本期目录

2005年 第7卷 第02期 刊出日期：2005-06-15

工作会议

科技名词审定工作会议(封三) 2005, 7 (02):  0-封三.  摘要 ( 151 )    PDF ( 158KB ) ( 13 )    “生态环境建设”提法研讨会议 医学疼痛学名词审定会议 材料学名词审定会议

会议

全国科技名词委二○○五年度第一次常委会会议(封二) 2005, 7 (02):  0-封二.  摘要 ( 136 )    PDF ( 167KB ) ( 8 )    全国科学技术名词审定委员会于2005年4月5日召开了2005年度第一次常委会会议，全国人大副委员长、全国科技名词委主任路甬祥，副主任于永湛、王景川、朱作言、章综、张先恩、金德龙、李宇明、张尧学、汪继祥、潘书祥出席了会议。 路甬祥主任在会上指出： 当前形势的发展对名词工作提出了新的要求，全国科技名词委的工作要放在国家的政治大局、科技大局、文化大局上进行战略定位。 全国人大副委员长、全国科学技术名词审定委员会主任 路甬祥

卷首语

明天更美好——全国科技名词委成立二十周年寄语 2005, 7 (02):  1-卷首语.  摘要 ( 235 )    PDF ( 211KB ) ( 12 )    1985年4月25日，是个值得纪念的日子。这一天，记载着科学技术名词审定委员会的诞生，也预示着我国科技名词规范化事业开创了新的纪元。 2005年4月25日，是个值得庆祝的日子。这一天，标志着全国科学技术名词审定委员会已走过了20年光荣的历程，也昭示着我国科技名词规范化事业的发展和成熟。 回首往事云烟，仍然声闻于耳，依旧历历在目。1978年3月，中国科学大会胜利召开，祖国大地迎来了一个科学的春天。科学发展事业的蓬勃兴起，也唤醒了沉寂多年的科技名词审定工作。当年，中国科学院原自然科学名词编订室的几位工作人员，联名拟写了恢复和建立科学名词统一工作委员会的书信，送呈至当时主管中国科学院工作的方毅副总理的手中，很快得到了国务院领导的重视和支持。在国务院领导的亲自关怀中，在中国科学院和原国家科委的直接领导下，经过了几年的辛勤筹备，全国科技名词委终于迎来了这一天，把自己的名字与我国科技名词规范化事业永远联结在了一起。 回溯20年走过的道路，我们有理由引以骄傲和自豪： 20年来，我们建立了61个学科名词审定分委员会，2000多位科学家加入了我们的行列，科技名词规范化园地早已是满园春色；我们陆续公布了66种科学技术名词，已初步建立了科技名词体系，为促进科学技术的发展作出了积极贡献；我们开展了20多个学科两岸科技名词对照工作，两岸专家的辛勤工作已结出累累硕果；我们一直保持同国内外有关机构的交流与合作，在各相关领域都取得了积极的成果。 20年来，我们经历了几度风雨，也迎来了无限春光，更取得了丰硕成果。在岁月的历练中，我们形成了自己的优良传统和科学文化，她包含着科学民主、求真务实、开放创新、敬业奉献的文化理念和深刻内涵。这一科学文化成为广大名词工作者的理想和信念，成为我们涓涓不竭的力量源泉。 在纪念全国科技名词委成立20周年的日子里，我们深深地怀念为名词委的建立和发展呕心沥血、擎旗领航的老一代领导人严济慈先生、钱三强先生、卢嘉锡先生，我们深深地怀念为科技名词事业的发展奠定基础、作出卓越贡献的老一辈科学家，我们心里也时时思念着那些正在为我国科技名词规范化事业默默耕耘、辛勤工作着的广大专家、学者。我们20年来取得的成就中，将永远铭刻着他们的名字，闪烁着他们思想和精神的光芒。 全国科技名词委成立20年了，我们带着20年的丰硕成果，也带着更加宏伟的奋斗目标，正在迈向新的里程。我们相信，明天将更美好！ 本刊编辑部

专稿

全国科学技术名词审定委员会2005年度第一次常委会会议纪要 全国科学技术名词审定委员会事务中心 2005, 7 (02):  5-6.  摘要 ( 216 )    PDF ( 499KB ) ( 18 )    全国科学技术名词审定委员会于2005年4月5日召开了2005年度第一次常委会议。全国人大副委员长、全国科技名词委主任路甬祥、副主任于永湛、王景川、朱作言、章综、张先恩、金德龙、李宇明、张尧学、汪继祥、潘书祥和有关方面负责人周文能、王延中、孙公民、黄广荣等同志出席了会议。会议由章综副主任主持。 会议首先听取了潘书祥副主任“关于全国科技名词委2004年工作情况和2005年工作计划要点”的汇报。 2004年工作情况： 2004年，全国科技名词委在科技名词的审定公布出版、两岸科技名词的对照统一、术语库及网络化建设、期刊工作以及术语学研究、交流、合作等方面都取得了可喜的成绩，完成了全国科技名词委常委会制定的各项工作任务。 1.科技名词审定公布工作 (1)全国科技名词委开展了力学、通信科技、语言学、资源科学等近20个学科名词的审定和增补定义工作。 (2)完成了生物化学与分子生物学、细胞生物学、地理学(第二版)、医学(放射医学与防护、放射肿瘤学)、海洋学(第二版)等5个学科的审定任务，其余学科分委员会也按照计划进度完成了当年任务。 (3)公布出版了《航天科学技术名词》、《中医药学名词》、《高分子化学命名原则》等3个学科的规范名词。 2.学科分委员会建设工作 2004年，全国科技名词委分别成立了第二届中医药学名词审定委员会、第二届化学名词审定委员会和材料科学名词审定委员会，并立即开展了审定工作。 3.两岸科技名词对照统一工作 在目前台独分子大搞“去中国化”的情况下，这项工作更加迫切和更具现实意义。2004年全国科技名词委克服各种困难和阻力，开展了信息科技、动物学、生态学、经济贸易、电工电力等10多个学科的名词对照统一工作。全国科技名词委两次组团赴台开展工作，台湾方面专家也多次到大陆洽商两岸名词工作，两岸科技名词对照统一工作取得了较大进展。 4.科技热点词和新词的研讨及发布试用工作 组织航天科技领域知名专家对涉及“空间”、“太空”、“航天”、“宇航”等名词进行了认真研究，热烈讨论，对上述基本词的应用问题做出了准确界定。此外，还对与“禽流感”相关的名词以及一些难点词、热点词的概念及命名组织了讨论。 5.术语数据库和网站建设 全国科技名词委网站于2004年正式开通。网上可以免费查询全国科技名词委审定公布的60余个学科科技名词，可以了解全国科技名词委各方面的工作情况，以及选订全国科技名词委出版的书籍和期刊。网站成为全国科技名词委在因特网上的宣传和服务平台。 6.国内外术语学研究、交流与合作活动 全国科技名词委积极开展了同国内有关大专院校及研究院所的学术交流合作，召开了中国术语学建设研讨会，会议取得积极成果。此外，还同国内外有关机构开展了密切的交流、合作活动。 7.《科技术语研究》刊物工作 2004年按期出版了4期刊物，刊登90篇各类文章。从2005年1月起，刊物从48页扩大到64页，以适应审定公布工作及术语学研究工作发展的需要。 2005年工作计划要点： 2005年是全国科技名词委成立20周年，将组织纪念活动和召开全国科技名词委第五届委员会全体会议，此外，2005年审定工作也十分繁重，我们要加倍努力工作，以优异的成绩向全国科技名词委成立20周年献礼。 1.周密筹备并开好全国科技名词委第五届委员会全体会议暨成立20周年纪念大会，组织好20周年纪念活动。 2.继续开展好科技名词审定公布工作。要紧跟科技的发展，紧密围绕我国国民经济发展总目标，按照科学发展观的总体要求，继续深入开展科技名词审定公布工作。2005年将完成资源科学、通信科技等5～6个学科的审定任务，并公布出版4～5个学科名词。 3.继续开展两岸科技名词对照工作。按照中央精神，进一步扩大和促进两岸科技名词对照统一工作，以增强两岸科技、文化、经济和贸易领域的合作。2005年将开展天文学、测绘学、动物学、经济贸易、电工电力、生物化学与分子生物学等学科的两岸科技名词对照工作。 4.开展好科技热点词和新词的发布试用工作。2005年的新词工作要紧跟科技、经济发展形势，并紧密结合国内外政治、经济和社会发展动态，重点发布社会各界所关心的热点词和敏感名词。 5.继续开展好国内外术语学研究、交流与合作活动。保持与国内外术语学界和相关机构的交流与合作，共同研讨术语学理论和应用方面的课题，在2005年，有针对性地落实“中国术语学建设研讨会”上提出的计划，注意总结实际工作经验，努力做到理论与实践相结合，促进和提高我国的术语学理论研究水准。 6.继续支持少数民族地区的科技名词审定工作。党中央提出的西部大开发战略具有深远的历史意义，科技名词审定工作应当为此作出自己的贡献。 常委会在听取了工作汇报之后，对报告内容进行了认真的审议，各位代表就名词审定及各项相关工作发表了重要意见。路甬祥主任在会议上发表了十分重要的讲话。他着重指出，当前形势的发展对名词工作提出的新的要求，我们要有充分的认识。全国科技名词委的工作要放在国家的政治大局、科技大局、文化大局上进行战略定位，要在坚持、继承名词委优秀传统的基础上，对当前的工作性质、工作任务进一步进行认真的研究。今年是名词委成立20周年，我们要认真地回顾过去的经验，展望未来的发展，通过20周年的纪念活动，把老中青三代名词工作者的力量凝聚起来，把港澳台与境外的愿意做名词术语方面工作、同名词委保持经常合作联系的友好人士、专家学者团结起来，同心同德，齐心合力地把这项工作继续推向前进，为实现中华民族的伟大复兴踏踏实实地做好工作。 会议充分肯定了全国科技名词委2004年的各项工作，原则通过了2005年工作计划。会议认为，2005年全国科技名词委的工作任务仍然十分繁重，我们要以求真务实的精神开展好各项活动，在认真总结前二十年工作经验的基础上，巩固成果、锐意创新、立足现实、规划未来，为中华民族的繁荣昌盛作出我们自己的贡献。

斯人远去 薪火相传——深切缅怀钱三强主任 吴凤鸣*；黄昭厚** 2005, 7 (02):  6-10.  摘要 ( 334 )    PDF ( 1436KB ) ( 42 )    钱三强同志是我国著名的科学家，曾任中国科学院副院长和特邀顾问，他还是著名的社会活动家，和许多学术机构、学术团体的倡导者和领导人。1984年8月经中国科学院院长会议决定，担任了全国自然科学名词审定委员会(现已改名为全国科学技术名词审定委员会)主任委员。他随即积极投入了委员会正式成立的筹备工作，就委员会的方针、任务、组织机构、学术权威性、人员编制和经费等问题组织讨论，起草了《关于全国自然科学名词审定委员会工作的请示报告》，并经国务院批准。1985年4月25日委员会正式成立了。 在钱老领导下，委员会从创立起，短短几年就打开了局面，开创了名词审定的新阶段，并取得了可喜的进展。为以后名词审定工作打下了良好的基础。不幸的是，钱老于1992年因病突然去世了，这对日趋发展的科技名词审定与统一工作是个莫大的损失。 从1985年到1992年，钱老先后担任了第一、二届委员会主任委员。这7年间，在钱老领导下，委员会不断壮大，审定工作也有很大发展，到1992年度，先后组建了包括理、工、农、医和部分交叉学科等43个学科名词审定委员会及一个外国科学家译名协调委员会，形成了一支近1 500人有权威、高水平的名词审定工作的专家队伍。并在国务院的授权下，审定公布出版了21个学科的基本词，统一了一批混乱的名词。这批各学科名词的问世，繁荣了国内外学术交流，推动了科技术语的系统化和规范化，促进了我国科技的发展。委员会在钱老亲自主持下制订了《全国自然科学名词审定委员会组织条例》和《全国自然科学名词审定委员会审定工作条例》，推动着审定工作的开展。并在审定工作条例的基础上，结合当代术语学的理论和我国审定工作的实践，制订了《自然科学名词审定的原则及方法》，这为建立以汉字为特点的科技术语学，奠定了基础。 钱老对我国科技名词事业的重要贡献，体现在以下几个方面： 一、明确了名词审定与统一工作的重要意义 钱老在1985年委员会成立大会上提出自然科学名词审定与统一是发展科学技术的基础性工作。他引用了建国初期的政务院学术名词统一工作委员会主任委员、中科院郭沫若院长提出的论断：学术名词的审定与统一工作“乃是一个独立自主国家在学术工作上所必须具备的条件，也是实现学术中国化的最起码的条件”。1990年他在第二届委员会成立大会上进一步明确指出：“统一科技名词是一个国家发展科学技术所必需的基础条件之一，也是一个国家科技发展的重要标志。统一科技名词对科学知识的传播，新学科的开拓，新理论的建立，国内外科技交流，学科与行业间的沟通，科技书刊和教材等出版物的编译出版，科技情报信息传递等方面，都是不可缺少的。”“特别是计算机技术的推广使用，对统一科技名词提出了更紧迫的要求。” 二、不断加强委员会及队伍的建设 由国务院批准的国家科委和中科院报告中明确指出，“全国自然科学名词审定委员会是负责全国自然科学名词术语审定与统一的权威性机构”，因此钱老在1985年名词委成立大会上强调，“为了保证委员会的权威性，首先在委员会委员中有一批全国知名的，具有丰富经验的科学家，其次，在各学科名词审定委员会中有一大批热心于名词审定工作的科学工作者，负责本学科的名词术语审定工作。这样，在广泛征求意见的基础上，经过委员会审定的自然科学名词术语，既有权威性，又有代表性。”此后，1987年，当名词委公布第一本规范名词《天文学名词》时，国务院又批示经全国自然科学名词审定委员会“审定的自然科学名词具有权威性和约束力，全国各科研、教学、生产、经营、新闻出版等单位应遵照使用”。1990年国家科委、中国科学院、国家教委、国家新闻出版署为贯彻国务院的批示，又联合发文要求各新闻、出版、教材编写等单位，对全国科学技术名词审定委员会公布的名词要遵照使用。国务院的批示赋予了委员会的权威性，为此，两届委员会的组成都不断得到调整、充实、加强。 从第一届委员会的组成看，由中国科学院、国家科委、教育部、中国科协、国家标准局5个单位的领导等7人组成常委会，委员52人。各学科审定委员会应聘参加审定工作的专家学者近千人。1990年第二届委员会随着工作的开展，常委会又增加了国家新闻出版署和国家自然科学基金委员会的领导共10人组成，委员也增至72人。到1992年底，44个分委员会应聘参加审定工作的专家学者已达1500名，已建立了一支有相当规模，有权威，高水平的名词审定工作的专家队伍。此外还有更多的专家学者提供了咨询或书面审查意见。委员中不仅有理、工、农、医等学科的专家，还有相关的社科专家。 三、有计划地逐步拓展名词审定工作 钱老在委员会成立大会的开幕词中就宣布：“委员会的工作范围涉及广义的自然科学领域，包括数学、物理学、化学、天文学、地球科学、生物科学、技术科学、农业科学、医学等。”在首先开展基础科学各学科的名词审定工作同时，又提出更密切联系国民经济建设中的重要学科开展工作。在他的倡导下，委员会初建时，除了成立了数、理、化、天、地、生等基础学科和农、医等学科名词审定委员会外，还成立了电子学、自动化和计算机等学科名词审定委员会。1990年第二届委员会成立后，又集中相当的力量，相继建立起一批工程技术以及能源、交通等学科领域的名词审定委员会，诸如电工、化工、土木、建筑、石油、煤炭、冶金、水利、铁道、航海等。这充分显示出钱老重视与贯彻“科学技术服务于经济建设，经济建设依赖于科学技术”的方针。 钱老还十分重视交叉学科名词术语的审定。首届交叉学科学术讨论会后，国家领导人对软科学的战略意义及其决策性论证，作了精辟而系统的论述，引起我国学术界的极大关注，钱三强同志作为自然科学和社会科学联盟主席，对当前交叉科学在科学技术现代化建设中的作用，具有更深层次的理解，在《迎接交叉科学的新时代》一文中指出：“自然科学和社会科学之间交叉地带，一贯是新兴学科的生长点”。因为自然科学和社会科学的研究对象，从本体论上来说，都是以探索物质、事物及其运动规律为基础，而在方法论上，既不同于纯自然科学，也不同于纯社会科学，而应建起自己独特的理论体系和思维方法。两大领域之间的交叉和融合，涌现出边缘科学、横断科学以及综合科学在内的新生学科群，像控制论、系统论、信息论、耗散结构理论、突变论以及协同学等，这些新学科群不仅具有深邃的自然科学内涵，在应用上对国家重大科学论题的决策起着论证作用，同时也显示出巨大的社会功能和强大的生命力。 鉴于此，钱老在几次会议上提出加强交叉学科的术语的订名与审定，以资推动交叉科学的发展。在他的倡导下，1985年11月14日，委员会专门召开交叉学科名词术语座谈会，邀请了国家科委国际科学促进会、中国未来学研究会，中国思维科学研究中心、中国科学与技术政策研究会、中国自然辩证法研究会、中国科学史学会、中国科学院、中国社会科学院有关单位及首都新闻界代表30人参加。会议一致认为：当代科学技术高速发展，自然科学与社会科学相互融合与渗透，正是杂交出现新思维、新概念、新理论、新学科的生长点，反映这些新理论学科的名词术语的审定协调与统一理应列入我会议事日程，因而随即组成交叉学科名词术语审定筹备组，1986年12月24日召开筹备会、各交叉学科已审定名词1500条，后因条件所限，仅自然辩证法和自然科学史正式建立了分委员会开展了审定工作。 7年来，委员会的审定工作是根据钱老在两届委员会工作报告中提出的任务，及钱老亲自主持的年度常委会上提出的计划来进行的。1990年钱老在第二届委员会上就明确提出：“自然科学名词的审定和统一工作是长期的、经常性的工作。凡已完成第一批审定任务的分委员会，应注意听取反馈意见，注意收集不断产生的新科学概念和新名词，提出命名意见，研究第一批审定中遗留的问题，逐步开展第二批审定工作。”“第二批公布时，一般要求给出定义性注释。”他在主持1992年常委会上更进一步明确，学科安排应按先基础后应用，先单科后综合，先主科后副科进行审定的原则。 四、组织制定了名词审定的原则方法，指导审定工作 钱老在1985年委员会成立大会上根据当代术语学的发展，指出当代“术语学的研究正在蓬勃开展”，“这门科学的研究水平已经成为发达国家科学技术水平的重要标志”。并组织委员会请外国术语学家作报告，派人出国考察学习国际上以术语学的理论、原则指导科技术语工作的经验，出席国际术语研讨会，并组织翻译了有关术语学的著作。同时结合几年来审定工作的实践，于1987年组织制订，并于1990年修订了《自然科学名词审定的原则及方法》，较好地指导了审定工作。他在1990年第二届委员会大会报告中，详尽地介绍了这些原则。如按科学体系分学科进行名词审定，学科内按术语的概念系统，学科间交叉的词，按“副科服从主科”“主科尊重副科”、“加强协调统一”的原则；以及按概念定名“一词一义”、“科学性”和“约定俗成”等原则。对外国科学家命名要遵照“名从主人，约定俗成，服从主科，尊重规范”的原则。还要注意贯彻“学术民主”和“协商统一”的原则等。 7年间，在委员会名词审定的原则指引下，统一了一批混乱的名词。如自动化名词委员会审定ergonomics一词时发现该词在24种词书中，就有23种中文译名，十分混乱。但该词涉及很多领域，我们召开专题会，按一词一义的原则，现统一定名为“工效学”，并取得中国人类工效学学会理事长钱学森院士的赞同。又如pressure一词有“压力”、“压强”两个中文译名，常被当作同义词混淆使用，现按概念分别定名。又如uncertainty relation原为“测不准关系”，实无“测”的含义，现定名为“不确定度关系”。地学中lagoon一词长期以来被称为“泻湖”，实为“潟湖”的误写和误称，这次地学界一致同意改正过来。又如医学中长期使用的“心肌梗塞”一词，虽已约定俗成，但按科学性的原则，肌肉只能坏死，经吴阶平院士的建议，定名为“心肌梗死”。还有probability一词在许多学科中称“几率”或“或然率”，现按副科服从主科的原则，统一按数学名词委员会的定名为“概率”。关于“计算机”与“电脑”的定名，根据科学性和系统性的原则，仍坚持定名为“计算机”，电脑只定为俗称。涉及与国标中常用术语的矛盾，我们根据钱老多次强调的要加强协调的精神，于1992年召开了一个20多个单位参加的协调会，就几个长期难统一的“质量”“重量”“重力”“压力”“压强”的定名混乱问题，“原子量”与“元素的相对原子质量”，“分子量”与“物质的相对分子质量”的同义词定名问题，展开热烈的讨论，绝大多数专家取得了共识。 五、加强港澳台及华语地区名词术语的交流，关心祖国统一大业 钱老在科技术语审定中，十分重视加强对港澳台、华语地区以及海外侨胞华裔学者的联系与交流，他常说：“汉字、汉语是世界上约四分之一人口的语言工具，是一个众多的群体，我们应该提到一个高度来认识。”根据1992年3月10日美国《洛杉矶时报》资料统计的世界15种主要语言使用情况，使用汉语的人口为9亿，使用英语的人口为4.5亿。早在1990年，著名学者钱伟长、知名人士袁晓园、安子介等就提出：下世纪是汉语发挥威力的时代。正像恩格斯在评论《资本论》之科学研究时所指：“一门科学提出的每一种新见解都包含着这门科学术语的革命。”这就是说：新术语的提出，往往具有本学科或超学科的革命意义。“概率”、“耗散结构”、“协同学”、“人择原理”、“中性突变”等都显示出这个论断。汉语及其术语不仅代表了东方古老灿烂文化，而且是最悠久光辉历史的象征，更显示着中华民族跨入21世纪科学技术现代化的成就。这就不难理解当今全球学汉语热潮不断高涨的道理。据当时的资料统计，全世界非华裔人口中，正在学汉语的学生超过10万人，设有中文课程的国家共有60余个，其中巴黎第三大学中文系共有1800名学生，是世界上最大的中文系，德国约有2000～3000名大学生申请学习中文，美国设有中文课的大学则有近500所。现已远不止此。钱老的嘱托蕴藏着多么深远的意义！ 据目前不完全统计，大约有100个国家2300所大学设有中文课程，随着中国经济迅速发展，世界汉语热不断升温，目前学习汉语人数达2500万。据媒体报导：中国开始着手在世界各国设立汉语学院(100个)——“孔子学院”，以便推广汉语、普及汉语，目前已在韩国、美国等地开始建院活动。 1992年以张存浩为首的大陆7位著名科学家访问台湾，台湾“中研院”院长吴大猷访问大陆，开创了近40余年来两岸学术交流的新篇章。在参观、交流过程中，两岸学者都提及“学术对话”的术语媒介问题，像台湾《联合报》1992年6月11日报道说：“来访的7位大陆科学家分别与台湾的同行开展‘学术对话’。学者们表示，在科学上虽然两岸隔离40年，有些科学名词两岸不同，但科学还是他们最共通的语言。”报道华中一代表在介绍大陆所发展的“分子电子材料时表示，两岸电子学的中文译名有很大的不同，像台湾的‘积体电路’，在大陆叫作‘集成电路’，这是因为在两岸不交流的三四十年，正是电子学发展最快的时候，以致译名各行其是；相对地，那时物理学的变化较少，所以两岸的专业名词就比较接近。” 台湾“文建会”1992年7月2日通过推动研究两岸文字统一与加强文化资产保存发扬工作的五年计划，先着重两岸用语、译名、字形、音译等调查研究，再经由两岸文化交流而讨论彼此差异，寻求统一方案(台《联合报》)。 在钱老的倡导下，我们利用科学家之间的联系、互访和世界华人学术活动等机会开展宣传和交流。台湾科学家称赞大陆的名词审定工作是“了不起的工程，很细致，很认真”。1992年我们与台湾化学、农业科学、物理学、生物学等方面的学者或学会组织建立了多种形式的联系，双方开展名词方面学术交流、资料交换，以及探讨两岸名词协调统一工作。 由此可见，钱老生前对加强港澳台科技名词术语交流的倡导，不仅是推动海峡两岸文化学术交流，更重要的是已成为祖国统一大业的组成部分。这正反映了他作为著名科学家、社会活动家的远见卓识。 六、以严肃认真的态度、科学民主的作风指导名词审定与统一工作 钱三强同志一贯严格要求自己，坚持实事求是的科学态度，保持艰苦朴素的作风，在他主持的名词审定与统一工作中更是兢兢业业。他在成立大会上，传达了国务院关于全国自然科学名词审定委员会是负责全国自然科学名词术语审定与统一的权威性机构的批示的同时，他又强调指出：“学术权威性不是自封的，它是要通过我们艰苦工作逐步被承认的，国务院的委托，正是对委员会工作的更高的要求，因此，我们的任务是艰巨的，任重道远。” 他以科学民主的作风发挥了主任、副主任领导核心作用，他虽然长期患病，但从未缺席过一次常委会，每次会议他都亲自主持讨论，做出具体部署与安排；他坚持坚定依靠广大科学家智慧的正确方向，充分调动广大科技人员及全体委员的积极作用，同时以他高尚的品德和社会威望，特别是他那种严肃、严格的态度和谦逊、朴实的作风，深得国家领导和政府的支持，也得到学术界的有力协作，仅仅三五年就使我国自然科学名词术语审定与统一工作开创了一个新的局面。 他经常告诫我们，科技术语是个复杂而又严肃的问题，既要坚持真理，恪守科学的内涵，又要尊重历史事实，就是“约定俗成”的原则，绝不能草率确定，更不能屈从于哪个学派，一定要组织本学科学者、专家共同讨论，反复协商而定。下面几个实例，显示出他恪守上述原则的典范作用。 1.1987年在公布《天文学名词》时，关于天文界长期争议的“格林尼治”和“格林威治”两词，译名上既有确切和不确切一面，也有“约定俗成”的问题，经过反复讨论，责成天文学名词审定委员会书面论证，由天文学名词委员会作出更改“格林威治”为“格林尼治”的决定，由钱老又委托著名天文学家王绶、龚树模等评审天文学名词委员会的决定和论证，最后钱老主持部分主任、副主任会议根据评审意见做出最后决定，正式改为“格林尼治天文台”，充分反映出钱老严肃认真的态度。同时还讨论了涉及很多学科中的load一词中文名“载荷”、“荷载”、“负荷”、“负载”长期不统一的情况，但多已约定俗成，一时很难统一。钱老表示先放一放。会后，他曾表示希望以后逐步向“载”字上靠。 2.1989年在审定数学、物理学名词过程中，两个专业委员会对长期不统一的“矢量”与“向量”存在争议，在钱老亲自主持的专题讨论会上，认为“矢量”与“向量”这两个术语虽然科学概念基本相近，但两词在各自学科领域使用范畴和频率不一，他根据两词的归属，以及副科服从主科，主科尊重副科的原则，得到了两个专业委员会的理解，各自列入主科词外，另列入又称词，使长期争论不休的问题，得到较好的解决。 3.钱老一贯重视科学家对科技术语定名的意见和建议，凡科学家们提出的意见，他都严肃认真地处理。如钱学森院士提出在宏观与微观之间的细观或介观的定名，根据该术语概念及科学内涵，宜定名为细观的建议，他责成委员会办公室认真处理，后经力学名词委员会采纳。他亲自致函钱学森同志表示谢意。 4.钱老经常盛赞从事科技术语审定工作的学者、专家、教授们的艰苦劳动及无私的奉献精神，多次教导我们要特别尊重这些科学家们的辛勤劳动，并力争在可能范畴内，为他们创造较为优越的工作条件和生活待遇。 钱老对科技名词工作作出的开拓性贡献，永远值得我们追思。今天，在党和国家的关怀下，全国科技名词委与时俱进，使我国的科技名词规范事业呈现勃勃生机。 “高山仰止，景行行止，虽不能至，心乡往之。”逢全国科技名词委成立20周年和新一届委员会即将诞生之际，用《诗经》里几句诗来表达我们对钱老的怀念之情。 * 吴凤鸣同志曾任全国自然科学名词审定委员会第一届委员会专职副主任。 ** 黄昭厚同志曾任全国自然科学名词审定委员会第一、二届委员会专职副主任。

简讯

中国社会科学院召开社科名词审定工作会议 刘延玲 2005, 7 (02):  10-10.  摘要 ( 238 )    PDF ( 285KB ) ( 21 )    本刊讯 2005年6月2日，中国社会科学院副院长、全国科学技术名词审定委员会副主任江蓝生召集社科院有关专家，就社会科学名词审定工作的开展进行研究和部署。 与会专家对此项工作高度重视，认为这是社会科学学科建设的基础工作，应该列入院“十一五”科研规划，社会科学名词审定已经在语言学领域先行展开，下一步是以经济学、法学名词审定作为试点，然后由点到面逐步推广，并准备在有关学科的期刊上设立专栏开展名词审定学术讨论。 (刘延玲)

专稿

名词工作随忆——写在全国科技名词委成立20周年之际 樊静 2005, 7 (02):  11-19.  摘要 ( 167 )    PDF ( 2479KB ) ( 76 )    全国科学技术名词审定委员会(原称全国自然科学名词审定委员会)已走过了20个春秋，许多往事一幕幕浮现在脑海中，感动着我们。这个时期经过一二代科学家数千人的努力，我们取得了很大的成绩，为国家、为社会作出了贡献。本文仅对某些往事作点滴追忆，以纪念那些为此立下过功劳的人们，并纪念名词委20周年华诞。 科学春天的花蕾 代表专门知识概念的专用名词是伴随着科学技术的发展和传播而产生、发展的。中国在20世纪初已有专册词书出版，1918年成立科学名词审查会，开始有组织地审查名词，主要有医学、化学、物理、算学、动植物等名词。1916年中华医学会第一次会员大会就设立了“名词部”[1]，每年都举行医学名词审查会。1932年开始陆续有些学科成立学会，审查名词是各学会基本任务之一。1932年国民政府成立了“国立编译馆”组织审查并出版各种学科名词，直到1949年共出版各种学科名词大约60余种[2]。这些名词工作代表并反映了那个时代科学技术的面貌，在当时都促进了国家经济、科教事业的发展。新中国诞生后仅半年多，在百废待兴的年代，于1950年5月2日在政务院文化教育委员会之下成立统一学术名词工作委员会，由中国科学院院长郭沫若任主任委员，并组成五个工作组：自然科学组(召集人竺可桢、杨钟健)；社会科学组(召集人沈志远、王子野)；医药卫生组(召集人贺诚、徐诵明)；文学艺术组(召集人丁西林、蒋天佐)；时事组(召集人纪坚博)。 后来，一些专职从事名词工作的人员进入中科院所属的科学出版社自然科学名词编订室，这期间他们组织各学科专家审查出版了许多名词及工具书。此后，所有人员“连锅端”到农村。1972年回到北京恢复工作后，在困难的情况下，仍然继续进行十分有限的名词工作，主要是编订双语工具书。70年代后期随着国家形势的变化，改革开放的春风吹遍祖国大地，1978年全国科技大会召开的前后，科技发展的形势与国家发展的形势一样越来越好，人们高兴地称这是科学的春天。 关闭的国门一打开，国外各种新科技、新知识、新理论迅速涌入，势不可挡。各种学术交流越来越多，国内外学者来往越来越频繁，而许多新科技、新概念的命名和统一工作基本上没有人管，名词混乱，各说各的话，因而对科技学术名词统一工作的需求急剧上升。笔者当时明显地感觉到，过去国内科技类双语工具书主要都是由科学出版社编订出版，而此时，全国出版行业已出现了词书热，各出版单位，甚至机关、学校、行业都在编纂词书。这主要是形势发展而产生需求的反映，而其中混杂一些是在金钱利益驱动下乱拼乱凑，剪剪贴贴出版的低劣词书，为害社会。由于没有权威性的名词统一机构，结果书出得越多，名词就越乱，混乱情况与日俱增，社会上强烈反映要求做好名词规范化工作。记得当时笔者偶然有一次要查ergonomics的中文名，在那时的工具书中几乎一本一个样，笔者好奇地继续查下去，让人惊讶地发现，竟有20多种译法(如人机工效学、人机工程学、功效学、尔刚学、人类工效学、工程环境改造学、人类环境改造学……)。这种状况刺痛了我们，也促使我们思考，中国的学术名词工作能这样下去吗！？ 名词室的同志们对统一国家科技名词术语有着强烈的责任心，大家都在思考如何变革的问题。不久，要给上级写报告反映情况，建议恢复科技名词审定工作，组建有权威性的审定机构的想法逐渐形成。1978年初，信写好后，有的同志借用方毅副总理(当时主管中科院工作)的住所与我们单位大院相邻的机会，将信通过秘书直接送到方毅副总理手中。在中科院领导和相关部门的关心和支持下，1978年10月6日国家科委和中国科学院就成立全国自然科学名词审定委员会一事正式呈报国务院。同年12月方毅副总理及当时国务院几位领导共同签署了报告。1985年4月25日全国自然科学名词审定委员会正式成立，从此揭开了我国科技名词统一工作历史性崭新的一页，它的特点是： 1.建立了比较健全的专门从事科技名词规范化工作的全国性常设机构。国家赋予它在统一全国科技名词方面有最高的权威性。 2.制定了名词审定的原则和方法，确保整个审定工作的科学性和规范性。 3.按科学规律，有组织、有计划、有步骤、有系统地开展审定工作，便于各学科间科学地衔接和协调，以及安排好学科名词工作阶段性和连续性的结合。 4.审定的学科范围之广，规模之大，工作之深入，是以往任何历史时期都无法比拟的。 5.汇集了一批各学科有权威性的一流学者从事审定工作，到目前，参加审定工作的专家已有两千人以上。这也是以往任何时期无法比拟的。 6.将国际上各国术语学派的理论与中国文化相结合，在实践中为创建有中国特点的术语学作努力。 回顾历史，清楚地看出一个道理：国家兴，则科技兴；科技兴，则名词工作兴。全国科技名词委的诞生，正是20世纪80年代，在中国改革开放的新形势下，我国科技工作迎来了蓬勃发展的新时期，在这个科学的春天中结出的花蕾，她必将逐步开出繁盛之花，在我国科技发展和民族文化发展的历史长河中结出更丰硕的成果。 “三钱都来了” 1987年9月全国科技名词委在北京远望楼宾馆召开全体委员会议。会议进行中，参加会议的国家地名委员会的专家周定国先生走过来轻声对我说：“名词委真不简单啊，今天的会，中国的三钱都来了。”本来我们并没有注意，他这么一说，我一看，可不是吗，钱三强、钱学森、钱伟长三位科学家都来参加会议了(当时大家都喜欢把这三位同姓钱的我国著名科学家称为中国的“三钱”)。 我国著名的核物理学家钱三强，是全国自然科学名词审定委员会首任主任。此后8年，在他的领导下，聚集了全国各学科一千多位学者，全国科技名词委开展了一系列学科名词审定工作。钱老工作很深入，当得知一条重要的基础名词vector的中文名对于几个学科存在“矢量”与“向量”的分歧时，他亲自主持协调会，把相关的数学、物理、力学等学科名词审定委员会的主任、副主任请来共同讨论。他既尊重科学，又尊重约定俗成的原则，实事求是地做出大家比较满意的协调意见。对某些社会热点问题，他还召开记者会，亲自介绍、说明。全国科技名词委成立初期的名词工作，因受当时中科院研究领域的影响，比较侧重在一些基础学科。1990年前后国家提出“科学技术要服务于经济建设，经济建设要依赖于科学技术”的方针，钱老及时对我们说：“名词工作要与国民经济相结合。”后来，我们在一些工业、交通、能源、农、林、水产和高新技术领域组织名词审定。这一工作受到相关学会、部委的欢迎。1997年“全国自然科学名词审定委员会”也更名为“全国科学技术名词审定委员会”。 钱学森先生在汉语名词工作方面作了许多突出的贡献。上世纪五六十年代我国对laser一词译名比较混乱，最初有人按外文全称译为“光受激辐射放大”、“受激发射光”、“光量子放大”等，也有音译为“莱塞”等，前后曾有近十种译名，比较混乱。后来钱学森建议订为“激光”，由原来较长的短语，变成二字词，并具有顾名思义的特点，很快被相关各学科和社会接受，实现了名词统一。很长时间以来，人们在谈到科技名词命名的问题时，常常赞誉这个命名简洁、明了，是意译词的成功典范。 对于汉语术语的命名，钱学森先生说“要根据汉语习惯定名，要让人一看就有中国味。”在1987年9月全国科技名词委工作会议上他说：“‘laser’这个名词，我曾建议订为‘激光’，被接受了，我很高兴。‘space’这个词有的译为‘空间’，给人感觉是空空洞洞的。我根据毛主席‘巡天遥看一千河’诗句：建议把它订为‘航天’；连同‘航天飞机’，一般被接受了。我考虑在太阳系飞行叫‘航天’，在空气中飞行叫‘航空’，将来在银河星系以及大宇宙中飞行可叫‘航宇’”[3]。航天、宇航、空间等词的用法一直比较混乱。1982年4月成立的航天研究院，以及后来人大决定成立航天部和航空部时，对名称有争议，最后钱学森的意见被人大接受，作出了决定，成立航天部。“我在这方面的经历，有成功的，也有失败的经验”，钱学森坦然地说：“天文学上的‘black hole’，我建议叫‘陷光星’，现在我看到这里公布的还叫‘黑洞’。” 钱学森先生一直很关心我国的科技名词工作，1991年他写信给钱三强，讨论mesoscopic和nanotechnology的命名问题。他说，“前者有译为‘介观’的，我建议mesoscopic汉语称‘细观’，从‘宏’到‘细’，再到‘微’不是更带中国味儿吗？我希望我们要把汉语名词定得妥当些。”直到前几年，在他身体不好的情况下，还亲笔写文给名词委，参加virtual reality译名问题的讨论。 与统一语言文字的重要性一样，统一名词术语是国家统一的一部分，是发展科学技术必要的基础条件。如果不能正确地了解科技名词，我们就无法正确了解科学；如果我们不能认真地对待科技名词的命名，科学技术也就很难在中国的土地上生根。中国的科学家们正是抱着一种强烈的为国为民的责任心来做名词工作的。 名词工作逸事 三位钱老参加名词工作，是巧合，也是必然。它说明中国的专家多么关心科技名词工作，“三钱”只是一种代表。在中国的发展历史上，有千千万万的为汉语科技名词的发展作出无私奉献的专家。名词工作从编订词典开始，在我国已有百余年的历史。1878年，清政府曾选派120名12～15岁的幼童去美国学习了近11年，詹天佑就是这批幼童中的一个。他在工作实践中深刻体会到名词统一的重要性。他说：“窃维工程学术之发达，必待名词之统一。西学东来，历时虽久，工学名称，迄未准定。南北既异其方言，文俗复不同乎称谓。且扶桑三岛，文化蹶兴，所用名称，多系汉字，而其义则不尽与中国合；留东学子沿而用之，本义尽失。于是西文一名，中国则有文义俗义之分，南言北言之异，以及日本名词之别；搀杂错乱，莫衷一是。学者既苦其纷纭，事业亦因之阻滞。天佑夙鉴于此，不揣浅陋，久欲编译工学名词，以便实用。”这是中国千万知识人士的朴实心声，也是汉语术语文化不断发展的原因和动力。詹天佑编的这部《华英工学字汇》于1915年得以出版，这是我国第一部英汉工程学词汇。 1918年7月科学名词审查会成立后，算学名词开始审查，直到1938年出版时，著名学者在序言中写道：“‘工欲善其事，必先利其器’，科学，事也。名词，器也。名词当则科学知识易于传播，学术亦随之增进矣。”作为科学知识中最基础的学科，物理学名词工作源远流长，有一些名词在先秦时期就已流行。光绪三十四年(1908年)就由学部审定科编纂了《物理学语汇》[4]。近百年来一批批著名的物理学家都是优秀的名词工作者，例如何育杰、吴有训、严济慈、萨本栋、王竹溪、王淦昌、陆学善、杨肇燫、马大猷、钱临照、何祚庥、赵凯华等等，他们学识渊博，非常认真，真可谓“一名之立，旬月踟蹰”。马大猷先生说：“名词工作是我科研活动的一部分。”他们创造了一系列有中国文化特色的基础科学汉语名词，并积累了丰富的名词工作经验。1985年全国自然科学名词审定委员会成立之前，他们就一直在有组织地审查名词。 物理学前辈钱临照先生在一篇回忆近代物理学名词工作的文章中举例说：“中国物理学会于1932年春成立，设立了三个委员会，名词审查委员会是其中之一。翌年夏在上海淮海中路(当时称霞飞路)，中央研究院物理研究所内召开第一次审查会议，到会者有丁燮林、何育杰、严济慈、吴有训、杨肇燫及编译馆人员。我任记录。记得当时议及damping一词，有译减幅、阻迟等说，总觉未妥。翌日继续开会，杨肇燫一到会即云，昨夜忽得一‘尼’字有逐步减阻之意，众咸称善，遂定译为阻尼[5]。”这个基本的物理概念，中国科学家就是这样，用智慧将源自国外的学术名词与民族文化相结合，创造了一个个简洁、明了、形象、生动的，有中国文化特色的汉语术语。 我国大多数专用的学术名词都是从国外引进的，但是中医学名词却不一样，是我国特有的。以王永炎院士为主任的中医药名词审定委员会的专家们就肩负着同时规范中文和英文的中医药名词的任务。他们以特别努力、认真的精神，为了使中医药走向国际，为了术语规范化，克服许多困难，团结了国内外各方面专家担起了这付担子，出色地完成了任务。前后参加工作的专家约有100人。可贵的是正如王永炎所说：“名词工作是一个没有尽头的过程，是千秋万代的事情，必须要培养年轻一代中医药名词工作人才来把这项工作长期做下去。”他们计划专门选派年轻人到国外学习，培养新一代的高水平的中医药学名词英译人才。王永炎说：“出于新老交替，承前启后时期的责任心，以及实现中医药现代化、为全人类健康服务的使命感，正是这种使命感驱使着我要尽最大的努力做好这项工作。” 像上述那样认真、努力、无私地做好汉语名词术语工作的科学家还有很多。北京大学地理学专家林超先生是地理学名词审定委员会主任。解放前他是中研院地理所所长，是地理学界的老前辈。晚年，因为癌症他做了多次手术，即使这样，他仍然一条条审阅名词草案，主持名词审定活动。有时因行动不便，把审定组的人员，请到他家去讨论。为了尽量掌握最新产生的名词，他还自费从国外购买新出版的相关资料和工具书。有一次召开地理名词审定会，我看到一份寄回来的审查草案，有不少页面的四周密密麻麻、歪歪扭扭地写了许多字。听同事说，草案是广州地理研究所罗开富研究员寄来的，他病了，瘫痪在床，那是他用左手写出的意见。我当时很感动，对这位同事说，要是能把它作为档案存下就好了，让后人看看前辈是多么认真地做名词工作。 各种专用名词术语(包括社会科学、文艺、体育等等)浩如烟海，它们是中华文化遗产的一部分。随着社会科学技术和经济活动等的发展的轨迹，名词术语在不断滚动、发展、积累。创造这些名词术语的，许多都是当时的知名学者。下面把一部分所见到的上世纪三四十年代审定出版的名词(中外对照)和参加审定工作的一部分科学家举例如下： 1950年成立的学术名词统一工作委员会也汇集了当时各方面的知名学者，例如数学界的江泽涵、吴大任、段学复、姜立夫、华罗庚、苏步青；物理界王淦昌、吴有训、钱三强、严济慈；化学界邢其毅、唐敖庆、杨石先。社会科学界李达、艾思奇、于光远、吴玉章、陈伯达、马寅初、雷洁琼等等。 两岸名词的沟通和架桥人 两岸同祖同根，同文同语。由于历史的原因，我们骨肉分离。这个历史阶段正处在国际科技迅猛发展的年代。在这种情况下很多科技名词(主要是新术语)不一致。当两岸经济、文化、学术交流越来越多以后，许多人反映产品说明书看不懂，听学术报告很吃力，交流中常常发生因术语不同而影响理解的“梗阻”现象。台湾清华大学徐统教授1994年参加一次两岸专业学术会议后说：“会议是在大陆中文、台湾中文和英文混杂使用的情况下进行的。”他对此十分感慨，希望“两岸可以维持”一国两字(指简体字、繁体字)的局面，但不要再有“一国两词”的现象了。 很长一个时期，笔者总是很想了解台湾同行是怎样开展名词工作的，他们都做了哪些工作，能交流一下该多好。我曾利用国际书展、出版物、通信、请访台学者顺便帮助联络等机会，寻找沟通的渠道，均未成功。 记得有这样一个小故事，上世纪80年代初，在一次北京国际书展上笔者看到台湾某两个出版社出版的一些专业词书，随手翻翻，发现与我们出版的同名词书所收的词条数相同，只是改用繁体字，编者变了。再查看发现和我们的版面相同，名词相同，后来发现有好几种词书都存在这种现象，我们认定这是侵犯版权，并逐步产生要告状的想法。后来找出了一些“证据”，例如我们原书有的错误和问题之处他们的书原样照印，以及版面、命名相同等等。拿着这些自认为证据充分的复印材料去到新闻出版署。当时负责版权工作(国家版权局之前)的沈仁干处长接待了我们，他了解了情况后也认为是有问题。大约隔了半个月他约我们去谈。他说这种名词书，如果台湾人能看到，也用我们一样的名词不也很好吗？他这么说，我们突然像开了窍似的当即感到一点“气”都没有了，反而还挺高兴的(两三年后听说这家出版社向科学出版社作了适当赔偿)。 1993年4月29日两岸举行第一次汪辜会谈，当时报上登载了会谈的“共同协议”，其中第四条提到要“探讨海峡两岸科技名词统一”的问题。看到这条消息我很高兴，但又感到奇怪，我想两岸刚开始接触，有那么多重要的事情要商议，怎么会第一次会谈就提出了科技名词统一的问题？不久后，一次偶然的机会，我好奇地就这个问题问了当时海协会副秘书长赵正豫，他回答说：“我们谈判当中自己就遇到名词不统一的麻烦问题，不好处理，后来不得不为此做了两个文本，互相把对方的用词以‘()’作了不同的处理，所以我们都感到名词统一很重要。”后来又听孙亚夫副秘书长说：名词统一工作是汪道涵主任提出来的。他还说要多交换出版物，有利于名词沟通和统一。 1996年6月笔者有一次机会赴台参加两岸学术交流活动，踏上了祖国的宝岛——台湾的土地。许多事情至今仍深深的留在记忆中。 一次，在台湾大学举行的学术会上，笔者发言中呼吁两岸学者共同携手推动名词一致性工作。发言后立刻有一位青年学者向学尧先生走过来对我说：其实两岸名词工作的事，你们应该与李国鼎科技发展基金会联系，他们应该做这件事。向学尧还主动提出来帮助我去联系，找机会谈谈。 6月20日，就在我们一行将要离台返京的前一天下午，台湾李国鼎发展基金会秘书长万其超教授在百忙中抽空从新竹赶来我们的住地。万教授是一位学者兼任管理者，十分热情而朴实，大家一见如故。关于名词工作，我们有许多共识。后来，与台湾“国科会”“教育部”“国立编译馆”等部门的名词工作的协商，和为促进许多学科相互间交流的实事，提供一些必要的条件等等，李国鼎基金会和万教授都给予很大的帮助。 参访台湾“国立编译馆”是笔者此行的任务之一。馆长赵丽云女士和多位资深馆员十分热情地接待了我。我参观了他们特意准备的小型词书出版物展览。在座谈中，大家相互介绍了名词工作的情况和经验。笔者发现，两岸分隔前，近代上百年逐步发展的文化、科技、教育等相关名词，例如一些基础学科名词基本上是相同的，得到继承。名词命名的原则和方法也基本一致，大家都维护和发扬了民族文化的优良传统，这些是做好两岸名词工作的共同基础。对此我多次从内心发出“本是同根生”的感慨。当然，在新发展的科技领域许多名词差异较大，个别情况，同一个名词，概念不同甚至相反。这种情况更易带来交流过程中的混乱，例如“特高频通信”(UHF communication)一词，台湾指的频率为30M～300MHz，但我们对此称为“甚高频通信”(VHF communication)；我们的“特高频通信”是指频率为300M～3000MHz的通信。又如飞行员作业中的用语准确是性命攸关的事，必须明白无误。据知2005年春节海峡两岸包机，飞行员与指挥塔台的对话，其中互相问候语“你好”是一样的，其他专用术语有的不同。如起飞时台湾叫“带杆速度”，大陆叫“拉前轮”；降落时使用仪表自动设定，台湾称“精确进场”，大陆说“盲降进场”。有的飞行员说“第一次听到这些话简直傻眼了”。所以，为了安全，大家只得用英语对话。 近十年来，对两岸的名词工作，全国科技名词委提出了“积极推进，增进了解；择优选用，统一为上；求同存异，逐步一致”，“老词老办法，新词新办法”等工作方针。在数百位两岸科学家的共同努力下，已有20多个学科开展编订两岸名词对照的词书。编订过程中大家认真研讨，平等协商，对不一致的词可以保持差异，也有的学科在比较中对有明显优点的命名，科学家们本着科学的，实事求是的态度，选择推荐为两岸的统一用词。对于物质元素名称的中文命名，两岸科学家都遵从共同的民族文化传统，遵循共同的命名方法，但由于汉字有同音字的情况，93号元素以后元素名称各自造了不同的汉字，例如94号元素Np分别是镎、錼(台)；95号元素Am为镅、鋂(台)；99号元素为锿、锾(台)等等。自从两岸开启学者间交流的渠道后，两岸化学家经多次协商，对新元素101—109号元素的中文名称取得一致意见，避免分别造不同汉字的问题，有利于学术交流。例如104号Rf ，105号Db，106号Sg等等。参加工作的科学家们也是促进两岸沟通的架桥人，作出了各自的贡献。例如，台湾清华大学材料系徐统教授给时任中科院院长的周光召院士写信，表示对“建立两岸共同的专用名词工作很感兴趣，愿为此效力”。 捍卫中华文化的无名战士 这里，把一百多年以来从事汉语名词术语工作的科技工作人员称为“捍卫中华文化的无名战士”，是近两年来观察和细细品味中国名词工作意义后发自内心的感慨。而引起我们思考这个问题的起因是两位著名科学家分别给名词委出的“题”。 2003年9月，我们《科技术语研究》杂志社的几位同事作了一次专访，我们访问了著名的大气物理学家叶笃正院士。他是名词委的领导和元老。谈话中叶老作了许多精辟的阐述，例如，“全国科技名词委的成立与其说是名词工作的进步，不如说是科学进步的一部分”，“不要把名词工作仅看成是名词本身统一的事，我们的眼光应看得更远些”，“它不仅会影响到科学的发展，也会影响到民族的凝聚力”，“名词发挥的作用可能比我们想像的要大”[6]等等。这些讲话使我们思考：名词工作的作用和意义到底是什么？ 2002年3月在一次全国科技名词委常委会会议上路甬祥主任提出了名词术语工作的文化建设问题，他指出：“科技名词工作是一项基础性的工作，所以在名词委工作中，应该提倡建立自己的文化。” 这些指点开启了我们思考的大门。过去我们认识名词工作的重要性，往往只是直觉地从科技、教育交流和传播知识等方面的需要看，就是说术语是交流的工具。现在看来还应该从更深、更广的视野来看，这就是近代一百多年以来，一代代知识界人士创造了无数科技名词，它们记载了中国科学技术发展的轨迹，也创造性地丰富和发展了民族文化宝库，才能使我们今天优秀的民族文化能够屹立于世界文化之林；才能使中文成为联合国六种工作语言之一；才能在中国用母语进行现代的科研、教育工作，建造了无数丰富多彩的“大厦”(书籍、论文、教材等)；才能在现代科技迅速发展的当代，将民族文化的精华发展、传承下去。 由于历史发展的种种原因，近代先进的科学技术往往首先在发达的西方国家出现，中国科学家将它们引进到中国时，由于文化差异，作为知识载体的名词术语的本土化就成为首当其冲的关键问题，所以，我国各个历史时期的科学家都很重视名词术语的本土化。在中国术语的本土化，就是使它成为中国文化的一部分，即把外文名词转化成中文。试想，如果没有掌握世界先进科技知识的中国知识分子，或者他们没有做名词术语的本土化工作，我们还能有中国自己的科技书刊、教材、知识读物吗？如果不是他们创造了许多中文软件，中国计算机技术和网络技术的应用能达到如此普及的程度吗？显然是不可能的，那样，我们与世界科学技术水平落后的差距必将更大。 因为工作的原因，近30年来，我曾与许多从事过名词术语工作的各学科专家有过接触，很久以来就发现他们的共同特点是：他们有深厚的中国语言文化底蕴；有既专门又广博的科技知识；有优良的外国语言修养(早期，大部分人都是国外留学回来的)；还有一点，他们都深深地热爱着中国的文化，他们对社会有强烈的责任心，有无私奉献的精神。长期以来大量优秀的名词术语就是由这样一些综合素养很高的人创造出来的，他们创造了有中国特点的术语文化。只有这样一些综合素养很高的学者，才能在中西方文化碰撞之中，创造出优秀的汉语术语，成为中西方文化碰撞与交融，中华文化的传承与创新的结晶。这一切常常使我们敬佩，使我们感动。这些优秀的名词术语与一个时期曾流行的大哥大、大姐大、依妹儿、镭射、看门狗(一种监测器)等等的浅薄性形成了对比。当然，对后一类现象，我们是否应当看成是流行性文化的影响，是民间俗语，并且往往是短期流行的。我们相信，以优秀的名词术语为代表的术语文化必然对我国的科技教育和经济的发展，乃至社会的文化和文明的健康发展，都有着重要的作用。 1898年，著名学者严复曾对翻译工作提出了“信、达、雅”的原则。社会上不少人把名词术语的定名也认为只是把国外的名词翻译成中文，但即使是这样，那也是一种特殊的翻译工作，对名词的翻译仅仅要求信、达、雅是不够的，笔者一直认为科技名词委的审定工作是根据科学概念的命名工作，还应该加上“简、明”的原则。对浓缩了科技概念的名词来说，“简”可比作“生命力”。实践证明，长和复杂的名词往往会因人们不爱用而被自然淘汰。为了做好“信、达、雅、简、明”，科学家们做了很多努力。物理学名词审定委员会主任赵凯华教授曾介绍了物理学名词的经验[7]，他说：“有些名词的译名曾经过长时间反复推敲，最后才择善而从，出现许多有‘中国味’的名词。”例如：charm quark曾被译成“魅夸克”。charm有“魔力”的含义，也有“娇媚迷人”的意思，又可作“美好”解。“魅”字只有前两者，但无“美好”之意，这将会引起不正确的联想。最后是由王竹溪先生建议，订名为“粲夸克”，取《诗经·唐风·绸缪》“今夕何夕，见此粲者”句中“粲”字“美物”之意。不但语义确切，同时照顾到发音与charm近似。又如“diffraction”一词原先有人译为“绕射”，但物理学名词订为“衍射”。“绕射”只描述波遇障碍物时发生转弯的现象，而“衍”字则可反映出惠更斯次波派生繁衍之状，更准确地表达了物理过程的本质，显然比“绕”字好得多。又如bremsstrahlung这个词，物理学名词订为“轫致辐射”。“轫”字在汉语中原指阻碍车轮转动的木头，可引伸为“阻止”、“刹车”之意，用它来表达这种由于高速带电粒子突然减速而发出辐射的机理，既简短又准确。赵凯华先生还认为，在西方创造科学术语时，为了强调某个词具有不寻常的专门含义，常常不惜借用古希腊文或拉丁文中的词根或前缀，而庞大的汉字宝库是我们祖先留下的一份珍贵文化遗产，在表达有独特含义的科学概念时，适当采用一些不常用的字会收到古汉语言简意赅的特殊效果。 化学名词工作，在我国有一百多年历史。在引进外国名词实现本土化工作方面作出了突出的贡献。自然界及人类创造的化学物质有几百万种，面对这么庞大又复杂的众多物质的命名，化学家们充分发挥了聪明才智，在引进国际命名原则时，创造了我国特有的汉字命名原则，1934年就公布了第一个《化学命名原则》。他们遵从汉字的特点和规律，与国际相应的名称相结合，创造出一系列元素名、化学术语、化学介词，实现科学的系统命名的方法。纲举目张，基本元素和几百万化合物命名的难题迎刃而解，并且使这种名称能表达出化合物的分子组成结构，这是很了不起的事。 熵(entropy)是热工学中的单字词，一个字就承载着比较复杂的科学内涵，受到大家欢迎，现已延伸引用到其他学科，甚至社会科学中。这个字就是由我国著名的机械学家刘仙洲先生创造的。记得在上世纪70年代初，还是经清华大学工军宣队批准，并“陪同”的情况下(“文革”前刘仙洲是清华大学副校长)，我和同事为编订《机械工程名词》的事前往他家中访问。那时他的身体已不太好了。谈话中他告诉我们熵字是由他经过很长时间琢磨才写出来的，因为对这个概念找不到更恰当又简短的词来表达。他对已为大家使用而感到高兴[8]。其他如泵、化油器等也是他提出来的。刘仙洲1934年就编订出版了《英汉机械工程名词》，后经1936年，1941年，1945年，1958年，1987年，2002年多次增订、再版。目前在刘先生编订的基础上多次增补后出版的《机械工程名词》已包含词汇24万条，这些名词几十年来为工程名词的统一起了重要作用。 中国学者在创造汉语名词术语时，保持和发扬了汉语文化的好传统，例如，汉字是表意文字，名词的命名原则之一就是“以表意为主”，产生了一批好认、好记、简洁、明了的好名词。有的学者发现，同一本内容的著作，外文本与中文本的厚度大约是10：7左右，这恐怕要归功于汉字表意性和名词简洁性，也要归功于创造名词术语的学者。 在统一名词的工作中，科学家们常有服从大局的胸怀。“苷”和“甙”(glycoside)是长期分歧的同义词，化学、生物化学、植物化学、医药学等许多学科都形成各自的习惯用法，统一起来比较困难。在一次专门的协调会上，各学科专家经认真分析，取得了比较一致的意见，推荐用苷。记得讨论中北大化学系张滂院士说，甙是1952年我提出的，现在我愿意放弃。这话多么朴实、简单，可给我留下了很深的印象。力学名词审定委员会主任朱照宣先生曾说应多考虑“为了三十年以后”，审定中常有为后代负责而“割爱”的情况。 曾有一个时期有些学者质疑汉字，认为不好学、不好记、不好写，甚至认为计算机是汉语汉字的掘墓者，要让汉字走拉丁化的道路，汉字出现了存亡的争议。仅三四十年的发展，科学家们解决了各种困难，汉字不但可以用计算机键盘录入，又有手写、扫描、语音等许多高效、先进的输入和处理方法，进而研究计算机翻译技术，不但保住了汉字，而且发扬了汉字文化。随着中国的发展强大，越来越多的外国人学习汉语。文化传播能力是一个国家的软实力，汉语名词术语大大增强了这种软实力，增强了文化传播的能力。有学者统计说汉语新产生的词汇中有70%是各学科领域的专用名词术语。汉语名词术语已成为中华民族文化与现代文明发展相联系的纽带。 对于外来名词汉化的工作，学者们也是本着实事求是的精神，有以中文表意为主，也有中西融合，例如除了以意译为主之外，还有音义结合、音译、中西混合式，也有少量直接使用字母词等多种形式，以求达到名词术语的最优化，创造了一些为大家欢迎的好名词，体现了民族文化的包容性的一面。 汉语是前人留给我们的宝贵遗产，名词术语是其中重要的一部分。随着时代的前进，一代一代学者用自己的智慧，在保持民族文化特点的同时，加入了现代化的因素，将西方的现代文明成功地移植于中华文化的土壤之中，生根、开花、结果。科学家们不断往中华大词库中注入新名词，为中华文化注入新的血液，提高了我国的文化国力。我们今天使用的千千万万的名词术语，没有记载首创者的名字，他们都是捍卫和创造中华文化的无名战士。 创造优秀汉语名词术语的学者(早期他们大部分是国外留学回国的学者)就是融会贯通中外文化，为祖国服务的典范。随着科学技术的发展，国家需要有更多的学者继承前辈的好传统，担负起不断创建汉语新术语的担子，使世界的先进科学技术为中国现代化服务。

辨析与杂谈

“猫熊”变“熊猫” 樊静 2005, 7 (02):  19-19.  摘要 ( 419 )    PDF ( 192KB ) ( 39 )    中国国民党主席连战八日七夜的访问中国大陆之行，除了具有重要的政治意义之外，也使两岸文字用法出现微妙变化。连战启程之际，台湾媒体仍惯常地使用“猫熊”这个名词，但当北京确定向台北赠送“熊猫”之后，台湾媒体报道也自动调整，改为大陆用的“熊猫”。 很少有一种动物如熊猫这般没有固定俗名，怎么叫都行。有“马更正”之称的台北市长马英九曾表示，自己查证过，正确叫法是“大猫熊”，那么，熊猫的叫法又从何而来？ 台北市立动物园副研究员越明杰表示，80年代后有研究，从血液和免疫球蛋白等分析，发现约1800年到2500年前，猫熊系从熊科分支出来，于是台湾学界皆称panda为猫熊，只是，经过再进一步的分析后，认为猫熊的牙齿和消化系统都和熊不同，于是后来又自成一科“猫熊科”。1937年中国赠送美国芝加哥动物园熊猫时，英文文件上写着bear cat，于是大家直接翻译称猫熊为熊猫，熊猫的叫法遂在中国大陆开始沿用迄今。 (樊静/摘自《参考消息》2005-5-20)

热点词\难点词

建议逐步改正“生态环境建设”一词的提法 钱正英；沈国舫*；刘昌明 2005, 7 (02):  20-21.  摘要 ( 372 )    PDF ( 473KB ) ( 40 )    编者按：环境和生态问题已成为21世纪人类面临的共同主题，受到我们党和国家的高度重视。但是，我国长期普遍使用的“生态环境建设”的提法，受到越来越多的专家、学者的质疑，在钱正英、沈国舫、刘昌明三位院士的建议下，国务院责成全国科技名词委召开专题研讨，并提出意见。在5月18日召开的研讨会上，与会专家们各抒己见，见仁见智。虽未完全达成共识，但讨论热烈深入。本刊特辟此专题，刊载讨论内容，以飨读者。 我国现在常用的“生态环境建设”一词，与国际用语不接轨，如果直译成外文，不能为国外科学界理解。我们认为，生态学和环境学都非我国首创，引用这些词还宜以国外公认的定义为准，避免交流困难。因此建议逐步改正。 一、关于生态环境的提法 这个名词是已故中科院院士黄秉维(五届全国人大常委)在全国人大讨论宪法草案时，针对草案中“保护生态平衡”这一说法提出来的。他当时认为“保护生态平衡”不够确切，建议改为“保护生态环境”。他的建议在政府报告和宪法中都被采用，“生态环境”从此成为法定名词。但以后，黄先生发现这个提法不当，在自己的文章①中明确地说：“顾名思义，生态环境就是环境，污染和其他的环境问题都应包括在内，不应该分开，所以我这个提法是错误的。”“我觉得我国自然科学名词委员会应该考虑这个问题，它有权改变这个东西。” 为什么黄先生认为“生态环境”这个提法错误？因为从严格的科学系统观点看，尽管生态学与环境学存在着联系与交叉，但他们是有区别的。据《中国大百科全书》(以下简称《大百》)：“生态学是研究生物与环境及生物与生物之间相互关系的生物学分支学科。”该书对环境科学的定义是：“研究人类生存的环境质量及其保护与改善的科学。”对环境的定义是：“围绕着人群的空间及其中可以直接、间接影响人类生活和发展的各种自然因素和社会因素的总体。”并指出：“按环境主体可分为以人作为主体的人类生存环境和以生物为主体(不把人以外的生物看成环境要素)的生物界生存环境；在环境科学中，多数人采用前者，而在生态学中，往往采用后者。”对于“生态”，《大百》中未列词条；对于“生态环境”，《大百》的定义是：“环绕着人群的空间中可以影响到人类生活、生产的一切自然形成的物质、能量的总体。”但这个定义与书中关于“环境学”和“生态学”的定义显然有矛盾，因此，在定义后加了一句：“又称自然环境。” 由以上各项说明可见，“生态”是与生物有关的各种相互关系的总和，不是一个客体，而环境则是一个客体，把环境与生态叠加使用是不妥的。“生态环境”的准确表达应当是“自然环境”，外文没有“生态环境”或“生态的环境”的说法，《大百》中将“生态环境”译为“ecological environment”，是中国人的造词，未见于国外的科学著作。同时，“生态环境”所要表达的“自然环境”，是广义环境的一部分，还不能包括全部环境问题，例如，不能包含人类活动造成的某些污染问题。因此，将“生态环境”译成外文时，一般只能改译为“生态与环境”。事实上，2003年由孙鸿烈院士等负责编制的《国家中长期科技规划战略研究(2020)(第十专题)》就没有再沿用过去的“生态环境”提法，已把生态与环境分开。国内很多科学论文也已改用“生态与环境”而不用“生态环境”。我们认为，从严格的意义上说，应当用“环境与生态”，或归总为“环境”。 二、关于“生态环境建设”的提法 “生态环境建设”一词，最早是由中科院环境科学委员会在1987年召开的乐山会议上提出，它的原意是：应把社会、经济、环境作为一个复合系统，在高效发展社会经济的同时，应保护生态环境，促进生态良性循环。以后把“生态环境建设”专用于保护和改善自然环境的总称，1998年11月，国务院发布《全国生态环境建设规划》，2000年，国务院又制定了《全国生态环境保护纲要》，明确保护与建设并重的原则。 在以后的国际交往中，发现这个名词不能为国外接受，其原因是：对自然环境，国际的共识是应去除或减轻人类对自然界的干扰破坏，保护、恢复、或修复(即部分恢复)原有的自然生态系统，而不是人为地“建设”一个生态系统。在中国工程院关于西北地区水资源和生态环境建设的报告中，就着重说明：“生态环境建设是中国的特有名词，应当理解为：一切旨在保护、恢复和改善生态环境的行动的总称。”我国在国外发表的文章和报道，都避免将“生态建设”中的“建设”直译，以免引起误解和反感。事实上，这个词在国内已经产生一些误解和误导。一些地方，不是努力认识在当地自然条件下天然生态系统的演化规律，不是着眼于如何利用大自然的自我修复功能，去保护、恢复或修复天然的生态系统，而是热衷于建设大规模的人工生态系统，造成大量资金和劳力的浪费，有的由于违反当地自然环境，不但徒劳无功，甚至事与愿违，反而增加了破坏。 三、建议逐步加以改正 “生态环境建设”这个名词已在国内普遍流行，而且为政府文件甚至为宪法肯定，但这个名词事实上不科学，在国内外都有负面影响，将经受不住历史检验。根据我党一贯倡导的实事求是、有错必改的原则，建议采取以下两个步骤：(1)今后在一些文件中，例如《政府工作报告》、国家年度计划和“十一五”规划报告、科技发展规划报告中，用“生态与环境的保护、修复和改善”或“环境与生态的保护、修复与改善”等提法，代替“生态环境建设”；(2)国务院要求全国科学技术名词审定委员会研究提出意见，并据此在今后修改宪法时，对“生态环境”的提法作适当的修改。 * 沈国舫院士为林学科技名词审定委员会委员。 ①黄秉维.地理学综合工作与学科研究.陆地系统科学与地理综合研究——黄秉维院士学术思想研讨会文集，科学出版，1999.

建议用“生态建设和环境保护”替代“生态环境建设” 黎祖交 2005, 7 (02):  22-25.  摘要 ( 374 )    PDF ( 1096KB ) ( 38 )    我认为，“生态环境建设”的提法是不科学的，其弊端在于“生态环境”而不在于“生态建设”。因此，建议用“生态建设与环境保护”取代“生态环境建设”的提法。 一、“生态环境建设”提法的弊端在于“生态环境” 这是因为，按照生态学原理，所谓“生态”指的是生物与环境之间的相互关系[1]。从逻辑含义上分析，它包含生物、环境、(生物与环境之间的)关系三个要素。“环境”只是其中的一个要素，它是相对于主体而言的，指的是作为主体的生物周围的事物。这就是说，“生态”一词的含义已经包含了“环境”，它指的既不是环境的主体，也不是环境的性质、范围和质量、状态，根本不能用作“环境”的修饰语或限制词。将“生态”与“环境”组合成“生态环境”这样的偏正词组，显然说不通。 事实上，自“生态环境”一词出现以来，生态学界并不认可这一提法。后来，就连“生态环境”一词的首创者黄秉维院士也认识到“生态环境”的提法是个“错误”。如他在一篇文章[2]中就明确指出：“顾名思义，生态环境就是环境，污染和其他的环境问题都应包括在内，不应该分开，所以我这个提法是错误的。”又说：“我觉得我国自然科学名词委员会应该考虑这个问题，它有权改变这个东西。” 同样，在对外交往中，国外学者也不认可“生态环境”的提法。如据报载，2003年我国对外文件白皮书中出现“生态环境”一词，在译成德文时，就遭到德国人的质疑[3]。 另外，从国内多年使用的客观效果看，“生态环境”一词的消极影响也不容忽视。一种普遍存在的现象，是人们遇到“生态环境”一词时，往往搞不清楚该词使用者的本意。实际上，人们使用“生态环境”一词的本意往往是为了强调“生态”或“生态系统”。正如沈国舫院士所言，“当人们乐于运用‘生态环境’一词时，实际上在强调生物与环境相互关系的一面”[4]。但由于受该词偏正结构关系的影响，却往往被误解为其强调的是“环境”，因而在实际工作中将生态问题混同于环境问题的现象时有发生。 令人遗憾的是，尽管“生态环境”一词提出20多年来一直没有得到学术界的认可，以致这一提法的首创者黄秉维院士也亲自出面提出明确的纠正意见，却一直没有使这一提法得到应有的纠正，致使这一提法连同其派生词组“生态环境建设”一直被错误地沿用至今。 令人高兴的是，近年来国内已经有不少论著，包括党和国家的一些重要文献不用“生态环境”及“生态环境建设”的提法。如2003年由中国科学院孙鸿烈院士等负责编制的《国家中长期科技规划战略研究(2020)》(第十专题)[5]，以及2004年出版的全国人大原副委员长姜春云同志主编的《中国生态演变与治理方略》一书[6]都没有再沿用“生态环境”和“生态环境建设”的提法，而是将生态与环境分开表述。特别值得一提的，是《中共中央国务院关于加快林业发展的决定》(中发[2003]9号文件)，尽管“生态”是其中出现派生词组最多(达30多处)的一个词，却没有再出现以往同类文件中常有的“生态环境”和“生态环境建设”的提法[7]。与此同时，我们还注意到，“生态环境”及“生态环境建设”的提法出现在其他书籍、报刊、文件和领导讲话中的频率也有所减少。这表明，我们的一些专家学者，包括一些领导同志正在努力着手解决这个问题。我相信，经过社会各界的继续努力，特别是由全国科学技术名词审定委员会这样的权威机构主持召开有这么多院士和专家学者参加的研讨审定会，这一问题是可以得到解决的。 二、“生态环境建设”提法的弊端不在于“生态建设” 有专家认为，“生态环境建设”提法的弊端还在于“生态建设”的提法也不科学。按照他们的说法，只能保护、恢复或修复原有的自然生态系统，而不是人为地“建设”一个生态系统[8]。言下之意，只有人为地建设原本没有的事物才是“建设”，而对于原有事物的保护和对于遭受破坏的原有事物的恢复、修复就不是“建设”。而且据他们所言，“生态建设”的提法已经在国内产生误解和误导，还容易在国外引起误解和反感[8]。我不能同意这一观点。 首先，把保护、恢复或修复原有的自然生态系统的行为排除在“建设”之外，是不恰当的。在我看来，一些专家之所以持有这种观点，主要缘于他们对“建设”一词的过窄理解和对外翻译时语词选择的困难。 这里牵涉到中外语言学界赋予“建设”一词的词义以及人们在日常用语中对它的理解和应用问题。 众所周知，在现代汉语中“建设”一词的词义是“创立新事业”、“增加新设施”[9]。在现代英语中与“建设”一词相当或相近的语词包括“construction”、“restoration”等，其中“construction”的词义是建立或发展，“restoration”的词义是复原、修复、更新、重建[10]。人们在日常用语中赋予“建设”一词的含义还要宽泛得多，如“经济建设”、“文化建设”、“思想建设”、“党的建设”以及“建设性意见”、“建设性对话”、“建设性措施”、“建设性作用”等，实际上是把一切有利于事物发展和完善的思想、言论和行为都用“建设”一词涵盖。用蒋有绪院士提交给这次研讨会的书面发言中的话来说，“‘建设’一词在中文是泛化的，它的意思是‘对某目标实施积极性的行为’”。 我理解，所谓“建设”是相对于“破坏”而言的，它与“保护”是相通的，也可以说它本身就蕴涵有“保护”的意思；所谓“新的事物”是个相对概念，是相对于“原有的事物”而言的。因此，人们对原有事物进行的保护，以及对遭受破坏的原有事物进行的恢复或修复，从词义分析的角度说也是“创立新事业”、“增加新设施”，也属于“建设”的范畴，从日常用语的角度说更是属于“建设”一词的涵盖范围。 至于“建设”一词的英文翻译，正如张新时院士所言，国外在生态上使用“restoration”，在《生物多样性纲要》中有明确界定，“restoration”既指对原有生态系统的恢复，也可以指建立一个新的原来自然界不存在的、不同于破坏以前的人工生态系统，用“ecological restoration”也符合生态建设的概念。 有鉴于此，我认为也可以把对原有的自然生态系统进行的保护(如野生动植物保护和自然保护区建设)和对遭受破坏的生态系统进行的恢复或修复包含在“生态建设”之中。 第二，对于建立新的人工生态系统持否定的态度是不可取的。 我们知道，当代生态学家通常按人类的影响程度把生态系统划分为自然生态系统、半自然生态系统、人工生态系统三种类型，而把以人的行为为主导、自然环境为依托、资源流动为命脉、社会体制为经络的一类人工生态系统称为社会—经济—自然复合生态系统。如我国学者丁圣彦主编的《生态学》[11]和戈峰主编的《现代生态学》[12]等，都有这种分类及其相应表述。目前被国际学术界公认为可持续发展领域新兴学科的生态工程，就是近年来发展起来的一门着眼于复合生态系统持续发展的整合工程技术。它根据整体、协调、循环、自生的生态控制论原理去系统设计、规划和调控人工生态系统的结构要素、工艺流程及信息反馈关系，在系统范围内实现经济效益和生态效益。 值得指出的是，20世纪70年代以来我国生态工程理论和实践研究取得长足进展。目前，在我国发展比较成熟的生态工程类型已经包括：农业生态工程，林业生态工程，节水和废水处理与利用生态工程，山区小流域综合治理与开发生态工程等。正是这些生态工程的实施，推动我国的生态农业建设、生态林业建设和生态城市建设等取得了举世瞩目的成就。 这表明，国内外生态学家在强调对自然生态系统、半自然生态系统的保护和对遭受破坏的生态系统进行恢复、修复的同时，对人工生态系统建设的理论与实践同样给予了应有的重视。我们当然也没有理由只强调前者而否定后者。 第三，我国著名生态学家、中国科学院马世骏院士对于“生态建设”一词的表述，值得我们重视和借鉴。 据我所知，“生态建设”一词是由马世骏院士首先提出的。在马世骏院士的一篇题为《加强生态建设促进我国农业持续发展》[13]的文章中，他对“生态建设”一词的基本含义表述得十分清楚。他说：“要想实现农业持续发展，必须重视生态建设。什么叫‘生态’？作为一个学科，它是研究包括人类在内的生物与环境的相互关系的科学。那么，这又是什么关系呢？从近代生态学的观点来说，生物与环境应该是个相互适应和相互选择的关系，他们应该经常地处在一个协调关系的状态，也就是通常所说的‘各尽所能’，即所谓‘协同进化原则’(co-evolution principle)。‘建设’，一个是‘建立’，即没有的就新建立；二是原有的就加强改善或改进。这意味着我们要运用现代的生态学观点，建设我们的农业生态体系、生产体系，这样才能促进我国农业的持续发展。”这就是说，在马世骏院士看来，“生态建设”指的是生态系统的建设，包括新的生态系统的建立和原有生态系统的加强、改善或改进。 我认为，马世骏院士关于“生态建设”的这个表述很值得重视和借鉴。遗憾的是，自这一表述提出至今，尚少见有生态学家依据新的研究成果在生态学专著中进一步给出明确的定义和进行专门的阐述。这或许正是包括在座各位院士和专家学者在内的当代生态学家们要做的一项工作吧。 我不是生态学家，但基于以上分析，还是想参照马世骏院士关于“生态建设”的表述，在此斗胆建议对“生态建设”一词给出如下定义：“生态建设是根据现代生态学原理，运用符合生态规律的方法和手段进行的旨在促进生态系统健康、协调和可持续发展的行为的总称”。其中既包括对原有自然生态系统、半自然生态系统的保护和对遭受破坏生态系统的恢复、修复或重建，也包括新的人工生态系统的建立。从主观愿望讲，我给出这一定义，是想既符合生态学揭示的自然规律，又符合我国乃至世界生态工程建设的实际情况，还能为社会各界尤其是生态学界的专家学者所接受。但不知各位院士和专家、学者是否认可，还望得到大家的批评指教。 第四，所谓“生态建设”一词“已经在国内产生误解和误导”的说法是不能成立的。 一些专家认为，“生态建设”一词“在国内已经产生一些误解和误导”，“一些地方……热衷于建设大规模的人工生态系统，造成大量资金和劳力的浪费，有的由于违反当地的自然环境，不但徒劳无功，甚至事与愿违，反而增加了破坏”。我相信这些专家说的“一些地方”的情况是事实，对此，有关方面理应引起高度重视，并采取有效措施认真加以解决。但我同时认为，这毕竟只是“一些地方”的部分事实，不能以偏概全把它当作一种普遍现象，更不能断言一些地方的这种情况是由“生态建设”一词的误解和误导而来的，因为这两者之间并不存在因果联系。 同样，关于“生态建设”的提法容易在国外引起误解和反感的担心，也是不必要的。如果这些学者也能认同上述马世骏院士关于“生态建设”一词的表述或者本文参照这一表述给出的“生态建设”的定义，同时在英文翻译时不要将“建设”硬译为“construction”，而是使用前述“restoration”的译法，这种担心也就不会有了。 三、建议用“生态建设与环境保护”取代“生态环境建设” 自“生态环境”及“生态环境建设”的提法出现以来，一些学者从维护用语的科学性出发，在对这两个提法进行质疑的同时，也在努力寻求合理的解决办法。其中，有的问题意见比较一致，如对于“生态环境”一词的修正，不少学者已经将其修改为“生态与环境”或“生态、环境”。但对于用何种提法取代“生态环境建设”，学者的观点和主张却差异很大，如有的学者已经改用“生态建设与环境保护”，有的学者则不同意“生态建设”的提法，主张用“生态与环境的保护、修复和改善”代替“生态环境建设”等。 在我看来，还是用“生态建设与环境保护”的提法取代“生态环境建设”的提法比较好。 我认为，使用“生态建设与环境保护”这一提法至少有以下几个方面的好处：一是符合生态学和环境学原理，有利于维护用语的科学性；二是符合现代汉语及英语等语种的语法规范和人们的用语习惯，有利于读者准确理解和把握其内在含义，以避免歧义；三是有利于同党和国家长期以来关于生态建设和环境保护的规范表述相一致，如早在2000年10月11日发表的中国共产党第十五届中央委员会第五次全体会议公报就号召“重视生态建设和环境保护，加强人口和资源管理，实现可持续发展”[14]；四是有利于提高国民生态意识和环保意识，把生态建设与环境保护这两项既有联系又有区别的重要事业置于同等地位，发挥其应有的作用；五是有利于政府部门的职能划分和依法行政；六是有利于同现行的国家计划、财政、金融等部门对于生态建设与环境保护提供相关的支持保障体系相衔接。 而对一些学者提出的用“生态与环境的保护、修复和改善”代替“生态环境建设”的主张，我认为是不可行的。这是因为：1)该主张把建立新的人工生态系统的内容排除在外，这不仅不符合现代生态学关于社会—经济—自然复合生态系统原理，也不符合我国乃至世界生态工程建设的实际；2)该主张把“保护、修复和改善”排除在“建设”之外，因而否定“生态建设”的提法，这与现代汉语和现代英语等语种赋予“建设”一词的词义以及人们在日常用语中赋予“建设”一词的宽泛含义不符；3)该主张同党和国家长期以来关于生态建设与环境保护的规范表述不一致，而且“生态建设”一词已为社会各界广为接受，一旦改变，难免在国民中产生负面影响；4)该主张在语言表述上缺乏必要的概括，在文字上显得啰唆，不如用“生态建设”一词涵盖原有自然生态系统、半自然生态系统的保护和遭受破坏生态系统的恢复、修复或重建，以及新的人工生态系统的建立简洁、明了。 以上意见，仅供参考。不当之处，请各位院士和专家、学者批评指正。

科学用词必须准确 唐守正 2005, 7 (02):  26-26.  摘要 ( 190 )    PDF ( 223KB ) ( 58 )    一、关于“生态环境”一词。日常用语和科学用语不可混同，“生态环境”在日常用语中用是可以的，但是在科学术语和政府行文中应该规范。“生态”是关系，“环境”是实体，组成“生态环境”确实不妥。应该改为“生态与环境”，科学用词必须明确，不能似是而非，含混不清。 “生态环境”一词从词汇结构上有三种理解：并列结构、偏正结构和其他结构。这很容易引起歧义。所以对“生态环境”可以理解为：由生态所引起的环境问题或是生态与环境。作为政府文件或科学用语应该避免语言的泛化，使一个词有不同的内涵。在政府文件和科学用语中，为避免歧义，应该使一个词的词义上有惟一性，并在一个时期内相对固定。 二、关于“生态建设”一词。“建设”有两层意思，一是指construction，是对有形物体而言的，另一层意思是对无形的事物而言的，如政治制度建设。“生态建设”从广义来讲也不错，是可以使用的。

“生态建设”这个词是可以用的 孙鸿烈* 2005, 7 (02):  26-26.  摘要 ( 190 )    PDF ( 223KB ) ( 23 )    “生态环境”四个字连起来用是不恰当的。“生态环境建设”一词，当然也不宜使用。但“生态建设”这个词应该还是可以用的。我们进行国家中长期科技发展规划战略研究时，就用了这个词。我们专题的名称就是：“生态建设、环境保护与循环经济科技问题”。“生态建设”一词若译成英文应该是“ecological restoration”。其内涵包括了修复、重建、建设等概念，比“ecological construction”要宽泛一些。后者一般仅指工程建设。有人认为提生态建设就会鼓励人们搞人工生态系统。有人认为提生态建设就会鼓励人们搞人工生态系统。实际上，人工生态系统建设是不可避免的。比如在黄土高原，有些陡坡当然要靠自然修复，但是很多地方只能靠人工修复，如建梯田、种草、造林等。又如，北方冬春草场很少，就必须建设人工冬春场草地，以适应现代畜牧业的需要，使冬场和夏场能够平衡起来。这是放牧业必须走的道路，必须要建设。再如耕地都是人工生态系统。不要人工系统，只能都回到自然去，回到原始社会中。中国有不少生态问题，有很多退化生态系统，如果没有人工的建设，不建立一系列的人工生态系统，是不可能实现可持续发展的。现在有一种观点，凡是自然的，都不能动，动了就是不符合生态原则。我不同意这种观点。

不必辨清“生态环境”是否科学 蒋有绪 2005, 7 (02):  27-27.  摘要 ( 320 )    PDF ( 256KB ) ( 36 )    “生态”指主体与主体外生物与非生物环境的相互关系。“环境”指主体外的客观环境(过去指物理化学环境，现也包括生物因子)。因此，两者概念完全不同，说：“生态环境”是概念重复或大致重叠，是不对的。说由此“生态环境”一词不科学，不能用，也是不对的。我从来理解“生态环境”一词，就是“生态和环境”，或“生态或环境”。当某事物、某问题与“生态”“环境”都有关(既是涉及生态，又是涉及环境)，或分不太清是“生态”还是“环境”问题，就用“生态环境”(如生态环境问题，某地区的生态环境)。这正是中国语言的特点。这种连用的还有“社会经济”、“思想意识”、“医药卫生”、“医疗保健”，它们的涵义就是有简化的“和”和“或”的意义。科学上该如何翻译，可根据其固有的意思，明确为“生态”时就“生态”，明确为“环境”就“环境”，明确为“生态”和“环境”，或“生态”或“环境”都可以按实际译。此种现象在中外文翻译中很多，是文字、语言的特点，不能认为中国语言形成的词汇在外国没有，就不科学。 “生态建设”、“环境建设”、“生态环境建设”都可以用。 建设一词在中文是泛化的，并非不科学，不能认为只限于“人工的”、“人造的”，理解为建筑那样时，才是“建设”。常用的有精神文明建设、社会主义建设、思想建设、法制建设，为什么不能用“生态建设”？英语中也有“能力建设”，“建立……的环境”或“创建……的环境”的说法。不能直译硬译，不等于中文词汇就不科学，这乃是中文的特色、特点。是翻译学的问题，理解该如何译就如何译，这仍是中外文翻译中常有的事。“建设”这里的意思是“对某目标实施积极性的行为”。 是“工程”，就是“建设”；是“工程”，就有“建设”。 “生态工程学”国际上存在的，还有这个学会。马世骏先生在我国肯定，并由他发展了科学意义上的“生态工程学理论”。国际上也予以肯定。马先生还提出应用“生态建设”一词。这里的“工程”、“建设”，均包含了“修复”、“恢复”、“保护”、“保育”、“改良”、“调节”、“重建”乃至“新建”。并非只是“重建”、“新建”。我们现在常用“系统工程”来形容某些复杂的需要努力实现的事物。因此用“建设”一词来表达，就很自然。 不必要辨清“生态环境”是否科学的问题，不必认为中央文件有“生态环境”一词而不妥。 此用词问题，最多是科学界和翻译界的事。科学家该严格区分“生态”、“环境”时就严格区分；必要时(如既是生态，又是环境问题，或者分不清时，就可以连用“生态环境”)，对于非科学家(领导人和群众)，连在一起用也是可以的，特别是已用惯了，就不必硬去纠正。语言的形成和创新过程就是这样的。

应该现在就加以纠正 曲格平 2005, 7 (02):  27-27.  摘要 ( 112 )    PDF ( 256KB ) ( 18 )    我拥护钱正英、沈国舫、刘昌明三位院士关于改正“生态环境建设”一词提法的建议。我赞成沈国舫先生对这词的见解和纠正意见。我赞成现在就加以纠正。依照国际上的通用提法，根据不同需要采用“环境”、“自然环境”、“环境保护”、“自然保育”等。

生态环境内涵的回顾与思考 王如松 2005, 7 (02):  28-31.  摘要 ( 391 )    PDF ( 1026KB ) ( 112 )    本文回顾了近20年来生态环境一词在社会上和国内外的使用情况，讨论了其科学内涵。认为生态环境是由生态关系组成的环境，是生命有机体赖以生存、发展、繁衍、进化的各种生态因子和生态关系的总和。文章还论述了生态建设的涵义及其在实施科学发展观、推进可持续发展中的重要作用。 大千世界，熙熙攘攘，蜂拥蚁聚；物质进进出出，能量聚聚散散，生命生生不息。人们无时无处不在和周围环境中的物、事、人打交道。 荀子曰：“水火有气而无生，草木有生而无知，禽兽有知而无义，人有气、有生、有知、且有义，故最为天下贵也！”水、火、草、木、禽、兽、天、地构成绚丽多彩的生态网络。加上人气、人生、人知、人义和人文便构成了我们生机盎然的生态环境。 环境是相对主体而言的，环境在英文中只有一个词：environment，而在德语中却有两类：Umfeld或Umgebung泛指一般的物理环境，Umwelt特指人和生物的生态环境。 生态环境是包括人在内的生命有机体的环境，是生命有机体赖以生存、发展、繁衍、进化的各种生态因子和生态关系的总和。生态环境不同于单一的物理因子，它是主体与客体间的相互作用，是生命在有限的时空范围内所依存的各种生态关系的功能性整合，迄今只在地球表层有限的薄壳中存在。如果把自然环境和生物都当作一维单元的话，生态环境则是两者间的二维互动关系。 生态环境是有生物网络(个体、种群、群落)、有生命活力、有互动关系、有空间格局、有生态过程(代谢、繁衍、进化)、有人类影响、有自组织能力的环境，是人类及万物生灵得以生存、发展、繁衍、进化的必要条件。 生态环境是与特定主体相联系的相互作用关系空间，不等同于自然环境。一种自然环境如果和特定人群或生物没有直接或间接的作用关系，就不是这类人群或生物的生态环境。比如没有人烟和生物的戈壁沙漠是自然环境，但不是人类或绝大多数生物的生态环境；热带雨林不是北极熊的生态环境，冰川不是鱼类的生态环境。另一方面，生态环境也不等同于生态系统，它不包括作为主体的生物或人本身，在空间上不一定都是连续的，在形态上不一定都是物质的。其主要功能是为主体提供生态服务，涉及生态系统和人类福祉的关系，其中不光有自然因子，也包括了部分社会因素特别是政策、体制、技术和行为因素及社会关系，是自然环境、经济环境和社会环境的交集。 社会上普遍使用的生态环境一词，是人类生态环境的俗称，指人类环境中与主体的生存发展最直接相关的那类环境。这里的主体是人，可以是一个人、一家人、一类人、一群人、一个地区的人、一个时段的人甚至整个人类；其客体可以是有形或无形的、静态或动态的、物态或事态的、自然或社会的、局部或整体的、双向或网状作用的各种关系。 人类生态环境是自然界水、土、气、生物、能源、矿物等生态因子和人类生产、流通、消费、还原和调控等活动的系统耦合体，遵循整体、协同、循环、自生的生态规律，也受技术、体制、文化等社会关系的支配。 根据从GOOGLE搜索引擎统计，在出现英文组合单词“ecological environment”的66800篇文献中，与美国(USA)有关的有10400篇，与英国(UK)有关的有8240篇，与欧洲(EUROPE)有关的有10300篇，与印度(INDIA)有关的有7950篇，与俄罗斯(RUSSIA)有关的有5580篇，与澳大利亚(AUSTRALIA)有关的有7720篇，与日本(JAPAN)有关的有12700篇，与德国(GERMANY)有关的有8160篇。这表明生态环境一词不只在大陆和台湾，在欧美日和世界各地都在不同程度地被使用。 为什么人们对社会环境、文化环境、经济环境、居住环境、发育环境、市场环境、物理环境、地理环境、历史环境等都没有异议，惟独对生态环境或非生态环境就引起歧义了呢？问题出在“生态”一词的内涵。 生态是生物与环境、生命个体与整体间的一种相互作用关系，在生物世界和人类社会中无处不在，无时不有。而生态学则是研究生物与环境关系的一门科学，只在生态学工作者圈子里使用。F.F.Darling指出，生态学作为一门研究生物与其环境之间关系的科学，是一个超出初创者想像的，意义更为重大的思想[2]。英文中只有ecology(生态学)和ecological(生态的或生态学的)两单词，没有作为名词的“生态”一词。著名生态学家H.T.Odum教授1988年访问中科院生态环境研究中心时，我们曾讨论过此事。他认为ecology也可以表示生态，但最好像经济(economy)和经济学(economics)的区别一样，将ecology解释为生态，而另为生态学创造一个新词，比如ecologics以代替ecology。希望科学术语工作者能对此作些研究，也许汉语能比英语更早为生态一词正名。 民间泛谈的生态是生命生存、发展、繁衍、进化所依存的各种必要条件和主客体间相互作用的关系而不是科学意义上的生态学。一个乞丐不懂生态学，但他知道晚上要有一个蜷伏歇息、躲避风雨的方寸之地，白天要到有人施舍的环境去乞讨，随身还要有一块御寒遮羞的衣被和接受施舍的行囊，他还会有意无意地学习怎样与施舍者交流以博取更多的同情、选择效果较好的场所去要饭，这就是乞丐的自然和社会生态环境。既然生态环境中的生态是日常生活中人人都要碰到的一种关系，与科学研究是两码事，学术界就不必去管他们的“科学性”了。这也是生态学还不成熟的一种表现。比如在社会学已经成熟了的今天，谁也不会关心“社会环境”一词的歧义性，去追问“社会一词本身就包括了人文环境，为什么还要加环境而同义重复”的问题了。 为了避开环境研究中自然环境、经济环境和社会环境的割裂，马世骏先生1986年在解释中国科学院生态环境研究中心的所名时反复强调：生态环境不是生态学和环境学的加和而是融合，是传统污染环境研究向生态系统机理和复合生态关系研究的升华。他指出生态环境一词中的生态是形容词，环境是名词，不是并列的堆砌关系，与生态位(ecological niche)一词有些相近，但生态环境一词更大众化一些，容易被社会和决策部门所接受，直观上是直接的生存、发展环境，科学上却是一个多维的直接和间接、有形和无形相辅相成的生态空间[1]。 总之，生态环境一词既不是“生态和环境”，也不是“生态学的环境”，而是“由生态关系组成的环境”的简称，英文为“ecological environment”，其组词为偏正结构，类似于动物生态学中的ecological niche或effective environment。这里ecological和niche虽然都有环境的含义，词义的功用却不同，前者是功能性的定语，后者为客体性的名词。 中文用词为求简洁，常把形容词和副词中的“的”和“地”省略而代之以名词，如“不科学”是指科学方法上不合理，“不经济”是指效益代价上不划算，“不生态”是指生态关系上不合理，都是民间沿袭下来的通俗用语，进而发展为诸如“科学种菜”、“打扫卫生”、“生态居住区”等用语，虽然在辞海上还找不到其科学解释，却是社会上普遍接受的一种约定俗成。 C.C.Adams早在1912年就指出：如果你偶尔发现一位生物学家介入了哲学或政治领域，或插手于人类教育，你用不着为此着急。因为归根结底那是他领域的一部分，只不过曾经被故意放弃而已[3]。生态学是人类认识环境、改造环境的一门世界观和方法论或自然哲学；是包括人在内的生物与环境之间关系的一门系统科学；是人类塑造环境、模拟自然的一门工程美学；是自然科学与社会科学的桥梁，是天地生灵和人类福祉的纽带。交叉、综合及人的影响是其有别于传统自然科学的显著特征，生态环境是生态学研究的一个重要内容。生态环境一词将传统单一的结构性因子升华为双向的功能性关系，推动人们的思想方法从还原论(孤立的、个体的、静止的)走向整体论，从环境主义、人本主义走向天人和谐的科学发展观，从自然生态保育与物理环境保护的割裂走向基于复合生态系统理念的融合，应当说是处理人与环境关系上的一种进步。生态环境研究旨在将整体论与还原论、微观世界与宏观世界、软科学与硬技术、理化科学与生命科学、自然科学与人文科学相融合，科学目标与国家目标相结合，从时、空、量、构、序诸方面探讨人与自然关系的动力学机理和控制论方法，促进人类社会的全面、协调、可持续发展。 生态环境建设是指对各类生态关系的调控、规划、管理与重建，简称生态建设。英文可译为ecological development。建设一词，中文有创立、发展、兴建、布置等多重涵义，其中发展的涵义指事物从小到大，由简到繁，由低级到高级，由旧质到新质的成长发育过程，与英文的development更贴近一些。如何处理人与自然关系，国际上有生态掠夺、生态建设和生态回归(其典型代表是绿色和平组织的观点)三大派：生态掠夺不可持续，生态回归过于保守，而面向循环经济与和谐社会的生态建设才是发展中国家环境保护的正确途径。 人类生态环境是人类影响(历史的、现实的、正面的、负面的)的产物，人既是生态环境的建设者、也是生态环境的破坏者。人类生态环境是脆弱的、多样的，可以维持、修复、创造和建设。美国生态学会2004年发表了由20多名顶极生态学家经过一年多研究完成的题为“拥挤地球可持续能力的生态科学”的有关21世纪前沿生态学展望和行动方略的战略报告(www.esa.org/ecovision)，并在《SCIENCE》上发表了报告摘要[4]。报告指出：长期以来，生态学家一直热衷于对原生生态系统的研究，新世纪的生态学研究将把重点转移到生态系统和人类的共存关系及可持续能力建设上，强调从生态系统角度发展生态服务科学，从人类活动角度发展生态设计科学；我们未来的环境由人类为主体的、人类有意或无意管理的生态系统所组成；一个可持续发展的未来将包括维持性、恢复性和创建性的综合生态系统；生态学注定会成为制定可持续发展规划与决策过程中的重要组成部分；为了更好地开展生态学研究和有效地利用生态学知识，科学家、政府、企业界和公众必须在区域以至全球范围内结成前所未有的合作关系；未来的发展要求生态学家不仅仅是一流的研究人员，而且是决策制定过程中生态信息的提供者。 生态建设包括保护、修复和创建三种手段，生态评价、生态规划、生态设计、生态工程和生态管理等几类软硬方法。生态建设不应只限制在狭义的自然生态系统建设，更应包括人工生态系统建设如产业系统和人居环境的建设。如我们与前国际生态学会主席宫胁昭利用其城市次生植被的快速营造方法在马鞍山开展的矿山植被快速恢复的合作研究就是一个成功的人工生态系统建设案例。浙江金华城镇屋顶人工绿地生态工程建设，广西南宁农村生态卫生系统建设，四川雅安等一些地方将自然恢复与生态经济建设紧密结合的成功的退耕还林等都是主动型生态建设的成功案例。 由于体制的条块分割、科学的还原论影响，当前我国的区域生态建设和城乡环境保护基本上是各司其职，功能相互分离。其实，建设和保护是相辅相成、密不可分的。区域生态建设应以环境为体、经济为用，建设和谐社会；而城乡环境保护更应以生态为纲、文化为常，发展循环经济。源头的生态建设和末端的环境保护不能代替生态环境的整体保育和系统建设。将功能性的生态与结构性的环境分离，实施二元化的并列管理不利于学科的交叉和社会的综合发展。近年来，一些省市成立了将水生态建设和水环境保护融为一体的水务局，是生态建设和环境保护工作联姻的一个良好开端。希望将来能成立类似的能源与大气综合协调的能务局，土地的生产、生态和社会服务功能整合管理的土务局，矿山开采、冶炼、制造与废弃物还原(静脉产业)综合调控的矿务局，林、草、园林、作物、生物多样性、生态安全和生态健康综合管理的生物局，真正做到合纵连横，将生态建设、环境保护、经济发展和社会公益事业融为一体。 过去几十年，生态环境保护和生态建设运动对于推动我国城乡可持续发展事业发挥了积极作用。科学在发展，社会也在发展，任何在社会上已经流行的通俗名词只要有明确的语义内涵，对社会的进步和学科发展无害，不管其来源如何，经过历史的考验后都应根据约定俗成的原则予以肯定。科学工作者应该顺应潮流去接受、适应和因势利导地引导它。 生态是谐和的，遵循整体协同、循环自生、物质不灭、能量守恒；生态是进取的，追求高效竞争、开放共生、优胜劣汰、协同进化；生态是辨证的，和谐而不均衡、开拓而不耗竭、适应而不保守，循环而不回归。生态联结你、我、它，和谐社会敬重生态、遵循生态、保育生态、建设生态。

对“生态环境”与“生态建设”的一些看法 陈灵芝 2005, 7 (02):  32-32.  摘要 ( 377 )    PDF ( 279KB ) ( 29 )    “生态环境”的提法在国内广为流行，对这一提法我并不认同，也不使用。“生态”与“环境”是两个不同概念，二者虽有密切联系，但又有不同内涵。生态的重点是指生物与生物之间、生物与环境之间的相互关系，离开了“相互关系”的内涵，那么就分别成为“生物学”与“环境科学”，生态学是一门生物与环境的交叉学科。我曾试图解读“生态环境”的含义，是否是指“生物圈内对生物包括人在内产生影响的环境因子”或是“对生物和人类的生存与发展有直接影响的自然环境”。这是把生态作为环境的形容词来解读，看来也不合理。从有的文章中看来，是把生态与环境有并列的意思。目前各种信息对“生态环境”的理解是多种多样。本人认为“生态”与“环境”应根据各自的内涵分别使用。由于生态系统被破坏而产生的问题，则为生态问题，如森林破坏、草原和荒漠的退化，盐碱化，沙漠化，以及水生生态系统被破坏和退化等。环境其包括范围更广，环境问题应包括全球变化，自然危害，沙尘暴以及大气、水体等的污染，目前国内所指的生态环境恶化大多指这些问题。如果“生态”与“环境”均须叙及，可称之为“生态”与“环境”。 “生态建设”、“生态环境建设”对这两个词我并不接受，也不使用，因为我对它们没有确切的理解。据我目前的看法，在中国特别是发展中国家，根据经济发展的需要，各种类型的生态系统大多被不合理利用和开发，导致多种生态系统退化，而“生态建设”或“生态环境建设”，似乎是针对退化生态系统和环境所采取的各种恢复和改善的措施，环境问题中，有些问题通过人类的努力是可以解决的，如污染治理，需要高新技术和资金的投入。而有些环境问题人类不能控制，对全球气候变化、洪涝灾害，人类只能根据目前的科学水平，使之减轻对人类不利的影响，但不能“建设”，只可能“改善”和“保护”。 “生态建设”我初步的理解是指人工生态系统的建立，如人工林、人工草地、果园、农田等。其实生态学家从来也不反对建立新的人工生态系统，但应按生态学的规律，适地、适时、适草种植，以恢复退化生态系统，发挥良好的生态功能，当然根据经济发展需要营造各种经济林、果园等，这些都是由人类集约经营的受控生态系统，目的是获得最大的经济效益，但亦必须考虑持续经营。目前“生态建设”的内容似乎更为广泛。我认为“生态建设”不如用“生态恢复和重建”更为确切，一目了然。恢复是指促进退化生态系统恢复为接近于原有的生态系统。重建则是采用人工措施促进其顺向演替或重新建立适合当地自然环境的新的人工生态系统。这样的用法是符合国际通用的术语，英文则可用ecological restoration。至于生态系统保护则可用ecosystem conservation。至于“环境建设”是否用环境保护与改善更为合理。 我原认为“生态环境”一词已广为流传，听之任之，无能为力。但是“生态环境”及“生态环境建设”是由学术界提出的，其后被政府部门、媒体和民众所接受。当学术界认为这种提法不确切，要修正的话，只要理由充分，同样会被接受，逐步得到改变。因此我认为现在提出这些问题十分及时，很有必要，作为提出这一名词的学术界，有必要经过充分讨论和思考予以修正。

关于“生态环境建设”的内涵 王礼先 2005, 7 (02):  33-33.  摘要 ( 521 )    PDF ( 290KB ) ( 39 )    在1998年11月国务院颁布的《全国生态环境建设规划》(以下简称《规划》)中，明确指出我国生态环境建设要“紧紧围绕我国生态环境面临的突出矛盾和问题，以改善生态环境、提高人民生活质量、实现可持续发展为目标，以科技为先导，以重点地区治理开发为突破口，把生态环境建设与经济发展紧密结合起来，处理好长远与当前、全局与局部的关系，促进生态效益、经济效益与社会效益的协调统一”。从我国生态环境问题现状分析出发，该《规划》仅对全国陆地生态环境建设的一些重要方面进行了规划，主要包括：天然林等自然资源保护、植树种草、水土保持、防治荒漠化、草原建设、生态农业等。生态环境建设是我国乃至全世界一项长期的任务。该《规划》自颁布以来，国家已投入了巨额资金，并动员广大干部与群众参与。“生态环境建设”一词已广泛应用于各种文献，家喻户晓。为了全面实现生态环境建设的目标，很有必要深入探讨我国生态环境建设的内涵，以便端正认识，统一行动。因此，我赞成对这一重要而常用的科技名词进行研讨、审定。对“生态环境建设”一词的界定，要求我们首先明确“生态环境”及“建设”两个名词的内涵。 我认为生态环境是指影响人类生存与发展的自然资源与自然环境因素的总称，即生态系统(ecosystem)，一般指水资源(即水环境)、土地资源(即土地环境)、生物资源(即生物环境)以及气候资源(即气候环境)。自然资源与自然环境具有同一性。自然资源是指对人类生存与发展能够创造财富的自然环境要素。自然环境具有资源性，随着人类科学技术的发展，愈来愈多的自然环境要素将成为人类创造财富的资源。因此，《规划》明确指出，“保护生态环境就是保护生产力，建设生态环境就是发展生产力”。 所谓生态环境问题，即生态系统退化(degradation)，是指人类为其自身生存和发展，在利用和改造自然资源与环境过程中，对资源与环境造成的破坏和污染，包括危害人类生存的各种负反馈效应。导致生态环境退化的原因，可分为两大类，一是生态破坏，如滥伐森林、陡坡开荒、超载放牧等引起的水土流失、土地退化、物种消失等；二是环境污染，如工农业废弃物对大气、水源、土壤的污染。有的地区生态环境退化可能以某一类为主，但在更多的地区两类问题同时存在。 生态环境建设的实质是生态环境的保育(conservation)。保育一词在国内外的百科全书与词典(如《Resource Conservation Glossary》、《中国农业百科全书》、《大百科全书·水利卷》、《中国水利百科全书》、全国科学技术名词审定委员会主持编写的《林学名词》、《水利名词》及《土壤学名词》)中，是指保护(protection)、改善(improvement)与合理利用(rational use)。因此，生态环境建设是指水、土、气、生等自然资源与环境的保护、改善与合理利用。在这里，保护是指防止生态环境的破坏和污染，改善是指已经退化的生态环境的恢复和重建，合理利用是要求寓生态环境的保护与改善于自然资源的可持续利用之中。正确认识生态环境建设的内涵，有助于避免从某个地区或部门的特点出发，片面强调某一项生态工程建设(Ecological Engineering Construction)任务是全国生态环境建设的“主体”，同时也不至于把自然资源与环境的保护、改善与合理利用分割开来。

有关“生态环境”词义的探讨 蔡晓明 2005, 7 (02):  34-34.  摘要 ( 250 )    PDF ( 266KB ) ( 28 )    一、环境和生态环境 过去，我亦有过同样看法，认为生态环境就是环境。但是，经过一段时间思考之后，才发觉生态环境并不能说就是环境。 1866年，德国生态学家赫克尔(Ernst Haeckel)最早定义，生态学(ecology)是研究生物与其环境相互关系(interrelation)的科学①。 一百多年来，生态学有了迅猛发展，尤其是经历了三次飞跃，即个体生态学向种群生态学过渡；种群生态学向群落生态学过渡；从群落生态学向生态系统生态学的过渡。对生态学定义有过无数次的争议。然而，现代生态学是研究生态系统和生物圈中各组分的相互联系和相互作用。亦可以说无论小到分子层次，大到全球层次，生态学都没有离开过生物与环境之间的相互作用。可以说，这是赫克尔最初的定义范畴。实质上，这成为生态学的核心思想！！ 生态环境(ecological environment)可以认为：“生态”指生物与其周围环境相互关系的总和；“环境”指生物(主体)外一切要素的总和，包括生物和非生物因素。生物环境指生物和影响其生存的周边环境的相互关系。具体说是与生物有直接的、间接关系的有效环境(effective environment)，该环境具有4个特点，即特定性(particular)，为该物种所特有；相互性(interactive)，互相影响的；连续性(continuous)，在整个生命中得到延续；不可分割性(inseparable)，有机体与其环境的不可分离。生态环境：(1)具有了相互联系，相互作用的含义；(2)与一般环境更不同的是，它具有了生态学的理念；(3)表示从生态学角度看问题，可以与文化环境、战争环境相提并论。如这样理解，ecological environment在国外科技文献中常可见到。如美国密执安大学(1991)有关周边城市的论文；北美(2001)自由贸易的文章；欧洲(2002)物质移动论文；南非(2000)植物入侵的文章，还有日本(2004)札幌的绿化等文章。此外在空间科学等领域也有此词出现。 二、环境和环境问题 人类的生活、生产和繁衍等一切活动都和自然生态系统分不开。原始人类过着茹毛饮血、渔猎为生的生活。人类在进化中经过驯化动物和植物的农业畜牧业时期，人类改造环境的能力有所增强。逐渐出现初期的环境问题。如放火烧荒、砍伐树木、破坏草原。18世纪中叶产业革命以来，尤其是20世纪中叶以后，人类生产和生活获得巨变：人口爆炸、现代大工业、都市化、交通运输和农业的现代化造成严重的环境污染，引起了水土流失、水旱灾害和沙漠化，从局部到全球出现了大气、水体、土壤等许多公害事件。这些环境问题已构成对人类生存环境的严重破坏，对人类持续生存的严重威胁。 以上事实证明，如此众多、严峻的环境问题主要是人类造成的恶果。著名生态学家卢肯科(Lubckenko.J)，1998在《科学》杂志上著文，“进入环境世纪”(entering the century of environment)。人类面临全面的环境挑战：全球变化，生物多样性丧失；多种生态系统结构和功能的改变；POPs、PCBs和PAHs等新化合物的不断释放等。由此可见，如此纷繁的环境问题并不能被环境一词所包容，这与含有毒物等被污染的环境也不是一个概念。 ①Allaby.M.Oxford Dictionary of Ecology.2nd,New york:Oxford University Press,1998.

我对“生态环境”及“生态建设”两词的看法 王祖望 2005, 7 (02):  35-35.  摘要 ( 461 )    PDF ( 278KB ) ( 31 )    生态学名词审定委员会成立初期，审定专家们对生态学名词的选定原则，曾进行过多次讨论，大家比较一致的意见是：“系统收录生态学科专有的、常用的，并有科学内涵的名词，由于近十余年生态学发展迅猛，产生了大量交叉科学和边缘学科名词，要收录能反映当前生态学学科发展水平的新词。”本着这个原则，我们在2002年7月召开的审定专家会议上，对初步选定的14008条名词，进行了一次“大手术”，大家严格按照“选词原则”从中只选定了4082条进行释义。此后，经过各分支学科组审定专家及评议专家们进一步筛选，确定为3735条。在这过程中，大家“心照不宣”地，始终未将“生态环境”和“生态建设”两词选入“生态学名词”，我认为有以下几个原因： 一是“生态环境”一词的科学内涵混乱，将两个各自独立的学科捆绑在一起，人为地混淆两个本来就不同的概念。尽管生态学和环境学有着十分密切的关系，但毕竟是两个独立发展的学科，生态学属于生命科学，而环境学属于地学范畴，它们可以交叉，甚至在某些方面相互融合，但决不会相互取代； 二是该名词无法找到相对应的英文译名，按照定名应遵循的单一性原则，一个概念应确定一个与之相对应的规范的英文(中文)名。我们查遍国外英文词(辞)书，未能查到“生态环境”相对应的英文名词； 三是该名词已进入宪法和国务院文件。但是，我们本着科学的态度，在自编的《生态学名词审定委员会简讯》2003年第9期的“争鸣”栏目中，发表了审定委员陈永林研究员的文章：《我对“生态环境”一词的理解》，对该词提出了异议。 关于“生态建设”一词，也未收入《生态学名词》，主要有以下三个原因：一是审定专家难以对该词科学性作准确的表述；二是尚未找到相对应英文译名，如ecological construction或eco-construction，以及ecological development for human environment的译法都不确切，要么是中国人自造，外国人不懂；要么是我们将外国已有明确科学内涵的名词(词组)硬安上中文译名；三是“生态建设”易对群众和领导(尤其是对素质不高，胆识过人的基层领导)起误导作用，打着“生态建设”的幌子，干着破坏生态系统的实事，可谓比比皆是，让人痛心疾首。这是由于“生态建设”这个词极易突出人的主观意志，而往往忽略了按照生态系统自身规律进行所谓的建设。而生态学本身已有一系列科学的名词，如生态恢复、生态修复、生态系统管理等名词，准确而科学地指导人们去处理受到人类破坏的生态系统，如何按照科学本身的规律去恢复、修复、甚至于重建生态系统。总之，在我国特定的条件下，多一点对大自然的敬畏，少一点人定胜天的思想，对保护我们已经千疮百孔的自然环境会有莫大的好处。 我于5月17日参加了由全国名词委召开的“生态环境建设”一词的研讨会，切身感受到钱正英、沈国舫、刘昌明三位院士登高一呼的感召力，尤其是主持会议的工程院副院长沈国舫院士的民主包容的作风和与会众多专家的启示性发言，使我受益匪浅。为了使这次讨论能持续深入，我提出以下几点建议，供大家参考： (一)不急于求得共识，让大家多发表意见； (二)讨论形式多样化，可以是书面的，也可以以会议形式，发表口头见解； (三)对一些已取得共识的名词，也不急于进入《生态学名词》，可以放一放，等一段时间，成熟了，再选入。 以上是个人的一点见解，不揣浅陋，写出来与大家切磋，祈望能使生态学名词的审定工作更上一层楼。

探讨生态环境建设、生态环境的内涵 邬江 2005, 7 (02):  36-36.  摘要 ( 287 )    PDF ( 238KB ) ( 24 )    最近，钱正英院士、沈国舫院士、刘昌明院士向中央提出建议“逐步改正‘生态环境建设’一词的提法”，国务院要求全国科学技术名词审定委员会对该名词组织讨论，提出意见。2005年5月17日，全国科技名词委邀请在京生态学、环境科学的有关专家共同讨论“生态环境建设”、“生态环境”的内涵、用法和翻译等问题。与会专家经过充分、认真的讨论提出了各自对这两个名词的理解和认识，未到会的专家也通过书面意见表明了自己的观点。笔者有幸参加了这次会议，在此斗胆对专家的意见进行简单归纳，力争给今后的探讨提供方便。 1.基本共识 生态建设(ecological construction，eco-construction)指生态系统的建设。包括新的生态系统的建立和原有生态系统的加强、改善或改进。 2.存在争议 是“生态环境(ecological environment)”还是“生态与环境(ecology and environment)”。 (1)生态环境：包括人在内的生命有机体的环境。是有生物网络、有生命活力、有进化过程、有人类影响的环境，是人类及万物生灵得以生存、发展、繁衍、进化的必要条件。生态与环境相互融合，密不可分。 (2)生态与环境：生态的内涵是生物与环境之间的相互关系，包含生物、环境和关系三个要素。环境只是其中一个要素。生态是关系，环境是客体，两者应是并列关系而不是偏正关系。 3.肤浅认识 笔者首先是个外行，不敢在众多专家面前班门弄斧，只是希望在此提出自己的浅见，为今后的讨论提供方便。 (1)肯定“生态建设”这个名词。 (2)将“生态环境”的内涵(概念)一分为二。在一般情况下用“生态与环境(ecology and environment)”，在强调两者相互交融密不可分时用“生态环境(ecological environment)”。通过本次会议的讨论，从外行的角度看，“生态环境”和“生态与环境”是有不同内涵的，概念也是不一致的。依从术语学单义性(一词一义)的原则应分别订名。 (3)在通常情况下，“生态环境建设”是否可用“生态建设(ecological construction)和环境保护(environmental protection)”代替。 笔者认为，明确了“生态与环境”和“生态环境”是两个概念，给两者分别定名，分别定义，分别翻译，问题似乎是可以解决的。

不应再采用“生态环境”提法 阳含熙 2005, 7 (02):  36-36.  摘要 ( 154 )    PDF ( 238KB ) ( 30 )    生态环境一词容易造成混乱，可以不再采用了。既然让此词废弃，就不需考虑外文的翻译了，今后可以把生态和环境恢复原来的用法，分别采用。生态是指生物(可以包括人类)与环境的相互关系，例如生态效应或生态影响等等，而环境则是一个很广泛的名词，例如环境科学，环境保护等等。这样一来，对于国际接轨问题也就迎刃而解了。

“生态环境”、“生态环境建设”的科技意义与社会应用 李志江 2005, 7 (02):  37-38.  摘要 ( 398 )    PDF ( 515KB ) ( 32 )    “生态环境”、“生态环境建设”都属于科技术语范畴，但内容涉及我国社会主义现代化的可持续发展，因而得到了全社会的广泛关注。在今天，它们已经逐渐深入社会生活，成为人们一般的科学常识。这里，我愿意从这两个词语的科技意义与社会应用相结合的角度参与讨论。 语言，包括语音、语法、词汇三个部分，是随着人类历史的发展而不断变化的。其中，词汇的变化速度较快，尤其在发生社会重大变革和科技飞速发展的时期更是如此。当前词汇变化的显著特点是，由大量的科学技术的新概念、新事物产生大量的新词新义，而且许多又很快地引申为一般的语词义。例如，“同步”原指两个或两个以上随时间变化的量在变化过程中保持一定的相对关系，如：同步卫星；后也泛指相互关联的事物在进行速度上协调一致，如：产值、利润和财政收入同步增长。 我们在讨论“生态环境”与“生态环境建设”的说法、用法是否科学准确之前，不妨先来考察一下“生态”、“环境”、“建设”的词义及其变化。 “生态”，就严格的学科意义，指与生物有关的各种相互关系的总和，现在已引申到其他领域，如：政治生态。 “环境”，原指环绕所辖的区域，此义古已有之，如《元史·余阙传》：“环境筑堡寨，选精甲外捍，而耕稼于中。”后来指周围的地方，如：环境优美。又指围绕着人类的外部世界，可以分为自然环境和社会环境。现在“环境”还指周围的情况和条件，适用范围更加宽泛，如：投资环境。可见，“环境”是个多义词，只说“环境”往往还不能明确所指，一般要加上其他语言成分才行。 “建设”，它的基本义是设置、创立，在现代汉语里指创立新事业、增加新设施，如：经济建设、建设美好家园。也用于引申义，如：思想建设。引申义的“建设”，就不局限于从无到有，从少到多了，也不局限于架桥修路，盖楼建厂，而是从整体需要出发，有增加，有减少，有调整，等等。 综合上述内容，我们不难看出，“环境”并不等同于“生态环境”，也就是说，用“环境”替代“生态环境”显然不妥。那么，接下来的问题是，“生态环境”是否与“自然环境”等义呢？人们通常认为，“自然环境”是不包括人类在内的，即人与自然环境为两个不同的客体，而“生态环境”则包括人类在内，是生物和影响生物生存与发展的一切外界条件的总和。因此，将“生态环境”与“自然环境”加以适当的区分，有利于科学概念的细化，也比较符合社会公众的认知。 如果“生态环境”这一词语能够成立，可以继续使用，我们就要进一步分析它的确切含义是什么。我认为，从语言结构上，把它看作偏正词组较为合适，意思是基于生态关系的环境。当然，“生态环境”也可以认为是并列结构，但相比之下，那就不如直接用“生态与环境”表述来得清楚了。 如果“生态环境”这一词语能够成立，可以继续使用，我们又认同“建设”一词的引申义用法，那么，“生态环境建设”也就可以继续使用。需要注意的是，它应该有两层含义，一层是基于生态关系的环境的建设，从语言结构上说，“生态环境”依然为偏正关系；另一层是生态建设和环境建设，从语言结构上说，“生态环境”则为并列关系。为了使这两层含义不至混淆，将它们分别称为“生态环境建设”和“生态与环境建设”也不失为一个办法。 如果“生态环境”与“生态环境建设(生态与环境建设)”都可继续使用，我们再来考虑它们的翻译问题。众所周知，汉语词汇和外语词汇并非一一对应，一个汉语词对应几个外语词，或者一个外语词对应几个汉语词，是很普遍的现象。翻译的时候，首先要明确词义，其次要考虑双方语言表达的差异，尽量避免直译，更要避免硬译。只要把握住术语的科学内涵(包括不同层次的内涵)，同时于翻译技巧上再下一些工夫，在国际交流中是能够作到准确而顺畅的。以上两个术语，无论是继续保留，还是逐步改正，都要慎之又慎。既要充分听取专家的意见和建议，也要照顾到社会应用的实际情况，二者缺一不可。 语言有它的经济原则，即尽可能用最少的语言传达最多的信息。假使不准备继续使用“生态环境”和“生态环境建设(生态与环境建设)”，就需要寻找更为妥帖的术语来替代它们，最好不是一个复杂词组或者一个句子，因为那将不便于称说，不便于固化，不便于收入词典，也就不便于在社会上推广普及。 确定术语新的规范，特别是改动通行已久的原有术语，社会公众能否接受，接受到什么程度，也是我们必须注意的问题。比如，有个地学术语叫做“喀斯特”，最初定名为“喀斯特”，后来改为了“岩溶”，再后来又改回作“喀斯特”，但中国科学院的岩溶研究所至今没有改名，他们为什么坚持不改呢，到底怎样称呼才合乎规范呢，叫人不免心生困惑；又如，“光盘”一词已经在社会通行了二十几年，几乎妇孺皆知，前不久，计算机科学名词将其规范为“光碟”，因而遭到了一些语言学者和辞书工作者的批评，原因是，“光盘”是普通话词语，而“光碟”则为方言词语，不应该以方言词作为事物的正称。以上事例，都值得我们思考、借鉴。 当术语的定义及表述在学界产生不同见解时，大家坐下来，认真地展开学术讨论，这本身就体现了科学、求实的态度。我向钱正英、沈国舫、刘昌明三位院士表示由衷的敬意，相信我们的讨论一定会有一个令人满意的结果。

简讯

材料科技名词审定委员会成立 才磊 2005, 7 (02):  38-38.  摘要 ( 189 )    PDF ( 269KB ) ( 27 )    本刊讯 2005年3月15日，全国材料科技名词审定委员会成立大会暨第一次工作会议在北京召开。中国材料研究学会理事长周廉院士、顾问柯俊院士等30名专家学者出席了会议。 成立大会由中国材料研究学会副秘书长吴伯群主持。柯俊院士向大会致词，全国科技名词委副主任潘书祥代表路甬祥主任宣布了材料科技名词委委员名单并颁发了聘书。材料科技名词委主任为周廉院士，副主任为王占国院士、朱道本院士和范守善院士，委员会顾问由严东生院士、师昌绪院士和柯俊院士担任。 在工作会议上，首先由全国科技名词委办公室主任刘青介绍了名词审定工作原则及方法，就词汇的来源和收词范围、名词审定中所依据的基本原则和加注定义所应注意的问题作了详细阐述。随后，中医药名词审定委员会秘书长朱建平介绍了中医药名词规范与审定工作的经验和体会。会议原则通过了周廉院士所做的计划报告，与会委员和专家就材料科学技术名词的收词原则和方法、收词框架和提纲、工作计划与进度等问题进行了热烈的讨论，并表示要用自己的辛勤工作，完成好国家赋予的审定任务，实现材料科技名词规范化。 (才磊)

术语学研究

关于术语规范化的几点思考 章宜华 2005, 7 (02):  39-43.  摘要 ( 652 )    PDF ( 1339KB ) ( 120 )    术语是社会和科学技术发展的产物，术语规范体系的建立对术语的推广应用、科技和学术交流有着重要的作用。本文结合英法术语的构词法，从术语的宏观和微观理据、外来术语引入的构词理据，以及西方术语建设的经验等角度探讨我国术语规范与传播的途径。 在科学技术迅猛发展的今天，新技术、新事物层出不穷，每天都有许多新产品问世，新事物出现，新物种被发现，相关的科技文献爆炸式增长。据有关专家统计，每年新增词汇有一万多个，而这些新词所代表的新物种、新现象，绝大多数是在实验室或经科技工作者的研究发现的，大多归为术语。术语是在特定学科领域(包括人文社科)用来表示概念的称谓集合，准确地说，是通过语音或文字来表达或定义科学概念的约定性语言符号。 术语工作者的重要任务是做好术语的标准化与术语的推广，因为这对科学技术的可持续发展和科技交流都有着重要意义。从国外术语建设的经验来看，做好以下三点对术语的标准化和推广会有所帮助。 一、术语的构造理据 1.宏观理据 构词理据是指新事物、新事件和新现象获得语言名称的依据，说明术语与其指称对象之间的关系。这种依据可以是语言概念本身，也可以是大的社会文化背景；社会学理据包含的方面很多，尤其是政体变更、社会事件和科技革命等都会产生许多新词。 第一颗人造地球卫星发射成功，俄语“спутник”(英语为sputnik)一时间成为包括英语在内许多语言的外来术语，出现在各种语言的词典中。英语也根据自己的语言特色，创造了一系列的新术语，比如：artificial satellite(人造卫星)，perigee(近地点)，apogee(远地点)；perihelion(近日点)。“sputnik”的后缀“-nik”则被引进英语，表示“以……为特征的人”，“参与(或介入)……的人”，“爱好(或热衷于)……的人”，“具有……特征的东西”。人们利用这个词缀构造出了许多新词和新术语，如：peacenik(爱好和平者)、protestnik(抗议分子)、jazznik(爵士音乐迷)、popnik(流行音乐迷)、flopnik(发射失败的卫星或火箭)、sputternik(未完成任务的卫星)、moonik(月球火箭/卫星)，最近又出现了computernik(电脑迷)等。 美国的宇宙飞船登月成功，“Apollo”这个词迅速扩散，与登月有关的新术语也被引入各种语言：mooncraft/moonship(月球飞船)、moonscape(月面景色)、moonfall(登月)、moonwalk(月球行走)、moonshot(射月)、moon probe(月球探测器)等。我国航天载人飞船的发射成功，也催生了中国特色的英语术语“taikonaut”(航天员)。 基因工程创造了许多系列新词：RNA(ribonucleic acid/核糖核酸)、RNA interference(RNA干涉)、RNA hybridization(RNA杂交)、RNA replicase(RNA复制酶)。与之相同的还有DNA系列词：DNA sequence(DNA排序)、DNA images(DNA基因图)、DNA profiling(DNA基因图测定)、DNA paternity testing(DNA亲子试验)、DNA computers(DNA计算机)等；其中有些已经进入日常工作和社会交际语言。这里，“RNA”和“DNA”的构词功能很像一个“词缀”，因为它可以生成新的术语，还被直接借入汉语，在许多语言交流中出现。 2.微观理据 微观理据是从语言的角度建立的术语构造依据，包括复合法、缩略法和比喻法。复合法是将两个或两个以上的词组合起来，构成一个新的术语，指称一个单一的事物或事件。新术语大多是社会或科学进步的产物，是在继承基础上的创新，它所反映的是由若干简单概念抽象出来的复杂概念，这就为新术语创造了理据条件。 复合法就是用由两个或两个以上的既定简单概念组合成的新术语，但复合概念所指称对象是单一的，而且读者在第一次见到这个术语时，根据其构词理据(原词和词缀)，能很快解读出它的整体概念。例如：“spaceship/航天飞船”来自“space＋ship”，“astrodynamics/航天动力学”来自“astro＋dynamics”，“hypertext/超＋文本”来自“hyper ＋ text”，“netnews/网络新闻”来自“net＋news”，“electronic commerce/电子＋商务”来自“electronic＋commerce”，等等。 缩略法是从认知经济性角度出发，把原来承载复杂概念的较长“串术语”按一定规则进行简化，缩略成较短的表达形式。缩略的规则有：a)首字母缩略法：BBS(bulletin board system/电子公告牌)，CDMA(Code Division Multiple Access/码分多址)，GPRS(General Packet Radio Service/通用分组无线业务)等；b)首字母拼写法：NIC(Network Information Center/网络信息中心)，WAP(Wireless Application Protocol/无线应用协议)，SLIP(Serial Line Internet Protocol/串行线路网际协议)；c)截短法：是将较长的词截头或去尾，或截去头尾，构成一个较短的词，有些类似汉语的简化字：copter(helicopter/直升机)，demo(demonstration/示范表演)，expo(exposition/展览会)，scrip(prescription/处方)，flu(influenza/流感)等；d)混成法：就是把两个以上有既定概念的原词进行剪裁，取其中的一部分，连成一个新术语。如telex电传(teleprinter+exchange)，infonomics/信息经济(information+economics)，taikonaut/航天员(taikong＋astronaut)等。 比喻法对语言发展的影响是非常大的，隐喻和转喻不单是两种修辞手法，而是直接影响着语言的形成和人的思维方式，影响着人的心智概念系统的形成；有些语言学家甚至认为所有知识、所有语言都是隐语的。认知语言学家①认为，在各种语言认知能力中，主要的和普遍的认知能力是想像，即把一种概念映射到另一种概念中去，通过这种不断的映射来加深人对自然世界的认识。可以说，比喻是人们的天性使然，是人的一种内部心理机制，比喻的过程就是人类心理图式的一种自然联想；从术语构造的特点来看，这种比喻是隐性的，是没有喻词的，只是本体和喻体之间部分结构图式的投射和映现。比如，在信息术语发展的过程中，新技术发明者往往用人们熟悉的词汇及其概念来为新的概念命名，从而创造了新的术语：人们赋予“mouse/老鼠”“鼠标”的概念意义，是因为“鼠标”在形式和运动方式上与“老鼠”相似；赋予“window/窗户”“(信息处理)视窗”的概念，是因为两者之间的结构映射的结果，而赋予“package/包裹”“软件包”的意思，是因为两者之间的功能相似而发生映射。同样的道理，“memory/记忆”用来命名“存储器”，“explorer/探险家”命名“网络搜索器”，“label/标签”命名“(电子数据)卷标”，“virus/(生物)病毒”命名“计算机病毒”，等等。 二、外来术语的翻译理据 1.借译法及其理据 无可否认，外来语词是汉语新术语的重要来源，特别是信息技术和一些有关高新技术的术语，很大一部分来自西方语言。近几十年来，我们引进或移植的外来术语很多；因此，做好外来术语的翻译，对汉语新术语的规范有重要的意义。一般来讲，外借法构成的汉语术语一般都全面(或大部分)保留了原词的能指和所指，部分词由于语言归化的原因，其能指或所指有所改变，但也是尽最大可能地保留源语的基本特征。归纳起来，外来术语的引进主要有以下两种方法。 1)音借法 用汉字的发音直接拼写外来术语的读音，其语音形式所承载的内容也随之全部或大部移植过来，也就是说发音就成了这类术语移植的惟一理据。然而，这种读音也只是大致相同，因为汉语的读音要受汉语拼音规则的制约。这类术语大家很熟悉，只举几个例子：radar雷达、mosaic马赛克、Teflon特氟隆、EI Nio厄尔尼诺、La Nia 拉尼娜、clone克隆、carat克拉、pint品脱、newton牛顿等。 2)形借法 直接将外语的术语形式用在汉语中。不管我们愿意或是不愿意，支持或是反对这种现象，这些词或术语的的确确存在于我们的各种媒体、科技文献中，甚至是词典和官方文件中，而且有越来越多的趋势；因此，积极的办法就是要正视它们的存在。这类术语的移植理据就是认知经济性，即相对于其汉语表达形式易读、易记、易上口。比如，CEPA是“Closer Economic Partnership Arrangement”缩写形式，意思是“(内地与香港)更紧密经贸关系安排”。显然，CEPA比其汉语对等译文的认知经济性要好得多，因此得以流行。常见的有：MBA工商管理硕士、WTO世界贸易组织、SOS国际无线电紧急求救信号、CEO首席执行官、CFO首席财务官、DNA脱氧核糖核酸、CT体层摄影术，等等。 2.仿造法及其理据 当科学工作者要命名一新概念、新事物时，往往会对其特征进行抽象分析，然后在现有词汇中寻找其概念“原型”(prototype)，并以代表某一原型成员的“符号”为基础，更换其中一两个语素，造出一个新词。这就是仿造构词法。我们用这种方法进行跨语言仿造，就能有效地移植外来术语。仿造法与外借法的区别在于它不是全盘照搬源语的形式和内容，而是利用目标语的构词成分按源语的结构模式，创建目标语所没有的新术语，以表达新的概念。通过总结外来术语构造规律，我们认为有以下几种的仿造理据。 1)语义仿造(semantic calque)：仿外语词项的表达方式，赋予汉语对等词新的含义。如在信息科学中，汉语根据英语的“notebook”和“engine”分别赋予了“笔记本”和“引擎”“笔记本电脑”和“网络搜索驱动器”的概念；根据英语的“mouse”和“window”仿造了“鼠标”和“(文字操作)视窗”，从而赋予了“鼠”和“窗”以前没有的新概念。 2)音义仿造(phono-semantic calque)：既照顾到源术语的发音，又传递其所指概念。音义仿造术语按词形可分为几种：a)源语一般以单词的形式出现，目的语需在音译的基础上再概括出其概念意义。如根据“ballet”仿造出“芭蕾舞”，“芭蕾”传其音，“舞”传其概念。其他类似仿造词有：golf高尔夫球，sauna桑拿浴，waltz华尔兹舞，flannel法兰绒等。b)源语也是以单词的形式出现，但目的语需要用一个单词来同时表述其发音和词义。如把“miniskirt”译为“迷你裙”，前两字既传音又传神，后边的一个“裙”概括了源词所指内容。根据这种翻译法，可由“minidisk”、“Internet”、“gene”分别仿造出“迷你光盘”、“因特网”和“基因”，等等。c)源语一般以复合形式出现，是由专名加普通名称构成的复合术语。这种方法主要用于以发明者姓名命名的材料、定律、计量单位和部分普通材料及器件。对于这种情况，我们宜保留发明者姓名的发音，并译出相关所指概念。例如：Brinell hardness布氏硬度、Rockwell hardness洛氏硬度、Reynolds number雷诺数、Morse code莫尔斯电码等。 3)形义仿造(morpho-semantic calque)外语有时会用字母或一个表示形状的单词来描述某物的外形，如果完全根据指称意义来翻译难以完美地表达其原义。这就要求我们以对应的象形物来仿造翻译，以补充意译的不足。例如：U-shaped bolt马蹄形螺栓、T-square丁字尺、I-steel工字钢、H-beam工字梁、T-junction丁字接头等。 4)音形仿造(phono-morphological calque)在西方语言中有些术语构造使用了特有的语言编码和象形符号，在译成汉语时还需保留这些特殊语素，以传递特定的语言信息。这既能保留源术语部分(或全部)发音和书写形式，又可忠实地传递其概念区别特征。比如，根据“X-ray”、“V-shaped tube”、“IP phone”仿造出“X射线”、“V形管”和“IP电话”。 5)指称仿造(referential calque)这类术语在目标语中既无明确的指称对象又无现存的表达形式，只能根据源语词的指称内容来仿造翻译；也就是说，指称对象和指称内容就成了这类术语仿造的惟一理据；因此，翻译这类术语不能望文生义，也不能从词形或发音上得到明确的启示，只能从大量的语料或源术语的释义来理解其所指内容，然后转换成目标语的表达形式。例如：Euro欧元、bioscopy死亡检定法，bug(程序)缺陷等。 三、网络对术语规范化的作用 1.新术语的传播 网络是文化传播的重要工具，也是术语传播或获取的主要途径。西方国家十分重视术语的网络建设。以法语术语为例，打开“雅虎”网站，在“搜索引擎框”中键入“glossaire”(术语表)一词，用不到1秒的时间就搜索到350万个与法语术语表相关网页，笔者分析了前200条，85%以上的相关网页都有术语表提供，大到电子、机械、冶金、建筑，小到具体的专业分支，如图书馆术语、多媒体术语、加拿大银行术语、烹饪和菜肴术语、艾滋病术语、钟表术语、JAVA术语、大地测量术语、星相术术语、视窗术语、古典音乐术语、电子付款术语、加拿大地震术语、狩猎术语、城堡术语、不动产术语、滑翔机术语、公谊会术语，飓风术语、西藏术语，等等。这样，几百万个网页，即使只有其中0.1%提供术语表，也是相当可观，所涉及到的门类是十分齐全的。这对新术语的研究和传播提供了充分条件。 2.新术语的规范 网上的术语表繁多，在一定程度上给科技工作者提供了方便；但有些术语表相互重复，而释义或译义却不太一样，这又会给交流带来一些麻烦。针对这一情况，就出现一些相应的文字或官方机构来研究、统一和规范这些术语。 1)学术机构规范词表 要研究、统一新术语，就必须要收集这些术语。学术机构采取了很多办法，其中重要的一项就是设置专门的网页在网上向读者征集新词新语，当然也包括术语。学术机构根据收集到的资料，结合自己的术语库进行统计、分析研究，最后给出规范术语的形式和释义。 2)官方机构的规范术语表 通过在网上调查，发现至少有四个方面的机构负责法语新术语的规范：法国本土官方机构、加拿大法语区(魁北克)官方结构、比利时法语区的官方机构、欧盟官方结构。 a)加拿大：法语应用和支援协会(Association pour le soutien et l’usage de la langue franaise)、魁北克法律术语委员会(Commission de terminologie juridique du Québec)、魁北克法语管理署(Office de la langue franaise)，还有电子器件和信息新词和术语专业委员会(Commission spécialisée de terminologie et de néologie de l’informatique et des composants électroniques)，负责提供法语因特网和信息专业术语，并建立外语术语表，推荐法语对等词。 b)比利时：布鲁塞尔术语研究中心(Centre de Terminologie de Bruxelles)、比利时法语区法语服务处(Communauté francaise de Belgique-Service de la langue francaise)，其网站建立了法语术语数据库。 c)欧盟：欧洲语言资源协会(The European Language Resources Association)、欧洲术语协会(European Association for Terminology)、欧洲术语信息服务站(European Terminology Information Server)、欧盟网站EUROPA设有“欧洲翻译和电子词典委员会”(European Commission-Translation-EuroDicAutom)，收集了12种语言，涉及各个专业的术语500万条。 d)法国：法语高级顾问委员会(Conseil supérieur de la langue franaise)、法语标准化协会(Association franaise de normalisation)、新词和术语国际网(Réseau international de néologie et de terminologie)、新词和术语研究中心(Centre de terminologie et de néologie)，还有法语总评议会(Délégation Générale à la Langue Franaise)，其网站专门开设了“词汇与术语”单元，专门负责新词和新术语的规范。它有一个标准术语库，在库的查询入口处有这样一段话：“自官方报纸公布之日起，新词和术语国家委员会所推荐的术语，就成为国家服务和管理机构必须使用的标准语言。”法国文化部办了一个官方电子杂志——因特网和信息词汇杂志(Journal officiel du Vocabulaire de l’informatique et de l’internet)，主要有两个方面的内容：一是术语及释义，二是多语对等词，含外语术语和法语术语。 以上这些官方或半官方机构都设有网站，提供各类专业的规范术语和新词。特别值得一提的是欧盟的网站，其术语库以英语或法语为中心，分类提供欧盟通用文件中的术语在欧盟各国语言中的对等词。读者可在分类目录网页上方的“语种选择栏”中，选择任意一种语言做源语言进行查询，便可以按分类查出其他11种语言的对等词。 用户可以在网上任意选择术语翻译的源语和目标域，随时可以获取指称同一概念的12种语言的标准术语，极大地方便的科技工作者的国际学术交流，同时也有利于实现欧盟内部术语的统一和规范。 四、结语 从认知语言学的角度来讲，理据大多有概念结构的支持和概念图式的映射；我们认识这些术语(包括外来术语的)构造理据，对于学者或科研人员命名新事物、新现象或新概念，构建和记忆新术语具有重要的实践意义。另一方面，利用网络采集、规范和推广新术语是一种非常有效的途径。当然，术语的规范与推广需要术语学家、词典学家和语言学家共同努力；在新术语确定后就要借助一切媒体和渠道大力推广，不断扩大规范术语的影响，保证国际学术交流中的术语规范性。 ①Indurkhya,B(1992).Metaphor and cognition.Dordrecht:Kluwer Academic Publiher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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全国计量学名词审定委员会成立 刘青 2005, 7 (02):  43-43.  摘要 ( 194 )    PDF ( 260KB ) ( 24 )    本刊讯 2005年4月26日，全国计量学名词审定委员会成立大会暨第一次工作会议在北京召开。本届计量学名词委由国家质量监督检验检疫总局王秦平副局长担任主任委员，宣湘、施昌彦先生担任副主任委员，王大珩院士、鲁绍增教授担任委员会顾问，张仲华院士等26名专家担任审定委员会委员。本次会议对本委员会的初步分工、工作计划、审定原则和收词框架进行了认真讨论。与会专家一致认为，审定计量学名词是为了计量标准的统一及其推广使用，因此在审定中，既要注意与国际上的计量学名词衔接，又要符合汉语规律和特点，同时要兼顾与其他学科的交叉。审定工作是一项认真细致的工作，需要字斟句酌，精益求精。委员们有信心，按照全国科学技术名词审定委员会的要求，保质保量，做好计量学名词的审定工作。 (刘青)

术语学研究

谈术语及术语系统之系统性 吴丽坤 2005, 7 (02):  44-48.  摘要 ( 738 )    PDF ( 1382KB ) ( 75 )    系统性是最重要的术语理论问题之一。俄罗斯术语学派把概念结构及相应的语言结构两个方面结合起来考察术语系统的系统性，使术语获得理据性，并通过术语的语言形式展现术语所命名概念的特征以及该概念与其他相关概念的联系。 众所周知，以E.维斯特为代表的奥地利术语学派重视概念研究，认为概念系统是术语系统的基础。在这一点上，俄罗斯术语学派与奥地利学派观点相同。但俄派把概念和术语放在同等重要的位置上，在研究概念的同时，从语言学角度考察术语，在许多问题的解决上形成了自己的特色，如术语词汇中的系统性问题。 一、 系统性 (системность) 是术语最重要的属性 俄罗斯术语学家通常把“术语”界定为称谓、表示人类某一知识或活动领域理论中的概念的词或词组。从来源看，术语是自然语言的词汇单位——词或词组；从功能上看，术语称谓、表示概念，而且是某一知识或活动领域理论中的概念。如术语масса(质量)在牛顿和爱因斯坦的物理学理论中表示不同概念，具有不同内涵，是两个同音异义术语，而不是多义术语。 许多研究术语问题的教材、专著把系统性看作“术语存在的最为重要的条件之一。术语只有作为术语系统的成分才能得以存在……”[1]。甚至有人指出：“单独存在的术语是虚构的，它只能存在于术语系统之中，即和与之具有一定关系的其他术语共存”[2]，而“术语系统”(терминосистема)是准确称谓、表示人类某一知识、活动领域理论中的概念的术语的总和。这里需要特别强调的是，术语所要表示的是某一知识、活动领域中服务于某一确定理论的概念。我们知道，一个学科中可能并存若干种理论，相应地也就有若干个概念系统与之对应。这就意味着一个学科中可能并存着若干个术语系统。脱离开术语系统去审定、统一和创造术语就会无的放矢。正因如此，俄罗斯的许多术语学家认为术语工作的首要原则之一是：“不应单独地脱离开术语所属的术语系统来评价、统一术语……系统性是术语不可分割的属性。所有术语毫无例外地具有系统性特点[3]。” 坚持这一原则，有助于解决术语词汇中诸如多义、同音异义现象等语义问题。通常情况下，同一语言形式在同一学科、同一术语系统中表示不同概念时，为多义术语，如范畴多义术语：классификация (分类 — 分类结果)；同一语言形式表示不同学科的概念时，为跨学科、跨领域的同音异义术语：речь (言语<语言学> ；舌，舌头<解剖学>)；但同一语言形式表示同一学科领域、不同理论中的概念时，则为学科领域内部、跨系统的同音异义术语，如上面提到的物理学术语“质量”。 二、 完善概念系统是实现术语系统之系统性的前提 术语系统之系统性(системность терминосистемы)是说把术语系统作为一个整体来研究它的系统性特征。 1.俄罗斯术语学派的观点 俄术语学派对“术语系统之系统性”的理解存在分歧。归纳起来主要有两种观点。第一种：从语言研究的角度出发，把术语之间存在的形态、构词和词汇－语义方面的系统性联系当作术语系统自身的系统性特征，忽略概念和相应的概念系统[4]。第二种观点由俄罗斯术语理论创始人之一Д.С.洛特提出。他认为，实现术语系统之系统性必须具备三个条件：“①作为构筑术语系统的基础，分类结果应当在发展中研究概念并且具有预见性；②从分类示意图出发划分出的术语应当直接反映概念的充分必要特征；③只有在前两个步骤结束之后才可以选择词和词的组成部分构成术语。被选中的词，一方面应当尽可能直观地反映所表示概念与其他概念的共性，另一方面又要体现该概念的自身特点，而且尤为重要的是：同一序列的术语应具有相同类型的结构[5]。” 从上述三个条件可以看出，概念的分类结果是创建术语系统的基础。分类是否科学、合理，能否动态地研究概念并具有预见性，能否根据分类结果划分出概念的充分必要特征是实现术语系统之系统性的必备前提。概念分类结束之后，才可以选择合适的语言手段来表示概念。而且，术语应直接反映概念的充分必要特征且尽可能直观地通过术语的形式反映概念之间的联系。很显然，在洛特看来，要实现术语系统的系统性，必须有合理、完善的概念系统和相应的语言形式系统，建立完善的概念系统是实现术语系统之系统性的先决条件。可见，俄罗斯术语学派强调概念、概念系统的重要性及其对术语、术语系统的决定作用。 2.奥地利术语学派的观点 以E.维斯特为代表的西欧术语传统认为，概念系统是术语系统的基础，术语系统之系统性受制于概念之间的各种逻辑关系和本体论关系[6]。 根据维斯特的理论，最为典型的逻辑关系是纵向的属种关系。具有属种关系的概念构成延伸链。如：发动机—燃气发动机—汽油发动机。此外，逻辑关系还包括逻辑交叉关系(教授—作家)、横向的逻辑协调关系(燃气发动机—电力发动机—风力发动机)和对角逻辑关系(动物名词—抽象集合名词)。 最重要的本体论关系是整体—部分关系。整体—部分关系在很多方面与属种关系类似，也可以构成纵向的属种和种属关系、整体与部分的交叉关系、“横向的”的协调关系和“对角”关系。本体论关系还包括时、空上的相邻关系及“因—果”、“材料—产品”、“工具—功能”等类型关系。显然，本体论关系类型系统具有开放性。 概念之间的关系还可以划分为上下层级关系和非上下层级关系。层级关系中包含纵向属种、种属关系和整体—部分关系。这些关系使概念具有层级性。其他关系(无论是逻辑关系，还是本体论关系)都不是层级关系，无法使概念具有层级性。 西欧术语理论认为概念可以不依赖其语言表达形式而存在。如H.费尔伯不止一次指出：“概念不依赖于术语而存在”，“如果语言学中词的内容与其形式被看作一个单位，那么术语学中概念与其表现形式(术语、符号、缩写形式)可以彼此相互分开”[7]。T.Л.坎黛拉基和Г.Г.萨姆布罗娃发表于1969年的《已整理的术语系统之意义系统的模式问题》一文中就曾提出过类似思想：“……整理过程通常分为两个阶段：1) 阐明日后用于构建术语系统的概念系统；2) 制定术语系统。这一过程中，整理之后的术语系统的质量完完全全地取决于第一阶段的工作质量，即概念系统的质量[8]。” 显然，这里所考虑的只是概念间的相互关系，而没有考虑概念的表达方式。在她们看来，只要概念系统制定得正确合理，概念的语言表达形式——术语以及术语系统就应该是正确合理的。实际上，这里把术语系统看成了对概念系统的完全重复、等同，但这种观点显然不正确。概念系统和术语系统不存在等同关系，比如概念系统中包括单独概念，而单独概念是用另一种专业词汇单位-名称表示的[9]。另外，一个概念可以有若干个术语与之对应(同义术语)，同一个语言符号(术语)因用于广义、狭义而对应不同概念(多义术语)或者表示不同学科的不同概念、同一学科不同理论体系中的不同概念(同音异义术语)，因此，一个学科理论中的概念的总和不等于服务于该理论的术语的总和，二者之间不是复现关系。建立完善合理的术语系统只是术语系统获得科学性、系统性的一个先决条件，而不是惟一条件。 三、建立完善的语言结构是实现术语系统之系统性不可或缺的条件 如果如隆多所说，术语是由能指(即名称①——术语的外部语言形式)和所指(即概念)组成的语言符号[10]，那么术语系统就不能，也不可能脱离开语言(符号)单位而存在。 传统上通常用“系统”表示概念(内容)层面各单位、语言(表达)层面各单位以及这两个层面单位之间的对应关系，而不依赖于术语而存在的所谓“概念系统”并不考虑概念的表达方式，因此，有人称之为“术语系统的概念结构”或“术语系统的逻辑－概念结构”，而不是“系统”。与术语系统的概念结构相对应，术语系统各单位(其中包括术语系统特有的语言形式)之间的语言对应关系的总和称为术语系统的语言结构。这样，“术语系统之系统性”就是术语系统所表示的概念结构和语言结构之间的对应关系。术语研究在很大程度上具有规范性质，因此不可能只局限于分析、描写概念结构，还必须考虑到概念的语言表达方式，因为规范性研究的最终目的是挑选最优化的语言单位来表示、称谓概念。因此，洛特学派在统一、规范术语时，把概念结构与语言结构放在一起来研究术语系统之系统性[5]。可以说，术语系统的系统性程度如何取决于两点：1)术语系统所表示的逻辑－概念结构是否明确并具有一贯性；2)与概念结构对应的语言结构是否明确并具有一贯性。这两个条件对实现术语系统整体上的系统性而言同等重要，缺一不可。 1.理据性是联系术语的意义及其形式的纽带 俄罗斯术语学派认为：在术语系统之系统性问题上，术语的理据性占第一位且具有双重作用。这是因为“理据性是符号的形式与内容之间的连接环节”[1]。一方面，理据性通过语言手段揭示术语的意义与其内在形式(字面意义)之间联系的合理化程度，而这对评价术语的性质而言极为重要。另一方面，术语的意义与其内在形式之间的联系是否合理，只有以整个术语系统为背景才能得以正确评判。从整体上理解术语系统的理据性对分析、统一术语非常重要，而术语系统整体上的理据程度与术语系统性直接相关。 值得注意的是，尽管洛特在创立俄术语理论之初并没有使用“理据”、“理据性”这样的术语，但他非常重视术语的理据性问题。比如，洛特认为：“术语元素②应直接反映的概念的充分必要特征来自于以分类示意图为基础给概念所下的定义。构筑术语的艺术在于要尽可能直观地、同时又相当简明(紧凑)地反映这些充要特征”[5]。洛特的这段话中包含着3层意思：1)为概念下定义的基础是概念的分类结果；2) 在概念的定义中给出概念的充分必要特征；3)术语要直观、简明地反映概念的充分必要特征。可见，洛特强调概念的重要性，同时又把概念的语言表达形式——术语放在重要的地位上。因此，有人认为较之奥地利学派，俄派在“术语系统之系统性”问题上向前迈出一步，追求术语系统的完美性。但是必须指出一点，只有极少数理想化的完美术语才能在其语言形式中表达概念的充分必要特征，许多术语的语言形式中只包含概念的某一区分特征，有些术语的表达层面对认识术语所表示的概念没有帮助，而有些甚至有误导倾向。 洛特根据术语的真正意义与其字面意义是否相符，区分出三种类型术语：“正确定位术语”，即具有正确理据的术语；“中性术语”，即没有理据或理据无法判断的术语；“错误定位术语”，即具有错误理据、其字面意义与真正意义相矛盾的术语。 2.术语的理据程度取决于术语的构成方式 任何一个发达的俄语术语系统中，无理据术语只占少数，而且多为外来音译术语。绝大部分术语都在一定程度上具有理据性。 根据有理据术语的构成方式，可以划分出：1)语义方式构成的术语，如：поле(电场、磁场、力场<物理学>，采区<矿物>，字段<计算机>，域<数学>—场地、田野)；2)形态方式构成的术语，如：золочение(镀金<冶金>)；3)句法方式构成的术语，如：релаксация напряжений (应力松弛<物理学>)；4)综合上述两种或三种方式构成的术语：роза ветра(风向图<气向学>)，позвоночный столб(脊柱<解剖学>)等。 (1)语义方式构成的术语 术语的语义构成方式主要有三种类型：1)隐喻型，如：колено(膝、膝盖—弯管、曲柄<技术>)(外形相似)；2)借代型，如：добыча(开采—开采量)(过程—过程结果)，лицо(脸—人、人员)(人体部位—担任某一职务、职位的人)；3)缩小语义型，如：стрижка(剪，剪短—剪毛<技术>)。通过语义方式构成的术语在意义上与其生产词(源词)保持着一定联系。 发生隐喻引申时，术语与其源词表示的概念只有一个或几个特征相似，其余的区分特征各不相同，而相似特征正是实现称谓引申的基础。发生借代引申时，情况与隐喻引申相同，只不过实现称谓引申的基础是一个或几个相近、相邻的特征。通过缩小语义构成术语时，专业概念和通用概念的所有主要区分特征均相同，但专业概念还具有某些通用概念不具备的其他主要特征。从理据程度来看，通过缩小语义构成的术语，其理据性得到最大程度的体现：与源词相比，术语概念的外延缩小，内涵变得更加丰富，除了具备日常词所表示的概念的所有特征之外，术语表示的概念又从学科、理论体系的概念结构中获得其他专门特征。而以隐喻和借代方式构成的术语，其理据性较弱，因为术语与源词在意义上的联系弱。 (2)形态方式构成的术语 Т.Л.坎黛拉基曾以形态方式构成的技术过程称谓为材料，描写、分析了术语和术语意义之间具有规律性的语言关系，提出术语的必备属理据性和补充理据性，前者与最邻近属概念相符，后者与种差相符。谈到最邻近属概念的作用时，她认为，表示最邻近属概念的词和未来要构成的术语必须在词类和某些词汇—语法类别上一致。而通过种差分析理据性时，坎氏划分出直接理据性和间接理据性。前者指：术语的词干与该术语定义中表示种差的词具有直接联系，如：术语жирование(涂油、滑润)的种差特征表述中包含名词жир(脂肪、油脂)，术语известкование(加石灰、涂石灰)的种差特征表述中包含名词известь(石灰)等等。间接理据性则是指：术语的词干不直接、而是通过其他词类的同根词与种差特征联系[11]。 坎黛拉基的分析表明，术语结构和意义之间的关系不总是具有任意性的。术语与其意义的有规律的联系体现在术语的理据性中，即术语的字面意义与真正意义的对应关系中。 (3)句法方式构成的术语 一些研究术语语义问题的论著，通过比较术语的内部形式和概念内涵的对应关系来考察术语的理据程度。如果提供理据的术语元素，其语义投入越充分、准确，术语所获得的理据性也就越强。但这不等于说，如果术语元素的语义全部进入术语的语义，术语就会获得最大理据性。因为最大理据性的实现取决于诸如术语的句法结构、术语的语词长度、术语的范畴语义等等因素。 术语的内在形式和术语意义要相符、术语理据要高度准确，这不仅是对术语提出的理想化要求，有时也是构筑术语系统应遵循的一条相当硬性的规定。比如，当词组—术语中的术语元素自身是术语，且与词组—术语同属一个概念系统时，术语元素的语义应当完全进入词组—术语的语义中，如：излучение(辐射)，поток излучения(辐射通量)，плотность потока излучения(辐射通量的密度)。把术语元素的语义直接加入到整个术语的语义中是记录术语与其构成成分(同样为术语)之间语义关系的最为有效的方法。因此，如果术语的组成部分自身也是术语，词组－术语就应当最大限度地从术语元素中获取理据，最终以进入其组成的所有单个术语为理据。 综上所述，理据性是确保术语系统获得语言系统性的重要因素。如果术语元素自身不是术语，那么使术语获得理据性是术语工作者努力的目标，但如果术语元素自身就是术语，那么词组—术语必须具有理据性，这是构筑术语系统应遵循的一条硬性规定。 研究术语词汇中的系统性问题，还应关注术语的同义和多义现象。虽然术语的同义或多义现象对建立术语系统的概念结构没有影响，但对术语系统的语言结构而言却至关重要。甚至在概念结构相近或相同的情况下，术语系统也可能由于同一概念具有多种变体表达形式、术语自身具有不同程度的多义性而大相径庭。 四、小结 统一、规范术语时，必须将术语置于其所属的系统中，从全局角度出发做到有的放矢。对术语系统而言，系统性体现为概念结构与语言结构的协调搭配程度。作为术语系统基础的概念结构复杂多样，术语系统的类型各不相同、其系统性程度也有差异。如何协调各方面因素，充分揭示术语系统的系统性本质，还有待于进一步研究。 ①这里的“名称”(隆多的术语)是指语言词汇单位的语音外壳，与继术语之后划分出来的又一专业词汇单位——“名称”是同音异义术语。 ②术语元素是受制于术语所表达的概念特征的术语表义部分。Канделаки Т Л.Об одном типе слдоваря медународных Терминолементов.НДВⅢ.Φилол.науки.1967(2):3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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全国科技名词委公布《中医药学名词》 邬江 2005, 7 (02):  48-48.  摘要 ( 501 )    PDF ( 261KB ) ( 148 )    本刊讯 全国科学技术名词审定委员会于2005年3月正式公布《中医药学名词》。《中医药学名词》是中医药学名词审定委员会经过4年认真细致的审定，完成的我国第一部规范中医药学名词。全书包括：总论，医史文献，中医基础理论，诊断学，治疗学，中药学，方剂学，针灸学，推拿学、养生学、康复学，内科疾病，外科疾病，妇科疾病，儿科疾病，眼科疾病，耳鼻喉科疾病，肛肠科疾病，皮肤科疾病，骨伤科疾病等18部分，共5 284条。该书已由科学出版社出版。 (邬江)

探讨与争鸣

荒唐的“500多”“1000不到”…… 马大猷 2005, 7 (02):  49-49.  摘要 ( 252 )    PDF ( 251KB ) ( 52 )    看了于光远先生对汉字方块字改为阿拉伯数字的问题所提出的意见(《科技术语研究》2003年1期)，我深有同感。 科技名词术语需要统一，必须统一，毫无疑问。已有的名词都是各学科中的专家讨论多次，千锤百炼而统一了的。但新出事物层出不穷，需有关专家为之命名，如果各行其是，难免观点不同，理解有出入，就有统一工作的必要。这是科学发展的基础工作，非常重要。过去一些名词，如雷达、声呐、计算机、激光、集成电路等等(只提物理方面)也是经过多人反复推敲，取得一致意见，效果良好。 使用数字本是一般常识，没有制定标准的必要，何况是没有群众基础的标准。于先生遇到的问题是自然的。使用数字，国际上并无标准，都是尊重个人判断。 数量有两种，一种是描述性的数量，一种是重要的数据(包括近似值)。二者不可同日而语。 重要的数据主要是数目字要准确，准确的意思是在一定范围内准确。例如光速2.997 924 58×108ms-1说明这九个数字都是准确的，第十位数不知道，或者已四舍五入。所以光的速度准确到第九位，这九位称为有效数字，这个数也可以写做299 792 458ms-1。用10的幂数或不用都可以。在早先时候，实验结果没到这样精确程度，很长时间只准确到五位，即2.997 9×108ms-1，有效数字只有五个，用10的幂数可同样表达，但是不可写做299 790 000，后面加零以补足未知的位数，这就错了。因为补上零就成了九位有效数字，准确程度没有那样高。又例如2001年国内生产总值为95 933亿元，有效数字是五位，不可后面加四个零成为万元或加八个零成为元！重要数据要准确、严格，用阿拉伯数码写一个整数，后面加10的幂数(可正可负)是最好的表达方法。但不排除其他方法。 但是描述性的数字就不同。目的只在描写一种情况，条件、现象等，数目字的准确性不是重要问题。只要表达清楚，听者(或见者)明了就是最好方法。例如：十六大，十届人大第一次会议第七次全体会议决定设六个专门委员会，人人能懂，没有必要一定用阿拉伯数码。七人高峰会议、六个困难问题，以及八路军、新四军、四亿五千万人民都已见报章，没有必要改为阿拉伯数字。反而，十之八九、十分紧急、四分五裂、千万不可忘记等变成阿拉伯数字，很难设想。所以描述性的数字，以不做任何规定为宜，但是用阿拉伯数字与汉字混合表达一个数目，如“500多”、“1000不到”简直是荒唐，没有任何国家这样写的，也没有任何规定要求这样写的。原来关于数目字的规定(我手下没有)恐怕没有考虑，除了重要数据以外，还有一般描述用的数目字，建议全国科技名词委考虑这个问题，作出相应的补充。

有关生物多样性词汇的商榷 张新时 2005, 7 (02):  50-51.  摘要 ( 444 )    PDF ( 531KB ) ( 37 )    生物多样性是上世纪80年代以来不仅在生物学界，而且在政界与社会公众中十分流行与得到极大关注的人类环境与生存问题。李鹏总理在参加1992年于巴西里约热内卢召开的联合国环境与发展大会时，代表我国政府签署了《生物多样性公约》，并通过了《21世纪议程》，从而作出了我国对世界环境与生物多样性保护的庄严承诺。 在生物多样性的研究与实践中，国际上发展了一系列新的科学名词或术语，其中一些重要的名词在我国尚缺乏确切的含义或一致的称谓。这不仅不利于研究和实践的需要与发展，也有碍于科学的定义和公众的理解。在国际学术交流，尤其是与台湾或其他华语地区和国家的沟通方面产生不便。以生物多样性“保护”这一重要的概念和名词而言，在英文中主要有三个名词表达出不同层次、程度与含义的“保护”，但在我国(大陆)汉语中却只用一个“保护”来表达，造成概念的含混与不确切。 在UNESCO(1994)所编的《环境与发展简报——生物多样性专辑》(Environment and Development Briefs-Biodiversity)中明确地使用了“保存”、“保护”与“保育”三个名词： preservation(保存、保留)：为了维持生物个体或其组合(但不是为了其进化的变化)而制定的政策或方案(如动物园与植物园等)。 protection(保护)：在自然区域中为了保护生物多样性而对人类活动的控制或限制。 conservation(保育)：指对生物资源持续发展的各种管理行为，即不仅可以为这一代获取最大的利益，同时维持其潜力以满足未来世代的需要。因此，保育之不同于保存和保护，在于它可以提供给自然群落在该条件下长期的保持和继续进化的潜势，以及投入了积极的人为管理行为，而不是消极的“保存”和单纯的“保护”。 如果进一步从这三个词汇的英文含义来理解则更有助于明确其区别。在第三版的《Webster新国际词典》(1981版)中是这样阐释这几个词汇的： “preservation(保存的名词)：保存的行为或被保存的状态。 preserve(保存的动词)：1)保持安全免于损害、伤害或毁灭；保卫或防护。2)保持存活、完整无缺、存在，或免于腐烂。3)保持或贮存以免于腐败。” “protection(保护)：保护的行为；被保护的状态或事实；免于危险或伤害的隐蔽处。” “conservation(保育)：1)深思熟虑的、有计划的，或考虑周到的保存、保卫或保护；一种安全或完整状态的保持。2)通过政府权威，或私营协会，或企业对某种事物的照管、保护和监护，如：a.对一种自然资源的有计划管理以免于开采、毁灭或无人照管；b.特别是一个制造厂对一种自然产物的明智利用，以免于浪费，并保证被耗尽资源的将来利用。3)一种关于协调与规划如何实际应用生态学、湖沼学、土壤学及其他对于保存自然资源十分重要的学科资料的知识领域。” 由上述关于conservation的阐释可以理解到这是一类比“保存”和“保护”更高层次与水平的科学管理行为，应当在字面上予以区别。以汉语词汇之丰富与很强的表现力，应该对这三种不同程度与性质的行为加以区别而相应采用不同的名词。在日本与我国台湾的科学文献与行政条文中已用“保育”一词来表达conservation。希望我国的生物科学与环境科学学者以及管理者们能够接受并使用这三个有确切的科学含义的名词：保存、保护与保育。 除此以外，在生物多样性研究中还有几个常用的重要名词也应当有统一的汉语名称，如：restoration与biome。restoration一词在《Webster英文大词典》中的解释是：“复原到一种未受损的或更为改进的状况”与“被修复、复原、更新、重建的状态”。因此，restoration不是简单的恢复(recover)，而具有更为积极的更新与重建的意义。Todd(1988)将restoration ecology理解为两个十分不同的发展途径： 第一种类型的重建生态学是试图重新建造真正的过去的生态系统，尤其是那些曾遭到人类改变或滥用而毁灭或改变了的生态系统。在重建中强调选择正确的种类组合，并尽力重建原来的生态关系。重建意味着系统结构与种类的重新组装。重建的生态系统的重要价值在于维持当地重要的基因库。 第二种类型的重建生态学是对那些由于人类活动已全然毁灭了原有的复合系统和多样的生境而代之以退化的系统。在此，重建生态学的目的是要建立起一个符合人类经济需要的系统。重建所用的种类可以是原来的种类，也可以不是。往往所采用的植物或动物种不一定很适宜于当地的环境条件，但具有较高的经济价值，或采用各种先进的工程措施以加速生态系统的重建。这种把重建自然的需要与人类的经济需要相互结合起来的途径可能是恢复地球陆地植被的更重要方法。 由于restoration如此丰富的内含，似应译作“重建”而不是简单的recovery——“恢复”。 在有关生物多样性与全球变化的科学文献中，biome是一个重要的单元。在生态系统多样性中有下列组成与层次，即：biomes，bioregions(生物区)，landscapes(景观)，ecosystems(生态系统)，habitats(生境)，populations(种群)。biome是生态系统单元中的最高层次，过去译作“生物群落”或“生物群系”，均不确切。Biome是“一个主要的陆地或海洋的生态区(如，热带雨林biome，热带海洋biome，荒漠biome，冻原biome，针叶林biome等)，是一系列连续的生态系统”。在1995年由UNEP发行的《全球生物多样性评估》专著(Watson，R.T.et al.1995)中更明确地将biome定义为：一个洲级尺度的区域，以其特殊的植被与气候为特征。可见，biome是具有一定气候代表性的生态系统类型的区域，既有类型的概念，也有区域的范畴，是以植物功能类型的特殊组合为特征的。因此biome可译作“生物群区”，较强调“地带性”原则。 最简要的生物群区系统(Stolz，J.F.等1989)如下： 热带雨林 温带草原 热带季雨林 冻原与高山草甸 温带常绿林 荒漠小灌丛 温带落叶林 岩石、冰与沙 寒温(北方)针叶林 耕地 疏林与灌丛 城市 稀树草原 此外还有Matthews，E.(1983)，Dickinson，R.E.(1986)，Holdridge，L.R.(1947)与Box，E.(1978)等的生物群区分类系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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全国科技名词委公布《高分子化学命名原则》 邬江 2005, 7 (02):  51-51.  摘要 ( 271 )    PDF ( 273KB ) ( 44 )    本刊讯 全国科学技术名词审定委员会于2005年4月公布《高分子化学命名原则》。内容包括：总则、均聚物的命名、共聚物的命名、立体化学、无机与配位聚合物的命名、体型结构聚合物的命名、共混体系的命名、茂金属催化聚合体系的命名、基础名词及常用缩写词等部分。并附5 400余条高分子名词。该书已由科学出版社出版。 (邬江)

探讨与争鸣

关于Open Access译名的建议 莫京 2005, 7 (02):  52-53.  摘要 ( 225 )    PDF ( 465KB ) ( 42 )    近年来，随着信息技术的迅速发展和网络技术的广泛应用，Open Access出版模式在国际科学界和出版界的影响日趋广泛，并受到越来越多的政府机构、专业性学会、学术出版者、图书馆及检索系统等的高度关注；Open Access一词在有关图书馆学及学术出版研究论文中出现的频率也越来越高。目前，Open Access在中文文献中或者直接以原文的形式出现，或者被译作开放存取、开放获取、开放共享、开放访问、开放近取、开放阅览，等等[1～3]。鉴于国内对Open Access的关注和研究日增，相关论文也越来越多，因此，对Open Access一词的中文译名进行探讨、规范是非常有必要的。 Open Access一词首先广泛应用于信息领域，1995年Keller指出：所谓Open Access，不仅是指网络物理连接的建立，而且还意味着要保证这些连接易于使用、收费合理，并能提供一整套基本的信息资源；更为重要的是，网络的使用不应仅局限于信息的被动连接，相反，这一环境应是开放、分散和易于漫游的。即使是最为基本的连接，也应使用户既可成为信源，又可成为信宿。Lynch对于网络信息环境语境中的Access有更为直接的论述，即：Access不仅指通过网络与信息资源提供商相连，而且还指人们成功地查找、检索和利用各种计算机系统中所含信息的能力[4]。 目前在学术领域被广泛接受的关于Open Access的含义基于三次重要会议[5]：布达佩斯开放存取倡议(Budapest Open Access Initiative，BOAI)[6]、关于开放存取出版的柏斯达声明(Bethesda Statement on Open Access Publishing，BSOAP)[7]、关于自然科学与人文科学资源的开放存取的柏林宣言(Berlin Declaration on Open Access to Knowledge in the Sciences and Humanities)[8]。三者的表述方式虽不尽相同，但本质内容大体一致，以BOAI为例，它认为，Open Access意味着用户通过因特网可以免费阅读、下载、复制、传播、打印和检索论文的全文，或者对论文的全文进行链接、为论文建立索引、将论文作为素材编入软件，或者对论文进行任何其他出于合法目的的使用，而不受经济、法律和技术方面的任何限制，除非网络本身造成数据获取的障碍。对复制和传播的惟一约束，以及版权在此所起的惟一作用是，应该保证作者拥有保护其作品完整性的权利，并要求他人在使用作者的作品时以适当的方式表示致谢并注明引用出处。 目前，OA出版形式大致可分为两类[6～10]： (1)OA期刊(Open Access Journal，OAJ)，即基于OA出版模式的期刊，OAJ既可能是新创办的电子版期刊，也可能是由已有的传统期刊转变而来。 (2)开放存档(Open repositories and archives)，即研究机构或作者本人将未曾发表或已经在传统期刊中发表过的论文作为开放式的电子档案储存。 从上述有关“Open Access”术语的源起及其含义可以看出，“Open Access”译作“开放存取”要比其他译法更为贴切。这是因为“共享”、“阅览”等译法在词义上对Access反映不够准确；“获取”、“访问”、“近取”等译法则不能全面地表述“Open Access”的含义，即Open Access出版方式不仅包括用户可以自由获取的OA期刊，而且还包括作者自由存储的“开放存档”。 此外，在图书馆学及情报科学领域，access一词译成“存取”已约定俗成，在计算机科学领域，access也译为“存取”[11]。 鉴于以上分析，本文作者认为“开放存取”一词不仅符合“Open Access”的原义，而且无须给access赋予新的中文译词，以免在以后造成不必要的混乱。

将agostic译作“元结”更妥 张中岳；段晓芳 2005, 7 (02):  53-54.  摘要 ( 321 )    PDF ( 493KB ) ( 36 )    在1983年以前的相关英文书刊中，大概尚无agostic之词。它是英国M.L.H.格林(M.L.H.Green)教授据其与M.布鲁克哈特(M.Brookhart)教授对碳和氢的过渡金属键的研究与发现，于1983年提出的一个具有原创性思维的新词[1]。 基于研究工作的需要，我们较早地接触到了这个新造的英文专词，并了解到它已被世界上相关学术界普遍地公认。更基于一个巧合性的学术性机缘[2]，使我们在1997年萌发了提出一个对应中文译名的设想。我们沿该新词提出人的意境思路及科学思维范畴，首次提出了与之对应的中文译名——“元结”。因为这也是首次提出，未敢擅专，应广泛征求专家意见，还考虑到此词与高分子配位催化聚合反应较为密切的关系，我们于1997年把译作“元结”的意见首先送请《高分子通报》发表，同时向本领域的一些专家求证[2]，其后又于2004年在《科技术语研究》中重申[3]。详情不赘，请参阅引文。 近期了解到周公度先生对我们将此“agostic”新词译作“元结”表示异议[4]，阅读其文后，谨提出下列看法。 一、我们的思路与周译不同，难以并论。稍加补充的是，最初曾有使此词达到既可表达原创人格林教授所拟表示的意境、又可与传统规范科学概念语词相结合的设想。但谈何容易，于是退而完全根据学术界“名从主人”的通例，全力拟合原创意人造词的思维境界及规范要求，理解到创意人是为了表述自己科学发现的新颖性，才在英国当代古希腊文学家Grittin教授协助合作下，进而创新思、造新词以表述的。同时为了科学的严谨性，另对其学术含义进行了严格的界定。于是我们就求其神似地提出了自己的对应词，求其神韵相同，而不拘于使人不另看定义，一见可知！后者应严格地按原创意人的定义进行理解。 如哪位学者认为我们的大前提不妥，我们认为这可以理解为士各有志，留待识者评选。但其矢头所向应是agostic本身，这个已受到世界学术界多数已加认同的新思路及新词，而不是中译之词，我们愿与有共识的学者共同切磋提高！ 二、周词则与我们的译词有着明显的不同。 首先，我们是在前述背景下对新词agostic的翻译，核心是忠于原词原义。而周词是针对自己提出的“抓氢键”以及与之相应的英文agostic bond的论述。一看而知，抓氢不等于agostic，agostic也不等于agostic bond，所以周文与原词及我们的译意都不具对应的可比性！如作为自提新词，我们无任何意见。但如涉及与我们的译词对比，则首先应察看其对原创新字思维及界定界限的符合程度。现周词及所引为据的文献[4]都未对此加以引述！事实上新词原创人格林等在阐明创词意义时就强调提出：“他们是建议用新词agostic以讨论在有机金属化合物中碳氢基团与过渡金属中心间的共价相互作用”，同时还指出“agostic一字更被使用来特指一个氢原子同时与一个碳原子及过渡金属原子间的共价连接”。正是有这种考虑，所以他们才造新词，以表述此项前人未曾系统考虑过的关系。我们也译一个意境相通的新词与之拟合有何不可? 今在周先生的译词中，未给agostic以独立地位，而是按所举例词以抓氢键的词组方式与第三字共存，我们感到即使以独立词汇“抓氢”出现也难与前已述及的原创人“agostic”意境相符。何况从科学名词的科学定义考察，原创意人曾明确地重点强调“agostic”是着重用以描述氢、碳、过渡金属三种原子间的共价作用关系。现在只提到一个氢字的两字词如何能反映这种关系? 所以我们认为周先生如欲自定新词，完全可以，但在此以“抓氢”来概括agostic则认为不当，总起来看，还是将“agostic”译作“元结”更妥！ 当然，我们认为学无止境，我们译agostic为“元结”之时，虽已尽力，但正如前已提出的：学问之道无穷，愿与包括周先生在内的学者共促其高。 我们已把所感倾诉殆尽，现把原创意人Green教授的原文附件作结，希望广大学者可据三方的第一手资料做出更好的定论，如有佳者，我们愿作铺垫！ 格林教授的原文[1]：“We propose the term‘agostic’which will be used discuss the various manifestations of covalent interactions between carbon－hydrogen groups and transition metal centers in organometallic compounds.” “The word agostic will be used to refer specifically to situations which a hydrogen atom is covalently bonded simultaneously to both a carbon atom and to a transition metal atom.”

规范化园地

重名、异名、无名是中药方剂整理的首要难点 高晓山 2005, 7 (02):  55-58.  摘要 ( 808 )    PDF ( 986KB ) ( 112 )    重名，即指同名异方；异名，指一方多名；无名，即没有正式方名。在大量的中药方剂中，重名、异名相当普遍；大量的方书中，还有大约百分之几到百分之九十左右不等的方剂无名。方剂整理和方剂名词审定都有困难，应该引起重视。 中药方剂的数目没有准确的统计，仅《太平圣惠方》就接近2万、《普济方》就超过6万，浩如烟海的历代方书中，方剂数目总计又何止几万？总有一天，科学整理这成千上万的方剂，要提到议事日程上来。方剂整理是历史的必然的任务。毫无疑问，这项工作会遇到各种各样的难题，其中，关键是方剂名称问题。方剂名称也是当前中医药名词审定的难题，特别是中药方剂的重名、异名和无名问题大量存在，是方剂定名、整理的首要难点。试加论证，就教于方家。 一、重名问题 重名，即指：同名异方。若干个不同组成的方剂具有相同的方名。同名方往往没有标志，无法及时检索。这个问题在一般情况下，略加注意，或加注文献出处，标注药味数目、功能主治，一般不会有太大的问题。但方剂整理、名词审定则无从下手，在各种各样的大量重名方中，没有理由只选定某一方名为正名。其他的重名又如何处理？这有一点像汉族人的姓名，面对着多个重姓重名，我们没法判定哪一个人有资格叫此姓此名，其他人都不能叫。举例而言：麻黄汤是《伤寒论》名方，但从《备急千金要方》起，就不断有组成不同、功能主治各异的麻黄汤出现。仅《圣济总录》诸风门中就有麻黄汤15个，都不同于《伤寒论》麻黄汤的组成；《普济方》中，名麻黄汤的有96个，其组成药味如表1： 显然，这96个麻黄汤不可能都是《伤寒论》麻黄汤。没有理由限定只有《伤寒论》方才能称为麻黄汤，其余诸方都要重新命名。《太平圣惠方》[1]、《圣济总录》[2]、《普济方》[3]、《古今图书集成·医部全录》[4]都有功能各异的，仅由单味麻黄组成的麻黄汤。《普济方》[5]的17味药麻黄汤是转引《备急千金要方》(原无方名)治脚气病方，也不是《伤寒论》方。《普济方》第426卷中有9个麻黄汤；19卷中有4个麻黄汤；另3个卷各有3个麻黄汤；14个卷中各有两个麻黄汤。同样，在《太平圣惠方》中可以找到153个称为人参散的处方、113个称为羚羊角散的处方、68个称为麻黄散的处方。这些同名方不可能都是相同组成的。也不可能平均分散在各卷中，同一文献中有这么多重名方，照一般习惯，标注文献出处或药味数，也是无法区别的。 实际上，即使药味数目相同，也未必就是同一处方。以当归补血汤为例：大家熟知的当归补血汤是黄芪、当归两味药组成。然而，无从硬性规定，只有黄芪、当归两味药组成的方剂才可称为当归补血汤。在不同文献中，有78个称为当归补血汤的处方，其中有15方不是两味药组成。尽管63方是黄芪、当归两味药组成，但有10种不同的配伍比率，如表2： 看来配伍比率也不能限定为当归补血汤的条件。 组成多于两味药的15个当归补血汤处方中，《医学心悟》方是黄芪、当归更加大枣[6]，《辨证录》方，黄芪、当归另有熟地[7]，《医学摘粹》方，黄芪、当归加鹿茸[8]，《鲁府禁方》方是黄芪、当归加红花、独活[9]，《医理真传》方黄芪、当归加鹿茸、麦芽、黑姜、炙草等[10]。除这5方可以看作是原方加味外，其余10方中都只有当归，没有黄芪(这10方中只有《原机启微》方[11]在《景岳全书》转引时改称：原机当归补血汤[12])。都不能说是两味方当归补血汤的加味。可见，也不是称为当归补血汤的必然有黄芪、当归两味药。药味数目也不能限定是否可称为当归补血汤。 二、异名问题 异名，或称别名，即指：一方多名。以紫金锭为例，据《中医大辞典，方剂分册》：“原名太乙紫金丹，又名太乙紫金锭、紫金丹、太乙玉枢丹、太乙丹、玉枢丹、神仙追毒丸、神仙万病解毒丸、神仙解毒万病丸、万病解毒丸、万病解毒丹、解毒万病丹[13]。”共12个别名。《全国中药成药处方集》22个各地处方中，列举了太乙紫金丹、太乙紫金锭、太乙玉枢丹、玉枢丹、万病解毒丹、太乙紫金片6个别名[14]。 在方书中，可以找到多个具有异名的方剂。最常遇到的如八味丸、肾气丸的问题。据《中医大辞典·方剂分册》：八味丸出《太平惠民和剂局方》，即肾气丸[15]。而肾气丸有三方：其一，即《金匮要略》方，又称八味丸、附子八味丸、八味肾气丸、八味地黄丸、金匮肾气丸、桂附八味丸、桂附地黄丸；其二，《备急千金要方》卷19方，有三方：一、由19味药组成；二、《古今录验方》方，由17味药组成；三、由7味药组成；其三，《脉因证治》方，由4味药组成[16](《备急千金要方》卷19原有4个肾气丸方：一、19味药，附注《古今录验方》方，17味药；二、18味药；三、9味药，附注《千金翼方》方，10味药；四、7味药[17]。实际是6个处方)。《医方集解》称：桂附八味丸加车前、牛膝名肾气丸[18](即通常所说济生肾气丸，《济生方》原称加味肾气丸[19])。不仅有多个重名，还有多种异名。这样，肾气丸可以与八味丸互为异名，也可以不是。称作肾气丸的金匮肾气丸一名桂附八味丸、八味丸；而称作肾气丸的济生肾气丸则是10味药，又不能称为八味丸。这显示了复杂的相互关系。 前面提到当归补血汤大多是由当归、黄芪两味药组成的，但如《圣济总录》治石痈久不差的黄芪当归散[20]，《兰室秘藏》治劳倦所伤的黄芪当归汤[21]都是由当归、黄芪两味药组成的，却不称当归补血汤。可见在文献中，有的方剂即使由当归、黄芪两味药组成也并不是都叫当归补血汤，是否也可看作当归补血汤的异名？ 一般习惯以桂枝汤、小建中汤中的组方药味同，剂量比率不同，说明剂量比率在识别不同方剂时的重要性。然而《丹溪心法》由黄芪、防风、白术组成的玉屏风散[22]，许多文献引用，三味药的比率则有多种多样：除按原书剂量比率依次为2：1：2的以外，在56个处方中最多的是1：1：2，26方；其次是3：1：1，8方；再次是1：1：1，6方。另外还有11种不同的配伍比率，其中，黄芪、防风、白术三味在方中都有剂量最多的比率。似乎配伍比率也不是是否玉屏风散的关键。早于《丹溪心法》的《病机气宜保命集》白术防风汤，同样是这三味药，以1：2：1比率配伍，也治自汗[23]；比《丹溪心法》晚的《证治准绳》止汗的黄芪汤，三药以1：1：1比率配伍[24]；治破伤风的白术黄芪汤，三药以3：1.5：2比率配伍[25]。这三方都由黄芪、防风、白术组成，配伍比率相近却未称玉屏风散，似乎也是玉屏风散的异名。 上述当归补血汤和玉屏风散的情况，显示另外一类的方剂异名。 和重名的情况相类，是否异名，哪一个是正名，都不好武断规定。《病机气宜保命集》(1186)比《丹溪心法》(1481)还早，白术防风汤名称出现得早于玉屏风散，但对于56个称为玉屏风散的方剂，似不能因为白术防风汤名称出现得早，一律改称白术防风汤，以此为正名，或重新命名。同样，也不能因为《圣济总录》(1118)早于《兰室秘藏》(1207)，把63个当归补血汤都改称黄芪当归散。异名的存在有其历史渊源，而且大量出现，不可能也不应该在短时间内，弃而不用或重新命名。 三、无名问题 无名，即没有正式方名。在文献中，一般有两种形式：一种是只有主治或功能主治，或只记述疗效，随后给出处方，而没有方名；另一种是附于有正式方名处方之后的“又”或“又方”、“一方”。《古今图书集成·医部全录》则集中总称为“单方”(实际在单方中有单味药的处方，也有多味药的处方，只是大多数没有方名)。无名方有时在其他文献中转引，另加新的方名。前引《普济方》[25]的17味药治脚气病麻黄汤在《备急千金要方》中就无方名[26]。从《肘后方》起，许多方书中都可找到多少不等的无名方，表3列出9部方书的部分章节中的处方分类： 注；①不包括针灸、按摩、祝由方及后世补入的附方。 ②肘后备急方，卷1。 ③备急千金要方，卷7：风毒等；卷8：诸风。 ④外台秘要，卷14、15：中国一诸风。 ⑤太平圣惠方，卷55：治黄疸诸方；卷56：治蛊毒诸方；治诸尸诸方；卷57：治瘠渴诸方；卷59：治赤百痢诸方。 ⑥圣济方总录，卷6～18：诸风门。 ⑦普济方，卷191～194：水病。 ⑧古今图书集成医部全录，卷131～133：面门。 ⑨疡医大全，卷10：正面头面部；卷11：眼目部。 ⑩临证指南医案，种福堂公选良方。 从表3可见：这些方书各有多少不等的无名方、又方。两者相加，多的可达九成以上，少的也有百分之几。这些方转引、检索都相当困难。更不要说整理了。许多大型工具书很少收载这类处方，仿佛它们并不存在，结果是相当一部分方剂无形中被打入冷宫，埋没了前人的知识财富，起不到应有的作用。 四、小结 上述几个难点是客观存在的，无论重名、异名都不可能硬性规定哪一个处方命名是排他的、专属的、独一无二的。其他重名、异名方既不可能重新命名，也不可能作废不用。大量的无名方、又方重新命名更不现实。当前学术界正在开展中医药名词审定，方剂名词是重要的一部分，这些难点不能回避。 中药方剂的重名、异名和无名问题长期存在，是历史的事实。继续保持这种状态不利于中医药的继承、发展，也不利于中医药走向世界。 比较方便的方法，是否可以考虑对中药方剂逐一编码，就像身份证的编码一样，每一个方剂有一个固定的编码，不论是重名、异名或无名方，只要在某一文献中出现，就给它一个识别编码。编码可以选用两种方式：一种是统一编码，统一编码只要规定编排文献的顺序，这样编码，一般不至于重号，而且便于追加、增补。但由于方剂数量过大，可能不会少于六位数(可标注一百万以内的方剂)，即使指定公认的、权威的专业、专职人员、机构承担编码工作，也难免学术性争议、长期聚讼。或者每部方书单独编码，书中的方剂重新编码。每一个方剂编码由两部分组成，前一部分是方书编码，后一部分是方剂在本文献中的顺序编码。同一方剂见于不同文献的重名，可以有若干个不同的编码。不同版本的方书，首先重印的出版社有权、有责任给书中的方剂编码，经出版总署认定后，像专利权一样，是排他的。 当前，在还没有完成方剂编码以前，首先，是应该正视、承认大量重名、异名、无名方剂的存在，承认在经典方(实际在中医药界并不存在严格的、公认的经典方)之外，还会有相当数量的重名、异名方剂。

辩析与杂谈

“文字学”与“汉字学”辨析 沙宗元 2005, 7 (02):  59-61.  摘要 ( 1478 )    PDF ( 778KB ) ( 109 )    在语言学中，“文字学”这个术语常有两种含义：一种是指“以不同民族文字为对象，揭示人类文字构成和运用的一般规律的科学”；另一种是指“研究汉字的学问”。目前，无论是从术语规范的角度出发，还是从人们现今的实际使用状况来看，后一种用法已经很不合适了，应予以剔除。另外，“研究汉字的学问”目前还有着多种异称：“文字学”、“汉字学”、“中国文字学”等，为避免术语使用的混乱，应确定学术界普遍认可的“汉字学”作为规范的正名。 先说“文字学”这个术语的由来。中国古代学者曾使用过“文字之学”这样的名词。《汉书·杜邺传》颜师古注：“小学，谓文字之学也。”颜师古所说的“文字之学”这一名称并未通行。宋代“文字之学”与“小学”异名同实，包括文字、声韵、训诂三个方面。晁公武《郡斋读书志》卷一：“文字之学凡有三；其一体制，谓点画有衡纵曲直之殊；其二训诂，谓称谓有古今雅俗之异；其三音韵，谓呼吸有清浊高下之不同。”到20世纪初，章太炎正式倡导建立“语言文字之学”[1]，1910年浑然在《教育今语杂识》上发表《中国文字学说略》[2]，正式启用了“文字学”这一名词。此后，朱宗莱、钱玄同等在北京大学开设“文字学”课程，编写“文字学”讲义，“文字学”一词开始被广泛使用和接受。 “文字学”这个术语长期以来是被用来专指“研究汉字的学问”这一概念的。这种用法非常普遍，就连许多著名学者的著作也都经常这样使用。文字并不只限汉字一种，为什么人们把“研究汉字的学问”称作“文字学”呢？这里有一个重要的原因：汉语中早先并没有“汉字”这个名词(“汉字”是在元代以后与其他少数民族文字作比较时才产生的一个词汇，直到近代，人们有了更多的世界范围内语言文字知识以后才逐渐使用起来)，古人向来把汉民族通用的文字称为“文”、“字”或“文字”。20世纪之初，形成这门学科名称时，就很顺其自然地把它称作“文字之学”或“文字学”了。不过，后来的人们仍然这样沿用，则纯粹是由于对传统的遵从和习惯使然。 随着学术视野的逐渐拓展，人们逐渐认识到，用兼容世界一切文字的“文字学”来单独称说汉字研究这门学科，“无论从术语学的角度，还是从这门学科现今含有的实际内容来看，都已经不合适了。”因此，从20世纪50年代开始，就有学者开始把“研究汉字的学问”改称为“汉字学”，而用“文字学”这个术语来指称“以世界文字的一般性问题作为研究对象的学科”[3]。这个意见已经为语言学界越来越多的人所注意和接受，请看以下辞书和学者著作中有关“文字学”这个术语的用例： 《辞海·语言学分册》[4]：“语言学的一个部门。以文字为研究对象，研究文字的起源、发展、性质、体系，文字的形、音、义的关系，正字法以及各别文字演变的情况。” 《语言学百科词典》[5]：“语言学的分支学科。其研究对象是作为书写符号的文字，任务是揭示文字的发生、存在和发展的规律，即研究文字和语言的关系，不同类型文字的结构系统及其书写形式和规则、文字发生和发展的历史等。” 赵诚[6]认为：“文字是记录和传达语言的书写符号系统，文字学就应该是研究这种书写符号系统的科学。”“现在世界上的文字有四百多种，作为研究文字的科学，毫无疑问地应该研究这些文字之间的共同特征，探讨这些文字在发展演化中的共同规律。” 周有光[7]说：“人类文字学是完整的文字学；汉字学只是局部的文字学。文字学的正规含义应当就是人类文字学。” 因此，从名词术语的理据性和系统性原则出发，我们认为，可以这样给“文字学”下这样的定义：以不同民族文字为对象，研究其起源、发展演变、性质和特点，不同文字体系的形、音、义关系，揭示人类文字构成和运用的一般规律的科学。 再看“汉字学”。我们知道，中国古代称研究汉字的学问为“小学”、“文字之学”或“字学”。清末章太炎首倡“语言文字之学”之后，人们才开始正式以“文字学”指称研究汉字的学问。近现代以来，为了名称更加切合实际所指，学者们又在“文字学”之前加了限制词，称为“中国文字学”。我们曾对《中国文字学书目考录》一书收录的建国前出版的汉字学通论性著作进行了统计，冠以“文字学”或“中国文字学”之名的共有41部之多[8]。 20世纪50年代以后，如何指称研究汉字的学科，出现了三种情况： (1)继续沿用“文字学”和“中国文字学”。这些著作有姜宝昌著《文字学教程》(山东教育出版社1987年)、裘锡圭著《文字学概要》(商务印书馆1988年)、邓志瑗著《中国文字学简说》(江西人民出版社1990年)、许进雄著《简明中国文字学》(学海出版社2000年)等。 (2)使用“汉字学”这一名称。如蒋善国著《汉字学》(上海教育出版社1987年)、石玉成著《汉字学初探》(云南民族出版社1996年)、陈燕著《汉字学概说》(天津人民出版社1998年)等。 (3)使用“汉语文字学”这一名称。如黄德宽、陈秉新著《汉语文字学史》(安徽教育出版社1990年)、许长安著《汉语文字学》(厦门大学出版社1993年)等。 由此可见，直到今天仍然存在着将“文字学”、“中国文字学”、“汉字学”、“汉语文字学”这几个术语并行共用的混乱情况。在以上这几个异称当中，我们认为选定“汉字学”作为正名，无论从术语科学规范的角度，还是从这门学科现今含有的实际内容来看，都应当是合适的。 近年来，许多学者就选用“汉字学”这一术语，发表了自己的看法： 杨五铭[9]说：“名为‘文字学’，全称应为‘汉语文字学’……近人多改称为‘汉字学’，研究汉字的性质、结构及其发展规律。”詹鄞鑫[10]认为：“通常所谓‘文字学’，其实应称‘汉语文字学’或‘汉字学’，过去也称‘中国文字学’，也欠妥，因为中国文字不仅是汉字，也有二十余种少数民族文字。”赵诚[6]认为：“在中国，由于长期以来，把汉字叫做文字，曾经有过不少文字学著作，基本上都是论述或介绍汉字的起源、性质、构成、发展、变化的，……这样的文字学实际上只能算是汉字学。”费锦昌[3]建议：“当论及以记录汉语的方块汉字为研究对象的学科时，大家都用‘汉字学’这个术语，把‘文字学’归还给以世界文字的一般性问题作为研究对象的那门学科。”朱德熙[11]曾说：“文字学按照传统的用法，有一定的含义。今天讨论的汉字问题超出了传统的文字学范围。叫文字学概括不了，所以我现在倾向于采用汉字学这个名称。” 参考各家意见，并结合这门学科具体的研究对象和任务，我们觉得给“汉字学”确定这样的定义是比较合适的：汉语语言学的一个部门。研究汉字的形成、发展、特点和性质，分析汉字的构成及其形、音、义关系，研究汉字改革、汉字规范和社会用字等问题。它包括古汉字学、现代汉字学等分支学科。 总之，由于历史的原因，“文字学”这个术语目前有两种含义：一种是指“以不同民族文字为对象，揭示人类文字构成和运用的一般规律的科学”；另一种是指“研究汉字的学问”。显然，无论是从术语的理据性出发，还是从人们现今的实际使用来看，后一种用法已经很不合适了，应予以剔除。同时，“研究汉字的学问”目前还有着多种异称：“文字学”、“中国文字学”、“汉语文字学”、“汉字学”等等，为避免术语使用的混乱，确定学术界普遍认可的“汉字学”作为规范的正名，也是很有必要的。

数字权益管理不同于数字版权保护 杨士强；张江 2005, 7 (02):  61-61.  摘要 ( 257 )    PDF ( 285KB ) ( 39 )    版权保护(Copyrights Protection)是人们已经非常熟悉的概念，它泛指对作品的创作者、提供者、发行者的合法权利进行保护。 数字版权保护(Digital Copyrights Protection)指的是对多媒体内容进行数字化处理以后的作品进行版权保护的技术，它包含了版权使用的描述、识别、交易、保护、监控、跟踪和对版权所有人的关系管理等方面。它使得数字作品的创作者、提供者以及发行者可以保护其享有版权的数字作品不受侵犯。数字版权保护在目的、原则等方面与传统版权保护相似，但是涉及的技术和法律内容更为复杂，就其技术内容而言，数字版权保护的对象是所有带版权的数字内容，包括声音、文件、图像、视频、动画等多媒体作品以及软件、程序等等。 数字权益管理(Digital Rights Management)是近几年出现的新概念，其是指在数字作品的整个生命周期中标定、描述、监督执行和管理其相应数字权益的一系列软、硬件技术和服务。数字权益管理不同于一般意义上的数字版权保护。版权保护仅仅是保护版权所有者的利益，而数字权益管理则是管理和保护整个数字产品价值链中所有参与者的权益。一个典型的数字产品价值链包括：版权或内容所有者、服务提供商、消费者以及设备制造商。这个价值链中的每一个成员都有各自相应的权益，只有当他们的权益得到充分保护，达到一种和谐共存的状态时，这个价值链才可以运转出最大的社会和经济效能。人们经常将数字权益管理混淆于数字版权保护，统称“数字版权保护”或“数字版权管理”，都是不恰当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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基因治疗 刘湘军 2005, 7 (02):  62-64.  摘要 ( 562 )    PDF ( 644KB ) ( 30 )    基因治疗是一种主要用于修正疾病相关的缺陷基因的技术。截至2005年1月，全球共有1020个基因治疗临床试验。基因治疗由于尚存在药物生命周期短、给药途径、多基因病和免疫反应等方面的问题，目前还基本处于实验阶段，在临床试验还不是很成功。虽然如此，基因治疗具有经济、直接、高效的优点。在科学家未来的不断努力下，前景十分光明。 一、基因治疗的概念 人类疾病都是环境因素(如化学物质、辐射、病毒、细菌、营养等)与体内因素(如精神因素、激素、代谢等)共同作用的结果。环境因素与体内因素的相互关系，相当于外因和内因，内因起主要作用，外因通过内因起作用。基因是生物功能的可遗传的单位，是内因的最基本的表现形式。 对于非传染性的人体自发性的疾病，主要是人自身的基因及其表达产物出了问题。对于传染性疾病，则是外源的细菌、病毒等病原体通过他们的基因及其表达产物作用于人体而致病。因此，人类疾病的一个主要原因，是人体自身基因出问题，或外源病原体基因及其产物作用的结果。 我们刚才提到了基因及其表达产物，现在更具体地说明这些概念的含义。在分子生物学中有一个中心法则，图1表示的是中心法则的示意图。 图1 分子生物学的中心法则 对人类而言，基因是人体染色体上脱氧核糖核酸(即DNA)的一段序列，是遗传信息的载体。DNA本身可以复制达到新陈代谢和遗传繁殖的目的。基因通过转录过程，产生RNA，即核糖核酸，并进一步通过翻译，生产出蛋白质，即功能作用的具体实现者，也就是我们说的基因表达产物。 前面说到的基因出了问题，有以下几种可能：一是自身基因的异常或缺失，二是外源基因的攻击。相应的对策有：对于基因异常或缺失，就是设法加入正常的基因或产物，或补充缺失的基因或其产物，使其发挥应有的正常功能，例如直接加入最终表达物蛋白质。对于外源致病基因或自身病变基因，可以想办法使其不起作用，例如用化学药物阻止这些基因的复制、转录或翻译，或阻断其下游作用通路。 可以想像，这些方法可以在中心法则遗传信息传递的任何一个环节使用。基因治疗就是从遗传物质本身，即基因入手，不必产生或纯化基因的最终产物，而是将基因，通常是通过一个载体直接导入人体，再利用人体自身就具有的基因复制、转录与翻译功能来产生这些产物，达到补充正常基因产物或对抗异常基因的目的(参见图2)。 图2 基因治疗示意图 二、基因治疗的主要特点： 从基因治疗的原理可以推断出其主要特点： 1.更加经济、方便。因为它利用了人体自身的表达系统和功能，毋需进行产物的分离纯化。 2.理论上更加安全。因为它是针对某一特定的异常或缺失基因，不会带来其他的副作用。 3.技术上要求更高。因为它必须将基因直接导入人体，并有效调控其表达，因而在操作技术上，特别在有效性与安全性方面提出了苛刻的要求。 三、基因治疗涉及到的关键步骤 1.基因的识别。识别DNA序列的哪些部分是基因，哪些不是，以及基因的功能为何。对人类自身基因而言，于2003年4月全面完成，中国也参与了的人类基因组计划，识别了3万多个基因。 2.疾病的基因基础，就是发现疾病是哪些基因引起的，其作用机制如何。目前国际上的OMIM数据库，即人类孟德尔遗传在线数据库，已经收录了一万多条与疾病相关的条目。 3.基因的导入系统。找到了致病基因后，下一个问题是，如何高效、靶向性地导入正常的基因。目前开发了多种导入系统，主要包括逆转录病毒、腺病毒、裸DNA、脂质体等。然而如何针对不同基因不同的目的区，构建高效的导入系统，仍然是科学家们正在不断探索的难题。 4.基因表达的可调控性。基因之间存在非常复杂的调控关系，如图3表示的是老年痴呆症相关的基因调控关系，是非常复杂的相互牵制与协同关系。人体本身的基因，是处在整个基因组的大环境下，因而能够进行自身复杂的调控。而导入的基因是装在一个载体上，不具备这些复杂条件，而且我们对这些调控还不十分清楚，因而在什么时候基因该表达，什么时候不应该，以及该表达多少，仍然是巨大的难题。 四、基因治疗的现状 截至2005年1月，目前全球正在进行1020例基因治疗临床试验，其中约2/3处于临床一期，1.7%处于临床三期。 图3 基因调控网络一例(选自KEGG数据库) 从所治疗的疾病来看，66%的药物用于肿瘤，其次分别为单基因病(9.4%)、心血管病(8.1%)、传染性疾病(6.6%)等。 从所使用的目的基因类型来看，细胞因子最多，占24%，抗原基因14%，肿瘤抑制基因12%，其他还包括自杀基因、缺陷基因、药物抗性基因、受体基因、复制抑制基因等。 在地域分布上，美洲占67%，欧洲28%，亚洲、澳洲和非洲分别占1.9%、1.7%和0.1%。从所使用的载体系统来看，27%用的是反转录病毒，26%为腺病毒，裸DNA/质粒为15%。 目前世界上只有一个基因治疗药物被批准上市，就是深圳赛百诺基因技术有限公司生产的“重组人p53腺病毒注射液”(商标名：今又生/Gendicine)，于2004年1月20日获得国家食品药品监督管理局的准字号生产批文上市。p53是一个肿瘤抑制基因，所以该药主要用于治疗肿瘤。 五、基因治疗面临的主要挑战 1999年美国一位18岁男孩因为接受基因治疗导致多个器官衰竭，而这据信是因为引起严重的免疫反应而造成的。2002年8月和2003年1月初法国一位小孩和美国一位小孩分别出现了白血病类似的症状，因此美国FDA(食物与药品管理局)在2003年1月暂停了所有在血干细胞上使用反转录病毒载体的基因治疗临床实验。全球对于基因治疗也因此持非常谨慎的态度，这反映在最近几年新批准的基因治疗临床试验方案有所减少：在1999～2004年间，全世界新批准的基因治疗临床方案从117个减少到58个，今年到一月份的数字为1个。 总结起来，基因治疗面临的主要挑战在于： 1.基因效应时间较短。 2.免疫反应：过分反应，特别是重复治疗时。 3.病毒载体的问题：病毒虽然经过灭活，但可能会再获得功能而致病。 4.多基因病的问题：一个基因不能解决问题，转入基因未必是真正的缺失或异常基因。 六、总结 基因治疗是从最根本的遗传物质，即基因入手来修正人体功能的缺失或异常，具有经济、直接、高效的巨大优点。虽然在技术上要求很高，以至目前只有一个上市产品，同时还出现了一些失败和挫折，这些挑战将持续很长时间，但从历史发展的规律来看终究是暂时的，在科学家的努力下必将逐步得到解决。因此基因治疗的前景十分光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