四个学派的理论：
德国—奥地利学派的术语研究的逻辑思想、概念理论。
俄罗斯学派的术语研究的语言学思想、词汇理论。他们认为术语是词汇学的现实问题。俄罗斯学派的理论，已经有了一些译介，如黑龙江大学郑述谱教授的《俄国术语学研究掠影》、《俄国术语学产生的外部因素》、《俄国术语词典学理论发展概览》、《洛特怎样编德俄汽车词典》等。郑先生还将译介一些俄罗斯术语学理论。
捷克—斯洛伐克学派的术语研究的功能语言学思想，即把术语放在言语或社会环境(包括不同文本，不同专业语言以及计算机系统)中，研究它跟相邻因素的功能关系。
加拿大—魁北克学派的综合理论。好在这个理论已经有了一个概要的译介，那就是其首领人物G.隆多写的《术语学概论》，1985年已由科学出版社出版。我们可以从中了解许多理论，如术语的界定标准，选择标准，术语的特点，术语的研究方法等等。
现在见得较少的，是德国—奥地利学派和捷克—斯洛伐克学派的译介理论。希望有关人士尽快做这方面的工作。
他山之石，不仅可以攻玉，而且能够提高攻玉的速度、水平，使我们少走弯路，尽快赶超。
四、移植相关相邻学科的理论
在一个学科诞生、发展，甚至成熟的过程中，都经常从相关、相邻学科那里移植一些新理论。国外的四个术语学派的理论多数都是移植的，中国术语学理论建设还在起步阶段，更需要移植。那么，从哪里移植呢？从它的邻近学科——符号学、逻辑学、心理学、语言学以及语义学、词汇学那里移植。
这些学科的能指和所指、内涵和外延、聚合和组合、任意性和非任意性、标准化或规范化、结构和功能等理论早已被移植进来。而中国术语学还要移植更多的理论。可以这样说，词汇学、语义学的许多理论都可以移植过来。例如：词的分离性和术语的界定，词的同一性和术语的变体，术语的造词法，术语的模糊性，术语的国际化和民族化，术语的全民化和全民词的术语化，术语的语义特征，术语的比较，术语的分类，术语的演变，等等。
例如术语比较，可以开展许多方面工作：术语能指比较，术语所指比较，不同类型百科全书的术语比较，同类型百科全书术语比较，百科全书和语文辞书术语比较，语文辞书(如《现汉》、《简明牛津》、《拉鲁斯》、《俄语词典》)术语比较，等等。
不同学科的同一术语的比较，对澄清术语的混乱很有好处。众所周知，genus和species，属和种，都是逻辑学和生物学使用的术语，其拉丁文和汉字(即能指)以及所指不尽相同。五六十年代，绝大多数逻辑教科书和一般读物都采用了“种”指genus、“属”指species的译法。(王维贤《关于“种”和“属”的译名问题》，《中国语文》1961年10～11期)大类叫“种”(genus)，小类叫“属”(species)。(李世繁《关于“种”和“属”》，同上)到现在，逻辑学界趋于统一：用“属”译genus，指大类，即上位概念；用“种”译species，指小类，即下位概念。生物学界比较统一，无论是C.Linne的五级分类，还是他人的多级分类，都是“属”在上，“种”在下，而且两者的相对性比逻辑学上的相对性小得多。
语文辞书术语释义，一般的原则是“外行能理解，内行能认可”。可是在贯彻落实这个原则时，各国语文辞书选择术语的语义特征的多寡很不相同。
又如术语的分类，从不同角度，按不同标准，可以分出许多类。这里要讨论的从术语的频率以及跟共同语关系角度，可以分出：最常用的，约七八千至一万，大多数出现在中学教材里，大多数已经进入共同语；常用的，各科技领域总共七八万至十万(除最常用的以外)，大多数出现在大百科全书里，一般未进入共同语；次常用的，各科技领域总共几十万乃至上百万(除最常用和次常用的以外)，大多数出现在各专科、专业辞典里；罕用罕见的，未在任何辞书中出现，少数见于巨型语料库中。分类研究，对于认识不同类型的术语的性质以及编撰各类有关辞书，都大有益处。
五、理论建设的高峰——升华新理论
上文所说的继承、借鉴、移植的理论，都是已有的理论，都是建设新理论的基础。而理论建设的高峰是新理论。新理论，从哪里来？唯物主义哲学认为，理论来源于实践。这从哲理本源上说，是正确的。但是，个人的实践，总带有狭隘、片面、直感等因素。而新理论，常常是由少数智者首创的。如哥白尼的日心说，牛顿的万有引力说，爱因斯坦的相对论等等。而从直接来源看，有些理论并不直接来源于实践。因此，爱因斯坦在总结他的科学研究经验时再三强调：“概念是思维的自由创造，而不是从经验中直接概括的。”作为理论之一的概念如此，那么作为理论另一内容的假说呢？它除了以一定的事实和已有的理论为基础之外，更突出的内容是想象、推测、推理。
即使都在同一个实践基础上，有人没能产生理论，有人产生了理论，而且产生的理论水平有高低之分。这是为什么？其主要原因是，知识积累的多少不同，理性思维(有时叫logos)水平的高低不同。而后者是更重要的。
术语工作者是必不可少的，术语学家更是当前急需的。而要成为术语学家，就要具备以下条件：第一，要受过多种哲学的熏陶；第二，要受过理性思维训练；第三，要有现代先进的文化思想；第四，要有足够的跟术语学相关、相邻学科的知识和理论；第五，当然应该具有术语学本身的已有的知识和理论。只有在这些条件下，才有可能升华出术语学的新概念、新原理、新学说、新假说。美国科学哲学家M.W.Wartosky认为：“从科学是思维的一种理性体系的程度上说，科学从根本上说就是理论。”中国新的术语理论，将武装中国术语学派，而这个学派又将推进中国术语理论的建设。我们急切地期盼着世界第五个术语学派在中国诞生。

术语学与百科全书的编纂

王渝丽

2005, 7 (01): 27-28.

摘要 ( 543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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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术语学在中国的发展
术语学是门综合了信息科学、语言学和逻辑学的专门研究概念的定名、应用及相互交叉的科学。它的创始人是20世纪30年代的奥地利学者E.维斯特。20世纪70年代末传入我国，奥地利和加拿大术语学家为它的传播作了很多的工作。1984年奥地利术语学家，E.维斯特的学生H.费尔伯教授到中国介绍了术语学及其应用；1986年加拿大国家翻译署专家A.朗德利教授在北京介绍了术语学在加拿大建设术语数据库的应用。
1987年由全国术语标准化技术委员会、全国科技名词审定委员会和中国大百科全书出版社组织了我国首届“术语学理论与应用研讨会”。参加者约为160多人。会上ISO/TC37主任、奥地利术语学家C.加林斯基先生系统地讲授了术语学理论与应用。我国科研、生产、教育、标准化及出版等领域的专家学者分别介绍了其工作中术语学和标准化工作，并进行了研讨。术语学在中国的传播，使我国标准化工作、科技名词审定工作以及辞书编纂工作更趋于规范。国家技术监督局、中国科学院和新闻出版署为此做了大量工作。近20年来，我国的一批专家学者为术语学的应用和发展，为术语标准化做出了积极的贡献。
科学技术的飞快发展，使得人们更加认识到术语在科学技术的传播、工农业产品和出版物质量中的重要作用。术语是专业领域的词或词组，是学科领域描述相关知识的最基础的信息承载单元。术语是各种知识的基础要素，标准化是信息准确交流的保证。因此，国家制定了有关术语工作，包括术语学理论和方法、术语制定、辞书编纂和信息技术等标准，并根据发展需求，作了多次补充和修订。特别是《确定术语的一般原则和方法》(GB/T10112—88)成为制定国家各个领域和行业标准的术语的基本标准。现在该标准修订为《术语工作的原则和方法》(GB/T10112—1999)。在辞书编纂方面的国家标准从1988年就开始制定，并不断修订。现有的是《辞书编纂的一般原则与方法》(GB/T 19103—2003)；《辞书编纂符号》(GB/T 11617—2000)；《术语工作辞书编纂基本术语》(GB/T 15238—2000)。这些国家标准为辞书出版的质量提供了保障。
二、术语学与百科全书的编纂
中国有悠久的辞书编纂历史。辞书往往作为一种标准书而被使用者和编纂者所广泛承认。百科全书是以条目为主体，概述人类一切门类知识或某一门类全部知识的完备的工具书。它不以提供系统阅读为主要目的，而是作为读者查考和寻检知识时使用的辅助工具。
百科全书是作为一种大型工具书，其编纂工作是一项十分庞杂的系统工程。为了使各项编纂工作能有条不紊地进行，也为了保证全书的质量和使用功能，在条目设置、释文编写、图片配制、编排方法、检索方式等方面，都有一套严格的要求，这些就是百科全书编纂体例。并在体例中明确规定了要遵循相关的国家标准和全国科技名词审定委员会公布的名词术语。特别是在条目纂写中，强调了所用术语要标准，概念要具有准确性、科学性和系统性。
从1978年到1993年，历时15年，我国首部现代的大型工具书——《中国大百科全书》(第一版)胜利完成。它有7.9万个条目，66个学科，汇聚了我国2万个专家学者的辛勤劳动，共计74卷，是一项浩瀚的文化工程。
《中国大百科全书》释文内容的科学性、学术性和知识性为国内一流水平。其名词术语得到广泛采用。这些名词术语不但数目多，而且涉及面广。不少条目的术语都附有严格或可直接引用的定义。《中国大百科全书》(第一版)出版十多年来，已得到社会上的好评，被人们作为查询知识的权威工具书和标准答案。它获得1997年国家图书一等奖。
1993年至2003年，中国大百科全书出版社以《中国大百科全书》第一版的电子资料为基础，根据有关的术语标准、辞书编纂标准和建立术语数据库的国际标准及国家标准建立了我国首例面向概念的综合性百科术语数据库，完成了一期、二期、三期工程，开发了通用辞书编辑平台。
中国百科术语数据库计算机系统设有辅助建库系统和编辑自动化系统。在建库工作中紧紧抓住了标准化这个关键，其术语数据的处理和计算机软件开发均符合国家标准和国际标准。中国百科术语数据库计算机系统充分利用现代网络技术和大型关系型数据库技术，创造性地完成了百科术语数据库的全文检索系统，这是一个体系结构先进、开放型的全文检索系统，综合了包括快速数据库索引、中文切词、区域查询等多项技术。数据标记符合国家和国际有关标准，采用了国际标准置标语言(SGML，XML)进行术语条目的信息编码，有效地解决了百科术语条目的存储和管理问题。它不仅为《中国大百科全书》第二版提供了编辑自动化的手段，而且为广大用户提供了检索知识的平台。由于该数据库系统开发难度大、技术起点高；在中文辞书编辑自动化方面独具特色作到了编辑出版一体化，处于国内领先水平；在综合大型术语数据库领域属国内首创，达到国际先进水平。
《中国大百科全书》学科覆盖面很宽，涉及了人类所有知识的门类、学科领域，包括数百万知识点、概念和术语。为了充分利用我社十多年编纂百科全书积累的资源，建立了百科术语数据库。它包括百科全书库、术语库和图片库。其中术语库，是把可进入国家标准术语和一般术语的内容分别进行加工，按照术语学原则和相关国际标准进行制作，每条术语设有中文名称、汉语拼音、英文对应词、定义、学科领域、学科代码、来源、编辑、修订人、日期等10项。现共计有18万条术语，并不断增加。德国康斯坦丁大学和奥地利维也纳大学均使用了该术语库的术语。
电子出版物和网上出版物的迅速兴起和普及，使得百科全书也正在由单一文字图片信息的纸介质出版物向纸张、光盘、网络等多介质和文字、声音、图像、动画、影像等多媒体集成发展。跨介质出版物已成为新世纪出版发展的趋势。中国百科术语数据库已经建立了跨介质制作发布系统和学术著作网络出版系统。
随着科学技术的发展，新的知识分类体系正在形成。为了满足用户不同层面的需求，有必要在百科全书原有知识框架体系上进一步细分和综合，并开发更强大的标引和检索系统，以适应不同领域和职业的多种需要。为了适应各领域发展所带来的知识信息的迅速膨胀，满足日新月异的信息服务需求，中国大百科全书出版社已经开始研制知识元数据库管理体系，按照术语学及其相关国家标准和国际标准，建立知识元框架体系和知识元数据库。
计算机技术的飞速发展，促进了辞书编纂的自动化和半自动化。特别是术语工作、计算机应用、词汇和辞书编纂相互关系更加密切，术语学在辞书编纂方面得到了发展和应用。术语工作——辞书编纂的相关国际标准和国家标准也补充了新的内容，并结合汉语特点进行了修订，增加了电子出版物的内容。《中国大百科全书》第二版正在编纂中，它继续遵循着术语学和其相关的辞书编纂标准，利用中国百科术语数据库的计算机编辑自动化平台，为社会提供高质量的百科全书。

航天科学技术名词(二)^*

航天科学技术名词审定委员会

2005, 7 (01): 29-31.

摘要 ( 638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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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于几个晶体学术语

石磬

2005, 7 (01): 32-3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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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rhombohedral既是一个几何学术语(中文译名是“菱形”)，又是一个晶体学术语，其内涵有三：一是32种晶类之一；二是146种宏观晶体的晶面单形之一；三是14种布拉维点阵型式之一(a=b=c，α=β=γ≠90°)。在《英汉化学化工词典》中，这一晶体学术语的中文译名为“菱面体”。笔者建议，对于前两种涵义，仍可保持“菱面体”为译名，但对于最后一种涵义，则改译为“菱方”。这一建议的理由是：在国际晶体学联合会组织编写的晶体学权威著作《International Tables for Crystallography》(1983)中明确建议，如下图所示的描述晶体的点阵单位系统定名为Bravais systems(布拉维系)，因此，若将同为布拉维系之一的rhombohedral译为“菱方”，也为双音节词，可与其他6个双音节词——立方、四方、正交、单斜、三斜和六方6个术语双音节词保持音节数的一致性，rhombohedral system则可译为“菱方系”，与布拉维系中的其他6系的中文名称——立方系、四方系、六方系、正交系、单斜系、三斜系——均为三音节词保持音节数一致，符合科学术语系统性的原则。

图1 七种布拉维系
属于三方晶系的单形rhombohedral保持“菱面体”的译名是必要的，因为在146种单形中有4种属于正交晶系的4种单形的中译名为菱方锥、菱方双锥、菱方四面体和菱方柱，已经使用了“菱方”的词素，将属于三方晶系的单形rhombohedral译为菱面体可避免混淆。笔者提醒这一点，也为说明，笔者建议的“菱方”不属于表述单形的用词，仅用于表述布拉维系之一的菱方系及其点阵单位(或晶胞)之一的菱方单位(或菱方晶胞)，属于另一晶体学问题，不会发生冲突或矛盾。菱方系和菱方单位或菱方晶胞可简称为菱方，而上述4种以菱方组词的单形则无论如何不可能被简称为菱方的。
2.在《英汉化学化工词典》中有rhombohedral system一词，对应的中文名称被译为“菱面体晶系”，如上所述，国际晶体学界已经将rhombohedral system确定为7种布拉维系的一系，布拉维系不是晶系，因此，笔者建议将rhombohedral system的中文名称改为菱方系。
3.trigonal是一种晶系(crystal system)，中文名称是三方。有的教科书将上图中的菱方单位(或具有这种单位的具体晶体的晶胞——菱方晶胞)称为三方单位，这是不妥的，有一些外文书也将这种点阵单位称为trigonal cell或unit cell，这是与上述晶体学国际表的定义矛盾的，我们不应跟着学。附带可指出，属于三方晶系的晶体，有的是菱方晶胞，有的是六方晶胞，前者的例子是方解石，后者的例子是低温石英。有一些教科书，以为三方晶系的晶体必定具有菱方晶胞，因此误认为把菱方晶胞叫做三方晶胞没有什么不可以，可以把三方和菱方两者合而为一，但事情并不这样简单，因此这种做法只是主观愿望，不符合实际。
在许多教科书里，谈到硫的晶体时仍十分普遍地使用“斜方硫”一词，而我国晶体学中普遍用“正交”一词代替了原来的“斜方”一词，因此，笔者建议，今后不要再使用斜方这一术语，无机化学、普通化学、晶体化学或结构化学等教科书再谈到“斜方硫”时应正名为“正交硫”。
4.晶胞和点阵单位一直被混用。笔者建议将它们分开：点阵单位用于表示以点阵点表示的单位，而晶胞则用来表示用原子表示的单位。换言之，点阵单位是抽象的，而晶胞是具体的。例如图2的4种具体晶体分别是钙钛矿、黄铁矿、赤铜矿和干冰的立方晶胞，而当它们被抽象，具有相同的点阵单位，即素立方点阵单位。

图2 晶胞是具体的，点阵单位是抽象的
5.在普通化学、无机化学、结构化学等教科书里经常见到“晶格结点”一词。经查证，该词是20世纪50年代翻译苏联的教科书的产物，而按俄文原文，该中文译名的对应词正相当于英文的“lattice points”，该术语的中文译名早已明确，是“阵点”或“点阵点”，但遗憾的是，这些苏联教科书里对这个词的理解是不符合晶体学定义的，并不是晶体学中的点阵点或阵点的内涵，是一个错误的概念。从晶体学的角度，根本不可能存在被错误理解的“晶格结点”概念，因此，笔者建议，不再在教科书里沿用“晶格结点”一词。如果讨论晶体微观空间里的原子或分子，应直呼为原子或分子，根本没有必要使用“晶格结点”一词。
6.晶格是经常被使用的一个术语。在英文里，晶格和点阵是同一个词——lattice。一词二译，这是可以的，因为晶格和点阵强调不同，晶格强调的是晶体微观空间被划分的网络(格子)，而点阵强调的是晶体微观结构的结构基元抽象的阵点在微观空间中的排列。晶格是(全部或部分)点阵点连接成的网络(格子)，当结构基元抽象为点阵点后，不需要把它们连接起来，就已隐含着它们在空间呈现的对称性。点阵的对称性是惟一的，而把点阵点用直线连接起来，可呈现的网络却具有一定的任意性，其中只可能有一种网络，其点群对称性与点阵的点群对称性一致。因此，笔者认为，用晶格和点阵分别表述它们是恰当的，这体现了汉语的特点。附带可以提到，如果不是用直线连接点阵点而是连接具有整数平移特征的具体的原子，可以呈现一种套叠着的网络结构，这样的网络结构，不能称为晶格，在晶体学里已经有一个现成的术语，叫sublattice，已译为“亚晶格”。当晶胞中原子总数不大时，用“亚晶格”来表述处于不同格位(点位)的原子之间的几何关系的晶胞作图，有时确有明显的实际意义(特别是研究物理性质，在化学上则一般意义不大)。但当晶胞中的原子很多时，用图形来给出亚晶格并不会带来什么好处(进行数学计算则不然)。总之，“晶格”与“点阵”对应，也与具体晶体未被抽象的微观空间的原子周期排列的图像对应(后者未见用术语来表述)，“晶格单位”则同时与点阵单位(lattice unit)和晶胞(crystal cell)两个术语对应。为此，可以考虑不再使用“晶格单位”一词，根据具体情况分别改称点阵单位或晶胞。
7.在晶体学中，体心、面心和底心是相对于素(primitive)点阵的三种复(centred)点阵，它们的特征是点阵本身存在点阵点之间的体心平移(+1/2，1/2，1/2)、面心平移(+1/2，1/2，0；0，1/2，1/2和1/2，0，1/2)、底心平移(+1/2，1/2，0或0，1/2，1/2或1/2，0，1/2)。点阵的这种特征，说到底是晶体微观空间中的原子排列出现这种带心平移的特征。后者体现在晶体的空间群符号上。理想情况下(如果不考虑晶体的任何类型的点、面、体缺陷)，一种具体的晶体，只有一个惟一的对称性，因此只有一个空间群符号。空间群符号的首字母共有P、I、F、A(B、C)和R几种，分别表明它是素、体心、面心、底心和菱方的。菱方的点阵之所以也被单独表示出来，是因为它相当于三带心的六方点阵(但后者没有用术语来表述)。一种晶体的空间群符号的惟一性表明了它的晶胞或点阵单位是否带心，是不以人的意志为转移的，这种与空间群对称性一致的点阵单位或晶胞被称为正当的(proper)，除非你不想取用这种与空间群对称性一致的正当点阵单位或正当晶胞，而取用非正当(improper)单位或晶胞，尽管有时为了说明几种相关晶体结构的相互关系时，用非正当晶胞来表示是必要的，方便的。近年来，在大、中学教学资料中经常见到有把氯化铯晶体说成体心的，把干冰晶体说成面心的，诸如此类的错误。甚至在一些属于高年级大学生使用的教材中也出现这类错误，这是值得重视的现象。几年前，一位正在做固体研究的博士研究生告诉我，他的导师也这样叫的。问题之严重可见一斑。这说明，对术语的正确内涵的把握和普及是十分重要的基础工作，否则会闹笑话，更严重的是误者毫无察觉。
8.在上述晶体学国际表中，已经把历史上形成的三种“晶系”分别定名如下：把晶体划分为立方、四方、正交、单斜、三斜和六方六系的“晶系”被定义为“crystal family”；建议在今后的中文书籍或文献中讨论这种体系时，不再用“晶系”一词，而改为“晶族”。晶体按点阵型分为立方、四方、正交、单斜、三斜和菱方(rhombohedral)的“晶系”被定义为“Bravais system”，建议在中文书籍或文献中将这种系统改为“布拉维系”，也不再称为“晶系”；而只将“晶系”一词用于按宏观的或微观的轴系对称性将晶体分为立方、四方、正交、单斜、六方和三方(trigonal)的系统(crystal system)。
9.在我国教科书里将lattice type一词译为“点阵型式”，其中“型式”一词在《现代汉语词典》、《辞海》等汉语权威词典里都查不到，是否值得成立，是可以商榷的。笔者认为，这里的“型”是式样或类型的意思，“式”也同样是式样或类型的意思，既然汉语词典里没有“型式”这个词，说明这个词是生造的，造得没有什么价值，是否可使用“形式”、“类型”、“型”、“式”等熟词代之？笔者建议用“型”代之，将lattice type译为点阵型。
10.英文为“site”的术语在描述分子或晶体中原子的位置时有两种内涵：一是具一定对称性的分子中各种原子具一定对称性的位置，建议使用“点位”一词；另一是具有一定对称性的晶体中原子具有一定对称性的位置，建议使用“格位”。“点位”和“格位”两词已经被广泛使用，不是笔者的创造。笔者认为，将site一词二译，是有好处的，可以更好地明确上述点位与格位的区别与联系。附带可指出，与分子中原子的点位相联系的两种对称性site group(G_S)和permutation group(G’)(关系式G=G_S×G’，G为分子点群)建议译为点位群和变换群；在晶体中的site symmetry则译为格位对称性。此外，晶体学中与格位联系的描述原子位置的position一词应译为位置，它与格位一词是有差别的，后者经常用以表述一套原子(具有多重性的特征)，不一定是一个原子的位置。

来函照登

2005, 7 (01): 34-34.

摘要 ( 239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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嘌呤霉素氨基核苷（PAN）肾病中文名称之商榷

欧周罗

2005, 7 (01): 35-36.

摘要 ( 1286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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给大鼠注射puromycin aminonucleoside(PAN)所建立的肾病模型应该称为嘌呤霉素氨基核苷肾病(PAN肾病)，但在国内却多被误为“嘌呤霉素肾病”。本文就嘌呤霉素与嘌呤霉素氨基核苷的区别、嘌呤霉素氨基核苷肾病英文缩写的不同解读等予以辨析，并强调纠正这一流传多年的错误有助于开展国际学术交流。
1.问题的提出
早在1986年，北京医科大学章友康、王海燕、王叔咸等学者即在《中华肾脏病杂志》撰文向国内同行介绍了基于vernier的方案采取连续皮下注射法在杂系大鼠制作的嘌呤霉素氨基核苷肾病模型^[1]。虽然从字面看来该文的题目“用嘌呤霉素制作氨基核苷肾病模型”让人费解，因为事实上用嘌呤霉素是制作不出嘌呤霉素氨基核苷肾病模型的，但该文的内容分明是指用嘌呤霉素的衍生物即嘌呤霉素氨基核苷(PAN)制作肾病模型。然而令人遗憾的是，后来国内学者几乎都将用PAN制作的肾病模型称为“嘌呤霉素肾病”^[2～4]。在有英文摘要的论文中可以确认作者所用的造模药物并非嘌呤霉素，而是PAN。其中一篇论文^[2]因无英文摘要而无从考证，但从其药物来源(sigma)及用药方案(10mg/kg，腹腔注射，连续1周)看基本上可判定作者所用的造模药物也是PAN。近年来国内学者对PAN肾病模型的兴趣日益高涨，这令笔者感到如果不尽快为该模型正名，必然导致更大的混乱，影响与国外同行的学术交流。
2.嘌呤霉素(puromycin)与嘌呤霉素氨基核苷(PAN)的区别
嘌呤霉素(puromycin)又称为博罗霉素，是由白黑链霉菌(streptomyces albonigar)产生的一种抗生素，作为蛋白质生物合成抑制剂于1952年被发现。嘌呤霉素由对甲氧基苯丙酰胺与3′-氨基-3′-脱氧-N，N-二甲基腺嘌呤核苷结合而成，分子式为C₂₂H₂₉N₇O₅，分子量为471.52，曾作为抗菌药和抗锥虫病药、抗阿米巴药而使用。嘌呤霉素可取代结构类似的酪氨酸-tRNA进入A位，导致合成中的肽链从核蛋白体上脱落，从而抑制蛋白质的生物合成。因嘌呤霉素对原核、真核生物的翻译过程均有干扰作用，现仅用于实验研究或肿瘤治疗。嘌呤霉素的LD₅₀为静脉注射350mg/kg、腹腔注射525mg/kg、经口给药670mg/kg。
嘌呤霉素分子中去除对甲氧基苯丙酰胺后可得其衍生物3′-氨基-3′-脱氧-N，N-二甲基腺嘌呤核苷(3′-amino-3′-deoxy-N，N-dimethyl-adenosine)，又称为氨基核苷(6-二甲基氨基嘌呤-3-氨基-D-核糖)[aminonucleoside(6-dimethylaminopurine-3-amino-D-ribose)]或嘌呤霉素氨基核苷(puromycin aminonucleoside，PAN)，分子式为C₁₂H₁₈N₆O₃，分子量为294.3。PAN的分子量较小，约为嘌呤霉素的62.4%。PAN的LD₅₀不明，只知道在颈静脉注射9mg/100g体重或腹腔注射15mg/100g体重的用量下是安全的。在大鼠PAN可引起与人相似的肾病综合征、局灶性肾小球硬化、间质纤维化等病变，是公认的用于研究肾脏疾病的良好动物模型之一。
3.PAN肾病应称为嘌呤霉素氨基核苷肾病
综上所述，嘌呤霉素氨基核苷(PAN)是嘌呤霉素的一种衍生物，由于其结构和功能均不相同，不可混为一谈。嘌呤霉素本身是否具有肾脏毒性姑且不论，但其衍生物PAN在大鼠可引起特异性肾脏损害这一事实则已为几十年来大量研究结果所证实。因此，通过给大鼠注射(一次性颈静脉注射、一次性腹腔注射或反复皮下注射)PAN引起的肾病模型应该称为嘌呤霉素氨基核苷肾病或简称PAN肾病，而不可误称为“嘌呤霉素肾病”。显而易见，这决不是在文字上吹毛求疵，而是一个最基本的概念问题。
值得一提的是，嘌呤霉素氨基核苷(puromycin aminonucleoside)一般取其英文中3个关键字母缩写为PAN，因而嘌呤霉素氨基核苷引起的肾病称为PAN肾病。但也有学者只取嘌呤霉素氨基核苷(puromycin aminonucleoside)英文名称中的2个字头将其缩写为PA，而将嘌呤霉素氨基核苷引起的肾病(puromycin aminonucleoside nephropathy)缩写为PAN。在文献中PAN究竟是指嘌呤霉素氨基核苷还是代表嘌呤霉素氨基核苷肾病需要加以鉴别。此外，PAN用量、给药途径的不同可使诱发的肾病有所区别，笔者推荐使用一次性颈静脉注射法在Wistar大鼠建立肾病模型，具体方法可参照有关文献^[5，6]。

教材应是术语规范化的楷模——略谈一些现行教材术语使用不规范的问题

陈国正

2005, 7 (01): 37-38.

摘要 ( 319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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教材是知识的载体，中小学教材更是广大师生学习、使用科技术语的楷模，但白玉微瑕，一些现行教材在术语使用上尚有改进的余地，今仅就全国中小学教材审定委员会2003年审查通过的，人教版高中《数学》第一册(以下简称新教材)中的一些不规范之处，提出修订意见，供有关专家参考并祈教正。
1.改正、余弦定理为正、余弦定律
正弦定理、余弦定理分别由相应的俄文名ТЕОРЕМА СИНУСОВ、ТЕОРЕМА КОСИНУСОВ直译而来，这两个名词和符号tg、ctg一起，于上世纪50年代从苏联引入我国中学课本，新教材的试验本(1997)早就根据国家标准(GB3102.11—93)，将两个符号分别改为tan、cot。而正、余弦定理却沿用至今，殊不知，国务院曾明确批示：经全国科学技术名词审定委员会审定公布的名词术语，全国科研、教学等各部门，均应遵照使用(摘自国函[1987]142号文件)，建议新教材遵照《数学名词》^[1]，将两个定理分别更名为正弦定律(law of sines)与余弦定律(law of cosines)。
2.改象、原象、图象为像、原像、图像
2001年10月26日，全国科学技术名词审定委员会、国家语言文字工作委员会公布了《关于“象”与“像”用法研讨会会议纪要》，根据会议审定的这两个字的名词义和语词搭配实例，建议新教材将函数的相关概念：象、原象、图象，分别正名为像、原像、图像。
3.series不是progression的同义词
新教材的部分中英文词汇对照表(以下简称对照表)，在等差数列的英文名arithmetic progression下面，另加了一个arithmetic series作它的同义词，此举似有画蛇添足之嫌，因为文献^[1]已将后者的汉文名规范为等差级数，正确地反映了等差数列与等差级数间的区别，多义词series的确还有“列”、“串”诸含义，但它与arithmetic搭配之后，就只能是等差级数，而不可能是等差数列，否则，不仅与定义：arithmetic series，the indicated sun of the terms of an arithmetic sequence^[2]不符；更与国际标准化组织ISO DIS 704《术语工作原则与方法》^[3]关于术语单义性的原则相悖，故建议从对照表的词条“等差数列”中，删去arithmetic series。同理，还建议删掉词条“等比数列”中的geometric series。
4.术语简明性原则及名词的数
《术语工作原则与方法》要求“术语应尽可能简明”^[3]，人们在列词汇表时，不会把“实数集”写成“所有实数的集合”，同样，英语中也常把“the set of all real numbers”简之为“set of real numbers”^[4]。显然，对照表中所录N、N+、Z、Q等数集的英文名均可作类似的简化。
由于上述各个数集都由无穷多个数构成，故各词条中的名词“numbers”都用复数形式，但同一张对照表，同样是由无穷多个数构成的无穷数列，词条中的名词“number”却用单数形式，似欠妥当，建议对照表的“数列”、“有穷数列”、“无穷数列”各词条中的“number”均改正为复数形式，例如：数列sequence of numbers^[5]。
5.两种命题的英文名有误
对照表将四种命题中的否命题、逆否命题的英文名，分别定为negative proposition与converse-negative proposition，但是，许多逻辑学家把negative proposition译作负命题^[6]，它指称的是一个命题的否定(negation)，而不是条件命题(conditional^[7]，亦称蕴涵命题implication^[2])的否命题，显然，对照表中这两个英文名有误，其实，从英文文献(例如[2]、[7]、[8]等)不难查出converse、inverse、contrapositive作名词，在逻辑中就分别是逆命题、否命题、逆否命题的英文名，因为“在英语中名词作定语是常有现象”^[9]，为避免由inverse等词的多义性可能引起的混淆，建议词汇对照表作如下更正：
否命题 inverse propostion
逆否命题 contrapositive proposition

关于酶活力单位定义

张华峰

2005, 7 (01): 38-38.

摘要 ( 5354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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建议将“agostic bond”译为“抓氢键”

周公度

2005, 7 (01): 39-39.

摘要 ( 894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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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近二十多年的化学文献中，经常出现agostic bond或agostic attraction等新词，并用化学式C—HM(或X—HM，X=C，B，N，Si)表示。这种用半个箭头“”表示的化学键，是过渡金属原子(M)利用它的空轨道接受X—H共价σ键上的电子形成的一种弱的化学键。
我在《结构化学基础(第3版)》^[1]以及《化学辞典》^[2]中采用了“抓氢键”作为“agostic bond”的中文名称，并对它加以详细解释。下面录出《化学辞典》中“抓氢键”词条的内容：
“抓氢键agostic bond用C—HM或B—HM表示，M代表过渡金属原子，半个箭头表示M原子用它的空轨道接受从C—H σ键或B—H σ键上的电子形成的三中心二电子键。抓氢键和常规的X—H… 氢键不同：第一，氢键中的H原子是和电负性高的Y原子相吸引，而抓氢键中金属原子M的正电性越强，吸引力越大；第二，氢键是三中心四电子体系，而抓氢键是三中心二电子体系。agostic一词来自希腊文，意思是‘抓住紧靠其近旁’，故用‘抓氢键’名词。C—HM键消弱了C—H σ键，在金属有机反应中，能使H原子转移到金属原子上，容易进行消除反应。”
最近我阅读了张中岳和段晓芳^[3]关于《化学新词Agostic命名“元结”的背景及过程》的文章。使我更详细地了解agostic 一词来源的历史背景，了解两位作者为中文译名命名的过程和思路。他们认真地从中国文学典雅古朴的诗词名句中撷取“元结”二字作为agostic的译名，以图达到与原义一致而又古雅的科学名词，推进国际间的学术交流。但从科技名词的科学性和简明性看，我对他们将“agostic”一词译为“元结”则不表示认同，理由如下：
第一，对X—HM类型的化学键，按科技名词应译为“××键”，使读者一目了然。由于这一类化学键是专门描述X—H σ键电子和M原子轨道间形成的一类弱化学键，氢原子在其中起关键作用，应当在名词中同时包含“氢”和“键”两个字。而常规的氢键(X—H…Y)和它(X—HM)又有本质的差别。考虑希腊文“agostic”的本义为“抓住紧靠其近旁”^[4]，故用“抓氢键”一词。从“抓氢键”一词出发，将agostic译成“抓氢”构成一类“抓氢”词条，衍生出其他的词，如抓氢作用(agostic attraction)、抓氢效应(agostic effect)等。
第二，抓氢键(agostic bond，X—HM)是表示X、H和M等原子之间因轨道叠加形成的化学键，它和其他各种类型的化学键是一致的、没有本质的差别，都是存在于原子之间的相互吸引作用。不应当在命名时将agostic特殊地用“元”字表达为“原来就存在的一种结合作用”，以免给读者造成一种误解，以为其他的化学键和抓氢键有本质上的差别。一个英文名词的来源有其历史背景，翻译时加以了解探讨，目的是使译名更符合科学实际，但若过分偏离其内涵的共性就不对了。例如将agostic看作“原来就存在的”、“本质上存在的相互作用”或“元者始也”等特殊的和一般化学键不同的键就不恰当了。
第三，“结”字在化学中常用作英文“knot”的译名，如三叶结(trefoil knot)，用以描述链形分子的缠结形式，在抓氢键X—HM中不涉及这方面的内容。“结”字也作为结合或连结的简称，但放在形容词agostic中，将agostic bond译成元结键，这时，结表示结合，键也是表示结合，这种重复的命名方式，就不如抓氢键更为科学而又简明。

关于“胞宫”名词选定的讨论

张志斌

2005, 7 (01): 40-41.

摘要 ( 820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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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医药学名词中，表述“女性孕育胎儿与定期产生月经的内生殖器官”这一概念的名词较多，使用较为混乱，必须做出取舍。最早的命名见于《黄帝内经·素问》，称为女子胞，但此词在以后的中医学书籍中使用不多。后来又出现了“子宫”、“胞宫”、“子脏”等多种称谓，根据现今的中医妇产科临床使用情况及现行的国家标准来看，“胞宫”一词使用为多。而且，此名词也比“女子胞”更为上口，更容易理解与交流。因此，选择为“胞宫”作为正名，比较合适。
在中医药学名词中，表述“女性孕育胎儿与定期产生月经的内生殖器官”这一概念时，所用的名词比较多。从古文献方面来看有女子胞、子宫、胞宫、子脏、子处、胞、胎宫、胞胎等名词。现代中医著作中该器官的名词也很混乱，即使在最新一版的高等中医院校教科书中，仍然使用三种不同的名词。因此，必须要对此做出取舍。
一、源流考释
为女性孕育胎儿及定期产生月经的内生殖器官命名，最早见于《黄帝内经素问·五脏别论》：“脑髓骨脉胆女子胞，此六者地气之所生也，皆藏于天而象于地，故藏而不泻，名曰奇恒之腑”^[1]，称为“女子胞”。但此后不久的各种医书，并未使用此名，而是提出了不同的其他名词。如相隔不远的《神农本草经·紫石英》提出：紫石英，治“女子风寒在子宫，绝孕，十年无子^[2]”。此后，汉·张仲景《金匮要略·妇人妊娠病脉证并治第二十》提出：“妇人怀娠六七月，脉弦发热，其胎愈胀，腹痛恶寒者，少腹如扇，所以然者，子脏开故也^[3]。”晋·王叔和《脉经·平带下绝产无子亡血居经证第四》提出：“肥人脉细，胞有寒，故令少子。其色黄者，胸上有寒^[4]。”隋唐时期，相关的称谓仍然比较多，仅在《诸病源候论》一书中就可以看到不同的几种名词。“胎痿燥候”中：“胎之在胞，血气资养，若血气虚损，胞脏冷者，胎则翳燥痿伏不长^[5]。”在《备急千金药方》、《外台秘要》及日本·丹波康赖《医心方》所收录的许多魏晋隋唐医书中也同样有“子脏”、“子宫”、“胞”等多种名词。在现存最早的产科专著《经效产宝》还提到：“热毒之气，侵损胞胎，遂有堕胎漏血^[6]。”但现存隋唐医书的共同特点是没有使用“女子胞”一名。
宋代，是中医妇产科学飞跃发展的关键时期，此期不仅官定医学分科中出现了妇产专科，而且，出现了一批妇产科专著。较早出现的还是与唐代《经效产宝》类似的只包含胎产内容的产科专著，如张声道《注解胎产大通论》、郭稽中《产育宝庆集》、朱瑞章《卫生家宝产科备要》等等。其中《卫生家宝产科备要》提出：“因胎肥流饮不化，注入胎宫，与血相搏，子不安静，故气不上升及胎触心络，遂有胎痫之证^[7]。”然而“胎宫”一名，后世使用也很少。至南宋嘉定庚辰(1220)年出现了第一部包括经带胎产全部妇产科内容的专著，齐仲甫的“女科百问”。这部书的“第六十二问”：“产后伤风，热入胞宫，寒热如疟^[8]。”提出了“胞宫”一词。不久，同是南宋的陈自明《妇人大全良方》也使用“胞宫”一词，因同样是用在妇人妊娠温病方之黄龙汤方证中，可看作是对《女科百问》一书的引用。
至明清时期的医学著作中，可以看到以上几种名词并存的情况。但“胞宫”一词的概念肯定是更加明确了。如明末张景岳《景岳全书·妇人规》：“淫浊与带下不同者，盖白带出于胞宫，精之余也；淫浊出于膀胱，水之浊也^[9]。”值得注意的是，在明清妇产科医著中，同样极少使用“女子胞”一名。
建国以来，关于这一名词的选择使用出现了两种情况。一方面，自1964年普通中医学院试用二版教材提出以“胞宫”作为这一女性内生殖器官正名^[10]之后，在现代中医妇科学界基本形成共识。尤其是在妇产科生理病理的表述中，由于中国语言文字的发音习惯，以“胞宫”一词来组成病机表述用语、证候表述用语，都远较“女子胞”一词更为上口，而且“胞宫”一词也更为现代人所理解接受，与其他学科也更容易交流。但是，因为出于对中医经典著作《内经》的尊重，在中医基础理论学界还是主张以“女子胞”作为这一器官的正名。正因为如此，在最近一版的《普通高等教育中医药类规划教材》的不同课程教材中，对此出现了不同的观点。《中医基础理论》与《中医学基础》认为应以“女子胞”为正名，《中医妇科学》认为应以“胞宫”为正名^[11]。这种一套教材，两种观点的情况肯定是需要纠正的。
二、选定的依据
虽然《内经》最早以“女子胞”为这一器官命名，实际上，据现存的文献看来，在同时期或此后，极少有古代医家使用此名，偶尔只在诠释《内经》时谈到。如《神农本草经》称“子宫”，《金匮要略》称“子脏”，《脉经》称“胞”及“子脏”等等，直至宋元明清许多有影响的妇科著作，有称“胞宫”、“子宫”、“子脏”、“胞”、“胞胎”等等，但基本上均不称“女子胞”。医学术语的发展变迁是极其正常的情况，没有必要固守古代医家就基本不用的《内经》用语。
而“胞宫”一词由《女科百问》、《妇人大全良方》提出，此二书是现存的我国历史上最早的经带胎产内容完整的妇产科学专著，对后世有着深刻的影响。“胞宫”一词被提出之后，明清时期有一些很有影响的妇产科专著，如《景岳全书·妇人规》、《胎产心法》、《温病条辨·解产难》等等，使用“胞宫”一名。
我国目前已出版使用的标准用书《中华人民共和国国家标准·中医临床诊疗术语证候部分》、《中华人民共和国国家标准·中医病证分类与代码》、《中华人民共和国中医药行业标准·中医病证诊断疗效标准》均以“胞宫”一词来表述这一器官的病理病证。最近出版的《普通高等教育中医药类规划教材·中医妇科学》、《今日中医妇科》均主张以“胞宫”作为这一器官的正名。这说明在中医妇科临床实践中用“胞宫”为正名已达成共识。
此外，由于中国语言文字的发音特点，以“胞宫”一词来组成病机表述用语、证候表述用语，不仅已经是习惯，而且在发音上远较“女子胞”一词更为上口，因此也更为易学、易记。而且“胞宫”一词更容易为现代人所理解接受，也更容易与其他学科进行交流。
三、结论
目前，中医药学名词审定工作的性质决定，必须只能选定一个词作为该器官的正名，鉴于以上依据，选定“胞宫”作为正名；“女子胞”、“子宫”作为又称；淘汰“子脏”、“子处”、“胞”、“胎宫”、“胞胎”等旧名。

关于某些生物学规范名词的英译问题

王孟本^*

2005, 7 (01): 42-43.

摘要 ( 521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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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文对某些汉语规范名词翻译为英语形容词的问题进行了分析。认为汉语规范名词的对应英语词应当为英语名词，而不能为英语形容词。
自1989年《微生物学名词》^[1]公布以来，迄今已公布了生物学13个学科的规范名词。其中如《植物学名词》^[2]、《动物学名词》^[3]等的规范名词中存在着将某些汉语名词翻译为英语形容词的问题。笔者在编写《英汉-汉英生态学词汇》^[4]和《英汉生态学词典》^[5]时已经注意到了这个问题，并且采取了形容词对形容词、名词对名词的英汉、汉英翻译方法。本文就此谈一些认识，供大家参考。
一、汉语名词翻译为英语形容词举例
例如在1997年公布的《动物学名词》中有一些汉语名词与英语形容词对应的情况(见表1)^[3]。表1所列均属生态学词汇。

二、汉语名词翻译为英语形容词的原因
(一)对英语词汇的理解有误
比如“aquatic”作为形容词指“水生的”、“水上的”、“水中的”、“水的”或“水上运动的”；作为名词指“水生生物”(即水生植物或水生动物)；它的复数(aquatics)指“水上运动”。尽管在《朗文英汉综合电脑词典》中将“aquatic”译为“【修】水生”，看上去是名词，但从该词前的“【修】”可以看出这个“水生”相当于“水生的”，不可单独用来表示“水生”。因此，将“水生”翻译为“aquatic”不妥当。同样道理，把“外源”译为“exogenous”、“内源”译为“endogenous”亦欠妥。
(二)与英译汉的习惯有关
从表面上看，汉语名词翻译为英语形容词是汉译英问题，实际上很可能同英译汉习惯有关。由于把英语形容词翻译为汉语时，人们通常采用词尾加“的”或“性的”这种方式。比如，《英汉常用生物学词汇》^[6]中的“anthropogenic人为的”、“heliophilic喜阳的”；“eurybathic广深性的”、“euryhydric广水性的”、“euryoecic广栖性的”、“euryoxybiotic广氧性的”、“euryphagic、euryphagous广食性的”、“eurythermic、eurythermal广温[性]的”；“stenoecic狭栖性的”、“stenohydric狭水性的”、“stenooxybiotic狭氧性的”、“stenophagic、stenophagous狭食性的”、“stenothermic狭温性的”，等等。为了使语言精炼，人们且常将“的”字省略。在汉译英时，如果简单照搬，就会出现“广栖性euryoecic”、“广温性eurythermic，eurythermal”；“狭栖性stenoecic”、“狭温性stenothermal”，等等。
而实际上，“广幅性”应译为“eurytopicity”，而不是“eurytopic”；“广食性”应译为“euryphagy”，而不是“euryphagic”；“狭食性”应译为“stenophagy”，而不是“stenophagic”；“狭幅性”应译为“stenotopicity”，而不是“stenotopic”。同样道理，“半透性”应译为“semipermeability”，而不是“semipermeable”；“避光性”应译为“photophobism”，而不是“photophobic”；“喜温性”应译为“thermophily”，而不是“thermophilic”。
三、对策
首先要正确理解英语词的含义，分清该词是名词还是形容词。例如，根据Lincoln等1998年出版的词典，eurybathic、euryoecic、eurythermic、eurythermal、eusocial、polydemic、stenobathic、stenoecic和stenothermal等均为形容词^[7]，不能当名词使用。同时要注意汉英翻译不能简单照搬。某些“汉语名词”很可能是从汉语形容词省略掉“的”而来的，还其“汉语形容词”本来面目，汉译英问题便迎刃而解。

全国科技名词委召开材料科学分委员会成立筹备会议

2005, 7 (01): 43-43.

摘要 ( 267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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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学院”与“大学”定名辨析

杨新兴

2005, 7 (01): 44-46.

摘要 ( 498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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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学和学院都是高等教育机构。现代“大学”的基本特征是：（1）学科、专业设置是综合性的；（2）基建（房屋）规模大；（3）基础设施（教学、科学研究设备）齐全；（4）教授和学生数量多。“学院”的基本特征是：（1）学科、专业设置是专科性质的，仅仅局限于某个学科，或某几个相近的专业领域；（2）基建规模较小；（3）基础设施较少。目前，我国某些高等院校的更名陷入误区，混淆了“大学”与“学院”的区别。
一、大学的历史
大学是实施高等教育的学校。大学在中国历史上源远流长。中国西周时期的辟雍、泮宫，汉朝的太学，晋朝的国子学等都属于大学性质。然而，中国近代的大学并非是中国历史上传统中的大学的延续。近代最早的大学，是1898年(光绪二十四年)设立的京师大学堂。这所学校是严复按照西方模式建立的最高学府，是中国第一所国立综合性大学。在此之后，由官府，外国教会以及私人创建的现代大学陆续出现。
在世界上，迄今还存在的古老大学，有摩洛哥非斯城的加鲁因大学，创建于公元859年；埃及开罗的爱资哈尔大学，创建于公元970年。
欧洲早期的大学是由从事高等学术活动的学者和学生组成的联合体或者协会(Studium Generale)。西欧的教会兴办的一些修道院、教区学校，也属于大学性质，培养教士和僧侣。在欧洲，现代大学诞生于11世纪。具有代表性和影响较大的有意大利的波伦亚大学、萨莱诺大学，法国的巴黎大学，英国的牛津大学、剑桥大学。
1088年，在意大利出现了欧洲第一所大学——波伦亚大学。波伦亚大学起源于学习罗马民法和教会法的学生组织，在法律、文学和医学三个专科学校合并的基础上形成。到13世纪，波伦亚大学的学生已经达到5000人。学校由学生自己选举的委员会管理。
法国的巴黎大学成立于1179年，创建之初，开设四门基础课程：神学、法学、医学和文学。英国的剑桥大学建立于1209年，是世界上最有名的十大学府之一，位于风景秀丽的剑桥镇，现有35个学院，其中包括3个女子学院，一个研究生院，有教授、副教授和讲师共1000多名，学生16900名，其中，海外学生2339名，研究生6935名。牛津大学成立于1214年，是世界上历史悠久、声望很高的大学之一，位于英国伦敦西北93公里处的牛津城。
美国的哈佛大学，是现代世界上声望最高的大学。1636年10月28日马萨诸塞海湾殖民会议通过决议，决定筹建一所像英国剑桥大学那样的高等学府。1638年这所学校在马萨诸塞的剑桥正式开学，第一届学生共四名。学校始称伊曼纽尔学院。学院成立时殖民地政府只给四百英镑经费。1637年冬，有一位英国剑桥大学的毕业生移民到了新大陆，他的名字叫约翰·哈佛(John Harvard)。他住在查尔斯镇，当时的梦想是成为查尔斯镇教堂的助理牧师。可惜年仅31岁的哈佛，不幸在1638年9月14日因患肺病而去世。他在临终前立遗嘱将自己一半的财产(约值780英镑)和所有的图书(360本)捐赠给查尔斯河边上的那所新成立的学院。这是该学院成立以来接受的最大一笔捐款。为了纪念哈佛对学校的贡献，1639年3月13日，马萨诸塞海湾殖民地政府通过决议，把这所学校命名为哈佛学院。
哈佛学院在建校的最初一个半世纪里，学校体制主要仿照欧洲大学。1721年正式设立神学教授职位，1727年设立数学和自然科学教授职位，1780年设立医学教授职位，同年扩建成哈佛大学。1816年成立神学院，1817年成立法学院，以后各学院相继在19世纪成立。教育学院成立于1920年；1936年又成立了政治学院。1966年以来，哈佛共设10个研究生院，即文理、商业管理、设计、牙科医学、神学、教育、法学、医学、公共卫生和肯尼迪政治学院；2个招收本科生的学院，即哈佛学院和拉德克利夫学院；并设有继续教育办公室。牙科医学、医学、公共卫生等3个研究生院设立在波士顿，其余各学院均集中于剑桥。各院校具有相对的独立性。
哈佛大学是全美历史最悠久的大学之一，学校内的各种学术流派和政治主张都十分活跃，是美国政府制定国内外政治、军事、外交政策的思想库。三百多年来，哈佛大学培养出了许多杰出的政治家、科学家、文学家和企业家，包括6位美国总统和34名诺贝尔奖得主。不论从学校的名气、设备、教授阵容、还是学生素质方面，哈佛大学都堪称世界一流。它获得的赞助资金最多，拥有近15亿美元的资产，有世界上规模最大的图书馆，有世界第一流的学者和教授。哈佛大学的学生来自美国各地以及全世界一百多个国家和地区。根据1981年的统计，哈佛大学共有97个图书馆，藏书1000多万册，7个植物院和植物研究所，2个天文台，50多个有关科学、工程和医学等的实验室，9个有关自然历史、医学、艺术和考古等博物馆。
二、“学院”与“大学”的区别
大学，是实施高等教育的学校，分综合大学、专科大学和研究生机构。大学本科，根据国家建设需要和学校性质分设若干专业，以几种相近的专业组成系，招收高级中学及同等学校，或具有同等学力者，学习期限一般为4年，医科及某些专业为5年或者5年以上。
学院，也是一种实施高等教育的学校，分独立设校的学院和大学内设立的学院，学院是按照某一学科门类或专业领域设置的高等教育机构。例如，师范学院、纺织学院、医学院、农学院、工业学院。入学条件和学习年限与大学基本相同。大学中的学院，是一所大学在行政管理上的分支机构。有些国家规定，必须有三个以上的学院才能组成一所大学。
美国高等院校中，学院(College)主要提供大专课程和四年制大学本科课程，分别称二年制学院(Two-Year College)或四年制学院(Four-Year College)。大学(University)则是一种综合性较强的学府，往往会包括学院(College)、研究生院(Graduate School)和若干专业学院(Professional School)，一所大学可以同时开设理、工、农、医、人文和社会等学科的大学或研究生课程，有的大学(通常是州立大学)本身是一个庞大的体系，分有许多不同的校园区(Campus)。例如，纽约州立大学(State University of New York)之下，就有阿尔伯纽约州立大学区(State University of New York at Albany)，布法罗纽约州立大学区(State University of New York at Buffalo)等不同的校园。每一年校园都设有多种学科方面的课程。技术学院(Institute of Technology)也是一种综合性的高等院校。它既开设专业课程，也开设一般性的文理科课程；有的只有大学课程，有的包括大学和研究生学位课程。
四年制学院有两类：文科类和专业类。文科学院一般录取学生较少，它在四年学业中提供包括艺术、人文和社会科学等方面的文化教育。专业类学院则更注重教育、工程、音乐、艺术、商业和其他领域内的特定专业。这些学校一般为小型或中型规模。大学包含一个文科学院加上商业、工程等不同的本科课程，可授予硕士或博士学位的各种研究生课程。大学一般在法律、建筑、商业和医学等领域拥有专门的研究生院。这些学校一般为中型到大型规模。
三、我国某些高等院校的胡乱更名
大学是综合性的高等学校，学院是某个专业或学科领域的高等学校。在国内外，有很多大学名称都是很科学、很响亮的。例如，我国的复旦大学、南开大学、同济大学、辅仁大学、北京大学、清华大学，等等。某些学院的名称，也都很好。例如，我国的河北医学院、天津工业学院、北京农学院、上海纺织学院，还有美国的麻省理工学院、加拿大的德汉姆学院，等等。过去北京的“八大学院”曾经为我国的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事业培养造就了大批优秀的科学技术人才，享誉海内外。
高等院校名称的更变，本来当令人高兴，无可非议。例如，1780年哈佛学院更名为哈佛大学。名称的更变，标志着一个学校的基础设施、规模、水平、声望、影响和贡献的升华。但是，名称的更变必须是名副其实。目前，我国的高等院校更名成风。某些高等院校，实际上是仅仅属于某个专业或学科领域的学校，却纷纷更名为“大学”。例如“石油大学”、“电力大学”、“广播大学”、“航空大学”、“化工大学”、“理工大学”，等等。这些学校更名的要害问题，除了名不符实之外，还存在滥用概念的问题。“专门”与“综合”，本来是两个相斥的概念。把两个本来相斥、对立的概念，合成一个自相矛盾的命题，这是我国目前某些高等院校更名的最大误区。上述那些令人啼笑皆非的高等院校名称的出现，与这种更名误区有直接关系。
我国高等院校的定名误区，早在过去已经存在，例如，所谓“工业大学”、“农业大学”、“科技大学”、“理工大学”、“医科大学”等等，严格来说，都存在同样的毛病。但是，目前我国某些高等院校的胡乱更名问题，不仅仅是对科学概念的滥用，对语言和文化环境的污染，更为严重的则是破坏了高等教育机构的设置规范，造成高等教育功能分工的混乱。
由于某些高等院校的胡乱更名之风，如今，当年的“八大学院”已经面目全非，昔日“八大学院”的盛誉也荡然无存。
遏止高等院校的胡乱更名之风，对某些高等院校的定名，进行拨乱反正，已是势在必行，刻不容缓。
四、关于建立世界一流大学
在欧洲有很多所一千年以上历史的大学，这正是在近二三百年里，西方国家主导世界的一个重要原因。科学知识是现代社会的中心，离开科学知识，就不可能建成一个先进的社会。今天，在中国发展大学教育，建立最现代化的大学，是非常必要的。如果能真正做到这一点，当然很好。但是，目前我国2003年的教育经费投入，仅仅占GDP的3.41%，而世界上先进国家的教育投入，通常占GDP的6%。根据最近资料，我国普通家庭用在子女教育上的开支，约占家庭经济总收入的1/3。由此可见，普通百姓对教育重要性的认识，是何等地清楚。
最近，中国的学术界和教育界人士发出这样一种声音：“中国的大学向世界级的大学看齐”。他们认为北大、清华与世界第一流的大学，如哈佛大学、麻省理工学院有20年到30年的距离。不过无论如何，要建立世界一流大学是一个很重要的目标。国内的学人提出要把中国大学办好，赶上世界先进水平，这是一个很有意义的举动。

漫话航天器命名

朱毅麟^*

2005, 7 (01): 47-4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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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太空基本上按照天体力学规律运行，具有一定功能并执行一定任务的飞行器，称为航天器。航天器包括人造卫星、载人航天器(载人飞船、空间站和航天飞机)和空间探测器(月球探测器、行星探测器等)三大类。航天器的名字通常由两三个字组成，却往往包含丰富的文化蕴涵，可从一个侧面映射出某种民族传统和特色。
国外航天器的名字有用罗马或希腊神话中的神祗的名字的，例如“阿波罗”(太阳神)、“赫尔墨斯”(使神)；也有用历史名人的，如哥伦布、伽利略；但更多的是采用航天器的功能或用途全称的缩写，例如，“泰罗斯”(Tiros)是英文“电视与红外观测卫星”的缩写，“波希冬”(Poseidon)是法文“海洋动力学综合监测与研究观测计划”的缩写，GPS是英文“全球定位系统”的缩写。这些都显示了西方文化的特色。
我国航天器的取名，虽然没有统一的规范和要求，但基本上应遵循以下三条原则：第一，要体现航天器的功能或用途，但又不宜太直白；第二，要用规范的名词性词语。名字无论是由二字、三字或更多字组成，均应符合汉语构词规则，最好用汉语约定俗成、喜闻乐见的固有词语；第三，要有中华民族的文化、历史特色。
我国飞船取名“神舟”，就完全符合上述三条原则。首先，一看就知道这个航天器是飞船，不是卫星，也不是空间探测器；第二，使用了汉语中形容高超、奇妙的字词，表明这是一艘神圣的船、神奇的船，13亿神州的船。
此外，若卫星欲参与国际市场竞争，则它的取名要适当考虑与国际接轨或符合国际惯例，以便外国人能理解和接受。
我国的第一颗人造卫星是中国航天史上的第一个里程碑，取名为“东方红一号”，具有双重意义：一，体现了该卫星的任务是在太空中向全球播放歌颂中国人民伟大领袖毛泽东的乐曲；二，代表了从东方地平线上升起了第一颗红色卫星。这个名字意义重大，影响广远，深入人心，永载史册。
我国的第二颗人造卫星，是颗科学实验卫星，取名“实践一号”。“实践”二字取自人类从事的三大社会活动中的第三项“科学实践”，恰当而含蓄地表示了该卫星的用途。后来形成了以“实践”命名的我国科学探测与技术试验卫星系列。
在应用卫星中取名比较成功的是“风云”和“北斗”。“风云”二字是常用词。如“叱咤风云”、“风云际会”、“风云突变”等，指时局形势的变幻动荡。风云的本义当指“风和云”，人们一看就会联想到这是观测天上风云的气象卫星。
“北斗”指北斗七星，排列成勺子状，容易识别，在北天永远不会落到地平线下，沿北斗二(天璇星)到北斗一(天枢星)的连线，延长至两星间距离的4倍，即可找到北——北极星。北斗乃天空中指示方向的星座，用它命名导航卫星真是恰到好处。“灯塔”是我国上世纪六七十年代研制未果的导航卫星的名字。提起“灯塔”，人们心中会响起一首解放初期传唱颂扬共产党的歌：“你是灯塔，照耀着黎明前的海洋”。“灯塔”与“北斗”有异曲同工之妙，都象征高挂天宇、永远不落的指路明灯。
最富有中华文化传统和民族特色的卫星名字，当推“烽火”和“神通”。
稍有点历史常识的人都知道幽王烽火戏诸侯的故事(源自《琱玉集·卷十四》)。这说明至少在2700多年前(公元前781～771年)，中国人就知道光的传输速度最快，一旦发生敌人入侵的应急情况，就在高台上一站接一站地燃起烽火，用火光传送敌人入侵的信息。用“烽火”给通信卫星命名生动地体现了中华民族的悠久历史和传统文化。
“神通”卫星，初看，觉得这颗卫星具有“神奇高超的本领”，神通广大，大显神通；再看，恍然大悟，“神通”乃“神奇的通信”之简化，用它命名通信卫星，发挥了汉语一语双关的特点，趣味盎然。
我国的返回式遥感卫星是我国各类应用卫星中发射数量最多的卫星，它在国际上的影响仅次于“神舟”飞船。早期一度起名为“解放”。这个名字太政治化，与航天完全不搭界，后来改用一个很响亮的名字，叫了30多年，但是“养在深闺人未识”，一直未公开，至今对外仍称它为“第×代返回式遥感卫星”、“FWS遥感卫星”或“新型返回式遥感卫星”，既冗长啰唆，又平淡无奇。
我国通信广播卫星叫“东方红”，名实不符，人们很难从“东方红”联想到通信卫星，因而有违命名的第一原则。这大概是时代的烙印，历史的产物。由于“东方红”三个字政治性强，艺术性高，群众性好，就从第一颗卫星继承下来。可是发展到今天，“东方红”却演变成了卫星公用平台的名字，经常使用的是“东三(东方红三号)”平台，“东四(东方红四号)”平台，而通信卫星的名字，只见“鑫诺”，不见“东方红”。
卫星平台如果是公用的，就应与型号脱钩，根据平台的技术特点和适用范围命名。上世纪90年代初，在研究我国卫星公用平台系列时，将“东方红三号”卫星使用的、成熟的地球静止轨道三轴稳定卫星平台，用汉语拼音取名为DJS-1(D、J、S分别表示地球、静止轨道、三轴稳定)；新一代地球静止轨道三轴稳定卫星平台(即现在的东四平台)命名为DJS-2。这样，卫星平台名字与卫星型号剥离，不仅表明平台的公用性质，而且反映了平台的技术特点，可惜因循守旧的习惯阻碍了它的推广使用。
为“实践5号”科学探测与技术试验卫星开发的小卫星公用平台，取名CAST968，而不叫“实践5号”。名字中的英文缩写词CAST突出了它是中国空间技术研究院开发的公用平台，有利于进入国际市场。该平台后来用于研制“海洋1号”、“环境1号”和其他小型卫星。
我国的资源勘测卫星、海洋观测卫星和环境监测卫星，分别取名为“资源”、“海洋”和“环境”。这些名字的优点是一目了然，看名字，识用途。但文化韵味和民族特色少了一点。至于把卫星叫做“探测×号”、“试验×号”则太一般化了，好比给孩子取名只给了姓而没有给名，因为“探测”和“试验”是一大类卫星的统称。
我国最近发射了一颗微小卫星，叫“纳星一号”。这个名字大多数中国人看不懂。“纳星”可以是“纳卫星”的简化。查《现代汉语词典》(2002年增补本)，“纳”有6个义项：收进、接受、享受、放入、缴付和姓。这6个义项无论哪一个与卫星组合在一起构成新词，都不像卫星的名字。业内人士也许知道，“纳”是外来语nano的音译，是计量中使用的一个词头，表示10^-9，或10亿分之一。它是一个无量纲的数，必须与计量单位合用才有物理意义，例如，纳米——10^-9m，纳秒——10^-9s，纳克——10^-9g。星不是计量单位，所以“纳星”即“10^-9星”是没有意义的。命名者可能认为，“纳”可以作为形容词表示“更微小”或“极微小”。不过这个义项连最新版的汉语词典里面都没有。姑且承认它是一种“创新”，按照目前比较公认的定义，微卫星指重量在100kg以下的卫星，纳卫星指10kg以下的卫星(“纳星一号”重25kg，其实不符合本定义)。“纳星”代表着一大类卫星，是个集合名词。如果按照“纳星×号”命名的思路，那么，凡是重量在1000kg以上的卫星和100～1000kg的卫星，无论用途，都可取名为“大(卫)星×号”和“小(卫)星×号”，这岂不是太笼统了。相比之下，过去用的“清华一号”的名字有特色，标志“清华人”在发展卫星事业上迈出了可喜的第一步。
中华民族有五千年的文明，历史悠久绵长，文化博大精深，语言丰富多彩，可供选择作为名字的词语很多。名词的选用在遵循取名三原则的同时，应考虑可持续发展，要为后人着想，作长远打算，顾及未来航天器命名的需要。
例如，嫦娥奔月的故事早在两千多年前中华民族的典籍《淮南子·览冥训》中就记载了，在民间流传的时间则更早，反映了中华民族登月的伟大梦想和深厚情结。嫦娥是一名婀娜多姿的女性，更增添了故事的美妙，虽然她是一位神话人物，但她的出现比世界尝试飞天第一人、中国明代的万虎(万虎可能实有其人，待考证)还早1600多年。“嫦娥”这个名字，光彩夺目，寓意隽永，能充分体现中华民族源远流长的历史文化，把她留给我国未来的载人登月飞船或载人登月工程命名用，定会收到珠联璧合，锦上添花的效果！
* 朱毅麟教授为航天科学技术名词审定委员会委员。

新词介绍——endovascology

汤敬东¹, 景在平²

2005, 7 (01): 49-50.

摘要 ( 457 )

PDF ( 488KB ) ( 55 )

endovascology中文译名为“腔内血管学”。是由景在平教授提出和构建一个新英文的名词，定义为：通过腔内微创技术手段，对全身血管系统疾病进行腔内诊断、腔内治疗、腔内研究的学科。
Endovascology中文译名为“腔内血管学”。是由景在平教授提出和构建的一个新英文名词。在国内、国际相关专家认可的基础上，于2003年12月在上海召开首届国际腔内血管学大会(Endovascology-I)。大会经讨论将腔内血管学定义为：通过腔内微创技术手段，对全身血管系统疾病进行腔内诊断，腔内治疗，腔内研究的学科。
一、新词背景
血管疾病在发病人群中日益表现为“全民化”，在发病部位上日益表现为“全身化”，在治疗趋势上日益表现为“微创化”。全民化以生活富贵化和人口老龄化为基础，全身化意味着多并存病化，老龄化和多并存病化决定了治疗趋势的微创化。
二、新词发展
微创化(mini-invasion)在全身血管系统疾病诊治中又进一步集中体现为血管腔内化(endovascular)。这不仅体现在血管腔内诊断(endovascular diagnosis)上，更体现在血管腔内治疗(endovascular treatment)上，也将进一步体现在血管腔内研究和教学培训上。这种血管腔内化的总目标是微创化。两者结合就形成了血管腔内微创化(endovascular mini-invasion)。
血管腔内微创化不仅引发了一场诊治血管系统疾病的技术革命，更引发了一场观念的革命。血管腔内微创化既是对全身血管系统疾病传统诊治经验的革新，也是对近年来飞速发展的影像诊断，腔内器具新材料和新工艺以及相应新技术新经验的集中体现，是这一系列高新技术将血管腔内微创化从分散状态逐渐集中孵化为一门单独的临床科学门类——腔内血管学(endovascology)。
三、新词内涵
在血管腔内微创化的统一观念下，原来被人为割裂的血管系统(vascular)——如脑血管、心血管和周围血管逐渐被统一认识为一个自然完整的系统。有了这种对血管系统的统一认识，才会有对血管系统疾病和其发病基础统一性的统一认识。这些统一认识是腔内血管学得以产生的重要观念基础。
在血管腔内微创化的统领下，传统的相关学科——如脑血管、心血管、周围血管以及血管影像和血管介入等学科就由原来的相离状态转化为相融趋势。这有力地促进了腔内血管学的产生。
四、新词意义
腔内血管学的出现，除了直接体现出其腔内治疗的微创化以外，还通过其血管腔内观测的直接化和全息化，为临床科研提出了许多新的研究课题和拓展出更广阔的研究空间，并且也将从根本上改变临床教学培训的内容和模式。
综上全部内容，腔内血管学将以全身完整血管系统疾病为基础，以多学科联合组织为纽带，以腔内微创为纵轴，横串起血管疾病的腔内诊断、腔内治疗、腔内研究和腔内培训的全部内容，在国内和国际的相互交流中充分发挥腔内血管学新概念的重要作用。

海峡两岸学者共编动物学名词^①

周延鑫

2005, 7 (01): 50-50.

摘要 ( 478 )

PDF ( 268KB ) ( 47 )

动物学是生命科学的一支，故其内容与人类的生活息息相关，其涵盖的科学范围包括理、农、医学等也最广阔，而其被使用的人口亦众多。近几十年来，又因分子生物技术的突飞猛进，导致了英美新名词的创新日多，而海峡两岸因政治因素的分离，各地的科学家在做教学与研究时，常常又各行其是，于是一个英文名词，常常有多种中文翻译，例如Soft-Ware在中国大陆叫软件，而台湾则叫软体，Pseudocoelomate大陆叫假体腔动物，台湾叫伪体腔动物，Remerlinean大陆叫纽形动物，台湾叫吻腔动物，2004年诺贝尔化学奖得奖主题物质——多肽Ubiquitin，在台湾就有译为泛素、泛激素、宇元、奎亭等不同译名，所以一个英文名词常常有多种中文名称的例子非常的多，但是在自然科学里首重简洁原则，尤其是在不同都说华语的地区如能将华语名词统一起来，对今后我们的科学普及，以及东方的生命科学发展，也就是如何使东方科研早日能与西方的水准并驾齐驱，是非常必要的。中文名词的混乱不止是可由学者的表达不同而引起，亦可因其他原因而产生，今将我自己的一个例子说明于后。
记得在2002年的时候，动物界有一件大事，就是德国科学院的宋布罗(Oliver Zompro)博士，在研究一种像竹节虫又像螳螂的标本后，在昆虫纲里建立了一个新目Mentophasmatodea。本来宋博士研究的是一个四千万年前的琥珀标本，有趣的是在2002年时宋先生在西非的那米比亚的山岩中又采集到十二只本虫活的标本，所以我最先在台湾为文绍介这个新发现，当时我对Mantophasmatodea用的名词是拟目，可是这篇文章在联合报发表时被审查者改为拟著目(联合报，民意论坛，六月二日2002)，后来大陆的学者即浙江大学的陈学新与何俊华以及中国农业大学的彩万志和杨集昆建议用螳目(昆虫知识39(6)：468—470，2002)，现在不止是在海峡两岸的学者都同意，同时新加坡的专家也同意，Mantophasmatodea用螳目来代表，解决了这个问题。
由上可知，一个新词要有统一的译名也不是一件容易的事情。据我所知，法国的法兰西学院，其院士们每个月至少都有一次讨论会评论有关科学名词法译的事情，此次由大陆中科院一位院士及动物学专家和台湾学者在参考多种资料后，共同开研讨会并拟编一本海峡两岸动物学名词对照辞典，期能让现代动物学有一部可参考应用的工具书，协助说华语的同学与学者早日能赶上西方的动物学水准，其意义重大。
①这是作者在第二届海峡两岸动物学名词对照研讨会上的发言。

二○○四年十大科技焦点名词

赵小兵；谢学敏；秦鹏

2005, 7 (01): 51-53.

摘要 ( 489 )

PDF ( 725KB ) ( 80 )

教育部国家语言监测与研究中心北京语言大学应用语言学研究所《科技术语研究》杂志社联合发布
回首二○○四，是极不平凡的一年，全球大事不断。但也就是在这一年里，中国科技乃至世界科技均取得了突破，在许多领域都有了实质性的进展。同时，人们也开始越来越关注与人类生活息息相关的科学技术的发展。随着科技的进步，也出现了许许多多新科技词语，这些科技词语成为了人们日常谈论的焦点，同时也是社会关注的焦点。为此，《科技术语研究》杂志社和北京语言大学应用语言学研究所等部门联合发布了2004年十大科技焦点名词：
非典灭活疫苗
我国科学家在世界上首次完成SARS病毒灭活疫苗Ⅰ期临床研究，证明疫苗是安全的，并初步证明有效。2003年的非典疫情给我们带来的是一场灾难，中国人民在党中央、国务院的坚强领导下，众志成城，齐心协力，取得了抗击非典的最后胜利。从这场斗争中，我们吸取了很多深刻的教训，研究非典灭活疫苗也成为了当务之急，这种疫苗的初步研制成功使我国在分子生物医学以及预防医学领域取得了突破性的进展。

转基因食品
转基因食品(genetically modified food)，就是指科学家在实验室中，把动植物的基因加以改变，再制造出具备新特征的食品种类。这是在2004年的食品工程的研究中取得的又一项具有突破性进展的成果。我们都知道，所有生物的DNA上都写有遗传基因，它们是建构和维持生命的化学信息。通过修改基因，科学家们就能够改变一个有机体的部分或全部特征。简而言之，转基因食品就是移动动植物的基因并加以改变，制造出具备新特征的食品种类。

火星探测
2004年4月26日，“机遇”号完成了第90个火星日的任务，在“勇气号”顺利完成探测任务后也一举通过所有“考核标准”，美国宇航局(NASA)的孪生火星探测器计划至此正式宣告取得圆满成功。随着空间科学技术的发展，世界各国的科学家纷纷把研究的视角转向了宇宙中许多尚未涉足的星球。美国勇气号火星车和机遇号火星车于2004年1月相继成功登陆火星，并在火星上开展了一系列的研究工作。其中，机遇号在对火星另一面探测时，其表面曾数次出现霜，同时还观察到火星壮观的云层。这些结果表明，火星上存在着不同的季节，同时从火星岩石的采样中也找到了火星曾经存在过水的有力证据，火星探测是人类在空间技术研究领域取得的又一项具有划时代意义的成果。

嫦娥工程(绕月探测工程)
2004年3月25日，国防科工委在北京召开“嫦娥工程”第一次工作会暨大总体协调会，工程总指挥栾恩杰做工作报告，对“嫦娥工程”进行了总动员。国务院正式批准绕月探测工程立项后，绕月探测工程领导小组将工程命名为“嫦娥工程”、将第一颗绕月卫星命名为“嫦娥一号”。至此，“嫦娥工程”正式开始启动，并力争于2006年底发射绕月卫星。

下一代互联网(CERNET2)
在2004中国国际教育科技博览会暨中国教育信息化论坛开幕仪式上，中国第一个下一代互联网主干网--CERNET2试验网正式宣布开通并提供服务。该试验网目前以2.5G的速度连接北京、上海和广州三个CERNET2核心节点，并与国际下一代互联网相连接，开始为清华大学、北京大学、上海交通大学等一批高校提供高速IPv6服务。它的主要特性是：容量更大、速度更快、更安全。它的开通，标志着中国下一代互联网研究取得重要进展，同时也标志着中国在世界下一代互联网研究与建设上占据了一席之地。

中国北极黄河站
我国第一个北极科学考察站━━中国北极黄河站在挪威斯匹次卑尔根群岛的新奥尔松建成并于28日投入使用。北极和亚北极地区的海洋与海冰系统、气候系统的变化对我国灾害性冷空气活动起着重要的调控作用。北极地区的空间环境扰动影响着空间天气，并直接影响到我国航天器的应用。所以，建立中国北极黄河站的意义非常重大。

双模手机
提起手机，大家都不陌生，作为当今社会的重要通讯工具，人们一直在关注着它的发展。随着科技的发展，手机也在向着智能化的方向发展。所谓的“双模”就是指手机可以在两个网络模式下工作，灵活地在GSM网络和CDMA网络之间进行切换，也就是说哪一个网络模式能够更好地满足用户的需求，用户就可以将手机切换到那个网络模式下进行工作。

曙光4000A
中国自主研发的国内最快，世界第三的10万亿次曙光4000A高性能计算机将在京签约协议，落户上海超级计算中心，成为我国国家网格最大的主节点机。
曙光4000A峰值运算速度位列国内第一，世界第三。除CPU以外的软硬件均为我国自行研发，它采用了2000多颗64位AMD Opteron处理器，是我国首台兼容32位应用的64位高性能计算机。曙光4000A在主板、软件、监控、管理、面向网格的使能技术、网格零件等十个自主关键技术上取得了巨大突破。

“光池”(储存电磁波立方体)
2004年1月7日，日本信州大学、大阪大学和筑波物质材料研究所联合研究小组宣布，开发出一种由掺有二氧化钛粒子的环氧树脂制成的、充满空洞的立方体，这种立方体能够神奇地把电磁波储存起来。专家认为，这一技术不仅将能够用来储存电磁波，并将其转变成电能，还可用来制造能够储蓄光的“光池”。研究小组下一步将致力研究白天可储存光能，夜间再释放的“光池”，以及用空中电磁波作电源的手机等实用技术。

大风蓝色预警
中国气象局于2004年8月24日公布《突发气象灾害预警信号发布试行办法》。办法规定，每当台风、暴雨、高温等突发灾害性天气来临时，公众可以从电视、广播、互联网、手机短信和位于城市显著位置的电子显示牌中看到新的预警信号。目前发布预警信号的突发气象灾害有：台风、暴雨、高温、寒潮、大雾、沙尘暴、雷雨大风、大风、冰雹、雪灾和道路结冰，共11种。预警信号总体上分为四级，按照灾害的严重性和紧急程度，颜色依次为蓝色、黄色、橙色和红色，分别代表一般、较重、严重和特别严重。所谓的大风蓝色预警也就是大风的使用危害等级为最高，破坏性也最强。这项办法的出台，为农业生产以及预防自然灾害提供了有力的保证。

2004年十大科技焦点名词是从国内首个动态流通语料库中提取而成。它的理论基础是由北京语言大学应用语言学研究所所长、博士生导师张普教授创立的动态语言知识更新理论。我们将2004年全年14种主流报纸约合4亿9千万字的语料汇入动态流通语料库，并经过切分、频度计算、散布度计算、流通度计算等一系列处理流程，然后在此基础上经过反复实验确定阈值，根据阈值自动过滤出全年语料中各个不同类别频度、散布度、流通度最高的词语。同时综合考虑其他相关因素，由社会语言学专家以及语言学专业研究生进行分析、选择，确定出候选词条。在此基础上通过互联网由网民来对候选词条进行投票，收回投票后，对投票结果进行统计，确定最后的流行词语，并报请相关单位进行审核，向社会公布。迄今为止，已经进行了五次发布，从第四次发布，即2004年春夏季开始，增加了科技类十大流行词语的发布。
纵观2004年科技类十大焦点名词，我们不难发现，有很多词语都是和我们的日常生活密切相关的。当然这其中有很多词语也是首次出现，比如像光池、转基因食品等。随着社会的进步，人们对于身边出现的新事物都非常敏感，尤其是和人们的生存与社会发展息息相关的科学技术的发展，则更是受到人们的重点关注。在岁末年初，国际及国内媒体先后发布了2004年国际及国内十大科技事件。而2004年科技焦点名词则是从另外一个角度来反映世界科技乃至中国科技的发展，也是对2004年全年世界科技及中国科技发展的一个回顾、一个缩影。盘点2004，展望2005，我们坚信2005年世界科技及中国科技的发展一定会给我们带了更大的惊喜！
(执笔：赵小兵谢学敏秦鹏)

绽放在科学的春天里——全国科学技术名词审定委员会成立过程回顾

吴凤鸣^*

2005, 7 (01): 54-57.

摘要 ( 517 )

PDF ( 1135KB ) ( 111 )

1978年3月中国科学大会胜利召开，祖国大地迎来了科学的春天。
科学春天的到来，使得我国科学事业的发展，如同一江春水，掀起了波澜壮阔的新高潮；使得新思潮、新理论、新学说、新学科如雨后春笋般涌现。
为了及时引进、借鉴和传播这些新思维、新概念，应对我国科学迅猛发展的新形势，我国科学界，特别是老一辈科学家十分关注反映这些新思维、新理论概念的新名词的审定与统一，力求定名(译名)准确，避免术语使用混乱而影响学术交流和新知识的引进。许多著名的科学家纷纷提出恢复和建立科技名词的审定与统一机构，以推动我国科技名词的规范化、标准化和统一。
全国科学技术名词审定委员会应运而生，新中国的科技名词规范和统一事业就这样绽放在科学的春天里。
一封群众联名“上书”引起方毅副总理的重视
原中国科学院自然科学名词编订室的几位工作人员联名撰成恢复和建立科学名词统一工作委员会的书信，迳呈至当时主管中国科学院的方毅副总理手中。信中主要阐述了原自然科学名词统一工作委员会的成就和作用，同时也汇报了近年来科技界名词术语不统一、不规范的混乱现象，影响新知识的传播和学术交流，也反映了科学界要求学术名词的标准化、规范化的呼声。
一石激起千层浪。“上书”得到了方毅副总理的重视和支持，不久，在一次“两科”(国家科委、中国科学院)党组会议上做了研究，并决定以中国科学院牵头，重新成立全国自然科学名词审定委员会，会上确定中国科学院副院长严济慈院士出任该委员会主任委员。严老应邀参加了会议。
肩负起委员会的筹备工作的严老对这项工作十分认真、严谨，在一次和笔者的谈话中，他详细地阐述了委员会的名称采用“审定”而不是“统一”的道理，表明严老对委员会的建立早有远见卓识。
“两科”联合起草委员会成立报告，筹备工作初步展开
1978年10月6日国家科委、中国科学院联合起草了《关于成立全国自然科学名词审定委员会的报告》上报国务院。12月15日方毅副总理签署同意后，并呈当时国务院几位领导纪登奎、余秋里、王震、谷牧、康世恩圈定。“两科”联合《报告》首先阐述了科技名词术语统一工作在科研、生产、教育以及科技情报、学术交流等项工作的重要作用；其次，恳切地反映了当前我国科技名词术语不统一和混乱现象，反映了科技战线及相关部门广大科技工作者迫切要求恢复和组建科技术语的审定与统一工作机构的愿望。
《报告》明确了全国自然科学名词审定委员会的任务：确定工作方针，拟定全国自然科学名词审定与统一工作规划、实施方案和步骤，负责审定自然科学(包括技术科学)名词术语的规范和统一，并予以公布施行。
《报告》明确提出由中国科学院牵头，委员会由国家科委和中国科学院共同聘请著名科学家组成。1979～1984年五年间，在严老领导下，初步开展了筹备工作，主要是搜集材料，整理原国立编译馆主持审定的几十种各学科名词草案，筹建工作进展缓慢。后因严老当选为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副委员长，公务十分繁忙，难以顾及委员会的筹建工作。经院领导研究确定暂由叶笃正副院长主持筹建工作。
成立委员会(筹备)办公室，广泛深入开展调研
叶副院长经多方协商，首先确定建立委员会办公室。任命笔者为主任，协助叶副院长实施筹建工作。1983年4月，中国科学院以科发办第301号文发布了关于启用《全国自然科学名词审定委员会办公室印章的通知》。通知发至国家科委、国防科工委、国家计量局、国家文字改革委员会、教育部、文化部出版局、中国大百科全书出版社、上海辞书出版社等单位，受到上述单位的广泛响应与支持。在科学院办公厅和出版局领导下，办公室进入了全面的实质性的筹建阶段。
叶笃正副院长十分重视调研，要求筹建工作建立在调研的基础上，责令办公室开展调研工作。按照指示，笔者提出首先在设有分院的省区内召开座谈会、讨论会，广泛征求广大科技工作者的建议，收集各地区科技界对审定名词术语的工作的经验和成果，大力宣传科技名词术语在繁荣学术的重要意义和作用，物色组成全委员会的人选和积极分子，为委员会组建奠定基础。
1984年5月21～23日，在成都召开了两次科技名词座谈会。
5月21日的会议由分院院长高福晖教授主持，中科院成都分院各研究所派学者参加。
5月23日由四川省科委主持，邀请有关地区各有关科研院所、高等院校以及生产部门的专家学者20余人参加。
这两次座谈会上集中讨论了科技术语的统一对学术交流、提高教学质量的重要意义和作用。有的专家还列举当代“人机对话”，没有统一的名词术语，这是难以想象的。一位院校的教授还列举出一个化工产品，由于术语名词的不统一，在外贸活动中，造成巨大的经济损失。最后综合这两次座谈会，提出7条建议：诸如新术语定名一定要概念清晰，易懂，坚持一物一名，相对稳定的原则，编词典和教科书一定要使用审定统一过的的名词术语等。
紧接着，7月25日在昆明召开了自然科学名词审定工作座谈会。应邀参加座谈会的有省科委、中科院昆明分院、云南大学、云南师范大学、昆明工学院及有关研究所的学者、教授、专家30余人。会上提出当前一些新兴学科、新概念、新词汇翻译混乱，影响科研与教学质量，特别有碍科技信息的交流与吸收，迫切希望早日建立国家的统一审定机构，以利于我国蓬勃发展的科技事业。
通过一系列的调研，收到通报与宣传效益，更重要的是各地区各科研教学以及工程、生产单位的建立和呼声，为确定委员会的方针任务，制定《委员会的组织条例》和《审定工作条例》以及撰写成立大会的报告等，提供了第一手素材和依据。深深体会到叶院长的高瞻远瞩为委员会的建立奠定了牢固的群众基础。
筹备阶段，除召开一系列调研会外，还及时组织召开专题讨论会，为委员会的建立和审定工作的开展，奠定了学术基础，营造了学术气氛。
1983年12月27日筹备办公室在北京大学勺园召开了“无机化学命名讨论会。专题讨论了106元素，107元素，109元素的符号及命名原则；同时还探讨了“锡”Ti硒的读音问题和配位化合物命名问题，应邀参加讨论的有化学界著名学者张青莲、徐邦宪教授等，袁翰青、戴安邦等教授提出了书面意见。应邀参加讨论的还有中国文字改革委员会、教育部教材研究所，中国大百科全书出版社等出版单位的专家。
1984年4月18日在北京科学会堂召开了“化学用字及读音”专题研讨会。中国化学学会邢其毅教授主持会议，著名无机化学家张滂、梁晓天、张黯、王夔等教授参加讨论，应邀参加讨论的有关单位有中国文字改革委员会、海淀教师进修学院、河北工学院以及科学出版社、中国大百科全书出版社、高等教育出版社等专家及代表参加。讨论会开得十分热烈，主要是讨论化学用字的谐音、会意、象形、造字的原则，商定诸音法的优点；对氨、胺、铵，磷、膦等五组读音的原则以及对天然化合物命名问题提出建议。会上分发了《化学用字及读音方案》以供讨论和应用。
之后，办公室(由吴凤鸣带队)专程赴东北召开专题座谈会。中科院沈阳分院的座谈会由分院副院长骆继勋教授主持，邀请了金属研究所、林业土壤研究所、计算研究所等20余位专家学者参加。辽宁省科委系统座谈会，邀请地区各研究所及辽宁大学、医科大学、东北工学院、农学院等专家、教授参加，省科委副主任徐远平主持会议。
中科院长春分院专题座谈会，邀请了院光机所、应化所、物理所、地理研究所的研究员、学者，以及东北师范大学、长春地质学院、吉林医科大学的教授、专家共20余人，会议由分院院长吴越教授主持。座谈会上发言热烈，反映出的突出问题是多年没有进行学术名词审定与统一工作，科研教学中常常遇到概念不清，一名多义，一物多名，影响学生理解和记忆，要求早日进行整顿与规范。座谈会上专家学者肯定了国家批准成立名词审定委员会，是发展科学技术的前提，是一项基础性工作，是高瞻远瞩的举措，将有力地推动我国科学技术的迅速发展。
筹备阶段除积极开展调研活动外，还积极与国际术语机构建立联系，开展学术交流。如派人员参加了国际标准化组织TC37(术语学)委员会在莫斯科、伦敦等召开的国际术语原则与方法的讨论会，以及1986年在芬兰召开的术语数据库与网络设施的专题讨论会等，同时还邀请国际上四大术语学派的学者来华讲学等，这此活动有利于促进我国术语工作快速融入国际行列，为中国术语学走向世界起到了铺垫作用。
组建全国自然科学名词审定委员会常委会
中国科学院根据国务院批准的两科联合起草1242号文件批示精神，委托副院长叶笃正院士主管积极进行筹建工作，经“两科”多次协商，委员会常委会组成确定由中国科学院牵头，国家科委共同组建，确定邀请中国科协、国家标准局、教育部参加，上述五个单位的领导大力支持，及时负责地选定人选。
1984年8月6日，中国科学院在院长办公会议上确认了五单位推荐的人选。
国家科委胡兆森，高级工程师，国家科委委员，新技术局局长；
中国科协王寿仁，研究员，中国科协常委；
教育部吴衍庆，科技司司长；
国家标准局戴荷生，高级工程师，综合研究所所长。
会议还决定，“由钱三强同志任委员会主任，叶笃正、吴凤鸣同志任副主任。在钱三强同志生病休养期间，由副主任叶笃正同志代理主任”。
8月21日以科学院文件<1984科发出第0856号>《关于召开全国自然科学名词审定委员会主任副主任会议的通知》，通报了上述人选决定并定于8月25日在科学会堂召开主任副主任会议，主要议题是：吴凤鸣同志报告委员会的筹备工作；讨论决定委员会全国委员人选原则；研究正式成立委员会的时间及诸多事宜。
该文发转国家科委、中国科协、教育部、国家标准局。
全国自然科学名词审定委员会筹备工作基本就绪，在即将召开成立大会前夕，中国科学院、国家科委于1984年11月29日向国务院呈送：《关于全国自然科学名词审定委员会工作的请示报告》，及时地汇报了8月6日中国科学院院长办公会议的决定，决定确定了以著名核子物理学家钱三强院士为主任委员的全国科技名词委的常委会的组成人员；并汇报了8月25日召开的委员会主任副主任会议上讨论的有关委员会的方针、任务及机构等问题，并请示如下：
1.委员会的任务范畴问题：广义的自然科学各领域。
2.委员会下设的术语审定组织：依靠自然科学各学会，由中国科协责成各学会成立本学科的审定委员会。
3.委员会学术权威性问题：建议国务院授权委员会采用公布的形式，对经过审定并批准公布的自然科学名词，教学、科研、生产部门，应遵照使用。
4.关于委员会的办事机构及人员编制：委员会下设办事机构，编制为25～30人，为把自然科学名词的命名及其方法建立在术语学理论的基础上，建议委员会下设办公室和自然科学术语研究室。(汤丙午副主任十分赞赏建立研究室并曾责成笔者拟定《建立研究室的设想》)
5.关于经费问题。(略)
文件经方毅签署同意，由万里、李鹏、张劲夫领导圈签。
这是委员会成立大会前夕的一份十分关键而重要的文件，20年后的今天，不但具有历史意义，也有其现实意义。(值得提及的是，筹备期间起草的向国务院的请示报告，多由中科院办公厅葛能全等同志组织执笔定稿，其中由笔者及出版委谢淑莲同志提供素材并参与讨论)
全国自然科学名词审定委员会成立
经过了长期充分的筹备工作，一个新的组织机构将呼之而出。
1985年2月15日，委员会主任副主任会议召开。会议逐条讨论并通过了《全国自然科学名词委员会组织条例》及《全国自然科学名词审定工作条例》，全国自然科学名词审定委员会委员候选人名单。会议确定了成立大会的日期(会期)、地点、参加大会人员分配(总人数不超过150人)及邀请新闻媒体等事宜。会议确定了成立大会的主要内容：聘任全国委员，组成“全国自然科学名词审定委员会”；通过上述《组织条例》及《名词审定工作条例》；讨论自然科学名词术语原则与方法；讨论与制订自然科学名词审定工作规划；交流自然科学名词审定工作的经验等。
1985年4月25日，全国自然科学名词审定委员会成立大会在京胜利召开。
中国科学院副院长、委员会副主任叶笃正院士主持开幕式，著名核子物理学家、委员会主任钱三强院士致《开幕词》，中国科学院副院长孙鸿烈院士，代表“两科”宣读全国自然科学名词审定委员会主任、副主任名单，国家科委副主任曾庆林同志代表两科颁发受聘67位委员聘书；著名物理学家马大猷院士代表领受，中国科学院副院长叶笃正院士作了《委员会筹备经过及今后工作展望》的报告。
中国人民代表大会副委员长严济慈院士在开幕式上做了重要讲话，他首先回忆了五六十年前关于科技名词创始历史，并讲述了他在三十年代发表的《论公分·公分·公分》一文(《东方杂志》32卷第三号)，抨击了当时国民党政府对科技度量衡法中的混乱现象，引起会场上一片掌声；同时还列举了1910年前后关于“mathematics”“数学”与“算学”之争的故事；提及新中国成立后的1950年“学术名词”统一工作委员会的工作成就，进而在“两科”讨论恢复全国名词审定委员会定名时，力主用“审定”“统一”。最后严老关切地警示我们防止自满，他说，委员会是一个权威机构，但“权威不是自封的，要通过我们的工作自然地体现出来”。严老深邃而关切的讲话赢得全场与会者的热烈掌声。
委员会副主任胡兆森宣读了方毅副总理的贺信，孙鸿烈副院长宣读中科院院长卢嘉锡院士的贺信。
在成立大会上做学术报告的有著名生物学家朱弘复院士的《审定统一科学名词是国家科学事业的基本建设》，中国文字改革委员会副主任、著名术语学家陈原教授做了《当代术语学在科学技术现代化过程中的作用和意义》，吴凤鸣做了《我国自然科学名词术语研究历史回顾和现状》，物理学、化学、天文学分委员会的专家学者代表也在大会上做了相关的专题报告，大会开得十分热烈而紧凑，学术气氛浓郁。著名数学家、中国科协常委、委员会副主任王寿仁教授在大会闭幕式上致闭幕词。值得提及的是卢嘉锡院长，特地从外地赶回京参加了闭幕式，并作重要讲话，其中提到增补港澳委员，保留台湾名额问题。最后他表态说，受国务院委托，让我们科学院牵头，我们一定要大力支持委员会的工作，同国家科委共同负起责任。逐步完成委员会的各项任务，在四化建设中发挥重要作用。
委员会一经成立，积极开展科技名词审定工作及学术交流，加强与国际术语机构的联系，并且通过记者招待会和新闻发布会的形式，及时将审定工作成果公布，在社会上引起反响。
1987年国务院发文明确指出：“全国自然科学名词审定委员会审定的自然科学名词具有权威性和约束力，全国各科研、教学、生产、经营、新闻出版等单位应遵照使用”。紧接着国家科委、中国科学院、国家教委、新闻出版署联合发出通知，要求认真贯彻国务院批示，通知如下：各新闻单位要通过各种传播媒介宣传名词统一的重要意义，并带头使用已公布的名词。各编辑出版单位今后出版的有关书、刊、文献、资料，要求使用公布的名词。特别是各种工具书，应把是否使用已公布的规范词，作为衡量该书质量的标准之一。凡已公布的各学科名词，今后编写出版的各类教材都应遵照使用。
无疑，这两份文件为我国科技名词规范和统一事业走上了快速发展的轨道，提供了坚实的重要的保证。
全国科学技术名词审定委员会在科学的春天里诞生、成长起来。
* 吴凤鸣先生为全国科技名词审定委员会第一届副主任，曾在严济慈、钱三强、叶笃正主任的领导下，参与筹建工作的全过程。适值委员会成立二十周年，本刊约请吴凤鸣先生撰写此文，回顾和展示委员会在筹备成立中的历程，其中，一些重大活动和重要文件均具有历史和纪念意义。

谈“海啸”

钱定平

2005, 7 (01): 58-5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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自从东坡居士写了“天外黑风吹海立，浙东飞雨过江来”之后，宋朝诗人就爱上了“海立”这个词：“鳌戴雪山龙起蛰，快风吹海立。”(周密)，“忽觉天风吹海立，好似春霆初发。”(吴琚)等等，都接踵跟上来了。大海狂怒，都怒得站立起来了，的确，东坡居士这形象生动、气势雄浑的描绘，给大海本身也平添几多雄姿。其实，大海站立起来、猛扑过来的这一姿势，却并不是东坡居士的独创，杜甫早有“九天之云下垂，四海之水皆立”(《朝献太清宫赋》)这样的句子。大风壮而海水扬，磊落惊人。后人就制造出一个成语，叫“海立云垂”。我们中国的邻居日本，在没有自己文字的时候，曾经借用中文写字印书。也就是说，那时的日本人，口里讲的是日本话，写下来的文字却是中文，煞是一种双面人似的怪异语言现象。日本古书《日本书纪》中，就有“大潮高腾，海水飘扬”的标准中文句子。有人用现代日语解释，说是“海水高高站立、上升而漂流”，也就是日本版本的“海立”了。后来，在日本一些用中文书写的史书里，“海水涨移”、“海潮涨陆”，“海水暴溢，惊涛涌潮”这一类的词句，层出不穷。受了中国古典影响的痕迹，清晰可见。那么，所有这些词句所描写的是什么大海形象呢？现代学者研究发现，日本古人所观察到、描写出的，正是海啸！
“海啸”这个词汇，有日本专家说咱中国人是从日本舶来的，还举了“银行”、“经济”、“哲学”等等旁证。这个说法恐怕不对。明朝诗人杨慎就有“山抬风雨来，海啸风雨多”的诗句，见于他的《古今谚》。相反，“海啸”这个词却恐怕是日本人从中国学得去的。何以见得？海啸，日本人叫做“津浪”或者“津波”，读音都是或者tsunami，“自拿米”。1968年，在一位美国科学家提议下，tsunami正式定名为国际词汇。所以，现在国际社会里称呼“海啸”，除了中国外，都使用tsunami这种拼写法。这个词最早出现，是在德川幕府时代的1611年，一篇关于“三陆地震”的记述文章里。有趣的是，除了“津浪”、“津波”之外，日本人还用“震汐”来称呼这种现象；更加常用的是中国的“海啸”，甚至原封不动搬用“海立”！这些词儿词形南辕北辙，读音却全是“自拿米”。由此可见，它们全是在“自拿米”出现后，日本人状其形而从中国学习过去的。
说到海啸产生的原因，其中之一是深海地震所引发的。如果海床有一块断裂下沉那么，海水就会倒灌进去。可是，水却有一种恢复平衡的脾气，就像我们在海滩上游泳，海浪冲过来，又会退回去，这就是海水在做恢复平衡原状的表演。于是，水的更替就造成了波浪，这就是海啸。这一大块海水不干别的，只一味以波动形式把能量传播出去。这种海水波动为地震所催生，同平常我们所见到的海浪大不一样。海浪一般只在海面上起伏，没有深度，波幅也会随水变浅而很快衰减。而地震造成的波动，则是从海底到海面整个巨块水体的波动，当然能量就大得多了。这巨大能量真要命，一路所向披靡，正是要靠冲刷人烟稠密的海岸才能消磨干净。去年底发生的海啸，我看俄罗斯科学家所制作的电脑模拟，那海底地震达到里氏九级的地方，正紧靠在印度尼西亚旁边，印度洋板块和欧亚板块连接的地方。海啸从那里出发，右边就近冲向千岛之国的海岸，左边则像千万根巨无霸箭头一样，朝着隔海相望的印度和斯里兰卡射去。所以，这几个国家所受到的灾害也特别巨大。而且，海啸在外海时一般不容易引起注意，当它到达岸边浅水处遇到阻碍时，却会像打印机轧纸时那样“打摺”，一举爬升到高达三四十米，就像岸边突然立起的水墙，这就真正是“海立”了。海啸波浪速度很快，波长很长，可以传播几千公里，能量损失却很小。所以，海啸的破坏力特别巨大。特别，海啸在远离海岸时只是“水何澹澹”，而并不洪波涌起。这些，都是这头海上巨兽特别可怕的地方。
世界上遭受海啸损害最大的国家之一是日本。可是，从前的日本人除了说说“海水暴溢、惊涛涌潮”和“海潮涨陆”之外，也没有特别注意。有个诗人还唱着“和歌”说：“船边海豚穿海啸，腹下青光绕”，大难临头还一派闲适之情哩。日本江户时代有位浮世绘画家葛饰北斋，他所作《富岳三十六景》非常著名，其中有一幅《神奈川冲浪里》。画家不但画出了惊涛骇浪，还把浪头绘成巨大无朋的爪子。特别，还有一艘打鱼船穿梭其中，叫人想起海明威笔下的搏海老人，颇为悲壮。在西方，有的海啸研究者用这幅画作海啸的艺术表现。我觉得，北斋画的其实并不一定是海啸。世上真正警告海啸，提醒人们忧患意识的人也有，其中，就有日本地球物理学家兼文人寺田寅彦(1878～1935)。寅彦学地球物理，曾经到德国留学，当大学教授。他的学术成就很了不起，他根据德国地质学家魏格纳的板块说，提出日本海形成论，令人耳目一新。他也是一位具有自然忧患意识的科学家，在日本关东大地震后他总结道：“关东大地震本身危害其实不大，但是，东京市民对地震表现恐怖和无知，却导致了一场大灾难”；他还留下了这样的警句：“天灾总是在人们淡忘它时降临”，真发人深省。在《海啸和人类》里他说，把地震海啸等的预防放到学校中进行，对于培育爱国精神教育来讲，是最具体和最有成效的方法。在《日本人的自然观》里，对于日本的气候环境和地质结构，寅彦生动详细而深入浅出地进行了描绘。他在文章里形象地指出，日本的自然环境很特别，既像慈母那样，为日本人提供了繁衍生息的安乐，也如严父一般，为日本人设置了考验重重的严酷。所以，既要享受慈母的慈爱，也要服从严父的严命。这无论对于人定胜天的盲人乐观，或者是听天由命的杞人悲观，都是一贴清醒剂。(摘编自文汇报)

海啸（Tsunami）

I·阿西莫夫著；卞毓麟唐小英译

2005, 7 (01): 59-5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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当地震发生在陆地上时，它能造成巨大的破坏。但是，当地震发生在远离陆地的海中时，其影响似乎就可以忽略。那时，水会有些晃动，但肯定不会伤人。不过，发生在海中的地震也可以比陆地上的地震更加可怕。
海底地震会掀起海浪。这种海浪在大洋中并不很高，但是它越过辽阔的洋面而伸向四面八方，因而容纳了大量海水。这样的海浪是从发生地震的那一点向各个方向传播出去的。当它接近陆地、并且当海洋变得越来越浅时，波浪中的水便因前后拥挤受压而堆得越来越高，最后则比原来的高度高得多。如果这种波浪涌入一个越变越窄的港口，那么，由于它的体积不能压缩，海水就不得不堆得更高，有时竟高达15至20米。
这种“水塔”突然到来，事先又没有警报，它能够摧毁一个城市，淹死成千上万的人。在浪头进来之前，前头的波谷先行到达，海水被吸出很远，像一次很大的落潮；然后，浪头来了，又像一次巨大的涨潮。由于这进退涨落的效应，这种巨大的波浪就被称为“潮汐波”(tidal wave)。可是这是一个取得很不高明的名称，因为事实上它与潮汐毫无关系。
近几十年来，tsunami这个名称用得越来越多了。它本是一个日语词，原义为“港口的波浪”，这是一种很精确的描绘。日本人居住在地球上最大的大洋边缘附近的海岛上，他们遭受了大量海啸袭击之苦。
近代最大的海啸发生在1883年，那时东印度群岛的克拉卡托(Krakatoa)火山岛爆发，造成了30米高的波浪，轰然涌向附近的海岸。大约在公元前1400年左右，爱琴海上的一个岛屿发生火山爆发，海啸毁灭了附近克里特岛上的文明。1755年，另一次有名的地震和海啸毁灭了里斯本这个城市。
(摘自《科技名词探源》)

以地名命名的元素名称浅谈

周定国^*

2005, 7 (01): 60-6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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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全世界110种元素大家族中，据统计，有21种元素名称命名是与地名有关的。根据国际纯粹与应用元素联合会(IUPAC)的规定，作为国际性术语的元素名称一律采用拉丁文拼写。按采纳地名所指范围大小，大致可归纳为四类：
1.以大洲命名：如americium(镅)、europium(铕)。
2.以国家名称命名：如cuprum(铜)、francium(钫)、gallium(镓)、germanium(锗)、polonium(钋)和ruthenum(钌)。
3.以地区名称命名：如californium(锎)、scandium(钪)和thulium(铥)。
4.以城市或市镇名称命名：如berkelium(锫)、darmstadtium()、erbium(铒)、hafnium(铪)、holnium(钬)、lutetium(镥)、rhenium(铼)、terbium(铽)、ytterbium(镱)、yttrium(钇)。
镅(Am) 拉丁文拼写为americium，汉语拼音读音为méi。为放射性金属元素。银白色、有光泽，质软而韧。
1944年底，美国化学家G.T.西博格、R.A.詹姆斯、L.O.摩根和A.吉奥索通力合作，在核反应堆中由钚-239(原子序数94)人工合成出镅-241同位素。这一新元素在《元素周期表》上的原子序数为95，在周期表上正好位于以europium为名的原子序数为63的下方，同时考虑到新元素正巧是在美洲发现，故科学家考虑以美洲拉丁文拼写命名为americium。美洲这一洲名是以继哥伦布之后航行到达美洲的意大利探险家亚美利哥·维斯普奇(Amerigo Vespucci，1452～1512)名字命名的。America是Amerigo一名作地名用的拉丁文拼写。
锫(Bk) 拉丁文拼写为berkelium，汉语拼音读音为péi。为周期表Ⅲb族锕系人工合成元素。1949年底，在美国加州伯克利的加利福尼亚大学，著名科学家S.G.汤普森、A.吉奥索和G.T.西博格教授在该校152厘米回旋加速器中用氦离子轰击镅-241发现了元素锫。
科学家为纪念这一新元素在伯克利的发现，以城市名作为新发现元素名。伯克利是座位于旧金山湾东北岸拥有12万人口的大学城，建于1868年的加利福尼亚大学该校本部设此，由于该校优秀人才辈出，校友中已有超过15名诺贝尔奖获得者而在美国高校中享有盛誉。伯克利在海外华人界也译为伯克莱，该市是为纪念爱尔兰哲学家、美国教育事业先驱者乔治·伯克利(George Berkeley，1685～1753)而以其姓氏命名之。
锎(Cf) 拉丁文拼写为Californium，汉语拼音读音为kāi。为周期表Ⅲb族锕系放射性金属元素。继1949年底发现元素锫不久，1950年，S.G.汤普森、K.小斯特里特、A.吉奥索和G.T.西博格等四位科学家在加利福尼亚大学用152厘米回旋加速器用氦离子轰击锔-242又发现了元素锎。教授们这一次以加利福尼亚大学名也就是州名的拉丁文拼写命名新发现元素。加利福尼亚此名本身据考证是源于一部描写名叫加利福尼亚天堂岛的西班牙小说。
铜(Cu) 拉丁文写作cuprum，汉语拼音读音为tóng。为原子序数29的金属元素。是电和热极优良的导体。古罗马人最初使用的这种金属几乎全部来自地中海的塞浦路斯，故将铜称为“塞浦路斯金属”。古罗马人将塞浦路斯岛名Cyprus后缀-us换为拉丁文后缀-ium即为cyprium，成为铜金属名称，拉丁文意思为“从塞浦路斯来的矿物”。后来又传讹为cuprum。而实际上塞浦路斯(Cyprus)这一岛国名经考证来源于希腊语，本身就是“铜”的意思。
(Ds) 拉丁文拼写为darmstadtium，汉语拼音读音为dá。据有关媒体介绍，2003年2月德国黑森州城市达姆施塔特重离子研究所宣布，国际纯粹与应用化学联合会已接受他们的提议，以达姆施塔特(Darmstadt)这一城市名来命名最早由该所科学家发现的第110号元素，称其为darmstadtium^①。自此，该元素被正式承认并纳入元素大家族。黑森州达姆施塔特城市是由Darm(小河名)+stadt(城市)构成，德语意为“达姆河流经的城市”。
铕(Eu) 拉丁文拼写为europium，汉语拼音读音为yǒu。为原子序数63的金属元素。1892年，E.A.德马尔赛发现该元素并以Europe(欧罗巴)命名。欧罗巴这一洲名在拉丁文、德语、法语、西班牙语、意大利语都拼写为Europa，在英语中拼为Europe。据考，欧罗巴此词在腓尼基语和亚述语中，意为“日落之地”，反之，亚细亚意为“日出之地”。
钫(Fr) 拉丁文拼写为francium，汉语拼音读音为fāng。1939年，法国科学家M.佩雷在研究锕-227时发现了放射性元素钫。为了纪念他的祖国法兰西，将原子序数87的元素命名为francium。而如今法兰西(France)国名拼写是从拉丁文Francia演变而来，名称源于日耳曼语，原意为“自由的”。
镓(Ga) 拉丁文拼写为gallium，汉语拼音读音为jiā。为原子序数31的金属元素。1875年，法国科学家P.E.勒科克·德·布瓦博德朗在研究从闪锌矿分离出来的物质时，观察到镓的主要光谱线，从而发现了镓元素。他第一个证实了门捷列夫元素周期表中铝的下方“类铝”元素的存在。布瓦博德朗以他祖国法兰西古称高卢(Gaul)的拉丁文拼写命名之。公元前5世纪，今法国境内大部分为高卢人(当地凯尔特人的自称)所居住，故学者将这一地区称为高卢(Gaul)。
锗(Ge) 拉丁文拼写为germanium，汉语拼音读音为zhě。为原子序数32的元素。有单方向导电的性能，是重要的半导体。1886年德国化学家温克勒尔发现了门捷列夫在其周期表中早已预测了的元素。他用日耳曼这一名称来命名这一元素，以表示他爱国之感情。日耳曼(German)此词在欧洲历史上也是古罗马帝国对居住在波罗的海南岸居民的称呼。
铪(Hf) 拉丁文拼写为hafnium，汉语拼音读音为hā。1923年，荷兰物理学家D.科斯特和匈牙利裔瑞典化学家G.C.de赫维西在丹麦首都哥本哈根一实验室里经分析挪威和格陵兰锆石的X射线光谱中发现了铪。两位科学家以发现这一化学元素所在地点哥本哈根的拉丁文名称Hafnia命名之。哥本哈根英语惯用名为Copenhagen，其官方语言丹麦语写作Kbenhavn，意为“商人的港口”。其拉丁文拼写Hafnia是由丹麦语哥本哈根后半段“港口(havn)”拼写中的浊辅音v改为清辅音f加指地词尾-ia构成的。
钬(Ho) 拉丁文拼写为holmium，汉语拼音读音为huǒ。1878年J.L.索里特和M.德拉冯腾用光谱法发现了钬。1879年瑞典科学家P.T.克莱夫也独立地发现了钬。克莱夫怀着对他的出生地瑞典首都斯德哥尔摩(stockholm)的无比敬意，以拉丁文名称Holmia命名这一新发现的元素。瑞典首都斯德哥尔摩由stock(木头)和holm(岛)组成，意为“木头岛”。拉丁文名称Holmia是由地名后半段holm(岛)+指地词尾-ia构成。应该说，钬元素和铪元素其拉丁文命名构思意念是全面一致的。
镥(Lu) 拉丁文拼写为lutetium，汉语拼音读音为lǔ。该元素是由奥地利化学家C.A.冯韦尔斯拔和法国化学家G.于尔班在1907～1908年各自独立发现的。法国化学家于尔班为了表示对自己出生城市巴黎的敬意，决定以巴黎古称琉提喜阿(Lutetia)来命名这一新发现元素，后被化学界广泛地采用。Lutetia其词根lut在高卢语中意为“沼泽地”，因今巴黎圣母院所处的斯德岛为低洼地而得名。
锰(Mn) 拉丁文拼写为manganese，汉语拼音读音为měng。在古罗马时代，古罗马大科学家、作家老普利尼在他《博物志》中把古希腊思想家泰利斯的马格尼斯(magnes)与另一种矿物搞混了，他把后者即另一矿物也称做源于小亚细亚的地名马格尼西亚的“马格尼斯”。在中世纪，人们手抄普利尼著作，又将普利尼搞混了的马格尼斯(magnes)传讹为manganese。1774年，瑞典化学家C.W.舍勒在研究软锰矿时确认锰是一种元素；同年，他的同事甘恩(Johan Gottlieb Gahn)从软锰矿中分离出这一金属。科学家对该金属以及金属元素命名时，采纳了manganese这一拼写，汉语名称定为“锰”。显而易见，锰这一元素名称(manganese)是小亚细亚地名马格尼西亚的搞混又传讹的产物。
镁(Mg) 拉丁文拼写为magnesium，汉语拼音读音为měi。在古代，在古希腊马格尼西亚地区发现了另一种白色的矿物，为了与黑颜色的矿物“马格尼斯”相区别，古罗马人把这种矿物称为白马格尼西亚(magnesia alba)。1831年，法国化学家A.比西(Antoine Bussy)从一种与白马格尼西亚有关化合物中分离出来另一种金属，遂将其命名为镁(magnesium)。为此，镁这一金属元素得名于古地名“马格尼西亚”。需要向读者作进一步交待的是，在古代小亚细亚地区，有三处以马格尼西亚命名的地名，为此锰、镁两金属元素名称究竟源于哪一地名有待进一步考证。
钋(Po) 拉丁文拼写为polonium，汉语拼音读音为pō。为原子序数84的放射性金属元素。是1898年夏天，居里夫妇在研究沥青铀矿的放射性，用放射化学分析方法发现的第一个元素。富有爱国热情的玛丽·居里为了纪念自己的祖国波兰(Poland)，而将新发现的元素用拉丁文命名为Polonium。波兰在斯拉夫语中意为“平原”，因该国境内在地形上大多为平原而得名。
铼(Re) 拉丁文拼写为rhenium，汉语拼音读音为lái。为原子序数75的元素。1867年，俄国著名化学家门捷列夫根据《元素周期表》曾预言有化学性质与锰相近的新的元素。1925年，德国化学家I.诺达克、W.诺达克和O.C.伯格经实验发现了这一新元素。他们以德国著名莱茵河命名新发现的元素。众所皆知，莱茵河德语拼写为Rhein、荷兰语拼写为Rijn、法语拼写为Rhin、而常见的英语拼写为Rhine，考虑到是元素名称，科学家采纳该河流古老的拉丁文拼写Rhenus，去掉词尾us，加拉丁文名词构词后缀-ium构成rhenium。据考，莱茵河此词源于古高德语，意为“流水”。
钌(Ru) 拉丁文拼写为ruthenium，汉语拼音读音为liǎo。为原子序数44的元素。1844年，俄国化学家K.K.克劳斯通过实验证实了这一稀有金属元素的存在。而早有1828年俄国另一位化学家G.W.奥桑对其发现，但当时尚未定论的铂系元素以其祖国名称命名为ruthenium，克劳斯同意这一命名。罗塞尼亚(Ruthenia)是俄罗斯这一国名的拉丁文拼写。
钪(Sc) 拉丁文拼写为scandium，汉语拼音读音为kàng。为原子序数21的元素。1879年，瑞典化学家L.F.尼尔松在稀土矿硅铍钇矿和黑稀金矿中，发现了氧化钪。同年底，另一位瑞典科学家P.T.克莱夫鉴定钪就是门捷列夫预言的类硼元素。据调查，在斯堪的纳维亚许多重稀土矿中含有少量钪。瑞典化学家同选择这一元素发现地区斯堪的纳维亚的古称Scandia以命名新的元素。斯堪的纳维亚及其古称斯堪的亚都源于条顿语skadino，意为“黑暗的”。因该半岛地区近北极圈，一年多有很长季节不见阳光，故名。
铥(Tm) 拉丁文名称为thulium，汉语拼音拼写为diū。为原子序数69的稀土金属元素。1879年，瑞典科学家P.T.克莱夫同时发现了铥和钬，他以斯堪的纳维亚的又一古称命名铥的氧化物为thulia。严格地说，图勒(Thule)只是古欧洲人对欧洲最北部地区的泛指而已，在地理概念和范围上比较模糊。实际上，以这种不确定范围的地名来命名元素倒反而平添元素命名上的一份魅力。
钇(Y) 拉丁文拼写为yttrium，汉语拼音读音为yǐ；
铽(Tb) 拉丁文拼写为terbium，汉语拼音读音为tě；
铒(Er) 拉丁文拼写为erbium，汉语拼音读音为ěr；
镱(Yb) 拉丁文拼写为ytterium，汉语拼音读音为yì。
1794年，芬兰矿物学家约翰·加多林从瑞典于特比(Ytterby)采石场矿石中分离出钇土(yttria)，钇土是首次发现的稀土金属氧化物。1843年，瑞典化学家矿物学家莫桑德尔(Carl Gustav Mosander)在研究稀土过程中，将钇土分成三种“稀土”。对其中之一，他沿用了yttria这一名称，又根据于特比(Ytterby)这一地名，将另两个分别命名为terbia和erbia。1878年，瑞士化学家马里尼亚克(Jean Charles cle Marignac)在莫桑德尔称为erbia的稀土矿石中又发现并获得另一新的“稀土”。马里尼亚克也仍然根据于特比这一地名将第4种稀土命名为ytterbia。不久，科学家们终于在上述每一种稀土中都发现了一种新的金属元素，它们相应地被命名为“yttrium”(钇)、“terbium”(铽)、“erbium”(铒)和“ytterbium”(镱)。为此，在瑞典这样一个十分不起眼的村镇于特比竟有机会在元素周期表占有4个席位，获得如此至高的殊荣纯属一定偶然性。
在元素周期表中，还有三个以地名命名的元素名称一度成为周期表中的匆匆过客。随着历史岁月流逝它们尽管如今已销声匿迹。但从以地名命名的元素角度来审视，仍然有必要予以介绍一番。
1801年，英国化学家哈奇特(Charles Hatchett)从一块来自美国康涅狄格州的岩石中探测到了第41号元素，为纪念这块奇特的矿石是来自大洋彼岸的美国，哈奇特十分大度地将它命名为“钶”(Columbium)。因为在那个时代，人们在诗文中常将美国称作哥伦比亚(Columbia)。
翌年，瑞典化学家G.埃克贝里(Gustaf Ekeberg)发现了元素钽。由于钶和钽的化学性质极为相似，当时化学家们普遍认为是同一种元素。即使是同一种元素，按照国际上惯用的优先发现权应采纳哈奇特的命名。但是，在当时化学界权威人士瑞典科学家贝采利乌斯的把持下，在1814年一次国际化学家会议上，会上对“钶”投了反对票，而通过了以古希腊神话坦塔罗斯名字命名的“钽”(tantatum)。以后几十年内，通过欧洲化学家们不懈的努力在这一方面又取得新的突破。1845年，德国化学家H.罗瑟(Heinrich Rose)认为尽管钶和钽这两种元素十分相似，但它们仍属于两种不同的元素。然而，这次罗瑟也没有采纳哈奇特的名称“钶”，而将本属于“钶”名称的元素命名为铌(niobium)。罗瑟以古希腊神话中尼俄柏(Niobe)名字命名的，而尼俄柏她是吕底亚国王坦塔罗斯(钽)的女儿。此事引起了美国化学界同仁们的极大不满，在以后长达一个世纪时间内，此元素名称欧美各行其是，在美国称“钶”，而在欧洲称“铌”。然而一个元素总不能长期存在两个名称，因为这给学术交流带着诸多不便。在1949年一次国际化学家会议上，许是欧洲人多势大，终于通过了以“铌”作为该元素的正式名称。从此之后，美国失去了以“钶”命名该元素的至高荣誉，而元素周期表上则失去了一个以地名命名的元素名称。
另外两个曾以地名命名的元素也经历了一番曲折有趣的过程。
截至1925年，除了4个元素以外，元素周期表中所有元素都已被发现了。这当中有2个在周期表中的位置分别为第43号和第61号，他们在元素周期表的左右上下都为稳定元素，因此，化学家们认为找到它们应不该成为一件困难的事情吧！
欧美化学家们经过尽力搜索，发表论文报告以证明自己已找到和发现这2个元素。1925年有3位德国化学家宣布已发现第43号元素，并将它以拉丁文命名为“masurium”()。这一名称源于当时属于东普鲁士的马祖里地区(Masuria)名称。如今归属波兰东北部，波兰语写作马祖里(Masury)。在元素周期表带着“？”列上了15年之久，因为需要进一步的论证才能登上这一宝座。
1926年，美国伊利诺伊大学和意大利佛罗伦萨大学的化学家们相继宣布他们探测到第61号元素。美国化学家迫不及待地以拉丁文将其命名为“illinium”()，名称来源于美国伊利诺伊(Illinois)这一州名。意大利化学家们用翡冷翠(Firenze)的拉丁文拼写命名为“florentium”()。需要向读者交待的是，佛罗伦萨是意大利著名城市翡冷翠的拉丁文拼写，也是当今英语习惯拼写。为此，美国化学家们竟采取先斩后奏手段将带有“？”的“”列入他们周期表中。
后来经进一步查明，以地名命名的第43号元素(masurium)和第61号元素(illinium)或(florentium)它们都属放射性元素，在地球上并不天然存在。后来，美国科学家们通过核反应才将它们制造出来，这就是今天元素周期表上的第43号元素锝(technetium)和第61号元素钷(promethium)。
，hassium缩写为Hs。也称108号元素unniloctium，缩写为Uno。一种用人工方法产生的铀后元素。1977年8月，根据国际纯粹与应用化学联合会的建议，1997年8月，国际纯粹与应用化学联合会考虑到该元素是在联邦德国达姆施塔特的重离子研究所合成和分离获得的，而重离子研究所位于德国黑森州，故将该元素重新定名为hassium。
，dubnium缩写为Db。也称105号元素unnilpentium，缩写为Unp。曾称(Ha)或(Ns)。周期表Vb族人工合成放射性超铀元素。对105号元素(Unp)的发现，苏美科学家有争议。20世纪60年代末，苏联科学家在完成进一步实验后，将该元素定名为nielsbohrium()。1970年，美国伯克利加州大学科学家合成出105号元素的同位素260，为纪念核裂变发现者O.哈恩教授，故将该元素定名为hohnium()。1977年8月，国际纯粹与应用化学联合会推荐该元素的名称为105号元素(Unnilpentium)；1977年8月，该会充分考虑到杜布纳联合核子研究所在获得该元素中所作出的杰出贡献，而将该元素重新定名为dubnium。
* 周定国教授是全国科技名词委外国科学家译名协调委员会委员。
①元素名称已由全国科技名词委审定公布。

全国科技名词委召开第二届化学名词审定委员会成立大会

2005, 7 (01): 64-64.

摘要 ( 276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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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刊讯第二届化学名词审定委员会于2004年12月8日在北京成立。中国科学院副院长、第二届化学名词审定委员会主任白春礼、全国科学技术名词审定委员会副主任潘书祥、第一届化学名词审定委员会主任王夔等50余位化学界知名专家参加了会议。
会议首先由白春礼主任介绍了第二届化学名词委员会工作计划，第二届委员会的工作任务主要有三项：(1)审定公布《化学名词》(第二版)(不含定义)；(2)审定公布《化学名词》(第三版)(含定义)；(3)修订《化学命名原则》(包括有机化学、无机化学、高分子化学)。本次会议确定了学科体系的框架和收词范围，也照顾到了分支学科之间的平衡，今后的审定工作主要以学科专业组进行。本次审定工作按专业分为无机化学、有机化学、分析化学、物理化学、高分子化学和放射化学等六个组。计划2006年初完成《化学名词》第二版，2007年上半年完成《化学名词》第三版(含定义)。《化学命名原则》于2006年6月完成。全国科技名词委潘书祥副主任在会议上介绍了全国名词委近期工作情况，着重强调了名词工作的重要性以及对质量的高度要求，并代表全国科技名词委和路甬祥主任对第一届化学名词委卓有成效的工作表示深深的感谢和崇高的敬意，同时也对在组建第二届化学名词审定委员会期间，中国化学会、有关科研单位和大专院校所给予的大力协助表示衷心的感谢，预祝第二届化学名词审定委员会在工作中取得更大成就。
会上由潘书祥副主任宣布了第二届化学名词审定委员会委员名单，并颁发了聘书。会议讨论了第二版化学名词的收词框架，无机化学专业组组长高松教授、有机化学专业组组长吴毓林研究员、分析化学专业组组长庄乾坤教授、物理化学专业组组长宋心琦教授、高分子化学专业组组长何嘉松研究员、放射化学专业组组长王祥云教授分别对各专业的框架和交叉问题提出建议。其他委员也就各专业体系框架、整体工作安排和任务分工进行了热烈讨论，对本届委员会工作计划基本予以具体落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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