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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测绘学名词委换届工作会议2 有机化学专业组名词审定会3 医学检验学名词审定会4 地理信息名词委工作会议5 细胞生物学名词终审会6 大气科学名词委工作会议
路甬祥主任指出：科技名词工作不仅具备科学性的特点，同时又体现了很强的社会性，因而我们的工作要始终放在国家的政治经济大局、科技文化大局以及建设和谐社会大局中进行战略定位，把它作为建设创新型国家的重要基础工作之一加以认真规划、抓紧抓好。2006年3月29日，全国科学技术名词审定委员会召开了2006年度常委会会议。全国人大常委会副委员长、中科院院长、全国科技名词委主任路甬祥，全国科技名词委副主任程津培、于永湛、赵沁平、刘青，常委陈运泰、李济生、陆汝钤、王永炎、张焕乔、张礼和、张晓林和有关方面负责同志潘书祥、王延中、周文能、孙公民、沈华、赵洪等近20人出席了会议。第二届微生物学名词审定委员会成立大会暨第一次工作会议
光明日报：请您谈谈我国科技名词规范化工作的重要意义。路主任：科技名词是科技交流的载体，科技名词的混乱使用，会阻碍科技的顺畅交流，会影响社会的和谐发展。比如，ergonomics一词，在15家出版单位出版的21部词典中，就有人机学、人机工效学、人类工程学、人体工程学、生物工艺学、人类环境改造学、劳动经济学、工作环境改造学、工效学等22种叫法。如此混乱，如何交流？后经组织专家按概念进行研讨，定名为工效学，并给予了严格的定义。还有很多名词，因刚出现时未及时对其汉文名进行规范和统一，致使后来使用比较混乱，甚至谬种流传。由此可见，由国家成立一个权威的组织机构，组织一流的专家学者，打破学科、行业、地域的界限，按照统一的审定原则与方法来开展科技名词规范化工作，是十分重要的。其意义可比“书同文，车同轨”。全国科学技术名词审定委员会就是这样一个由国务院批准成立的权威性机构。国务院1987年曾明确批示：经全国科学技术名词审定委员会审定公布的名词具有权威性和约束力，全国各科研、教学、生产、经营以及新闻出版等单位应遵照使用。1990年，当时的国家科委、中科院、国家教委和新闻出版署为落实国务院这一批示精神，又联合发文，要求全国各单位遵照使用全国科技名词委公布的科技名词。著名物理学家钱三强院士和著名化学家卢嘉锡院士都担任过全国科学技术名词审定委员会主任委员；国家许多领导人多次给予科技名词规范统一工作以批示、贺信、题词和莅会指示，所有这些都有力地促进了科技名词的审定公布和应用推广工作。如果把科技名词规范统一工作仅仅看做是促进科技交流的工具，还不够全面。这里，我同意叶笃正先生说过的一句话：“科技名词规范化工作的作用比我们想象的还要大！”科技名词规范化对于国家的科技发展和文化传承是一项配套的重要的基础性工作，是实现科技现代化和社会各个方面协调发展的一项支撑性系统工程。没有这样一个系统的规范化的支撑条件，不仅科技的协调发展将遇到极大困难，在科学技术社会化的今天，还将严重影响社会生活、国家安全、教育、经贸、文化传承等，我们要把它放到我国的政治经济大局、科技文化大局中给以定位，当做科教兴国战略当中一个重要组成部分，当做我国建设社会主义先进文化的重要组成部分，积极开展这项工作。另外，汉语是联合国工作语言之一，加之我国科技飞速发展和经济腾飞，外国人学中文成风，国外已超过3000万人在学汉语，100多个国家2500余所大学在教授中文，这就迫切需要我国的科技名词术语有更好的规范，因此，这项工作不仅是我国的需要，也是世界的需要。同时，非常重要的一点是，这项工作对祖国的统一大业也有着不可替代的特殊意义。“汪辜会谈”达成的4项协议中，有一项就是探讨两岸科技名词的统一。国务院决定成立全国科学技术名词审定委员会，请著名的科学家、有影响的专家来担任委员、担任领导是很有远见的。总之，科技名词规范化工作在支撑学科建设、保障现代科技协调发展、维护民族语言健康、传承中华文化、促进社会进步等方面具有重要意义。全国科技名词委开展这项工作是责无旁贷的，历史的重任落在我们肩上。光明日报：全国科技名词委成立20年来，我国的科技名词规范化工作都取得了哪些成绩？路主任：全国科技名词委自成立以来，已走过20年。及至今日，已按学科组建了61个分委员会，审定公布了天文学、数学、物理学、化学、生物化学、地质学、大气科学、海洋科学、医学、农学、电子学、计算机科技、石油等67种名词，工作领域已涵盖基础科学、工程与技术科学、农业科学、医学、社会科学及交叉学科等各个领域，初步建立起了比较完整的科技名词体系。在此基础上，建成了科技名词数据库和工作网站(www.cnctst.gov.cn)，实现了向社会提供无偿查询服务。这一科技名词体系的建立，促进各个学科的建设和发展，促进国内外科技知识的交流与传播，特别是对现代信息技术的应用和普及，均起到了支撑性的推动作用。海峡两岸科技名词对照统一工作也取得了可喜的成绩。迄今已有20多个学科同台湾同行建立了工作联系并开展对照统一工作，其中，大气、昆虫、船舶、药学、动物学、航海等6个学科已对照完毕并已出版，此外，测绘和信息科技也即将出版。这期间，我们还一直致力于术语学的研究工作。在国际上，术语学是20世纪30年代之后才逐渐兴起的一个新兴的学术领域，如今在一些西方国家已形成独立的学科，而我国对这门学科的研究还十分薄弱。对此，我们比较注重实践经验的积累与理论上的探索与创新，逐渐摸索出一套适合汉语特点的科技名词审定原则及方法，用以指导我们的审定工作。我国科技名词审定主要是依靠广大专家和学者进行的，目前有2000多位科学家参加名词术语审定工作，他们都是国内各学科和行业一流的专家、学者，都是本学科领域的学术带头人，其中200多位是中国科学院或中国工程院院士，这些专家学者将科技名词审定工作看成是重要的科研活动，马大猷院士就曾经说：“名词审定工作是我科研工作的一部分。”本着这种深刻认识，我国的专家们积极地为科技名词规范化工作贡献自己的力量。光明日报：当前我国经济、科技和社会发展面临什么样的形势？您对我国科技名词规范化工作有什么新的要求？路主任：目前我国的经济总量已经居世界第四位，我国已经融入了国际经济的主流当中。全球的科技进步日新月异，尤其是2005年宇宙学研究、基因组研究、信息技术和航天科技等领域的研究取得重大突破。可以说，世界进入了一个前所未有的科技创新群体集聚时代，科学技术正在成为人类经济可持续增长和社会进步舞台上的主要角色。而我国，经过50多年的不懈努力，特别是改革开放以来的快速发展，我国的科学技术发展取得了很大的进步。目前我国已经形成了比较完整的科学研究与技术开发体系，整体的科技发展水平位居发展中国家前列。在载人航天、纳米科技、生物科技的某些领域，我国已进入世界先进行列。但是，与发达国家相比，我国科技发展的水平还相对落后，我国的原始创新和系统集成能力还不强，经济社会发展尚未真正走上依靠科技创新的可持续发展轨道。大国变强国，核心在创新，在“十一五”规划纲要和“中长期科技发展规划”中，把培育和增强自主创新能力提升到了国家战略层面。在开展原始创新中，科技名词规范化工作断不可少，因为在这过程中会出现很多新概念和新名词，需要及时命名和规范。我国科技名词规范化工作要为推进国家创新体系建设，提高科技自主创新能力服务。这是新时期赋予的新任务。科技在迅猛发展的同时，也在不断地产业化和社会化。科学技术从来没有像今天这样广泛而深刻地影响着人们的生活和观念，不仅是科技发展本身产生许多新概念、新名词需要规范和统一，而且由于科学技术的社会化，社会各个方面也迫切需要对名词术语有个更好的规范。另外，国际交流大量增加、网络日益广泛使用，使得科技名词的规范和统一不仅是必要的，而且是迫切的。如果规范工作不能同步，非规范名词流入社会后，再要统一将会十分困难。科技名词规范化工作做到与科技发展同步，是新形势对我们提出的新要求。两岸科技名词对照统一工作是祖国统一大业的基础工作。但近一段时间来，岛内“台独”分裂活动步步升级，给两岸关系、亚太地区的稳定不停地制造麻烦，也给两岸科技名词的交流、统一工作增加了难度，从而也使得这项工作更加迫切和重要。两岸同胞间的骨肉亲情、历史渊源和文化认同是任何力量无法割裂开来的。做好这项有利于祖国统一的基础工作，也是新时期的重要任务。总之，全国科技名词委在新的时期所面临的任务是艰巨的、迫切的，任重而道远。我们要把科技名词规范化工作放在国家政治经济大局、科技文化大局中来定位；要进一步提升全局观念和工作意识，使科技名词规范化工作能够结合国家需要，注重社会需求，更紧密地围绕国家战略重点和重要任务来开展；要始终继承和发扬优良的工作传统，同时要适应新形势，按照“全面规划、依靠专家、科学审定、统一协调、正式公布、积极推广”的方针，使科技名词规范化事业为支撑科技发展、维护语言健康、传承中华文化、促进社会进步做出新贡献。(全文转载自《光明日报》2006年4月27日第9版)
摘要 本文介绍了俄国开展术语教育的实际状况，特别阐释了开展术语教育的必要性以及术语教育在俄国的发展历程，同时也回答了术语教育的对象、内容及方式方法等问题，以及这些对我们的启示。一、问题的提出“术语教育”对我国读者来说，也许还是个相当生疏的概念。对一个术语学理论研究几乎处于空白状态的国家来说，开展术语教育也确乎无从谈起。好在这个问题已经引起了有关部门的注意。据2002年第4期《科技术语研究》[1]报道，中国科技名词代表团访问欧洲归来之后，提出的6条工作建议中，第1条便是：“注意现代术语学理论与工作方法的教育与普及。努力谋求在大学设置系统的术语学课程，并探讨开办术语学远程教育(e-learning)的网络体系。”今年恰逢中俄两国国家领导人共同发起的旨在增进两国人民相互了解的“俄罗斯年”。术语学理论研究又是俄罗斯的学术强项。考察一下俄国开展术语教育的状况，对落实上述建议，也许会有助益。二、开展术语教育的必要性进入上世纪70年代，把术语学看做是一门独立的综合学科的认识，在国际上得到越来越多学者的认同。既然如此，术语学一定有它自己特有的研究对象，有对其研究对象本身的性质特征及其发展规律做出解释的理论，以及相对固定的研究组织与研究人员，等等。既然术语学称得上是一门独立的学科，那么，这门学问就不会是无心不经意就可以掌握的。对术语学的正确定位应该成为开展术语教育的一个前提与根本出发点。众所周知。为了实行法制，落实“以法治国”，仅仅制定法律条文显然是不够的，对作为行为主体的公民开展普法教育也是必不可少的措施。开展术语教育也是同样的道理。对于毫无“术语意识”与“术语观念”的人，很难指望他们能在专业交流过程中自觉地贯彻遵守有关的术语规范。诚然，不应该完全排除通过专业学习过程获得“术语意识”与“术语观念”的可能性，但那可能是非自觉的、模糊的、无意识的行为。而自觉的、清醒的、带有理性的“术语意识”与“术语观念”，只有通过术语教育才能获得。完全指望让学习者自悟，那是靠不住的，甚至可以说，那也是术语工作者的失职。如果上述认识是对开展术语教育的一般性理解，那么，对开展术语教育的必要性，俄国学者还有出自自家国情的切身体会。俄国的著名术语学学者格里尼奥夫(С.В.Гринев)在谈到这一问题时，特别指出以下方面。首先，这与当前科学发展的大趋势有关。近四五十年以来，随着某些综合性新学科的出现，某些部门学科的分化，致使术语出现了“失控性的增加与互侵”，以至学者之间的相互理解越来越困难。与此同时，术语对获取、积累与传播知识的作用，也被越来越多的人所认识。其次，对在生产领域内使用的术语，人们越来越要求确定它们的明确界限，这促使全国范围内科技术语的标准化工作不断拓展。再次，随着国际间科技文化交流的日益频繁，对翻译工作的需求，对术语词典的需求，也越来越高。再次，自上世纪60年代以来，区域性的、地方性的、行业性的自动信息系统、管理系统、设计系统，以至语言信息保障系统的设计与建造日趋升温，这些浩繁的工程也与术语学密切相关。而信息检索的有效性更与检索关键词的科学性分不开。[2]总而言之，上述的种种情势都呼唤术语学的理论指导，开展术语教育也成了相当广泛的客观需求。其实，上述这些认识大体上也符合我们国家目前所处的现状。三、术语教育的发展历程在俄国，最早的术语教育开始于上世纪60年代末70年代初。其先行者应推坎黛拉吉(Т.Л.Канделаки)。她本是著名语言学家列昂季耶夫(А.А.Леонтьев)的学生，60年代中进入俄国科技名词术语委员会工作，稍后便在莫斯科印刷学院开设了“科技术语原理”专题课。后来，科瓦利克(И.И.Ковалик)在乌克兰的利沃夫大学也讲授了“斯拉夫诸语言中技术术语的语言学问题”。再后，哈尤京(А.Д.Хаютин)在乌兹别克的撒马尔罕大学也开设了术语学专题课。其主要内容反映在后来以《术语 术语集合 名称集合》为书名出版的读物中。这是苏联出版的第一部术语学的教学参考书。1970～1974年间，列依齐克(В.М.Лейчик)在莫斯科大学为语文学系的本科生与研究生讲授了术语学课。这是第一次把术语学作为一门独立的学科来开设课程。这个事实本身，也是术语学自身发展过程中具有一定标志性意义的事件。此后，即从70年代中开始，不仅在一些综合性大学，还包括某些专业学院里，也都开始讲授术语学课程。与此同时，针对各种不同对象的进修班、短训班，也不断地、不定期地举行。术语教育的教学内容是随着教学活动的不断扩大而逐步充实完善的。坎黛拉吉的讲授内容偏重术语的语义与结构，以及术语的整理等。科瓦利克则较多关注与术语紧密相关的概念系统、术语的构词方法，以及术语与普通词汇的对比研究。哈尤京的专题课对术语、术语集合以及名称集合的概念区别、术语的系统性以及术语脱离开系统使用中的问题更感兴趣。由于列依齐克是把术语学视为一门独立的综合学科来讲授，因此，其授课内容较为广泛，从术语的逻辑学、符号学、系统科学到信息学、语言学等方面的问题，从理论术语学到实践术语学的多种活动形式，如术语词典编纂、术语的整理、标准化，以至术语的翻译等问题，也都有涉及。进入八九十年代，术语学的教学内容在格里尼奥夫的《术语学引论》一书中得到反映。本书是以他本人于1978～1989年在莫斯科大学以及1992～1993年在莫斯科师范学院为本科高年级、研究生以及不同进修班讲授术语学的授课内容为基础撰写而成。术语学教学内容的发展，一方面体现为教学内容的充实与扩展，另一方面，还表现为内容的细化与专业化。针对学习者的不同需求，以及讲授者的不同研究专长，有的以“术语的语言学方面”为题(如乌克兰的基亚克Т.Р.Кияк)，有的以“对比术语学与科技术语翻译”为题(如蔡特金娜Ф.А.Цеткина)，也有的专门以“科技信息专业的术语学原理”为视角，还有的以“带有术语成分的外语词汇学”、“拉丁语与医学术语原理”等为讲授内容。[3]这里特别值得就苏联解体之后的情况单说几句。列依齐克在2003年的一篇文章中写道：“出版术语学著述的地域相当广泛——从圣彼得堡到东西伯利亚的克拉斯诺亚尔斯克，从秋明到克拉斯诺达尔。这是可以理解的。因为俄国很早就以大学为中心开展普及学科理论与培养年轻干部的工作，其中包括术语学基础理论与部门术语的应用培训。虽然近年来，令人遗憾的是，由于一些俄国城市学派的领衔人物的相继去世，使这些学派的活跃程度有所下降，但也有一批新的、年轻又富有激情的术语学工作者涌现。”“作为学科成熟的标志，也出现了一些可作为术语学初学者案头书的著作。”[4]这段话实际是在说，由于术语教育工作做得好，俄国的术语学研究与实践工作是后继有人的，并且一直保持良好的发展势头。四、术语教育的对象可以从不同角度来划分术语教育对象的人员组成。他们既可能是在校学习某专业的在读生，也可能是完成了专业教育的接受继续教育者。就专业知识背景与职业背景来说，他们主要包括以下四类人：一是术语工作者，包括术语理论工作者与术语实践工作者；二是语言学工作者；三是科技信息机构和出版机构的工作者；四是国民经济专业人员及科学文化活动人员。一般说来，大多数术语理论工作者都受过语言学的教育，而术语实践工作者都有相关的专业教育背景。第三类人员又可以区别出文摘工作者与翻译工作者、信息系统语言手段研发者以及不同专业的编辑等。五、术语学的教学内容到目前为止，也许还没有官方正式批准制定的术语学教学大纲之类的文件。但下面介绍的一些具体讲授题目，具有极强的操作性，在一定意义上，可以当做选择教学内容的参考。因此，这里作为单独一节来加以介绍。据格里尼奥夫的调查，全部讲授内容可以归结成包含56个题目的8个板块。第一板块是引论，涉及的题目有：术语学在现代科学中的地位及其与其他学科之间的关系，术语学的研究对象；术语工作的科学意义与经济意义；术语学的哲学与科学学方面；术语学的历史；术语学的产生与发展阶段；现代术语学的不同学派及其对术语学理论的贡献。第二板块与类型学及专业词层的研究相关，包括如下题目：术语及其特征；专业词汇单位的类型；术语的性质及对术语的要求；术语工作的类别及其阶段组成；名称单位；术语的类型与选取原则。第三板块主要涉及术语学的逻辑学方面，具体题目有：概念的类型及其相互关系；划分概念与建立概念分类示意图的原则；定义的类别与建立定义的规则；建立定义的典型错误；术语的系统化与分类。第四板块主要围绕术语的语义学问题，包括的题目是：概念与术语之间的关系；术语的等值与术语的变体；术语的多义与同音异义；统一术语的方法；国际术语的协调。第五板块主要涉及术语学的语言-结构方面，其具体题目有：术语的结构类型；术语的历史研究方法；术语构词的语义方法；术语构词的形态学方法；术语构词的句法学方法；术语构词方法的演进；术语系统的概念与术语模式；名称的模式与整理名称的原则；术语的借用、不同的借用方法以及借用词的同化阶段；整理借用术语与国际术语词的技术方法；省力原则在术语中的贯彻。第六板块主要涉及术语工作的不同方面，其中包括：术语参项描写的原则与评估原则；不同知识领域术语的特点；术语的评审；术语编辑工作；媒体使用术语的特点及自动化信息系统的语言手段研究；教学活动的术语学问题：术语的翻译问题，术语的标准化。第七板块主要关乎几个术语机构的活动；第八板块则涉及术语词典学理论问题，包括：术语词典学的对象与地位；现有专业词典存在的缺点与不足；词典参项概念；词典的结构与组成；词典编纂方法指南；词典的宏观参项；词典的微观参项；词典的比较评价原则；编纂术语词典的计算机方法与系统方法；术语词典工作的自动化与现有的术语库；术语库设计的原则与方法。针对学习者的不同行业与不同知识背景，上述的讲授题目，可以适当地加以调整与选配。对有语言学知识背景的术语学研究者，包括研究生、进修生等，上述56个题目要全选，而对研究某一具体专业术语的研究生，可选53个题目。某一专业的术语研究者与词典编纂者，可选择44或42个对口的题目；信息系统语言手段的研发者可选33个题目；词汇学与词典学研究者可选32个题目；翻译工作者可选29个题目；科技编辑可选28个题目；术语系统审定委员会的成员可选19个题目；教师与教学参考书编者可选18个题目；拉丁语与医学术语教师可选17个题目，等等。为了削减讲授内容，除了可以舍去某些题目外，还可以将有些题目适当归并。六、几点启示在大致了解了俄国的术语学教育的情况之后，我们还可能在如下方面得到一些启示。如果从20世纪30年代初俄罗斯术语学派产生算起，到60年代末术语教育步入高等学校讲堂，即使刨除二战期间的几年时间，术语教育的准备阶段也大约经历了30多年的时间。实际上，这个准备是与术语学研究成果的积累与发展同时进行的。或者，在一定意义上也可以说，研究术语学，也就是为开展术语教育做准备，其中包括认识上的准备与内容上的准备。反过来，没有术语学理论研究，开展术语教育就是一句空话。无怪人们说，一门学科正式登上大学讲台，是这门学科发展成熟的一个标志。因此，如果我们真的想在我国开展术语教育，也许应该从重视与加强术语学研究开始。只有等到研究成果积累到一定程度，开展术语教育才有实际可能。俄国的术语教育的先行者，是一位来自科技术语工作领导机构的语言学学者。这也许并非出于偶然。首先，在俄国，语言学，特别是词汇学，被视为术语学的源出学科。与奥地利-德国术语学派相比，俄罗斯术语学派以语言学介入较深为特点。其次，身居领导机构，便于通观全局，其视野相对开阔。对开展术语教育的必要性与迫切性，也应该有更敏锐、更切实的体会。而来自领导机构的“第一推动力”，产生的效果与拉动作用自然也会更大。当然，随后跟进的人，主要还是来自高等院校的教师。这一过程本身可能反映出开展术语教育的某些具有普遍意义的东西。术语学涉及的学科门类广泛，术语的规范使用关乎的行业与人员就更多。开展术语教育，从形式到内容，都应该视对象不同，采取“因人而异”的灵活办法。这样做会加强活动的针对性与适用性。但这些灵活的办法，只有在积极的行动过程中，才会逐渐摸索出来。眼下我们要做的，首先是行动起来，迈出第一步。* 本文是教育部人文社会科学重点研究基地2005年度重大项目《国外术语学理论研究》(项目批准号：05JJD740180)中期研究成果。
2006年4月28日，物理学名词委召开了本年度第二次工作会议。委员们认真讨论了1996年版《物理学名词》词条的修订原则，会议决定将修订内容整理成文，并在《物理》杂志上公布，以便得到物理学界专家学者更多的修订意见。 (赵伟)
全球几千种语言，“很少是自给自足的”(萨丕尔)，时刻都在进行着跨语言文化的词语代码转化，并生成民族化的外来词。在200个国家中有120个国家，在民族化的同时兼顾国际化：拉丁文语种以借形为主，非拉丁文语种(俄语、日语)以借音为主(兼顾借形)，而汉语以借意为主(约占75%)。20世纪初，在新文化浪潮的冲击下，中国开始出现了借形的新奇现象。数学和文学里分别出现了x+y=a，阿Q。紧接着自然科学和社会科学纷纷出现了诸如此类的现象。到了改革开放新时期，借形已成了新潮。所谓的“字母词”，就是借形词的一种。对于汉语借形词，有人坚决反对。较早的时候，有人把x+y=a改为“天+地=甲”，上演一出国粹闹剧。可是怎么也演不下去，因为罗马和希腊字母作为数学符号，常见的至少有60来个，而我们的天干地支总共才22个，不可能对译，而且用起来很别扭。后来，有人看阿Q很刺眼，可是阿Q站起来了，而且堂而皇之地走进了汉语词汇家族。鲁迅在20世纪30年代，还用过ABC、OK等许多字母词。时至今日，字母词已成百上千地出现在书报上，迫使严肃的辞书也不得不逐渐承认它们。一向有开明意识的《辞海》，1979年版附录了63条，1989年版附录了97条，1999年版附录了126条。一贯以规范著称的《现代汉语词典》第三版附录了39条，第四版附录了142条，第五版附录了182条。2001年上海辞书出版社出版了资深语言学家刘涌泉的《字母词词典》，内收2000多条。这也只是一般书报上多见的，如果再稍微扩大到专业书报，再加上近几年产生的，编一本《字母词大词典》，估计收词至少有5000条。字母词不仅频率不断增加，而且分布不断扩大。从自然科学技术领域，渐渐扩大到社会科学及生活领域。如WTO(世界贸易组织)、GNP(国民生产总值)、DVD(数字影碟)、VCD(影碟)、MTV(音乐电视)、IC(集成电路)卡、IP电话、IP卡电话、B超等等。刘涌泉先生给字母词概括了四个优点：快，简，明，广。此外，似乎还可以增加一个优点：补——填补词汇空缺(lexical gap)，如A股、B股、A型血、B型血、A调、C调、OK等等。集“快，简，明，广，补”于一身的，有两个更典型的词：GMDSS，这是国际通用的求救信号，是汉语所无，而且换任何一个符号都不如它“快，简，明，广”；DNA，是脱氧核糖核酸，即遗传基因成分，是国际通用的测量公众科学素养的三个概念之一(另两个概念是“分子molecule”，“计算机软件computer software”)。与此相连带的，还有利用字母形状，借形表意，填补表形空缺的，如：U型管、S钩、T型台、A字裙、V字领、T型人才(横杠表示知识广，竖杠表示专业深)、X型人才(X表示交叉，指掌握两门交叉专业的人)。此外，字母词还有多种语用价值。有价值的，就是优变；无价值的，就是畸变。优存畸亡，适者生存。这就是历史的选择。这种选择总是以价值为尺度的。在生物界，名人达尔文有一句名言：“The Nature Selects the Fittest Survives.”被名家严复巧译成名句：“物竞天择，适者生存。”这是英汉翻译史上令人拍案叫绝的“绝译”。不仅词句绝佳，而且道理绝真。即使应用于词汇现象，类推也是成立的：词竞众择，适者生存。所谓“词竞”，是词语以其词形、语音、结构(含理据或内部形式)、语义、语用(含频率)等价值条件，跟并行词语、对应词语或相关词语竞争。例如：email/e-mail/Email，其中e-mail使用频率高，是多数人的选择，《现代汉语词典》便以它为规范词形。所谓“众择”，是语言的广大使用者的选择。广大使用者包括一般使用者和专家。选择，就是根据词语的各种价值和交际需要确定词语的取舍。选择的过程是：个体→群体→社团→全民。在这个过程中就形成一个或一些词语的使用趋势和习惯。而语言中的最高权威，就是众人的习惯。专家不要过早地表态或下结论。专家的任务，就是观察并描写习惯，发现趋势(趋势代表着方向，预示着规律)，总结并完善规范标准，选择约定俗成的流行形式，引导言语活动，优化交际效能。例如：对BP机、PP机、呼机、寻呼机、无线传呼机等，要允许它们有一个被选择的过程，不要过早地定于一尊。对书写形式，特别是字母大小写表示不同意义的，要强调规范形式。如pH表示氢离子浓度指数，ph表示光照度单位“辐射”(非法定的)。对字母加汉字的混合词，不要采取过激的态度。有人讽刺这类词是“马褂加领带”。其实，这类中西合璧从阿Q时代就开始了，在国外早已有之，通称“混合词”，英语叫hybrid word，法、德、俄语分别叫mots hybrids，hybrids word，гибрид(或意译为полукалька)，都是指语源不同的成分构成的词，可见混合词是许多语言共有的现象。这一现象刚出现时，人们难免看不惯，说三道四。最后，混合词终于以其准确性、科学性冲破习惯势力的森然门禁。总之，字母词从阿Q到T型人才，在中国形成了队伍，占领的地盘越来越大，其势不可阻挡。但是，不能滥用，更不能乱用。必须考虑交际对象、环境、语体等等因素。使用的指导思想只能是“科学实用，便于推行和普及，促进汉语健康发展”。
在改革开放以前，汉语中有字母词但是数量很少，如WC(盥洗室、厕所)、TB(肺结核)等，没有引起社会的注意，也没有研究它的专门论著发表。中共十一届三中全会以后，伴随着改革开放的兴起，字母词成批地涌现了出来，气势汹涌，夺人耳目。1994年10月刘涌泉先生在《语文建设》发表了《谈谈字母词》的文章，提出了“字母词”这个名称。1997年9月山东大学出版社出版了葛本仪教授主编的《汉语词汇论》，其中有《字母词问题》的专节。2001年7月上海辞书出版社出版了刘涌泉先生编著的《字母词词典》，收字母词2000多条，这是第一部字母词词典。2002年2月，汉语大词典出版社出版了沈孟璎教授主编的《实用字母词词典》，收字母词1300多条。在这之后，对字母词的著述、研究逐渐成为词汇研究的热点，也成为因特网上争论的话题，引起了语言学界以至社会公众的关注。什么是字母词？刘涌泉说：“字母词是指汉语中带外文字母(主要是拉丁字母)或完全用外文字母表达的词，前者如B超，卡拉OK；后者如CD，UFO。它是一种新形式的外来语。”(《谈谈字母词》)字母词与汉语里其他的词在形式上的显著不同在于它带有外文字母或者完全用外文字母。从性质说，首先它是外来词，而不是汉语用自身的构词成分构成的词。汉语吸收外来词的主要方式除了音译(如“逻辑、雷达”)、音译兼意译(如“基因、引得”)、半音译半意译(如“啤酒、摩托车”)等以外，还有就是借形词。老的借形词是从日语里吸收进来的用汉字书写的语词。这些借形词进入汉语后，改用汉语的读音，抛弃了日语的读音。例如：概念、干部、干线、具体、抽象、纲领、组织等。字母词和来自日语的借形词都是外来词，字母词与借形词不同之处在于它的词形不是汉字，而是外文字母。有些用汉语拼音构成的缩写词，如GB(国家标准)、RMB(人民币)、HSK(汉语水平考试)等，词形虽然也是字母，但不是外来词。如果单看词形，GB等也可以叫做字母词，但它们不是字母词的主体。从使用的领域看，字母词又可以分为两类：一类用于全民语言，如GNP(国民生产总值)、GPS(全球定位系统)、DNA(脱氧核糖核酸)、ISO(国际标准化组织)、e-mail(电子邮件)；另一类用于网络语言，如IC(I see，我明白了)、VG(Very good，很好)、GG(哥哥)、PMP(拍马屁)。这两类字母词性质不同，在交际中起的作用也不同。网络语言是在城市里一部分青少年中流行的社会方言，流通范围狭窄，不具有全民性。网络语言有许多不规范成分，对通用语言有销蚀作用。有的地方规定，网络语言不能出现在政府公文、报纸杂志、课堂的教育教学等领域，不能超出网络使用的范围，这种规定是必要的。在这篇短文里，我们不讨论网络语言里的字母词，只讨论全民语言里的字母词。字母词为什么能在改革开放的中国大量地产生？因为改革开放以来，中国和外界的交往日益频繁，逐渐融入世界。随着中国经济社会的快速发展，观念的更新，汉语里新的概念不断出现，原有的词语不够用，急切需要增加新词。用汉语的构词成分构造新词往往费时费力，不如直接引进国外已有的词语来得方便快捷。在时事政治和科学技术方面这种现象比较突出：前者如WTO(世界贸易组织)、ISO(国际标准化组织)、CEO(首席执行官)；后者如CAD(计算机辅助设计)、CPU(中央处理器)、DNA(脱氧核糖核酸)。这两个领域在现代中国社会发展变化都十分迅速，也正是字母词大显身手的地方。时势造英雄，字母词生逢其时，自然会得到很好的发展。再者外文字母与汉字是不同性质的文字，汉字社会对外文字母本来有种排斥力，而改革开放以来外文字母迅速进入千家万户，汉字社会对这些异域来客改变了态度，不但不再排斥，而且是张开双臂表示欢迎，甚至引为时尚。字母词进入汉语后，有什么积极的作用呢？刘涌泉先生归纳为四个字，就是：快(拿来就用)、简(写起来简便)、明(醒目)、广(用途广)。这正是字母词生命力之所在。字母词大量出现以后，在社会上就出现了赞成和反对两种对立的意见。赞成者认为：字母词是改革开放的产物，是信息时代的产物，汉语引进字母词丰富了汉语的表现力，适应了时代的需要，是大势所趋；反对者认为：字母词破坏了汉语书面语的整齐的美，破坏了汉语的纯洁。语言是文化的载体，破坏了汉语也就破坏了汉文化，后果十分严重，因此对字母词的使用必须加以限制。我认同前一种意见，不赞成后一种意见。在当今世界，全球化势不可挡。各种语言和文化互相影响，词语互相借用，促使各种语言都得以丰富与发展，这是语言发展的自然趋势；相反，完全与外界脱离、拒绝吸收其他语言词汇里的有用的东西，必然使自身陷入绝境。现代英语的词汇有近一半来自法语和拉丁语，很多科学方面的词来自希腊语。现代日语中汉语词占半数以上。其中包括明治期间利用汉语的构词法创造的大量新词。英语和日语有大量的借词，并没有破坏英语和日语所负载的文化，相反增强了英语和日语的表达力和竞争力。同样，汉语自古至今不断吸收外来的有用成分，这不但没有损害汉语的规范和健康，反而更能增加汉语的表达力和竞争力，我们不能无视这个事实。我们赞成吸收字母词，但是同时也主张科学、合理地使用字母词，不赞成滥用字母词。今天的中国并不是人人都懂外语，人人都熟悉字母词。人们遇到字母词时第一个困惑是不懂得表达的是什么意思，文章读不下去。写文章的人要尽量少用字母词，特别是那些社会不熟悉的字母词。非用不可的时候，要有必要的注释。字母词的使用在科技界往往具有更为重要的意义，无法回避也不应该回避。科技术语有很强的专业性，非本专业的人员不容易理解，这不是字母词本身有什么毛病。读文章的人要努力学习字母词，扩大自己的词汇量。遇到不懂的字母词要查字典，或向别人请教。花点工夫学习字母词是值得的，它可以更新或充实自己的词汇库，提高自身的语言运用的能力。对字母词开始时可能看不惯，但是因为它有用，所以要坚持下去。只要坚持下去逐渐就会习惯。另外，政府主管语言文字的部门，要抓紧解决字母词的规范问题，为使用者提供方便。字母词从产生之日起就面对着不同意见之间的争论，争论不但没有影响它的发展，相反它在争论中继续前行。赞成的意见固然使它受到鼓舞，反对的意见也使它看到了自身的不足，促使它不断克服缺点以便更好地适应社会的需要。
摘要 本文利用社会语言学的研究方法考察分析了术语字母词在新闻语体中不同文章领域的差异和分布，并就文章领域对术语字母词使用的影响进行了相关分析。研究发现，术语字母词的使用和文章领域相关。其中，经济领域和科技领域使用术语字母词较多，其根本原因在于，在经济领域和科技领域特别是科技领域，英语是术语的主要原创语言，中国要引进新科技并在这些领域与国外进行交流，就必须引进新术语。新闻语体中术语字母词的使用主要和语言三要素之一的语场即语篇所谈及的内容有关。术语字母词的总注释率为15.58%，注释率较低。随着科学技术的迅猛发展及国际交流的日益加深，当代汉语与外语特别是英语的接触(主要是书面接触)进入了前所未有的深与广阶段。在当代汉语中的表现就是大量使用字母词①，字母词是由字母语素参与构成的词，或字母语素单独，或字母语素与汉字语素、数字语素、符号等一起构成字母词(如“CT”“卡拉OK”“F1”“.cn”等)，引起了语言学界及社会各界的广泛关注。《语文建设》《语言文字应用》《科技术语研究》等刊物特设专栏讨论字母词问题。政府主管部门连续几次召开有关问题学术讨论会。但见仁见智，众说纷纭。字母词中外文缩略语占有很大的比例，而现代术语多用缩略语表达。“顺应人们想用简易手段来表达复杂概念的愿望，把已有的术语加以缩短、简化，便得到缩略术语。缩略术语的大量出现，并且得到越来越广泛的应用，这是现代术语发展中的一种带普遍性的倾向。”[1]“形译是将源术语的书写形式照搬进本族语。……近些年，形译西方语言特别是英语的现象多了起来，例如：ASCⅡ、CAD、CD、CPU……”[2]因此术语在字母词中所占的比重最大，达70%以上。用字母词表达的术语我们称之为“术语字母词”。术语字母词的使用在一定程度上关乎字母词的使用。术语字母词在汉语中的实际使用状况如何呢？为此笔者做了一项有关考察。一、考察对象本研究把考察对象分为三个地点：北京、上海和广州；两种性质：日报和晚报。本研究最终的考察对象为《北京日报》《北京晚报》《解放日报》《新民晚报》《广州日报》《羊城晚报》6种报纸。本研究所考察的语料均来自于6种报纸的网络版。二、考察方法本研究的考察对象是6种报纸2003年的语料。采用随机抽样的方法，从总体2003年的报纸中随机抽取一个样本周。周一为10月27日，周二为1月7日，周三为7月2日，周四为12月4日，周五为8月15日，周六为6月14日，周日为9月28日。6种报纸样本所构成的语料库共约600万字(6006315字)。考察结果用统计软件SPSS11.5处理。三、术语字母词的切分首先，要区分字母词与非字母词。字母词是汉语词语，它与外文原词(如“flash”)不同，外文原词在汉语中的使用是外文词语在汉语中的混用，不属于词汇的借用；而一般却把外文缩略语在汉语中的使用(如“CT”)看做词汇的借用，即外文缩略语是外来借形词。其主要原因和字母词的概念原型有关。在多数人的观念中，字母词就是由字母参与构成的词语，如“阿Q”等，既然是字母词首先要读字母名称音，如“X射线”等，而不读语言系统音。再次形体要大写，如“F学校”等。而外文缩略语多数读字母名称音；而且一般大写。因此，外文缩略语与字母词的概念原型相吻合。而外文原词则不同，它们读外语语音系统音，而且一般情况下小写。汉语拼音缩略语是受外文缩略语构词方式影响而产生的词语，如“HSK(汉语水平考试)”，是字母词；但汉语拼音原词不是字母词，如“Beijing”等，正如外文原词不是字母词一样；小于词的单位如汉语的字母如“ㄚ、ㄧ”，英文的语素如“im-”等，也不属于字母词的范围。基于以上认识，本研究只切分术语字母词。本研究对术语字母词切分的基本原则是以词为单位进行的。具体处理情况如下：第一，双字母及多字母一般情况能单独使用并有一定意义的作为一个词处理，如CDMA等；如果与汉字相连，而汉字一般又不单独使用，看做一个字母词，如CDMA网。第二，单字母意义不确定，一般和汉字或数字连用共同构成字母词，如“3G(第三代)”等；第三，计量单位如“m”“g”作为独立的单位处理，带“/”字符的复合单位切分为两个字母词，如“mg/L”。第四，产品型号和品牌分开使用时看做不同的字母词，如“MAZD新款A6……”，其中的“MAZD”和“A6”是两个字母词，一个是产品品牌，一个是产品型号；连用时看做一个短语，如“MAZDA6是新款……”，不再切分。第五，含有缩略成分的单位一般作为一个字母词处理。“汽车牌号”中的地名标志一般缩略为一个字，如“京F29445”，其中“北京”缩写为“京”。四、结果与分析(一)当代汉语中术语字母词的类型“通过语音或文字来表达或限定专业概念的约定性符号，叫做术语。术语可以是词，也可以是词组。”[1]计量单位、代号、产品型号等都是用来表达或限定专业概念的约定性符号，因此都是术语，但它们都不是典型的术语字母词。“科学单位是一种特殊的术语。”[1]在人们的心目中它们只是一些代码，一般不把它们作为“词”看待。代号如汽车牌号(“京B98933”)，其中的字母只是一个区别符号，没有任何意义，其中的数字也只是一个顺序号；产品型号如汽车型号(A6)，其中的字母一般是汽车品牌的首字母(“A”是“AUDI”的首字母)，其中的数字是产品顺序号。代号和产品型号应该说是语言文字符号的符号，是语言文字的替代品，具有抽象的代码性质；计量单位一般是词内首字母缩写(如cm是centimeter的缩写)，属于量词的范畴，在汉语中早期都有汉译形式，一般也都使用汉译形式，字母形式只是出于经济的原因在学科领域中作为汉译形式的替代品而使用，一般称之为“单位符号”，而且一般读汉译形式音，不读字母音，因此计量单位也具有较强的替代品的性质；只有一般术语，如“SARS(传染性非典型肺炎)”才是典型的术语字母词。样本语料库中共出现一般术语、代号、产品型号和计量单位四种类型。一般术语是典型的术语字母词，计量单位、代号和产品型号是非典型的术语字母词。(二)当代汉语中使用术语字母词的数量考察结果为，样本中共出现术语字母词4423词次①，占字母词总数的72.90%。②平均1358个字中出现术语字母词1词次，术语字母词所占比例为0.07%。如果平均词长以2字来计算的话，6种报纸样本语料库折合为3003157.5个词，平均约679个词出现术语字母词1词次，约占0.15%。平均每种报纸每天出现90.27词次术语字母词。其中典型的术语字母词最多，共3543词次，占80.10%；其次是产品型号、计量单位和代号，共880词次，占19.90%，其中产品型号最多，共374词次，占8.46%；再次是计量单位，共300词次，占6.78%；代号最少，共206词次，占4.66%。以上数据为字母词在样本中出现的实际次数。由于文章内容不同、作者用词习惯不同，都有可能导致出现字母词多少不同，因此每篇文章同一字母词以一次计算较为科学。这种统计方法得出的词次实际上是基于字母词的篇章分布率指数的。③这样得到的数据是，样本语料库共出现术语字母词2111词次，术语字母词1081个，具体情况如表1：从表1可知，其中典型术语最多，共1463词次，占69.30%；非典型术语共648词次，占30.70%，其中产品型号最多，共296词次，代号212词次，计量单位140词次。术语字母词中典型术语比例最高，是因为术语直接“移植”了大量的外文缩略语。(三)术语字母词的使用是否和文章领域相关本研究根据中国大学一级学科的11个门类划分术语类别，即“理学”“工学”“农学”“医学”“哲学”“经济学”“法学”“教育学”“文学”“历史学”“管理学”。除“农学”“哲学”“历史学”术语字母词在6种报纸样本语料库中没有出现外，其他学科术语皆有使用。非典型术语字母词因有其特殊性，本研究只考察典型术语字母词的文章领域分布。6种报纸样本中典型术语字母词共1463词次。其学科分布考察结果见表2：其中“工学”术语最多，共539词次，占36.84%；其次是经济学术语，共396词次，占27.07%；“管理学”“理学”“法学”术语最少。④不同学科术语在不同文章领域的分布情况是不同的，使用术语字母词最多的是“经济”和“科技”领域的文章，分别为459词次和375词次，分别占31.37%和25.63%。“经济”领域使用术语字母词最多的原因是“金融”和“汽车”领域大量使用术语字母词；“科技”领域使用术语字母词较多是因为“信息”领域大量使用术语字母词；使用术语字母词最少的是军事领域文章，共7词次，占0.49%；另外教育96词次，社会生活90词次，体育129词次，文化58词次，医药109词次，娱乐73词次，政法67词次。经济领域和科技领域使用术语字母词较多，其根本原因在于，在经济领域和科技领域特别是科技领域，英语是术语的主要原创语言，汉语要引进新科技并在这些领域与国外进行交流，就必须引进新术语，而术语的准确翻译要建立在对术语概念内涵的准确把握上，需要较长的时间，不能满足即时引进和交流的需要，因此大量的术语不再翻译而直接移植过来。[4]用系统功能语言学的语域理论解释的话，术语字母词的使用主要和语言三要素之一的语场即语篇所谈及的内容有关。军事领域术语字母词使用较少主要和军事领域文章较少有关，同时也和语篇的性质有关，军事领域文章一般内容较为严肃，风格较为严谨，较少使用术语字母词。[5]不同的文章领域，术语字母词的使用是否有统计学上可以分辨的显著差异呢？方差检验结果表明，不同的文章领域使用术语字母词是有差异的(F=102.507，概值<0.001)，因此可以说术语字母词与文章领域相关。同时，从术语字母词的文章领域分布来看，“工学”术语有327词次用在了“科技”领域，因为“工学”术语中大部分为“信息”“通信”“计算机”类术语，而“科技”类文章中又大部分是“信息科技”文章，所以说，“工学”术语集中运用在“信息科技”领域中，占60.67%；“医学”术语有96词次用在“医药保健”文章领域中，占51.89%；“经济学”术语有341词次用在“经济”领域的文章中占86.11%；“教育学”术语有102词次用在了“体育”领域，占62.96%，这是因为“教育学”术语包含了“体育学”术语；“文学”术语有33词次用在了“娱乐”领域文章中，占40.74%，这是因为“文学”术语包括了“艺术学”术语；“管理学”术语多在“经济”领域中使用，共23词次，占45.10%，因为“管理学”术语包括了“经济管理学”术语。从以上分析可知，术语字母词的分布比较集中，大多数术语字母词都在各自学科或相关学科领域中使用；分布面相对较广的术语字母词是“工学”和“医学”术语，“工学”术语主要表现为“信息科技领域术语”向其他领域的渗透，“医学”术语表现为与人们生活较密切的疾病名与医疗仪器名对其他领域的渗透。但总起来看，跨出学科领域流播到非相关学科特别是一般生活领域的术语字母词是有限的。(四)术语字母词的注释情况《中华人民共和国国家通用语言文字法》规定：“汉语文出版物中需要使用外国语言文字的，应当用国家通用语言文字作必要的注释。”字母词虽然是汉语词语，但毕竟是借形词，有学者多次提出字母词在文章首次出现时要加必要的注释，那么术语字母词在当代汉语中使用时注释的情况如何呢？因代号、产品型号、计量单位都是在专业范围内使用的有特殊用途的术语字母词，一般无需解释，一般阅读者也不必知道它们的含义。因此，我们只考察典型术语字母词的注释情况。本研究根据术语字母词在当代汉语语境中的实际运用情况，把术语字母词加注的情况分为：“在括注中”，如“醛糖还原酶抑制剂(ARI)”；“后汉注”，如“IEMN(微体电子)”；“有句子解释”，如“GMP是指药品生产质量全面管理控制的国际通行标准”；“并用汉字词前”，如“多功能运动车SUV”；“并用字母词前”，如“CAN多路传送协议”；“对举”，如“SARS……；非典……”。对表1中1463词次典型术语字母词考察结果见表3：其中228词次有注释，占术语字母词的15.58%。“在括注中”即在括号中出现的术语字母词，共82词次，占术语字母词的5.60%，占注释类型的35.96%。“在括注中”是对汉语翻译的外文注释，应该说它们不是在汉语行文中直接使用的术语字母词，如果把此种情况也看作有注释的话，有注释的术语字母词也只有15%强；而且像“对举”这样的注释是非常微弱的，如果对术语字母词一无所知，“对举”对帮助理解所起的作用是非常小的。“后汉注”才是典型的对术语的注释，但只占注释类型的17.98%，占术语字母词的2.80%。因此，应该说术语字母词注释的比例是非常低的。五、结论通过以上考察可以得出如下结论：(一)6006315字样本语料库共出现术语字母词4423词次，占字母词总数6068词次的72.90%；(二)术语字母词的使用与文章领域相关，科技领域与经济领域文章使用术语字母词最多；(三)术语字母词的总注释率为15.58%，注释率较低。* 本论文是国家语委语言文字应用“十五”课题——“汉语外来词语规范原则研究”的成果之一，项目编号为YB105-15，得到国家语委经费支持。本文在写作过程中得到李宇明教授的指导，在此谨表--------------------------第19页① 本研究所称“字母词”也包括“语”，为简洁起见称为字母词。--------------------------第21页① 本考察所用“词次”是指字母词的个数及其频度总和。② 所有字母词共6068词次，字母词1603个。除术语外，另有专名307词次、普通词语1338词次。③ 这种统计方法使用的词次实际上是字母词的篇章分布率指数。尹斌庸、方世增[3]：“什么是‘分布率’呢？如果把语料分成若干组，一个词在多少组里出现(不管出现次数)，就说它的分布指数是多少。”④ 需要说明的是：“工学”包括“信息”“计算机”“网络”“电子”“通信”“交通”“化妆品”等术语；“经济学”包括“金融”“股市”“商业”“房地产”“汽车”“保险”“宏观经济”“旅游”等术语；“管理学”包括“工商管理”“出版”“人事”等术语；“理学”包括“化学”“物理”等术语；“法学”包括“法学”和“政治学”等术语。另外，“医学”包括“药学”“卫生”等术语；“教育学”包括“教育”“体育”等术语；“文学”包括“音乐”“美术”“动画”“电影”“语言学”“服装设计”“舞蹈”“电子游戏”“集邮”等术语。
如果英文的全称是术语，其缩略语(abbreviation)也是术语。这里的缩略语即通常讲的“外文字母词”。缩略语的存在是不可或缺的。今举两例说明如下：1.Mean time between failures(for repaired items)此术语出自ISO IEC—271的1.4节。在国家标准GB 3187—82中译成“平均无故障工作时间”。国家标准GB 3187—82是1974年发布的，1990年12月发布的国际标准IS IEC 50(191)将此术语修订为：mean operating time between failures和MTBF(abbreviation)，并提出了补充定义The expectation of the operating time between failures。其全称和缩略语同时列入该标准的索引中。实际上，在工程系统可靠性估算(Reliability Evaluation of Engineering Systems)技术有关文献中，看到的是MTBF，而不是其全称。2.CAMAC—Computer Aided Measurement and Control计算机辅助测量和控制(《英汉计算机技术缩略词典》，电子工业出版社，1985)此术语的缩略语已纳入国家标准GB 7521—87(多个控制器在一CAMAC机箱中)，又如GB 7523—87 CAMAC子程序。在上述两个标准中，看不见它的全称。为什么国家标准采用CAMAC这个缩略词，而且不翻译成中文呢？“计算机辅助测量和控制”10个汉字，简化困难，全称在书面和口头使用中都不便。CAMAC的别称是Janus，指古意大利之门神(司管门户，开始与结束，有两个面孔，一在前，一在脑后)，俗称“双面神”，这是个褒称。而汉语中的两面(派)是个贬称。不能据此翻译。CAMAC是一个十分形象化的“外文字母词”，M是英文26个字母排序中的第13位，N是第14位，两者均处于26个字母的中间位置，不过在字形上，M是左右对称结构，而N不是。CAMAC的左边是C和A，右边是A和C，左右对称。左边的C代表计算机，右边的C代表被测控对象。这种奇妙的安排，汉语无法翻译，只好保留其原文。CAMAC是双音节，读作“卡马克”，音调也不俗。
摘要 文章对字母词界定的不同认识做出综述，进而提出了自己的见解。文章认为，字母词中，有的是汉语词汇系统的临时成员，有的已经成为正式成员。字母词在引入和使用上方便快捷，能够确保不改变原来的语义，因此，在社会生活，尤其科技领域还会得到更充分的发展。一、字母词的定义现有研究对于字母词的界定存在分歧，有几位先生的观点较有代表性。周玉琨认为，字母词与汉语词相对，多为外语词的缩写，是含有西文字母的外来词。GB、HSK这类词不是字母词，可以叫做“词语代码”。[1]胡明扬持有不同意见，他认为只有GB、HSK才是汉语字母词语，包含外文字母的词应称为“外文字母词”或“西文字母词”，而外文缩略语根本不是词，只能是原装外文缩略语。[2]黄文贵、谢英捷把汉语字母词界定为：已经汉语化，具有汉语特征的词，它可以或已经融入到汉语词汇系统中，同时认为外文词不属于这一范畴。[3]截至目前，已经出版了两部影响较大的字母词词典，即刘涌泉的《字母词词典》[4]和沈孟璎的《实用字母词词典》。[5]对于字母词的定义，刘涌泉说：“字母词是指汉语中带外文字母(主要是拉丁字母)和完全用外文字母表达的词。”[6]他在2002年对字母词的定名与定义重新做了调整，把名称改为“汉语字母词”，指的是“由拉丁字母(包括汉语拼音字母)或希腊字母构成的或由它们分别与符号、数字或汉字混合构成的词。”[7]实际上，这两种定义并没有本质的不同，名称的调整表现了他对字母词在汉语词汇系统中定位的认识，强调字母词属于汉语词汇的一部分。在词典中，刘涌泉把带有符号性质的外文字母也作为字母词收录进来，因此，他对字母词的理解似乎是：由拉丁字母(包括汉语拼音字母)或希腊字母构成的或由它们分别与符号、数字或汉字混合构成的单位，即只要在汉语背景中出现外文字母(包括拼音字母)就可以认为是字母词。这样做便于计算机信息处理，而在语言研究中则显得不够严谨。沈孟璎虽然没有直接做出明确定义，但通过词典的收词可以看出，她对字母词的界定既排除了含有外文字母的非语言单位，也排除了未经缩略的外文单词，这种界定更适用于对字母词的深入研究。根据我们的理解，以下几种情况通常不归为典型的字母词：(一)字母符号不属于字母词字母词的范围界定不清，最常见的是把符号作为了字母词，如：Fe(元素铁的符号)、cm(长度单位厘米的符号)、D(地铁的标志，是地铁的汉语拼音的首字母)。记录语言的字词当然也是符号，但是它是音、形、义三位一体的符号系统，音、形、义的结合牢不可破。而符号的读音和它的形式没有建立牢固的联系，它一般不读符号形式所体现的读音，而是读作对应的词语，如Fe一般不读作/ef-ì：/，更常见的是读作“铁”。(二)拼音缩写不属于典型的字母词拼音缩写，是指把汉语词语转为汉语拼音后缩写而成的词语，如RMB(人民币的拼音缩写)、YZ(硬座的拼音缩写)、GB(国标的拼音缩写)、HSK(汉语水平考试的拼音缩写)，这种词语的符号性强，具有词语代码的性质。见到这样的字母串，人们可以直接读它所指代的汉语词语的读音：人民币、硬座、国标、汉语水平考试。它们的性质属于词语的代码，更接近符号，如果使用频率很高、使用范围不断扩大，并且读音不再和指代的汉语词语发生关联，它们就有可能发展为字母词，比如GB、HSK就比RMB、YZ更接近字母词。(三)未经缩写的外文单词原形不属于典型的字母词第5版《现代汉语词典》(以下简称《现汉》)收录了两个英文原形词“internet”和“Internet”，分别指互联网和因特网。但是《现汉》并未把它们叫做字母词，而是列入“西文字母开头的词语”之中。从刘涌泉1994年给出字母词的定义到第5版《现汉》出版，已有十余年时间，《现汉》舍弃现成的“字母词”这一术语是经过充分思考的，它虽然认为“internet”“Internet”这类词语有查考的价值，但并不认同它们字母词的身份，至少不认为它们是典型的字母词。这类词语仍旧是外文，只是在汉语中借用较多而已，我们不能把所有借用到汉语中的词语都看做汉语词汇。真正对汉语词汇系统发生影响的是那些可能成为汉语词汇的外文缩写形式。未经缩写的外文词不属于典型的字母词，而外文词的缩写形式就属于字母词。那么，二者之间存在怎样的差异呢？CAD(计算机辅助设计)与computer-aided design相比，DIY(自己动手做)与do it yourself相比，FAX(传真件或传真机)与facsimile相比，它们分别形成了一个新的单词，采用了类似于约定性符号的形式，一律大写，成为不同于原来语言大多数词汇单位的特殊成员。正是由于具备了这些特点，它就有了很强的通用性，容易被社会接受和使用。但是，它和前面谈到的字母符号不同，它的读音形式独立于原形，是音、形、义结为一体的语言单位。通过前面的分析，我们可以给字母词定义为：汉语中使用的具有符号性质的带字母(包括拼音字母)的词语。二、典型字母词的分类从典型性的角度来考察字母词，它存在着一个由不典型到典型的连续统。根据符号性的不同，可以将典型的字母词分为以下三类：(一)直接移用的外文缩写字母词中数量最多的是移用的外文缩写形式，如CAD(计算机辅助设计)、DNA(脱氧核糖核酸)、OPEC(石油输出国组织)、IT(信息技术)、MP3(一种袖珍型音乐播放器)等等。外文缩写所具有的符号性不仅使它容易被引借到汉语词汇系统中来，也使它明显不同于其他的汉语词汇单位。我们看到，一些字母词在汉语词汇系统中已然取得了正式成员的地位，如DVD(数字影碟)、IT、DNA，但更多的还是汉语词汇系统的临时成员，它们是否能够成为正式成员，还需要相当长的时间来检验。对于外语水平比较高的人来说，这类词的理据性比较强，但进入到百姓的日常生活当中，就会产生强烈的“汉化”需求。(二)外文字母、外文缩写和汉字的组合这类词语是已经汉化了的词，它的符号性大大降低，如维生素A、卡拉OK、X射线、B淋巴细胞、IP电话(网络电话)、POS机(销售点终端机或电子收款机)、4A级。其中，维生素A中的“维生素”是一个音译加意译的外来词，“A”表示序号；卡拉OK中，“卡拉”是日语词的音译，而“OK”则是来源于英语词的字母词，而大部分外文字母、外文缩写和汉字的组合在构词上形成了偏正结构，外文字母或外文缩写表示词语的区别性特征，汉字部分表示词语的类义。这种结构与单纯的外文缩写相比，汉化程度较高。首先，汉语中词与构词成分之间存在明显的系联关系，直接移用外文缩写则不存在这种系联关系；其次，以汉语为母语的人在认知新事物、新词语的时候，习惯与旧有事物、旧有词语联系起来，外文缩写不能提供这种联系，添加出表示类义的汉字才符合汉语的构词特点和汉族人的认知特点。在汉化的同时，它的符号性也大幅降低，能够比较容易地融入汉语词汇系统中。这类字母词有的暂时仍然属于汉语词汇系统的临时成员，如IP电话、POS机、4A级等，有的已经可以看作汉语词汇系统的正式成员了，如维生素A、卡拉OK、X射线等。(三)利用字母自身的性质而创造的词字母的外形特点、排列的顺序性，以及它们之间的相互区别性都属于字母自身固有的性质。汉语字母词中，有一些是利用字母的外形特点来造词的。如T型人才(知识广博又有研究深度的人才)、X型人才(多学科的交叉型人才)、O形腿(罗圈腿)、V字领(一种衣领的样式)等。汉语传统上是采用天干、地支来排序，西学东渐以来，字母的顺序性和彼此的区别性日益为人们所熟悉，也被用来创造新词，如字母词ABC，是利用它们在字母表中排在最前面来借指一般常识或浅显的道理；AB制和AB角，是利用A、B是两个字母，并且A排在B之前，来借指一个角色有两人担任，并且A角先于B角。这类词语有一定程度的符号性，是借用外来的材料，用汉语的思维方式创造的词语。与其他非字母词一样，通过一定时间的检验，有可能成为汉语词汇系统的正式成员。三、字母词在汉语使用中的作用和发展趋势字母词最显著的特点是符号性强，这使字母词具备了以下两个优势：一是引入和使用上的方便快捷，二是能够确保不改变原来的语义。与字母词相比，对应的汉语词往往专业性比较强、音节比较长，不便于记忆和称说，并且字母词的运用避免了“一词多译”现象的产生，这使得它在引入和使用上都更为方便和快捷。字母词还能确保不改变原来的语义，这是因为意译或音译时，有可能因为选用的字形不同而对词义产生误导。比如艾滋病一词，最初多采用“爱滋病”的译法，但由于人们可能把“爱”与这种病的病因相联系，正式定名时就采取了“艾滋病”的词形，如果直接采用对应的字母词“AIDS”则不会产生这一问题。正是由于字母词的这些优势，它在社会语言生活中发挥的作用是不可忽视的，其独特的价值也被人们逐渐认识。可以预见，在今后的相当长的时间内，这种语言现象肯定不会消亡，而且在日常生活中，尤其在科技领域还会有更充分的发展。第5版《现代汉语词典》收录的以西文字母开头的词语182条，其中语文性词语只有16条，占总数的8.8%，如AA制(平摊和各自结账的做法)、ABC(指常识和浅显的道理)、DIY(自己动手做)、T恤衫(短袖套头衫)等。百科词语166条，包括43条哲社条目和123条科技条目。哲社条目占总数的23.6%，多集中在经济领域，如A股、K线(记录证券价格变化的柱状线)、CPA(注册会计师)、CBD(中央商务区)、GDP(国内生产总值)、WTO(世界贸易组织)等。科技条目占总数的67.6%，广泛分布在电子信息、生命科学、物理、化工、军事、交通等方面，如CPU(中央处理器)、GPS(全球定位系统)、AIDS(艾滋病)、PPA(苯丙醇胺)、X射线、LPG(液化石油气)、TMD(战区导弹防御系统)等。[8]虽然“以西文字母开头的词语”不同于字母词，但它与字母词大部分是重合的。对于字母词的发展与使用，我们语言工作者应该给以充分的理解和宽容，允许它先以临时成员的身份暂时进入汉语的词汇系统，然后根据它类别的不同，服务领域的不同，加以区别对待。进入社会日常生活的字母词，要尽量寻求简明的汉语替代词，使社会用语中的字母词在数量上保持相对稳定。比如WTO进入日常生活后，“世贸”与之对应，IQ得到社会关注后，有“智商”与之对应。而那些专业性很强、在本专业使用的术语，可以对字母词的态度更为开放，可以把它自由地引入汉语，至于它是否能够演进为正式成员，则要看它的发展。汉语词典对于字母词的态度既要审慎，更要积极。在社会上流行的字母词大都是新词语，读者对此有查考的需要，应该尽可能的收录备查，同时，一旦产生了词形简捷、语义明确的汉语对应词，就应该积极地进行引导，适时地予以规范。* 杜翔博士对本文的初稿提出了宝贵意见，谨此致谢。
我自进入国防科研部门以来，就接触到这个具有新含义的“过载”术语。所谓新含义，即与我原来理解的、也是常用的含义完全不同。我原来理解的含义是“超过额定量值的载荷”，如功率过载、电流过载等；而这新含义却是“物体所受重力以外的外力与重力之比”。多年工作使我逐渐习惯了原来的含义，然而最近由于审读书稿，我觉得应该把这个问题追查清楚，这才知道有国家标准作为依据。原来已由国家质量技术监督局批准发布了国标GB/T 14410.2-93《飞行力学，概念、量和符号》，其中的3是“术语和符号”。这一国标文件的3.9节标题为“过载(载荷因数)”，其下用表的形式规定了4条术语。表中3.9.1条术语为“过载向量(load factor vector)”，定义为“作用在飞机上的除重力以外所有外力的合力向量R①与飞机重力之比R/mg”。下面提出我个人的看法供大家探讨。1.英文load factor并无“过”的含义，该国标3.9节标题中给出的备用名称“载荷因数”完全贴切，所以不如以“载荷因数”作为本节标题，而删去“过载”一词。如果为了照顾习惯，只在备注栏中列为暂时保留的名称，最多也只能列为备用名称，因为容易与常用的含义混淆。汉语中的“过载”，英语对应词是overload(见《现代汉语词典》增补本423页，《新英汉词典》929页)。另外，在国标中，也有英语对应词overload的，如GB/T 2900.1-92《电工名词术语·基本术语》中665.4.42条“过载量”这一术语的英语对应词是“overload quantity”。这样处理，也消除了国标之间的互不协调问题。2.该国标3.9.1条术语的定义是否合理，我认为也还值得商榷。因为按照该定义，一架飞机静止地停在机场，其过载不是0而是1，且方向向上；但若从飞机中抛出一物体，让它自由下落，忽略大气阻力，则该物体的过载反而为零。运动的、既有速度又有加速度的物体没有过载；静止的物体反而必有过载。这样就与日常生活习惯不相一致。据我所知，这似乎由于考虑惯性加速度计的工作问题。因为这种加速度计中的惯性质量块在静止状态受到的重力会使它显示相当于-1g的加速度值(设该加速度计的安装方向是向下为正方向)，这正好符合该国标3.9.1条术语的定义。但物理量的定义应反映客观实质，而不应迁就计量仪器。例如气体压力(压强)的定义就不考虑要将地面大气压力除外，这才产生表压与被测气体的实际压力相差一个当地大气压力量值的结果。因此，该术语的定义中为了合理，似应删除“除重力以外”这五个字。我不清楚GB 14410.2-93是否等效或等同采用某国际权威标准而编成。若是，则考虑与国际接轨，以上第2条意见恐难采纳，但希望通过研讨取得共识。而第1条意见则纯属翻译问题，希望通过研讨取得共识以后，请起草单位在修改再版时考虑共识意见。 ① 本文改用粗体字母代表向量，而不用上面带箭头的字母。
美(mel)、方(phon)和宋(sone)都是与声响有关的单位，以上三单位的中文译名原各有口旁(、、)，1977年7月20日中国文字改革委员会和国家计量局《关于部分计量单位名称统一用字的通知》废除口旁的美，用美；废除口旁的方，用方；废除口旁的宋，用宋。其中的和已被收入《新华词典》(2001年第3版)。废除繁体字、异体字是文字改革工作的方向，但美、方和宋的单位名在改革后却出现了新的矛盾。1.“方”原为科技界广泛使用的计量名词，如在数学中用来表示乘方，在土地丈量、土石方计量、水利、建筑、供水、供气等工程技术中，“方”经常被用作平方米或立方米的简称，如今又将方用作响度单位，一名多用，有违科技名词单义性原则。读音为fēng，是“风”的同音字，与phon的发音相近，telephone和microphone曾有过德律风和麦克风的译名，都属于正确的音译。但“方”读音却为fāng，用来作为phon的译名既非音译，又非意译，可谓不伦不类。2.“美”不但常用于计量名词(如美吨、美加仑)，而且又是极其常见的形容词。mel来自melody，原义为音调，作为主观评定的音调单位，mel表示音的高低，但“美”却和音调的含义毫无关联，以此作为音调的单位显然不妥。3.宋是常用的多义词，sone来自song，作为主观评定的响度单位，而“宋”的含义与响度毫无关联，以此作为响度的单位也十分不妥。美、方和宋的译名原各有口旁，以上的矛盾原不存在，但已废除的汉字不宜再用，欲求解决矛盾只能另辟蹊径，为此提出如下的建议：1.将phon译为唪，其读音与phon相近，又带有口旁，易被识别为译名。2.将mel译为唛，其读音与mel相近，又带有口旁。3.将sone译为颂，其译音与sone相近，而颂的含义与歌(song)相关。
2006年4月15～17日，测绘学名词审定委员会召开换届工作会议。会议由测绘学名词委主任杨凯主持，解放军测绘学院院长王小同到会并致辞祝贺，测绘学领域近30位专家出席了会议。(李玉英)
2006年5月16～19日，细胞生物学名词终审会在杭州召开，近20位专家出席了会议。会议由徐永华副主任和韩贻仁副主任主持。会议决定6月底前完成定稿。(高素婷)
2006年4月28日，化学名词委与材料学名词委召开审定会议。会议明确了化学名词委高分子专业组和材料学名词委高分子专业组的工作任务分工。 (才磊)
2006年5月19～24日，地理信息系统名词审定委员会召开工作会议。会议对三年来海峡两岸地理信息系统专家共同编订的4000条地理信息系统名词进行逐条审定。会议还对地理信息系统名词的定义部分进行了集中审查。全体专家共同努力，高效完成了会议的预期任务。(李玉英)
对汉语将科学和技术简称为“科技”的批评时有所闻，我也曾同意过。比如1999年《科技术语研究》编辑部征集意见时，我就建议将刊名直接叫做“科学技术术语研究”。但是后来，我又觉得这在汉语中其实不是问题。读中国科学院邹承鲁和王志珍二院士《科学与技术不可合二为一》(参见《科技日报》2003年8月5日)一文，由于文中涉及到“科技部”“科技处”这些建制的称谓问题，我同时认为还涉及到《科技术语研究》这个刊名问题，才感到问题有些大了，应该讨论讨论。下面，试从三个方面分析：作为表意文字，汉语与表音文字的最大不同之处在于，它的词是由字构成的，甚至字就是词，这越在古代越是明显，而且，汉语的字都是单音字。汉语中的联合词组如果是由单音节词组成的，每个字就是一个语素，如天地、上下左右、仁义礼智信……；如果是由双音节词组成的，由于每个双音节词都有一个主语素，为了简洁，没有必要将两个双音节词都保留下来，可以将各自的主语素予以组合，中间也不用连词或顿号。比如，日头和月亮写成“日月”、物理和化学说成“理化”、桌子和凳子写成“桌凳”……虽然每个词素各自表示着不同的概念，但谁也不会误会。科学和技术在某些语境中被写成“科技”就属于这种情况。这不但符合汉语的特点，也是汉语的优点。与汉语不同，表音文字——比如英语——的词不是由字构成，而是由字母拼成的。它的最小单元是词，而且绝大多数的词都是多音节的，其词义不像汉语那样体现在字形中，而是被规定的。词义与其完整的音节结合得非常紧密，不可能拆散和截取，因此英语中的联合词组总是借助于连词“and”或符号“&”等实现联结，不像汉语那样可以自然组合，更不像汉语那样可以将其中一个词的主语素截取出来与另一个词的主语素组合成该联合词组的简写形式。但这不是说表音文字不可能简写。它也能简写，但不是像汉语那样，可以将每个词素的主语素截取并予以组合，而是只能将专有名词或固定词组中每个词的第一个字母大写排在一起，而且一般要用“&”等互相隔开。每个大写字母就代表着自己整个词的意义，比如STS就是“科学、技术和社会”的简写。因此，西语的这种“简写”被许多人正确地称为缩略语。马大猷院士称其为“符号”、“简称”，不能按语词来用的观点我认为更正确。①而在汉语中，就没有这个限制。因此，英语中的科学和技术各自都是完整的多音节词语，不可能抽取出“科”和“技”这样的部分。这一点在我们把“科技”翻译成英语时表现得非常明显，因为再高明的翻译家也只能把它翻译为“科学和技术”(science and technology)，而不可能翻译为“科技”。这不是“不为也”，而是“不能也”。汉语的“科技”既不是将科学和技术混为一谈，也不是合二为一，因为合二为一是把两个变成了一个，而“科技”是科学和技术的联合词组。谁也不会将它当作既不是“科学”又不是“技术”的另外一个莫名其妙的“科技”。它形式上是“一”，实则是“二”。因此，以西语世界没有“科技”这个词批评汉语的“科技”不科学或不规范是没有道理的，一种语言现象只能从其语言系统的自身特点去分析。 ① 马大猷的看法。科技术语研究，2004，6(3)：36
我们现在在媒体上常常能见到“H5N1亚型高致病性禽流感”，那么H和N又是什么意思呢？它们是一些物质的缩写：H是血凝素Hemagglutinin的缩写，而N是神经氨酸酶Neyramidinase的缩写。这两种物质在病毒的入侵细胞、传播的过程中，起着极为重要的作用。血凝素H是病毒入侵的“开路先锋”，它能和细胞膜上的蛋白结合，在细胞膜上打开一个通道，使得病毒能进入细胞。这样病毒就能在细胞里胡作非为，利用细胞的物质进行自我复制，制造出一群新的病毒。当新病毒要钻出宿主细胞的时候，进入细胞的“功臣”H却偏偏还要和宿主的细胞膜“纠缠不清”，这时候就需要依靠神经氨酸酶N来解决问题了。N就像一把刀，通过“水解”的方式切断病毒和宿主细胞膜的最后联系，使病毒脱离宿主细胞，再次去寻找感染下一个目标了。现在著名的“达菲”，作用原理就是不让这把“刀”起作用，使新的病毒无法脱离宿主细胞，从而抑制病情。依据H和N的化学排列的不同，病毒也就有所不同，人们也就用字母后面标出数字来区分它们，其中H有15个类型，N有9个类型。病毒的种类虽然多，但也有高致病性和低致病性之分。在我们已经发现的流感病毒里，目前还只有H5和H7是高致病性的，其他则没有那么危险。 (庞子文摘自《读者》)
笔者在《科技术语研究》(1999，第三期)上，曾撰写《二噁英的正确命名》一文，是因为当时媒体广泛报道了在欧洲生产的畜禽和乳制品中含有致癌物质“二英”。由于计算机字库没有字，所以媒体基本上用“二恶英”。时至今日，“恶”字这种错误用法仍广泛见于诸媒体。在1932年，当时的教育部公布的《化学命名原则》中，对杂环化合物的命名已经使用“”字如：“唑”。“二英”就是含氧五元杂环的衍生物。当时公布时使用繁体“噁”字，在汉字简化时将“惡”和“噁”统一使用“恶”字，忽略了化学命名中使用的“”字。《中国食品卫生杂志》在报道中也使用“二恶英”，后来他们查阅了中国化学会1980年修订的《有机化学命名原则》，发现“”误用为“恶”，后在该刊物以编辑部署名的文章做了说明，他们这种严肃、认真的态度，值得学习。最近笔者又发现在媒体上报道“蝶啶”一名时多处使用“喋啶”。蝶啶(pteridine)又称四氮杂萘，属嘧啶并吡嗪环系，其衍生物如叶酸、核黄素等广泛存在于动植物体中，目前在医药方面使用很广。如：氨苯蝶啶(triamterene)用作利尿药；呋氨蝶啶(furterene)临床上用于治疗心力衰竭、肝硬变和慢性肾炎等引起的顽固性水肿和腹水。美国2000年零售额领先的200种通用名药品，氨苯蝶啶占据第15位，甲氨蝶啶在第40位，可见其重要。但“蝶啶”和“喋啶”使用混乱。据统计，最近在雅虎网上使用“蝶啶”的有11300项，使用“喋啶”的有8840项；在百度网上“蝶啶”使用占8390项，“喋啶”使用达9650项，可见其混乱程度。与“蝶”字有关的化合物还有“蝶呤”(pterine)，是以2-氨基-4-羧蝶啶为母体的一类衍生物。“蝶酸”由蝶呤与对氨基苯甲酸相连而成，是叶酸结构的一部分，蝶酰谷氨酸(pteroylglutamic acid)，又称叶酸(folic acid)是一种广泛分布的B族维生素。“蝶”字在化学中的使用，最早见于1953年8月由中央人民政府政务院文化教育委员会学术名词统一工作委员会公布的《化学物质命名原则》(修订本)中，该《原则》将1，4，6，8-四氮杂萘称为“蝶圜”。在1960年公布的《有机化学物质的系统命名原则》中，“蝶呤”被确定为重要杂环的特定名称。为什么用“蝶”不能用“喋”？据日本出版的《化学用语的由来》一书中考证，蝶啶(pteridine)是由“蝴蝶”翅根部色素中分离出来故命名为蝶啶。目前错用“喋”字有两种可能：一是认为凡杂环类化合物都应用“口”字为偏旁，另一个原因是中国台湾使用“喋”字。
化学名词审定委员会的分析化学、无机化学、放射化学、有机化学、物理化学专业组于近期分别召开了审定工作会议。分析化学专业组于2月24日召开了工作会议。会议对本专业名词初稿进行了第二次审查，并对本学科内重复收录的词条进行了调整。无机化学专业组于2月25日和3月3日两次召开了工作会议，主要对本版名词稿所提出的增补、删减、修订的名词进行了认真审查，并对无机化学的分类进行了讨论。3月3日，根据前一次会议提出的意见及会后进行的整理工作，对审查稿再次逐条审定。会上难以确定的词条，将于会后进一步查询。会议还对增加无机化学材料等词条、按照相关概念排序等问题进行了充分讨论，形成一致意见。放射化学专业组于2月25日召开了工作会议，对本版名词稿进行了第二次逐条审阅。本次所审定的名词数量比l99l年版增加了约80%，重点是核物理、核化工、核医学等专业领域名词，专家们进行了认真的审查和修改。有机化学专业组于2006年3月15～16日举行了工作会议。会议对审查稿进行了逐条审查，并对部分词条进行了删改；对有机化合物中杂环化合物、天然产物的收词原则进行了深入探讨；对涉及人名的专业术语进行了研究，并将提交外国科学家译名协调委员会确定。物理化学专业组于2006年4月8日，在北京大学化学系举行了工作会议。会议对审稿进行了审查，并对部分词条进行了删改。会议确定将在下一步工作中对词汇进行内部查重，并再增加一些反映本学科最新进展的名词，以及按照相关概念进行排序。会议还就审定工作原则和方法等方面一些的问题达成了共识。经过各专业组的认真工作，化学名词审定委员会按照计划完成了预定任务。(才磊)
据了解，我国每年因吃错药而被夺去生命的有40余万人。之所以造成这种状况，在很大程度上与药名过多过乱有关。近年来市场上的药品名称很不规范，有的是老药起新名，比如琥乙红霉素又叫利君沙。还有的一种药取多个英文名、拉丁名、中文名，比如菌必治，又叫头孢三嗪、头孢曲松、罗塞、嗪罗氏芬等。这些不规范药名，严重扰乱了医药市场的健康发展。药品不同于一般的商品，它有着严格的质的要求，即便在起名这样的环节上也马虎不得。药名过于混乱，不利于药品市场的管理。首先，它会给医生开处方、药剂师调配药、护士执行医嘱带来诸多不便，碰上业务娴熟的尚能应付，若是遇上新手，很容易显得无所适从，甚至拿错了药。其次，药名混乱不利于患者就诊。随着处方药和非处方药在我国全面实施，消费者自购药品会越来越多，药名不统一，人们消费起来就会心存疑虑。患者本来就对药品知识知之不多，药品名称过于混乱，很容易使人们“望药兴叹”。鉴于此，希望人们都来正视药名规范问题，什么样的药品该用什么的名称，不能随意起药名。(韩东山摘自《光明日报》)
医学检验学名词审定会于2006年5月9日召开，丛玉隆等十几位检验学专家对初稿进行了审查，并按照学科分类进行了分组讨论。(才磊)
“大气科学名词审定委员会工作会议”于2006年3月1日在北京中国气象局召开。会议商定7月份进行修订1996年出版的名词书及新增词条的定义审定工作。会议还对海峡两岸共同收集的新词进行了筛选。(李玉英)
为贯彻2006年度全国科学技术名词审定委员会(简称全国科技名词委)常委会上提出的进一步加强宣传工作的精神，全国科技名词委事务中心经过充分酝酿和筹划，与《光明日报》合作，于2006年4月27日在《光明日报》上刊出专版。专版旨在深入宣传全国科学技术名词审定委员会成立20年来所取得的工作成就，让社会各界进一步了解我国科技名词规范化工作的重要意义。全国科技名词委主任路甬祥院士欣然接受了《光明日报》记者采访，对我国科技名词工作发表了重要讲话。路主任对我国20年来的科技名词规范化工作作了简要回顾后，阐述了当前新时期赋予科技名词工作的新的任务：一是在原始创新活动中，会出现很多新概念和新名词，需要及时命名，科技名词规范化工作断不可少。因此，科技名词工作要为推进国家创新体系建设、提高科技自主创新能力服务，这是新时期赋予我们的新任务；二是现代科学技术越来越广泛而深刻地影响着人们的生活和观念，不仅是科技发展迫切需要科技名词规范化工作，而且由于科学技术的社会化，社会各个方面也迫切需要对名词术语有个更好的规范。因而，使得科技名词工作做到与科技发展同步，也是新形势对我们提出的新要求。三是要继续做好两岸科技名词对照统一工作。做好这项有利于祖国统一大业的基础工作，是历史所赋予我们的重要任务。路主任强调指出，科技名词规范化对于国家的科技发展和文化传承是一项配套的重要的基础性工作，是实现科技现代化和社会各个方面协调发展的一项支撑性系统工程。没有这样一个系统的规范化的支撑条件，不仅科技的协调发展将遇到极大困难，在科学技术社会化的今天，还将严重影响社会生活、国家安全、教育、经贸、文化传承等。所以，要把它当作科教兴国战略当中一个重要组成部分，当作我国建设社会主义先进文化的重要组成部分，把它放到我国的政治经济大局、科技文化大局和构建和谐社会的大局中给以定位，按照“全面规划，依靠专家，科学审定，统一协调，正式公布，积极推广”的方针来积极开展这项工作。《光明日报》还刊登了《全国科技名词委与我国科技名词规范化事业》、《海峡两岸科技名词对照工作》、《我国科技名词工作历史沿革》等文章。 (牧岭)
摘要 论述了1901～1932年中文无机物命名史上的两种命名风格：类属式命名与某化某式命名，及两种命名法的演变与发展。在中文化学术语形成的历史上，1932年是特别重要的一年。其重要性在于1932年教育部颁布了《化学命名原则》，确立了系统的元素、无机物与有机物的命名原则，结束了此前中文化学名词的混乱局面，并为此后中文化学名词的发展与改进奠定了基础。就无机物名词而言，1901年又是特别重要的一年。因为是年益智书会提出了第一个系统的中文无机物命名方案《化学名目与命名法》(Chemical Terms and Nomenclature)。对1901～1932年中文无机物名词的演变历史不但知者不多，研究亦几近阙如①，爰著此文，以飨读者。一、中文无机物命名史上的两种命名风格：类属式命名与某化某式命名我们现在所使用的无机物名词中，如氯化铁(FeCl3)、氯化亚铁(FeCl2)、四氧化三铁(Fe3O4)等命名方式可称之为某化某式命名，这类命名几乎是中文无机物命名的核心。另有一类名词，如硫酸、硝酸、磷酸等命名方式，可称之为类属式命名。从这类名词中我们很容易判断这些物质属于“酸”这一类别。类属式命名在现代化学名词中的痕迹几殆消失。在历史上，基于类属式命名和某化某式命名都曾提出过一套系统的中文无机物命名方案。它们最初的创制者分别是新教传教士组织益智书会与中国学者虞和钦。19世纪末，中文无机物命名大多采取“连书原质之名”的做法，这等于没有命名。第一个系统的中文无机物命名方案由益智书会于1901年的《化学名目与命名法》[1]中提出。该方案在1899年就已完成，它有两个要点。第一，确定类名或属名，以表征不同种类的化合物。这些属名共5个，它们是酸、鹽、礬、锈、沎、洽，分别对应于我们现在所说的酸、卤化物、含氧酸盐、二元金属氧化物、氢氧化物、除二元金属氧化物外的其他二元化合物及某些三元及以上的化合物。第二，确定修饰属名的词头，以示明同类物质之间的联系。这些词头有：下(hypo-)、次弱(between hypo－and -ous)、弱(-ous)、中(between -ous and meta-ic)、次强(meta－or between -ic and 中)、强(-ic)、合(-ous and -ic)、上(per-)、烘(pyro-)等。益智书会的无机物名词示例见表1。益智书会制定的属名“鹽”“礬”“锈”等取自中国传统物质名词，自然是为了方便中国人的理解。他们制定的名词较直译分子式的做法无疑是一个重大进步。然而，他们对类属的划分有时过窄，有时又过宽。如卤化物、含氧酸盐、硫化物等都属于盐类，但却赋予不同的属名鹽、礬、洽。同是氧化物，金属氧化物命名为锈，非金属氧化物命名为洽。这都是划分过窄的例子。除二元金属氧化物外的其他二元化合物及某些三元及以上的化合物都命名为洽，这是划分过宽的例子。另外，他们制定的词头与西方化学名词的定性词缀相对应，因而沿袭了西方名词本身存在的混乱和弊病。单纯根据他们的名词，写出准确无误的分子式是比较困难的。这是益智书会的无机物名词存在的缺陷。某化某式无机物命名早在日本学者宇田川榕菴的译著《舍密开宗》(1837)中就已经出现。在1891年的《化学訳語集》与1900年的《化学語彙》中，它被确立为日文无机物的命名方式。留学日本的虞和钦最早将这种命名方式引入并应用于无机物的中文命名上。1901年，虞和钦在《普通学报》第3期上发表《化学命名法》[2]，论述了根、二元化合物、三元或三元以上化合物(包括酸、碱、盐)的命名法。这一命名系统显然是受了日文命名的影响，诸如酸化(即氧化)、盐化(即氯化)、水酸化(即氢氧化)等用法不遑枚举。1903年，虞和钦在《科学世界》上发表《化学定名表》[3]，给出了大量中文无机物名词，使某化某式命名法更加具体明朗。不过他在元素译名上不再使用酸素、水素、盐素等日译名，而改用养、轻、绿等，因此相应的出现养化、绿化、轻养化等用法。虞和钦的无机物名词示例见表2。不难看出，虞和钦的某化某式命名法引入了数字词头修饰根基名称，使由名称准确书写分子式成为可能。但他采用若干某化某来命名二元化合物时，只用数字修饰阴根，而不修饰阳根，致使在S2O7(七养化硫)、P2O5(五养化燐)等的命名上又显得不完全确当。此外，也容易发现虞和钦对于单价态元素的含氧酸盐的命名比较有条理，对于多价态元素的含氧酸盐，则以酸名连缀金属氧化物的名称而成，显得有点繁长。总之，虞和钦的某化某式无机物命名方案在诸多方面还有待完善。二、类属式命名的流变及影响益智书会的类属式命名自提出之后，可以说一直颇受“冷遇”，知者不多，影响也极为有限。对益智书会的无机物命名方案作出重大改进的是杜亚泉。1905年，杜亚泉在他编译的《化学新教科书》[4]中提出基于元素化合价的无机物命名方案。该方案与益智书会的方案一样以确定属名和词头为主要特征，但不尽相同。第一，制定的属名仍取自中国传统物质名词，但有所增多。这些属名共13个，它们是酸、锈、盐(鹽)、丹、鹼、礬、硝、垩、、砂、硄、砒、硼，分别对应于我们今天所说的酸、金属氧化物、金属氯化物(其他属名未包括的某些盐类)、硫化物、氢氧化物、硫酸盐、硝酸盐、碳酸盐、氯酸盐、硅酸盐、磷酸盐、砷酸盐、硼酸盐。第二，根据元素的化合价确定相应的词头，直接修饰变价元素，置于其前。具体规定是，第四列以前的元素，列数即正价；第四列以后按列递减者为正价，列数则为强价。于正价减一、二、三价者称亚、次、下价，增一、二、三价者称中、过、上价。对于第八列元素，规定高价和低价。其中，强价、高价、低价中有增减者，则称过强、次强、过高、次高价。另外，杜亚泉还规定了命名时，元素书写的顺序。一般来说，金属元素置于前，非金属元素列于后。杜亚泉的无机物名词示例见表3。根据杜亚泉对化合价命名的规定，只要掌握了元素周期律表和化合价等基本化学知识，就大致可以由名称准确书写分子式。因此，名词实际上能够间接反映出物质组成的信息。这较益智书会的名词来说是个进步。但是杜亚泉的名词也存在一些弊病。譬如，第一，由于他对某些特定盐类制定了过多的属名，导致他的名词系统中盐的命名非常混乱。第二，由于名词建立在元素化合价的基础之上，因此难以对同价态元素形成的不同化合物给出命名。杜亚泉的无机物名词在他编译的《简易格致课本》(1906)[5]和《理化示教》(1907)[6]中有所使用。除此之外，就笔者目前所查阅的文献来看，类属式无机物命名还可见于吴仰曾翻译、董濬川代笔的《化学新编》(1905)[7]，瑞典新常富讲授、徐鸿宝和习观枢等编纂的《无机化学》(1908)[8]，1906年《北洋学报》上的《化学粹言》[9]，及《中国化学会欧洲支会戊申年报告》(1908)[10]等。总的来说，这类命名影响不大，在杜亚泉之后未见有重大发展和改进。事实上，杜亚泉本人后来也放弃了类属式命名。1908年杜就田编辑、杜亚泉校订的《实验化学教科书》[11]中杜亚泉已经改用某化某式命名了。三、某化某式命名的流变及影响与类属式命名受到“冷遇”形成鲜明对比的是，某化某式中文无机物命名一直“大受欢迎”。经过不断的演变与发展，它终于被确立为中文无机物的命名方式。甲午战争之后，中国转向日本学习西方科学，大量日文化学书籍被译介过来。中文化学术语受到日文化学术语的极大影响。无机名词尤其如此。某化某式命名在当时的书刊中几乎放眼皆是。这对某化某式命名的最后确立无疑起了推波助澜的作用。值得指出的是，同一无机物的中文名称，虽然都采用某化某式命名，表达形式却多种多样。准确而完善的某化某式命名法的建立还有待不断地摸索和试用。19世纪末，中文化学术语，尤其是元素译名，十分混乱。1896年，益智书会成立了科技术语委员会，试图统一术语译名。1901年，他们制定了类属式无机物命名方案。稍后，虞和钦提出了某化某式无机物命名方案。1906年，王季点于东京中国学生工业研究会出版的《工业会志》第1期上发表了《无机化学命名法私议》[12]。1907年，薛蛰龙在《理学杂志》上发表《化学命名法》[13]，论述了根名(根之分类、根之名称及根之符号、单根之名称、复根之名称、基名、错根之名称)及由这些根基所组成的四类物质(与根为同名称者、连结二个或二个以上之根名者、示组成不单独之名称者、连结上三类之名称二个或二个以上者)的命名法。这一命名法明显是译自此前日本化学会颁布的《化学語彙》。1908年，清末学部颁布《化学语汇》[14]，这是第二次统一化学术语的尝试。《化学语汇》所收录的无机物名词没有采纳类属式命名，而是采纳了某化某式命名。部分名词如绿化第一铁(FeCl2)、绿化第二铁(FeCl3)、二养化锰(MnO2)、四养化二淡或四二养化淡(N2O4)、过养化轻(H2O2)等。1915年，教育部审定的无机物名词也采纳了某化某式命名，但与此前把阴根名至于“化”字之前、阳根名至于“化”字之后恰恰相反，他们的某化某式名词是按照分子式的顺序来命名的。如：MnO亚锰化氧，MnO2锰化二氧(或正锰化氧)，NBr3氮化溴，CuCl亚铜化氯等[15]。这是第三次统一中文化学术语的尝试。1918年，科学名词审查会也开始审定无机物名词，仍然是以某化某式命名为主。这是第四次统一中文化学术语的尝试。1920年，郑贞文出版了《无机化学命名草案》[16]。全书分三篇，详细论述了元素及单质(元素、单质及异性同素)、根基及其化合物(单根及二元化合物、复根及其化合物、错根及其化合物)、复合物(合金、二种独立物质以上之复合物、含水复合物、含硵复合物)的命名。这一方案在探讨无机物命名法的深度及广度上大大超越了前人。此外，郑贞文在中国当时最大的出版机构商务印书馆先后任编辑和理化部主任长达14年(1918～1932)之久。这些因素都使得郑贞文制定的无机物名词对此后中文化学名词的形成产生重大影响。继后，梁国常[17]、吴承洛[18，19]等人也对某化某式无机名词提出各自见解。至1932年《化学命名原则》颁布，某化某式无机物命名就被永久确立了。四、结语新教传教士组织益智书会于1901年为中国人制定了第一个系统的中文无机物命名方案——类属式命名方案。该方案的命名思想被中国学者杜亚泉所采纳。1905年，在他编译的《化学新教科书》中，杜亚泉提出了基于元素化合价的类属式命名方案，对益智书会的方案有所改进。与此同时，留学日本的虞和钦从日本引入了某化某式无机物命名。在中国译介日文化学书籍非常盛行的20世纪初期，这一命名方法的影响远远超过了类属式命名。继益智书会首次统一中文化学术语之后，历次统一化学术语的方案无不是采纳某化某式命名。1920年，郑贞文出版《无机化学命名草案》，建立了一套系统的某化某式无机物命名法。郑贞文所在的商务印书馆是中国当时最大的出版商之一，它所出版的化学书籍绝大多数采纳了郑贞文的无机名词，这对某化某式命名法的确立也起了不容忽视的作用。总之，某化某式命名经过广泛的使用和不断的完善，终于在1932年的《化学命名原则》中被永久确立了。本文仅仅对1901～1932年中文无机物名词的发展与演变作了非常粗略的探讨。诸多问题，如日文无机物名词对中文无机物名词究竟产生了何种程度的影响、某化某式命名细致的演进过程如何，类属式命名与某化某式命名为何遭遇如此迥异等，或者轻描淡写，或者语焉不详，实乃笔者目前力所不及，诚盼更多学人关注并探讨个中问题。 ① 相关研究有：刘广定.中文化学名词的演变(上).科学月刊，1985，第190期.刘广定.中文化学名词的演变(下).科学月刊，1985，第191期.王扬宗，近代化学的传入，载越匡华.中国化学史·近现代卷.南宁：广西教育出版社，2003.
第二届微生物学名词审定委员会成立大会于2006年4月1日在北京西郊宾馆召开。全国科技名词委副主任刘青和著名微生物学家李季伦院士等20位来自全国各地科研机构和高等学校的专家学者及有关方面负责人出席了会议。会议由第二届微生物学名词审定委员会主任程光胜教授主持。刘青副主任介绍了全国科技名词委第五届委员会工作规划及近期工作情况，并对本届微生物学名词审定委员会的工作提出了希望和要求；潘书祥原副主任代表全国科技名词委宣读了第二届微生物学名词审定委员会委员名单并颁发聘书，程光胜教授介绍了微生物学名词审定的历史、现状并提出第二届委员会的工作任务和计划。会议邀请计算机名词审定委员会主任张伟研究员和遗传学名词审定委员会副主任戴灼华教授介绍了他们的工作经验，全国科技名词委审定研究室主任邬江向到会委员详细介绍了科技名词审定原则和方法。会议提出，争取用两年时间完成第二版《微生物学名词》(定义版)审定工作。(高素婷)
“海峡两岸地理信息名词研讨会”于2006年3月16日在北京首都师范大学召开。与会专家对4000余条两岸对照的地理信息名词逐条进行了认真审定。 (李玉英)
2006年2月7～9日，计量学名词审定委员会召开第三次工作会议。计量学名词委王秦平主任、宣湘副主任等20多位专家出席了本次会议。会议首先由宣湘副主任总结计量学名词审定委员会第二阶段的工作并提出这次会议的工作任务。本次会议重点是完成计量学名词的二审任务。本次审定的计量学名词涉及整个计量学领域。为此，委员们分为四个审定组，认真审定了本组所负责的相关专业名词，并注意解决专业与专业之间的协调问题。计量学名词委王秦平主任做了会议总结。他重点指出：科技名词工作是国家整个计量工作的基础，非常重要。科技名词审定工作的质量会直接影响计量工作的发展。因此，各位委员要进一步严格把关，向全国科技名词委提交一份高质量的、代表着计量科学发展水平的《计量学名词》。 (赵伟)
科学名词对中华文化起着传承和丰富的作用。许多科学名词的定名都折射出一段可歌可叹的中华文化发展的历史。我国史籍积淀源远流长，早在3000年前的《诗经》中就有“高岸为谷，深谷为陵”的记载，这“谷”与“陵”即表达了亘古不变的地学概念，世人至今仍为先人的智慧和文化所折服。汉初的《尔雅》中科学名词收录过半，俨成体系，展示了中华古代科技发展的风貌。经过了1000多年的辉煌后，进入16世纪的中国科技逐渐落后于西方，中华民族的先哲们在探索富国强民之路的漫漫历程中，开始引进西方先进的科学技术。在这一进程中，大量新概念、新名词滚滚涌入。如何消化这些名词，给出恰当的中文定名是必须面对和解决的问题，对此，先哲们坚持不懈，为科技概念的厘清和科技名词的厘定，埋首进行了艰难探索。比如，为引入“逻辑”之学说，我国学人历时300年，研其所云，明其精义，曾创造出“名学”、“辩学”、“论理学”等译名50余种，最后“逻辑”一词方得独占鳌头，可见学问艰深，定名之难！近代以来，中华民族历经苦难，举步维艰，大批先辈科学家背负着沉重的历史责任，化解万难，在引进消化西方先进技术概念的基础上，结合中国的文化传统，创制了一大批具有中华文化品位和特点的名词，如“物理”(physics)、“阻尼”(damping)等，从而为我国近代科技跟上世界科技的发展创造了条件。20世纪80年代，中华民族迎来了科学的春天，全国科技名词委应运而生。在其20年的历程中，已审定公布了67种科技名词，展示着我国科技事业的发展和繁荣。同时，也体现着专家、学者们的科学精神和严谨学风。不是吗，ergonomics一词仅英文的同义词就有6个之多，其汉语译名在15部词典里就有21个！该词有着全新的科技概念，如何汉化、吸收，为我所用，科学家们殚精竭虑，从分析此学科的全貌和精髓入手，在众多的译名中择其优者“工效学”，定名准确、科学、客观，令人赞叹！由此而及近年，名词委联合国家语言检测中心、北京语言大学每年公布十大科技名词，哪一个名词的诞生不铭刻着时代的印记？2005年，“航天工程”一词伴随我国航天事业的发展，将永远载入史册，永远闪烁着时代的光辉。我国科学名词审定工作时刻与中华民族的历史脚步吻合着。本刊编辑部
2006年3月29日，全国科学技术名词审定委员会召开了2006年度常委会会议。全国人大常委会副委员长、中科院院长、全国科技名词委主任路甬祥，副主任程津培、于永湛、赵沁平、刘青，常委陈运泰、李济生、陆汝钤、王永炎、张焕乔、张礼和、张晓林和有关方面负责同志潘书祥、王延中、周文能、孙公民、沈华、赵洪等近20人出席了会议。会议首先听取了全国科技名词委专职副主任刘青同志关于“全国科技名词委2005年的工作总结和2006年的工作计划要点”的汇报。2005年工作情况：2005年全国科技名词委在以路甬祥主任为首的常委会领导下，依靠广大专家学者和专职工作队伍的共同努力，很好地完成了全国委员会换届、纪念全国科技名词委成立20周年和科技名词审定及公布出版等项任务，各项工作均取得良好成绩。1.全国委员会的换届及20周年纪念工作，在常委会领导下圆满完成。2.科技名词审定、公布和出版工作。(1)进一步充实和完善了科技名词体系，共开展了22个学科的科技名词审定工作，其中有5个学科完成了全部审定任务，其他分委员会也都按计划完成了当年任务。(2)按计划出版了《航天科学技术名词》等5本名词书；此外还组织了已公布名词大合订本的统版和协调工作，出版了所有已公布名词的光碟。(3)拓展了新的学科领域的名词审定工作，先后成立了材料科学、计量学以及第二届医学名词审定委员会。3.两岸科技名词对照统一工作。开展了化工、经济贸易、遗传学等14个学科两岸科技名词对照统一工作。4.开展难点词和新词的规范工作。(1)组织专家对一些社会关心的用词用语进行了讨论，如“生态环境建设”、“分子量”、“原子量”等，讨论非常深入，引起了广泛的关注。(2)根据国际纯粹与应用化学联合会颁布的第111号元素名称和元素符号，全国科技名词委在广泛征求有关专家意见的基础上，提出了第111号元素的中文定名草案，并于2006年1月组织化学、物理学、语言学界专家召开了第111号元素中文定名研讨会，会议达成了完全一致的意见，通过了此定名方案。5.术语学研究和交流工作。根据“中国术语学建设研讨会”会议精神，积极地在术语学研究方面开展了一些工作，得到了国内更多专家学者的重视和参与。6.期刊工作取得较大发展和进步。从2005年起，《科技术语研究》期刊增加了出版内容，配合科技名词委重点工作，宣传科技名词委成立20年所取得的工作成就和工作方针，及时跟踪报道科技名词委的重要活动，同国家语言监测与研究中心、北京语言大学应用语言学研究所联合发布了《2005年十大科技焦点名词》。此外，期刊在印刷、装帧方面的水平有所提高。7.支持少数民族地区的科技名词工作。积极支持新疆、内蒙古等少数民族地区的科技名词工作，帮助他们解决困难和技术问题。2006年工作计划要点：2006年整体工作思路应当以科学发展观为指导，紧密围绕国家经济和社会发展形势，积极开展审定科技名词主体工作，把握住新的机遇和新的工作增长点，突出机制创新、知识创新和工作创新，使各项工作迈上一个新的台阶。1.继续开展好科技名词审定公布工作。现已开展审定工作的有化学、语言学等17个学科，2006年在稳步开展上述学科工作的基础上，新启动环境科学、林学、冶金、社会学等16个学科。根据上述计划开展审定工作的学科共计33个。其中将完成资源科学等一些学科的审定及公布出版工作。2.继续开展两岸科技名词对照统一工作。2006年安排经济贸易、天文学等17个学科，继续开展两岸科技名词对照统一工作。3.开展好科技新词和专项名词的发布试用工作。新词工作要紧跟科技、经济发展形势，并紧密结合国内外政治、经济和社会发展动态，更多地关注社会热点和焦点问题，重点发布社会各界所关心的科技新词。对过去已发布试用的新词，在收集反馈意见的基础上，及时组织专家进行审定、正式公布。4.进一步加强宣传推广工作。在全国科技名词委成立20周年纪念活动的基础上，加强宣传工作，扩大与新闻媒体的合作，扩大科技名词委的社会影响，深入开展科技名词应用推广工作。5.继续开展好术语学研究，加强国内外学术交流与合作活动。2006年要进一步开展术语学研究工作，继续保持与国内外术语学界和相关机构的交流与合作，共同研讨术语学理论和应用方面的课题，并要有针对性地落实“中国术语学建设研讨会”上提出的工作任务。6.继续办好刊物，使之成为科技名词工作和术语学研究领域的核心期刊。7.加强术语数据库和网站建设。2006年要进一步增强网站的科技名词查询功能，扩大科技名词委网站在读者中的影响；逐步增强网络化技术在审定工作中的作用，探索网络化审定工作的可行性。此外，还将实施多语种术语库的建设工作，逐步建立起多语种的全国科技名词委数据库。8.继续支持西部和少数民族地区的科技名词审定工作。2006年将积极、主动地为西部和少数民族地区提供人力、技术资源方面的无偿援助，使科技名词规范化工作在“科技兴边”中发挥好应有的作用。参加会议的各位代表认真审议了工作报告。各位代表在发言中从不同的侧面论述了科技名词工作在我国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中的重要作用，充分肯定了全国科技名词委过去一年的工作，并对2006年的工作计划提出一些很好的建议。参加会议的部委领导还表示要从各个方面大力支持全国科技名词委的工作，共同完成好我国的科技名词规范化事业。路甬祥主任在听取汇报和会议代表审议意见后发表了重要讲话。他重点指出，2006年初召开的全国科学技术大会标志着我国的科学技术发展进入了新的历史时期，中央提出的不断增强自主创新能力，建设创新型国家的战略目标，对全国科技名词委的工作提出了新的任务和新的要求。科技名词工作不仅具备科学性的特点，同时又体现了很强的社会性，因而我们的工作要始终放在国家的政治经济大局、科技文化大局以及建设和谐社会大局中进行战略定位，把它作为建设创新型国家的重要基础工作之一加以认真规划、抓紧抓好。路甬祥主任在谈到海峡两岸科技名词对照统一工作时指出：两岸科技名词工作是完成祖国和平统一大业的重要组成部分。伴随经济全球化和我国经济快速发展，不仅我国大陆要求名词统一，台港澳地区的名词也需要统一，这项工作的重点就是开展交流、推动统一。无论台湾地区的政治形势发生什么变化，我们都要积极推进、毫不动摇，为祖国统一大业作出历史性的贡献。路甬祥主任在对科技名词工作的其他各项任务进一步提出了明确要求后，再次强调，随着我国经济、科技实力的不断发展，科技名词工作也越来越受到社会各界的广泛关注，全国科技名词委承担着重要的历史责任。为此，我们要扎扎实实做好这项基础工作，使科技名词规范化事业为支撑科技发展、传承中华文化和促进社会进步作出新的贡献。
六、联谓—状中歧义：仅有VP+VP这种PT结构存在联谓—状中歧义例如，“四舍/五入”的字面含义，可以解释为“四舍并且五入”，是联谓式；“非破坏/读出”的字面含义，可以解释为“按非破坏的方式来读出”，是状中式。这样，VP+VP这个结构，既可以为联谓式，又可以为状中式，故有联谓—状中潜在歧义，是异焦歧义结构。当这个PT结构为“四舍/五入”时，只能解释为联谓式，不能解释为状中式，潜在歧义消失了；当这个PT结构为“非破坏/读出”时，只能解释为状中式，不能解释为联谓式，潜在歧义也消失了。七、联体—定中歧义：仅有N+N这种PT结构存在联体—定中歧义例如，“字母/数字”的字面含义，可以解释为“字母和数字”，是联谓式；“磁/头”的字面含义，可以解释为“有磁性的读写头”，是定中式；因此，PT结构N+N就有联体—定中歧义，当这个PT结构为“字母/数字”时，只能解释为联体式，不能解释为定中式，潜在歧义消失了；当这个PT结构为“磁/头”时，只能解释为定中式，不能解释为联体式，潜在歧义也消失了。八、主谓—定中—状中歧义：下面的PT结构会产生主谓—定中—状中歧义(1)N+NV：例如，“条件/转换”的字面含义，可以解释为“条件被转换了”(主谓式)，又可以解释为“条件的转换”(定中式)，还可以解释为“按条件来转换”(状中式)，都是后焦型结构，所以，它们是同焦歧义结构。“信息/处理”的字面含义，可以解释为“信息被处理了”(主谓式)，又可以解释为“信息的处理”(定中式)，也是同焦歧义结构，但状中式的潜在歧义消失了。“消息/宿”的字面含义，只能解释为消息的所宿，即通讯系统中接收消息的那一部分，只能是定中式，变成了无歧义结构，主谓式和状中式的潜在歧义都消失了。(2)N+NVP：例如，“条件/转移指令”的字面含义，可以解释为“由条件来转移指令”(主谓式，“条件”是施事主语)，也可以解释为“条件的转移指令”(定中式)，还可以解释为“按条件来转移指令”(状中式)，是同焦歧义结构。“光学/字符识别”的字面含义，可以解释为“光学的字符识别”(定中式)，也可以解释为“按光学的方式来进行字符识别”(状中式)，但主谓式的潜在歧义消失了。(3)NVP+NV：例如，“组传输/结束”的字面含义，可以解释为“组传输被结束了”(主谓式，“组传输”是施事)，也可以解释为“组传输的结束”(定中式)，还可以解释为“按组传输的方式结束”(状中式)，是同焦歧义结构。“多数决定/运算”的字面含义，可以解释为“多数决定的运算”(定中式)，也可以解释为“按多数决定的方式来运算”(状中式)，但主谓式的潜在歧义消失了。九、述宾—定中—状中歧义：下面的PT结构会产生述宾—定中—状中歧义(1)V+NV：例如，“延迟/编址”的字面含义，可以解释为“延迟这种编址”(述宾式)，也可以解释为“延迟的编址”(定中式)，还可以解释为“按延迟的方式来编址”(状中式)，其中，定中式和状中式是后焦型结构，述宾式是前焦型结构，因此，这是一种异焦歧义结构。“迭代/运算”的字面含义，可以解释为“迭代的运算”(定中式)，也可以解释为“按迭代的方式来运算”(状中式)，但述宾式的潜在歧义消失了。(2)AV+NV：例如，“重复/运算”的字面含义，可以解释为“重复这种运算”(述宾式)，也可以解释为“重复的运算”(定中式)，还可以解释为“按重复的方式来运算”(状中式)，这是一种异焦歧义结构，潜在歧义都转化为现实的歧义。(3)V+NVP：例如，“链接/编辑程序”的字面含义，可以解释为“链接这种编辑程序”(述宾式)，也可以解释为“链接的编辑程序”(定中式)，还可以解释为“按链接的方式来编辑程序”(状中式)，这是一种异焦歧义结构，潜在歧义都转化成了现实的歧义。(4)AV+NVP：例如，“集中/数据处理”的字面含义，可以解释为“集中这种数据处理”(述宾式)，也可以解释为“集中的数据处理”(定中式)，还可以解释为“按集中的方式进行数据处理”(状中式)，这是一种异焦歧义结构，潜在歧义转化成了现实的歧义。十、联谓—状中—述宾—述补歧义：仅有V+V这种PT结构存在联谓—状中—述宾—述补歧义例如，“改变/转储”的字面含义，可以解释为“按改变的方式进行转储”(状中式)，也可以解释为“改变这种转储”(述宾式)，是状中—述宾的歧义结构。“译/印”的字面含义只可以解释为“又译又印”或“译而且印”，是联谓式结构。“读/出”的字面含义，只可以解释为“读得出来”，是述补式结构。这样，V+V这个PT结构就具有联谓—状中—述宾—述补的潜在歧义，这是异焦结构，这种潜在歧义，在具体的词组型术语中，有的保持了一部分，有的消失了。十一、联谓—联体—述宾—定中—状中—主谓歧义：仅有NV+NV这种PT结构存在联谓—联体—述宾—定中—状中—主谓歧义例如，“输出/输入”的字面含义，可以解释为“输出并且输入”(联谓式)，又可以解释为“输出和输入”(联体式)，是联谓—联体的歧义结构。“控制/操作”的字面含义，可以解释为“控制这种操作”(述宾式)，又可以解释为“控制的操作”(定中式)是述宾—定中歧义结构。“存储/分配”的字面含义，可以解释为“存储的分配”(定中式)，又可以解释为“按存储的方式来分配”(状中式)，还可以解释为“存储被分配了”(主谓式，“存储”是受事)，是定中—状中—主谓的歧义结构。这样，NV+NV这个PT结构就具有联谓—联体—述宾—定中—状中—主谓潜在歧义，这是异焦歧义结构。上面我们讨论的“潜在歧义”是由于汉语术语的PT结构与FS结构之间不存在一一对应关系而产生的，而这种不一一对应的情况，正是汉语语法的真正特点之所在。著名语言学家朱德熙教授在《语法答问》一书中谈到汉语语法的“真正的特点”时指出：汉语语法的特点，“要是细大不捐的话，可以举出许多条来。要是拣关系全局的重要方面来说，主要只有两条。一条是汉语词类跟句法成分(就是通常所说的句子成分)之间不存在一一对应关系；二是汉语句子的构造原则跟词组的构造原则基本上是一致的。”朱德熙教授这里所说的汉语语法的第一个真正的特点，即“汉语词类跟句法成分之间不存在一一对应关系”，就是汉语术语中存在潜在歧义的根本原因。正因为这是汉语语法的真正特点，所以，“潜在歧义论”(Potential Ambiguity Theory，简称PA论)的研究，就必定是汉语术语结构分析的关键之所在，在汉语术语的计算机处理中，这是我们必须加以认真研究的问题，绝不能对这个问题掉以轻心。朱德熙教授指出的汉语语法的第二个真正的特点，即“汉语句子的构造原则跟词组的构造原则基本上是一致的”，这个特点对于汉语词组型术语的结构研究也有指导意义。因为这个特点意味着，汉语词组型术语的结构研究，将会大大有助于汉语句子结构的研究，以汉语词组型术语结构的自动分析为目的而提出的“潜在歧义论”，将会在汉语句子结构的自动分析中大显身手，从而有力地推动我们中文信息处理技术的发展。近年来，从事中文信息处理的一些学者使用“潜在歧义论”来对汉语句子进行自动分析，已经取得了一定的成绩。事实证明，“潜在歧义论”不仅可以用于术语的自动分析，也可以用于日常汉语的自动分析。这是一种具有普遍意义的术语学理论。* 冯志伟研究员是全国科学技术名词审定委员会委员。
一、什么叫字母词(一)字母词的定义笔者认为，字母词是现代汉语中的一种特殊语言现象，它以字母为词素，与汉字结合，构成一个表义综合体，是能够自由运用的语言单位。字母可出现在词首、词中或词尾；字母可以是一个，也可以是多个；字母可以是外文字母，也可以是汉语拼音字母。外文字母或汉语拼音字母融入汉字中，是鱼水关系，成为汉语词库中的词汇。例如：A股、F字签证(访问签证)、T恤衫、AA制、O型血、甲A联赛、卡拉OK、三A革命(指工厂自动化、办公自动化、家务劳动自动化)、IC卡、维生素B、阿Q等。通常，下列情况不能算是字母词：(1)未与汉字结合的字母，如P(停车场，用作交通标志)、L(大号，用在服装上)、S(硫，化学元素符号)、Ds(，化学元素符号)、Wh(瓦特小时，电量单位)等，因为它们是符号或标志。(2)以单纯的阿拉伯数字开头的词，如211工程、863计划、“9.11”事件等。(3)原语词，如show、make、soft、“The Real Slim Shandy”等。(4)单个缩略语，因为它未与汉字结合。(二)字母词与缩略语的区别1.字母词与缩略语有许多不同。A.意义数量相差大：字母词多数是单义性，如AA制、C3I系统(指挥控制通信与情报系统)、H股；缩略语多数是多义性的，如AP在《英汉缩略语大词典》(商务印书馆，2003)中分列98个词条，表示98种意义。B.构成不同：字母词由字母与汉字结合，可以确定词性，绝大多数是名词；缩略语由单个词(如名词、形容词、副词、动词)、短语、短句构成。①单个词，如exam由examination(名词，考试)、examinee(名词，受试人)、examiner(名词，检验员)/examine(动词，检验)、examined(分词，检验过的)缩略而成；②短语，如SARS(serious acute respiratory syndrome)(传染性非典型肺炎)；TOEFL(Test of English as a Foreign Language)(托福，英语作为外语的考试)；③短句，如CUL(See you later)(再见)、GSM(Global System for Mobile Communications)(全球移动通信系统)、ICQ(I seek you)(我寻找你)、OIC(Oh，I see)(噢，我明白了)、WYSIWYG(what you see is what you get)(所见即所得)。名词、短语和短句形成的缩略语无法确定词性。C.系列不同：字母词属现代汉语词库中的词汇，从全国科技名词委审定公布的67个学科名词中，将字母词列入汉语规范词、汉文索引、汉英索引可以证明；缩略语属拉丁语词库中的词汇，绝大部分在外语词典中都可以查到，但进入汉语中属非正式用语，尚未得到社会公认。2.字母词大致可以分为两个类型。A.紧密型：字母与汉字结合，构成一个确定的意义。如果将它们拆开，它们仍是词素，没有独立意义。例如，AB型血、H股、Q值、T恤衫、Y型管(三通管)等。B.松散型：虽然字母与汉字结合了，分别作词素构成词的确定意义，但是，如果将它们拆开，它们仍具有独立意义。例如，IP电话(因特网电话)、IT产业(信息技术产业)、DNA指纹、WIPO公约(世界知识产权组织公约)、VCD机(影碟机)等，这种类型的字母词大多是由缩略语汉化而成。而缩略语构成复杂，形式多样。另外，据笔者观察，发现一个规律：字母词(字母与汉字结合)的词义绝大部分具有单义性。这为人们正确使用字母词、读者准确理解字母词的词义提供了一个最基本的条件。3.缩略语不宜直接引入汉语中，即便有人把缩略语引入了汉语中，缩略语和汉语也是油水关系。现在，很多人在名片上、报纸上、期刊上用add.(地址)、Tel.(电话)、e-mail(电子邮件)、Fax(传真)、www(万维网)等，谁也不会认为它们是汉语。4.缩略语要引入汉语中就必须汉化，与汉字结合，构成一个表义综合体。如果把缩略语直接引入汉语，势必造成新的语言障碍。其原因有：A.语种来源多，如英语缩略语、德语缩略语、法语缩略语、拉丁文缩略语、汉语拼音缩略语等；B.专业缩略语多，如医学缩略语、生物缩略语、航空航天缩略语、外贸缩略语、环保缩略语、军事缩略语、计算机与网络缩略语等；C.缩略语的数量巨大，如《英汉缩略语大词库》(上海科学技术出版社，1993)有30余万条，《英汉缩略语大词典》(商务印书馆，2003)有16万余条，《英汉医学缩略语大词典》(天津科技翻译出版公司，1994)有10万余条，《英汉军事/技术缩略语词典》(解放军出版社，1991)有7.7万余条等。还有大量新出现的缩略语，如果不加限制地将它们随意搬入汉语中，不仅广大读者会变成文盲，连我们的外语教授都会变成文盲。5.由于一些汉语拼音缩略语采用的是拉丁字母，也按拉丁字母读音，它们的全称拼写已拉丁化，实际上它们已进入英语中，成为英语词库中的词汇。因此，我们应该把它们视作英语，而不再视作汉语。有些汉语拼音缩略语，如GB、RMB(含全称)等早已收入英语词典、英汉词典、英汉缩略语词典，其中有Random House Webster's College Dictionary(New York，1984)，The New Oxford Dictionary of English (Oxford University Press，1998)，《英汉科学技术词典》(国防工业出版社，1989)，《英汉缩略语大词典》(商务印书馆，2003)等。如果汉语拼音缩略语要作为字母词，也应该与汉字结合，如GRK考试(全国管理类学生入学考试)、HSK考试(汉语水平考试)等。二、字母词的使用原则为了规范字母词的使用，笔者提出以下几条原则。在使用原则中，除了字母词外，还涉及了缩略语和外文短语的用法。(一)必要原则 在科技上或其他无法用汉语表达的地方，才有必要使用字母词，如X染色体、Y轴、可视C++语言等。凡是可以用汉语表达的地方，就应该使用汉语(此处专指汉字系统，而不是汉语拼音)，不必用字母词、外文缩略语、汉语拼音缩略语。例如，人民币10元，不必用RMB￥10；汉语水平考试，不必用HSK；国内生产总值，不必用GDP；世贸组织，不必用WTO等。千万不要忽视这个事实：我国是一个农业国，农民众多，文化程度不高，有些人甚至还未脱盲。汉语是中国各民族的族际语、通用语、中国的官方语，还是联合国的正式工作语言，所以我国的各种媒体(含电视台、广播电台、音像、图书、报纸、期刊等)都应该使用汉语来宣传党和国家的方针政策，普及科技文化知识，交流各种信息等。缩略语主要用在外语中，现在引入汉语中属于非正式用语，在我国的法律文件中从来不用缩略语，如《中华人民共和国宪法》。既然中国的官方语是汉语，中国的组织机构名称、企事业单位名称等就应该用汉语，不宜单用外文缩略语，如CCTV，TCL等，否则会造成语言障碍。特别是中央电视台，作为中国的国家电视台，面对的主要是中国观众，所以不宜在屏幕的左上角单独标示英文缩略语CCTV，因为它不是英文电视台，而是应该用汉语标上“中国中央电视台”，突出电视台的性质和所使用的语言。由于中央电视台是国家的主流媒体，它的每种做法都反映了一种导向，它在屏幕左上角单独标示英文CCTV后，各地电视台纷纷仿效，也在左上角标上英文，如CDTV、CQTV等，这些英文缩略语使大多数观众感到茫然。但是，为了让世界人民听到中国的声音，看到中国的新面貌和新成就，也可以用英文缩略语，但应主次分明，CCTV应放在汉语名称下方，并加上圆括号，这样既满足了中国观众的需要，也满足了世界人民的需要。(二)有限原则 字母词的选择数量有限，使用范围有限。凡是在不成熟的、未汉化的、未经审定公布的非规范字母词，都不宜随便使用。请看下表：说明：(1)从表中可以看出，成熟的字母词的数量非常有限，其中还包括不少的缩略语。(2)由于信息爆炸、信息存储、信息共享和信息交流而出现了一些新的字母词或缩略语，《新华新词语词典》的百分率高一些是正常的。但该词典囊括了前面五部词典中的字母词及外语缩略语。(3)全国科技名词委审定公布的《计算机科学技术名词》是具有权威性的专业名词。众所周知，计算机与网络词汇量大、缩略语多。但单个缩略语并没有直接引入汉语中，如CPU，定名为“中央处理器”(又称“中央处理机”)。凡是缩略语都经过汉化处理，即字母与汉字结合，构成字母词，然后引入汉语，例如，3C模型(concept，content and context)，ISDN网(integrated services digital network)，机械CAD(computer-aided mechanical design)等。虽然这本书的字母词或缩略语多一些，但对计算机方面的专业人员来说是熟悉的、实用的，不会有任何语言障碍。(三)读者原则 作者、编辑、记者、译者、语言工作者的基本受众是广大读者、听众和观众。在使用字母词或缩略语前应首先想到他们，让他们懂其意。如果首次使用字母词或缩略语，而不注明外文全称和汉语意义，让人不知所云，这是不可取的。在首次出现时应注明汉语，给广大受众提供方便。滥用缩略语不仅人为地制造了语言障碍，让人难以理解，而且使汉语变成了一个大杂烩，还破坏了汉语的使用规范，不利于汉语的健康发展。例如，“IBM PC以特有的TVT科技”(《成都商报》，2005年8月4日)，有几个人能知其义呢？新概念、新技术、新事物等字母词或缩略语，在最新出版的外汉词典中大都可以查到。作者、编辑、记者应该以身作则，不生造字母词，不滥用字母词和缩略语。对于外文缩略语，译界通常有三种方法：①音译，如欧佩克(OPEC)；②意译，如图书在版编目(CIP)；③音译+意译，如艾滋病(AIDS)。无论采用哪种方法，首次出现都应括注缩略语全称。翻译工作者对新概念、新技术、新事物等字母词，应尽可能译成汉语，能译出而不译是译者的失职。但是有些字母词或缩略语初次出现确实译不出来时，可以采取借用，即外文字母照抄。例如：X-carbide，D-action，time tE，I2t characteristic等，可分别先译为“X碳化物”、“D作用”、“tE时间”、“I2t特性”。过一段时间，等这些字母词的词义明确后，再由全国科技名词委审定定名，并向社会公布。上述的几个词全国名词委依次定名为“黑格碳化物”、“微分作用”、“极限温度时间”、“焦尔积分特性”。(四)规范原则 为了加强语言文字的规范和管理，在全社会树立语言文字规范意识，促进社会用字规范化，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以来，据笔者不完全统计，国家发布了语言文字规范和文件57个，国家标准和国际标准13个。可见，国家非常重视语言文字的规范化。这里谈三点建议：一是全国人民要自觉使用国家已规范的语言文字，不生造滥用字母词或缩略语；二是国家语委和全国科技名词委在调查研究的基础上，应依法确定字母词的定义、使用范围、使用条件、使用原则的试行方案，并向社会公布；三是全国科技名词委每1～2年应定期公布一次已规范的字母词。(五)专业原则 专业不同，使用的术语、字母词或缩略语也不同，如IPI接口(用于计算机)、嵌入式SQL语言(用于计算机)、弥漫X射线辐射(用于天文学)、倒V形偏析(用于冶金学)、pv极限值(用于机械)、JPEG格式(用于地理学)等。一个专业人员对自己所学专业领域里的术语、字母词或缩略语很熟悉，但对另一专业领域的术语、字母词或缩略语就可能是陌生的。俗话说：“隔行如隔山。”所有专业都精通的人世上难寻。所以根据读者(听众、观众)对象，使用全国科技名词委已规范、已汉化的字母词或缩略语，可以有限地用在专业图书、专业报纸、专业期刊、专业频道等专业媒体上，因为这些字母词或缩略语很专业，不宜用在大众媒体上，否则会造成语言障碍。经过一个相当长的时期，全民族的文化素质提高了，英语水平提高了，科技知识普及了，到那时，专业字母词或缩略语就可以广泛使用了。(六)双语原则 在公共场所出现的公共标志、标语、商店招牌、商品广告等，可以用双语，汉语在上或在前，外语在下或在后，千万不可将外语置于汉语上面或前面。例如，IP电话IP phone、公共厕所WC、邮政特快专递EMS、中国邮政China POST、中国电信China Telecom、舒尔美SUREMAY、中国工商银行Industrial and Commercial Bank of China等。汉语是中国的官方语言，中国人都认识。改革开放后，很多外国人来中国访问、旅游、留学或工作，用双语就满足了这些人的需要。
一、问题的提出《生物学教学》2000年第6期刊登了《生物与生物学辨析》一文，就中学生物课程应叫“生物”还是“生物学”从名词辨析的角度进行了探讨。接着，该刊2002年第5期又刊载了《生命科学的教材取名<生物>名不副实》和《中学生物学课程不能以“生物”作为教材名称》两篇文章，也一边倒地认为中学生物课程应取名“生物学”而不是“生物”。于是，生物学科名称之争再度引起了业内人士的广泛兴趣。虽然如此，但教育界对这两个概念的使用仍非常混乱，人们似乎并没有理会这些争论。二、问题的讨论其实，关于“生物”与“生物学”的名称之争，历史上也曾有过。比如在上世纪80年代，不少大学教授就“生物系”的称谓提出过批评，当时舆论几乎是一边倒地要求使用“生物学系”。但事实上，到今天为止国内各高校使用“生物系”称谓的还是占绝大多数，只有少数改用“生物学系”、“生物科学系”或“生命科学系”等。在英文中，“生物学”(biology)与“生物”(living beings或organism)是很容易区别的，前者指一门科学，后者指一种有生命的物体。但在中文里，使用就有些复杂。笔者认为，生物与生物学两个概念在有些情况下可以互用，但有些情况下则需要严格区分开来。(一)可以互用的情况这种情况很多，比如生物系——生物学系；生物教育——生物学教育；生物教学——生物学教学；生物教师——生物学教师；生物课程——生物学课程；生物实验——生物学实验；生物课——生物学课等等，是经常被混用的。按照英文的翻译，当然后者更准确，比如“biology teacher”直译就是“生物学教师”；“biological education”直译就是“生物学教育”。那么在前者中使用“生物”是否算错呢？笔者认为，不能算错。一方面从约定俗成的角度讲，叫“生物”有其便利性(简单顺口)，比如生物教师、生物系、生物课等已在口头语和书面语中被固定下来。另一方面，使用“生物”的表述也是解释得通的，而且这里的“生物”仍可以指有生命的物体。比如“生物课程”是意指研究生物的一门课程；“生物实验”意指研究生物的实验；“生物教师”意指教授生物课的教师。当然，这样互用的话，又很容易给科研和教学工作带来诸多不便，比如进行文献检索，假设你到图书馆查阅一本名为《生物学教育心理学》的书，如果输入“生物教育心理学”就有可能查不到。(二)需要严格区分开的情况当然这并不是说，在任何情况下“生物”与“生物学”都是可以通用的，关键是要看具体的语言环境。一种是作为专业，应称为“生物学专业”或“生物科学专业”，不应称为“生物专业”；二是作为科学，应称为“生物学”。如果作为学科，既可以称为“生物”也可以称为“生物学”，但作为科学，只能称为“生物学”而不能称为“生物”，比如分子生物学、细胞生物学、大学生物学等。生物科学是对客观现实的生命自然界及其规律的逻辑反映，生物学科则是根据教学目标和学生的认知规律从生物科学中选取的教学内容，两者既有区别又有联系。生物科学的体系囊括了人类积累起来的一切有关的生物学知识成果；生物学科则是旨在实现教学的课题、目标，从生物科学中选择和组织的最基本的知识而构建的体系。生物学教材的选择、排列不应当仅仅凭借生物科学的逻辑关系，还必须受学生的心理发展条件的制约。生物学教材排列的系统性就是生物科学的逻辑体系经过教学心理学改造后的变形。所以，就教科书而言，中学教科书是科普性质的，科学体系并不严谨，称为《生物》比较合适；大学教科书是专业性的，科学体系非常严谨，应该称为《生物学》。当然，也有些情况下只能使用“生物”而不能用“生物学”，比如“生物工程”、“生物分类学”、“生物心理学”等，这里是将“生物体”作为研究对象，而不是将“生物学”作为研究对象。(三)前后使用需要一致对于第一种情况，特别需要注意的是，在同一论著或同一体系中应前后一致。比如不应当时而称“生物教师”和“生物教学”，时而又叫“生物学教师”和“生物学教学”。其实这种情况在专业论著和国家课程文件中也时常出现。关于课程文件，“生物教学大纲”和“生物学教学大纲”在过去都同时使用过，现在我国新的初、高中则统一改用“生物课程标准”的称谓。但是作为“生物课程标准”的实验教科书，叫法又不一致起来，有称《生物》的，也有称《生物学》的。比如江苏教育出版社出版的初中教科书使用的是《生物》；而人民教育出版社出版的初中教科书则使用《生物学》。更有意思的是，人民教育出版社出版的与初中《生物学》配套的高中教科书又改称《生物》。事实上由口头语和不规范书面语的顽固性造成的混乱在专业性的表述中将会长期存在。这正是目前我们所面临的尴尬。对此我本无权置喙，但终觉这里面的确有些问题值得探讨，故不揣深浅，权作巷议，期专家斧正。
经常见到这样的表达，诸如：KMnO4的物质的量为3摩尔；铁的物质的量为2mol……而在英文文献中，这样的表达相应是：the amount of KMnO4 is 3 moles；the amount of iron is 2 moles……对比这两种不同语言的表达，本人认为，英文的表达比汉语的表达恰当。汉语的表达的不恰当在于同语反复。显然在上面第一个例子中，高锰酸钾就是“物质的量”所指的“物质”，因此，“高锰酸钾的物质的量”是不恰当的。笔者认为，解决的方法并不复杂，只需将英文的表达直译为如下即可：KMnO4的数量为3摩尔。amount的原义就是数量，在诸如此类的表达中，数量的单位已经明确，是摩尔，所以它是特指的，根本不可能被误认为是泛指的。以摩尔为单位的物理量是按“堆”论的，跟人数、书本数、原子数、分子数等一样，是通过“计数”来确定的。因此，本人认为把英文相应表达中的“amount”译为“数量”是恰当的。如果大家认为“数量”一词不理想，本人建议还可从如下几个词中挑选一个：量，计量，化学计量。对比：the amount of KMnO4 is 3 molesKMnO4的数量为3摩尔KMnO4的量为3摩尔KMnO4的计量为3摩尔KMnO4的化学计量为3摩尔笔者认为，以上任何一个表达都比目前通用的“KMnO4的物质的量为3摩尔”好。与上述表达相关的还有诸如“H2SO4的物质的量浓度为0.1mol·L-1。”其不恰当也是同样明显的。笔者建议，不如恢复原有的表达，改为“H2SO4的体积摩尔浓度为0.1mol·L-1”，在不引起误解的情况下或者在较低的认知层次上，即在不讨论“质量摩尔浓度”的情况下，可将上述表达简化为“H2SO4的摩尔浓度为0.1mol·L-1。”笔者一直认为，将英文molarity和molality两个术语译为含义相关的对称的“体积摩尔浓度”和“质量摩尔浓度”比不对称的“物质的量浓度”和“质量摩尔浓度”好。
摘要 城市物流是指物品在城市内部的实体流动，城市与外部区域的货物集散以及城市废弃物清理的过程，并存在不同的模式、体系和存在形态，和其他形式的物流有一定区别；针对中国城市物流业发展现状，从物流的管理机构、基础设施、运营模式和人才培养等诸多方面提出我国城市物流业今后的研究方向。物流和城市物流的概念最早出现在美国。物流是指最大限度地优化从制造者到消费者之间的运输和运输流动信息的分配，并利用先进信息技术和专业能力尽可能地减少商品库存、降低运输费用、加快交货时间并提高客户服务水平的系统。[1]而城市物流是指物品在城市内部的实体流动，城市与外部区域的货物集散以及城市废弃物清理的过程。城市物流系统在综合考虑多种运输方式、调整城市用地规划、调整城市路网规划的基础上，使物流资源得到最大程度的集成和优化配置，并通过考虑城市物流通对社会、环境、经济、金融和能源的影响，使城市物流活动达到整体最优的过程。[2，3]一、城市物流模式的类型城市作为物流活动的汇聚地，成为发展现代物流的切入点。但由于不同城市的功能、地位、经济水平、基础条件等在客观上存在较大差异，其发展现代物流的途径也不同，因此存在着不同模式。(一)交通主导型模式主要有航港带动型模式和铁路带动型模式两种。航港城市发展现代物流可以依托城市的港口(或空港)等资源，通过港内物流要素的集成化、规模化、高效化，建立围绕港口(或空港)集输运系统、港口保税区及国际性分拨中心等物流枢纽中心，促进城市及其区域现代物流的发展。[4]铁路具有载运量大、运价低、受气候季节变化影响小等优点，对大宗、散装、低值、中长距离的物流运输服务具有不可替代的优势。铁路枢纽城市一般处于两条或两条以上干线交汇地点，通过客货列车到发、中转、换装换乘等物流作业，保障物流畅通。[5](二)工业主导型模式工业作为城市兴起的原动力，通过汽车、化工、冶金、机械、电子、建材、医药等工业体系的形成，带动配套服务业的发展，促进城市交通运输、物资流动的发展。汪鸣、冯浩等指出：工业经济发达的城市可以通过规模化组织工业支柱产业、挖掘工业企业原材料、半成品、产成品的物流发展潜力，提高物流工业企业物流管理水平，降低物流成本，带动城市现代物流发展。[6](三)商业主导型模式城市商业具有购物、休闲、文化、旅游等多种功能，它通过百货商店、连锁超级市场、专卖店、便利店等不同商业业态，促进城市内外的商流、物流、人流、资金流、信息流，发挥城市辐射功能。方佳林认为：随着城市居民收入水平和消费水平不断提高，消费需求日益多样化，商业活动高度集中，物流服务需求大幅度提高，城市可以通过商业物流的合理组织推动现代物流快速发展。[7]二、城市物流体系的组成城市作为现代物流的汇聚地，城市物流的发展可以带动周边地区、中小城市和农村的繁荣发展，从而形成一个有机的商品流通体系。作为城市现代物流体系中重要组成部分的物流园区、物流中心和配送中心，许多专家和学者都做了非常有益的探索。(一)城市物流园区——多家物流中心在空间上集中布局的场所物流园区是多个大型物流中心或多个配送中心的集聚地，它一般以仓储、运输、加工等用地为主，同时还包括一定的与之配套的信息、咨询、维修、综合服务等设施用地，其规模是由市场需求、城市发展水平所决定。[8]物流园区被普遍采用的主要原因：(1)有利于货运交通更有序；(2)减小物流对城市环境的种种不利影响；(3)促进城市用地结构调整；(4)提高物流经营的规模效益；(5)满足货物联运发展的需求。[9]物流园区建设在日本的历史稍长，而在西方国家也属于新事物，在我国深圳、北京等地都在规划建设物流园区，所以，物流园区建设是现代物流业发展的一个新趋势。(二)城市物流中心——企业优化分销渠道、完善分销网络、进行业务重组的结果城市物流中心的主要功能包括运输、仓储、装卸、搬运、包装、流通加工、物流信息处理等。物流中心是企业优化分销渠道、完善分销网络、进行业务重组的结果，同时也是第三方物流理论得到应用的产物。城市物流中心的有效衔接作用主要表现在实现了公路、铁路等多种不同运输形式的有效衔接。[10]综合物流中心对提高物流水平的作用主要表现在缩短了物流时间，提高了物流速度，减少了多次搬运、装卸、储存环节，提高了准时服务水平，减少了物流损失，降低了物流费用。(三)城市配送中心——商品集中出货、保管、包装、加工、分类、标付价格标签、装货、配送的场所或经营主体配送中心有自用型和社会化的两种主要类型。自用型配送中心由制造商、零售商经营，主要服务于自己的产品销售或自有商店的供货。社会化的配送中心，也称“第三方物流”，是由独立于生产者和零售商之外的其他经营者经营的。配送中心是物流流通网络中的结点，处于物流网络的不同位置或不同空间范围，就会产生不同的用地规模要求。按照空间服务范围的不同，配送中心一般有地方性配送中心和区域性配送中心两种，前者主要服务于一个城市，甚至城市局部地区的生产和消费物流；后者的服务范围较大，是跨城市的，或者覆盖一个较大的空间范围乃至一个国家。[11]综上所述，用“物流园区→物流中心→配送中心”来解决城市现代物流，组成多层次物流构成服务体系是城市现代物流系统建设的合理途径。三、城市物流存在的形态城市物流管理系统发展到今天已经产生了多种存在形态，并存在着不同的属性和特点，在物流过程中发挥着不同的作用。为此，国内许多学者对这些管理形态的产生、属性和特点分别进行了有针对性的研究。(一)第三方物流(third party logistics，简称3PL)第三方物流是指生产经营企业为集中精力搞好主业，把原来属于自己处理的物流活动，以合同方式委托给专业物流服务企业，同时通过信息系统与物流服务企业保持密切联系，以达到对物流全程的管理和控制的一种物流运作与管理方式。[12]因此第三方物流又叫合同制物流。3PL公司是为外部客户管理、控制和提供物流服务作业的公司，并不在供应链中占有一席之地，仅是第三方，但通过提供一整套物流活动来服务于供应链。“第三方物流”显然是相对于“第一方物流”(卖方物流)、“第二方物流”(买方物流)而言的，是由独立于买方和卖方之外的第三方物流服务提供者在特定的时间内按照合同的要求向需求方提供的个性化系列物流服务。[13](二)第四方物流(forth party logistics，简称4PL)第四方物流是在解决企业物流的基础上，整合社会资源，解决物流信息充分共享、社会物流资源充分利用问题，同时也是在推进现代物流产业发展发挥政府职能所能做的唯一切入点。[14]而且，我国在加入WTO后，要提高物流企业的国际竞争力，应对跨国物流公司的竞争，在短期内则难以通过改造落后的物流企业来实现，只有通过第四方物流才可能实现。第四方物流的发展必须在第三方物流行业高度发达和企业供应链业务外包极为流行的基础之上才能够发展起来。因此，只有大力发展第三方物流企业，第四方物流才有发展的基础。(三)第五方物流(fifth party logistics，简称5PL)在第四方物流正被国内物流界广泛理解、接受的时候，第五方物流的概念又悄然出现在人们面前。第五方物流概念的提出，对于促进现代物流业的发展，特别是对提高我国现代物流业的水平，具有积极的推动作用。第五方物流是指在物流实际运作中提供电子商贸技术去支持整个供应链，并且能够组合各接口的执行成员为企业的供应链协同服务，是物流界对业内未来发展趋势的评价，是专门为第一方、第二方、第三方和第四方提供物流信息平台、供应链物流系统优化、供应链集成、供应链资本运作等增值性服务的活动。[15]第五方物流企业是专门对物流信息资源进行管理的物流企业，并不实际承担具体的物流运作活动，它是一个系统的提供者、优化者、组合者。(四)逆向物流(reverse logistics，简称RL)美国学者对逆向物流的表述是计划、实施和控制原料、半成品、制成品的相关信息，高效和经济地实施从消费点到起点的流动过程，从而达到回收价值和适当处置的目的。而国内的研究主要针对广义的逆向物流，具体涉及到企业的生产和销售，以及产品的售后服务等方面，它包含回收逆向物流和退货逆向物流，[16]逆向物流的特征可以概括为：逆向物流的分散性；逆向物流产生的地点、时间和数量的不确定性；处理费用高；政府的强制性等。因此，我们还可以说逆向物流是对从消费点到起源点的物料、再制品库存、成品和相关信息的流动进行设计、实施和控制的过程，以达到重新获取利润或恰当处理的目的。四、中国城市物流存在的问题及研究前瞻中国的城市物流经过近些年的发展，已经初具规模，但整体还不发达，仍处于传统物流阶段，主要特征表现在：物流基础设施和装备发展初具规模，物流设施的现代化和物流技术的应用水平还不高；专业化、系统化、全程化的现代物流开始出现，传统物流仍占主体；城市物流产业正成为我国经济生活中的热点，体制障碍仍然制约物流业的发展。针对我国城市物流发展现状，可以从物流的管理机构、基础设施、运营模式和人才培养等诸多方面进行研究和探讨：(1)加强物流基础设施的建设，加快城市物流信息化进程。现代物流体系建立的前提是必须要有先进的物流基础设施和技术。借鉴发达国家物流发展经验，我国应该继续加强在城市物流基础设施方面的研究和投资力度，并加快物流信息化进程。首先，要引导利用先进的信息技术和物流技术。其次，要逐渐推进网上物流信息和商务平台的建设，改变有点无网、有网无流的状况，形成城市物流服务平台。(2)整合物流资源，完善城市物流企业的运营模式。包括探讨如何进行资源整合，即通过重组、兼并与联合向集约化与协同化发展；研究如何按照国际通用的供应链整合概念推行供应链整合战略；探讨如何健全和完善城市物流运营模式。(3)积极推进城市物流市场的对外开放，改善进出口货物的通关环境。为适应城市物流业发展的新形势，我国必须加大对物流业对外开放的步伐的研究工作。(4)建立统一协调管理机构，统一规划城市物流业发展。针对当前我国城市物流业存在的体制问题，以及物流业刚处于起步阶段，需要强有力的行政指导的实际，我国有必要研究如何建立一个城市物流主管部门，统一领导、组织、协调相关部门的工作，做好总体的物流规划，制定规范的物流产业发展政策措施等。(5)重视物流管理的教育和研究，加快城市物流专业人才的培养。
“登陆”与“登录”的普通话读音完全一样，均为“dēng lù”，而在意义上相差甚远，是两个完全不同领域的术语(这一点从它们的英语名称上可能体现得更为明显)，两者不得混用。下面试加以分析，意在抛砖引玉。不当之处，欢迎大方之家批评指正。“登陆”是军事术语，一直被《中国人民解放军军语(全本)》收入正式条目。另外，《汉英军事技术大词典》(中国军事教育学会编，学苑出版社，2004年)也收入有：“登陆，beach assault，land(ing)”(第243页)。与“登陆”相对应的是“抗登陆，antilanding operation”(第838页)或“反登陆，counter landing”(第371页)。“登陆战役”意指渡海进攻据守海岛、海岸之敌的战役。例如，历史上著名的“二战”中的诺曼底登陆以及朝鲜战争中的仁川登陆等。“登录”则是计算机术语。《英汉计算机词汇(第二版)》(中国计算机学会编，清华大学出版社，1997年)收入有：“log-in，注册，(又称)登录”，与之相对应的是“log-out，注销，销号，退出系统”以及“log-on，注册，(又称)登录，挂号，进入系统”，与之相对应的是“log-off，注销，销号，退出系统”(均见第534页)。同时，“登录”还是全国自然科学名词审定委员会(现名为全国科学技术名词审定委员会)于1994年公布的2907条计算机科学技术名词之一；中国计算机学会计算机科学技术名词审定委员会对该术语的编号是09.052(“09”指操作系统，表示分支学科，亦即该术语的使用领域；“052”则为顺序号)。顺便说一下，中国计算机学会计算机科学技术名词审定委员会对“注销”的编号是09.053。另外，大众化的计算机软件“金山词霸2002”对“登陆”和“登录”均有收入，分别是：“登陆，[land]，渡过海洋或江河登上陆地”以及“登录，[enroll]，列入；记载”。由以上分析可知，“登陆”与“登录”在含义上有着重大差异，原本不该混用。然而，笔者发现一个有趣的现象，“登陆”频频出现在计算机领域，“登录”倒还没有在军事领域露面。例如。只要稍微留神一下，就不难在计算机专业传媒上见到“详情请登陆www.xxxx.com网站”字样，在管理信息系统用户界面上见到“请输入系统管理员登陆密码”以及“登陆系统”字样，在电子邮件服务器上见到“登陆”等等。可见，这样都误解了“登陆”的本义。附带说明一下，由于“登录”本身就是“进入系统”的意思。因此，“登录系统”中的“系统”二字是多余的；与此类似，应该说“注销”，而没必要说“注销系统”。关于这一点，Windows操作系统的图形用户界面中的文字描述就做得很好，经过了仔细推敲，值得我们借鉴。“登陆”之所以频频“越位”，而“登录”之所以频频“缺位”，究其原因，笔者认为，恐怕有两个方面的原因：首先是由于“登录”是计算机术语，也是外来语，普及得还不够(它的出现还不过几十年的时间，它的广泛使用更不过是最近十年的事情)，还没有在汉语辞书中取得应有的地位；另外，计算机中文输入法也难辞其咎，在一定程度上对“登陆”的误用起到了推波助澜的作用。例如，权威的辞书——《辞海》(2000年)只收入了“登陆作战”、“登陆战役”、“登陆舰”、“登陆艇”、“登陆输送队”、“登陆作战舰艇”等条目(缩印版第2187页)，而不见“登录”的踪影。言下之意是，《辞海》还没有把“登录”当作是规范的汉语词。因此，也就难怪计算机上常用的中文输入法，包括智能ABC输入法5.0版、微软拼音输入法3.0版以及全拼输入法5.0版等，也均没有收入“登录”这一条目。这样，计算机出版物以及管理信息系统也就容易把“登录”给忽略掉了。为纠正这一偏差，除了写作者要引起足够重视之外，笔者建议，汉语辞书及中文输入法也应与时俱进，尽到自己的责任，尽早收入“登录”这一条目，还“登陆”以本来面目，也让“登录”承担起其应有的责任。
随着网络技术和信息技术的不断发展，“网格”这个科技名词逐渐进入了人们的视野。但是当这个看似熟悉的词越来越引起人们关注的时候，很多困惑也随之产生了。一些读者还不清楚“网格”究竟是什么，究竟有什么优点使之受到了如此的重视，大家想知道究竟“网格”的“格”到底是什么？是我们印象中的线条纵横交织呈菱形的网眼吗？公认的网格概念“网格”其实是新兴的信息技术名词，但是目前在国内却出现了两个完全不同概念的版本。“网格”作为IT界普遍公认的概念，最早出现于1998年，由美国Argonne国家实验室的Ian Foster和Carl Kesselman研究员在其著作《The Grid：Blueprint for a New Computing Infrastructure》中提出。“网格”这个概念的提出，其思想来源于另一个专业：电力网。“网格”的英文原文叫“grid”，这个“grid”取自“power grid”，而“power grid”就是电力网。电力网虽然已经有上百年历史，但它的一条设计思想却一直非常实用：人们日常生活中使用电力的方式很简单，正常情况下接通电源即可获得源源不断的电力供应，不需要关心电能是从哪个发电厂送来的，是三峡还是大亚湾，也不需要知道这是水力发电、火力发电还是核能发电，而只需为自己使用的电能支付费用就可以了。之所以能够这样，是因为电力网把全国的发电厂、输电站和变电站用输电网络连接成为一个整体了。“网格”就是想借用电力网这种概念，将网上的所有资源综合集成起来，利用互联网把分散在不同地理位置的计算机、硬件设备、软件、数据等资源组织成一台“虚拟的超级计算机”，让人们像从电力网获取电能一样获取高性能的计算能力。我们再看看IT界专家眼中的“网格”是什么。Ian Foster给“网格”下的定义是：“在动态变化的多个虚拟机构间共享资源和协同解决问题。”中国科学院计算技术研究所李国杰院士认为：“第一代互联网实现了计算机硬件的连通，第二代互联网实现了网页的连通，而作为第三代互联网的‘网格’则试图实现网上所有资源的全面连通。”由此可以看出，“网格”的“格”与“格子”毫不相干，它是因为翻译的原因才与“格”挂上钩的。“网格”是利用网络技术的“网”字与英文“grid”的另一个意义“格子”，组合成的一个具有新的含义的新的中文科技名词。这个名词及其概念目前已经得到信息技术领域研究机构和企业的普遍认可，并衍生出了网格计算、网格存储、服务网格、知识网格、教育网格、气象网格、科学数据网格、城市交通信息服务网格等派生词。目前，无论是科学研究领域还是商业领域，“网格”都已经成为一个热点概念。国内很多研究机构和高等院校都在组织对“网格”的研发，其中由中国科学院计算机网络信息中心、上海超级计算中心、清华大学、北京应用物理与计算数学研究所、国防科技大学、中国科技大学、西安交通大学、香港大学等单位参与研发的“中国国家网格”(CNGrid)是国家“863计划”“高性能计算机及其核心软件”重大专项支持建设的网格示范平台。而各大商业企业，如IBM、惠普(HP)、甲骨文(Oracle)等公司，更是紧紧抓住网格这个浪潮，推出了若干支持网格技术并包含中文“网格”名称的商业产品。此网格非彼网格就在IT业界大力推广“网格”这一概念和应用的时候，最近又出现了一个看似像“网格”派生词的概念：万米单元网格城市管理模式，或称网格管理模式。2005年2月，北京电视台推出了网格化城市管理的专题系列节目，报道了北京市东城区采用的“万米单元网格城市管理新模式”。据报道，该模式一经面世，便引起了各级主管部门的高度关注，科技部已将其列入国家“十五”科技攻关计划的示范工程，认为新模式对国内已建成城市的市政设施管理有很好的推广价值；北京市科委也在进行项目鉴定，准备在北京市大力推广。由于我们上文所说的“网格”概念已推广多年，IT业内人士对此报道的兴趣多半来自对“网格”技术应用的好奇，了解之后才知道此网格非彼网格。这里所说的“网格”才和“格子”有关，即网状单元格，而与我们上文所说的“网格”一点关系没有。“网格管理模式”就是在城市管理中运用网格地图的技术思想，以1万平方米为基本单位，将东城区所辖的25.38平方公里划分为1652个网格单元，由城市管理监督员对所分管的万米单元实施全时段监控，同时明确各级地域责任人为辖区城市管理责任人，从而对管理空间实现分层、分级、全区域管理的方法。测试结果表明，该系统对城市管理问题发现率达到90%以上，保证了城市管理中问题及时发现、任务准确派遣、问题及时处理，可以帮助政府更好地履行社会管理和公共服务职能，使管理工作在城市的每个地方、每个时段都能准确覆盖，从而实现精确、快速、高效的城市管理目标。虽然“网格管理模式”这一概念对城市管理信息化建设起到了非常积极的作用，但是它与“网格”同为信息技术领域出现的新名词，而它们又是完全不相关的两个概念，出现的时间也相差不了几年，这样势必会给读者造成概念上的误解，也会给新名词的审定工作带来麻烦。因此，我们希望有关单位在制定新名词时，能够与相关机构协调，以避免推出的新词产生歧义。
《科技术语研究》2006年第1期刊登了题为《一名之立，费三百载——logic定名评述过眼录》[1]的文章，作者是四川外语学院外国语文研究中心杨全红先生。文章介绍了“逻辑”一词定名历经三百余年的旧闻轶事，读来十分有趣。杨文旁征博引，将平日所作笔记刊出，每录言论，则以言论之作者冠为名头，言论之后又标出引文出处，中规中矩。以“逻辑”定logic，可以说是汉语术语规范过程的一个缩影，个中玄妙，也值得我们一再深思玩味。据杨文引述，周振鹤认为：中国学术的发展过程中缺少“逻辑”这样的西方哲学的概念，致该概念引入中国以后其定名花了三百多年的时间。在明末，耶稣会士依拉丁语(logica)音译作“落日伽”，后又意译为“道”、“理”；至晚清，严复译作“名学”。日本人又译为“论理学”。据统计，到清末为止，逻辑的译名计有近五十种，没有一种占压倒多数。民国初年，章士钊力主使用音译“逻辑”，引起报上争吵。其后亦多词并立，至20世纪下半叶，终告逻辑取胜。严复曾叹：“一名之立，旬月踟蹰！”译名之难，由此可见。不过，译名难，定名亦不易。以西人所云logic一语为例，据说至清末，其在我国即有50种译名之多。一个术语在一个国家之译名竟达半百，其混乱是怎么也难免的了。为规范和统一该术语，我国学人一直在努力，商榷和争鸣即时有所闻，据称民国初年报刊上还因此上演过一段“文斗”呢。该词之“逻辑”译名最终为国人接受已是二十世纪下半叶。难怪有人要说：“一词之立，费三百载”！一语“逻辑”，五十异名。“译名”自然不是“异名”，但是译名确实导致异名。中国古文中常有通假，意指汉字的通用和假借，是用音同或音近的字来代替本字。包括同音通假，如以“公”为“功”，借“骏”为“峻”；双声通假，如借“祝”为“织”，借“果”为“敢”；叠韵通假，如借“崇”为“终”，借“革”为“勒”。古书多用通假字；今简化汉字也常常采用，如借“谷”为“穀”，借“吁”为“籲”等。[2]“译”与“异”同音，倒也符合通假的定义。然而从译名到异名的逻辑，却是隐藏在“一名总有多人译，思前想后各不同”的客观道理之中。由此，译名之单数仍为“译名”，译名之复数，便是“异名”。章士钊说，这是“文人通病，每不肯沿用他人已定之名”。他认为，“以义译名”(意译)常常不能吻合原意，所举之例便是logic(逻辑)，以作为“音译可免争端之证”。但是音译与意译之争似乎经久不衰，难分轩轾。或问，西方逻辑何时登陆中国？第一次中译文本又系何人所为？杨文有答者曰：傅季重：明朝李之藻同傅汎济合译并于明崇祯四年(1631)刊行的《名理探》，为西方逻辑的第一个中译本，以“名理”译logic。明末来华之意大利传教士利玛窦在向中国读者介绍亚里士多德的logic时，将其译为“辨学”(亦谓“辩学”，见于《辨学遗迹》)。清道光四年(1824)，乐学溪堂刊行的佚名译《名学类通》中，则将logic译作“名学”。清德宗光绪二十六年(1900)，严复在作名学讲演时开始使用“逻辑”一词，并着手翻译《穆勒名学》。他既首创“逻辑”这一音译名，又不摒弃意译的“名学”，因为他认为在中国只有“名”这个词才与西方的logic含义相近。1902年在《穆勒名学》的按语中，严氏说：“逻辑最初译本为固陋所及见者，有明季之《名理探》，乃李之藻所译，近日税务司译有《辨学启蒙》。曰探、曰辨，皆不足与本学之深广相副。必求其近，姑以名学译之。”胡晓翔：《浅议译名的是非及翻译的标准》，《上海科技翻译》1996(3)。回首“逻辑”术语公案，杨文引王秉钦[3]言论：第一个提出讨论这个问题的是章士钊先生，他在《民立报》和《甲寅》周刊上发表意见，主张音译。章士钊《逻辑指要》称：“明李之藻所译，是葡萄牙人傅泛际书半部，……马相伯讲授逻辑，以致知二字牒之，未定专称，所撰《致知浅说》……。”其中“傅泛际”或与“傅汎济”无异。李之藻(1565—1630)是明末科学家，字振之，又字我存，号凉庵，浙江仁和(治今杭州)人，万历进士，历任南京工部员外郎、太仆寺少卿等职。曾随利玛窦学习西洋历算，主张西法，致力于介绍西方天文学、数学、逻辑学等。读杨先生文，使我联想起“经济”。经济是现今高频词，至少在20世纪末、21世纪初中国媒体的表现如此。关于经济一词的来历，众说不一，颇有争议。有人说“经济”是日本人的发明，日本人从西方语言翻译过来，再传到中国。其实，对于中国人来说，经济这个词是“出口转内销”。早年间在中国，也有以音译“经济”即economy的时候，写成汉字，表示为“依康老蜜”(容挺公：《致甲寅记者论译名》)，[4]今天再看时确实有趣得很。《甲寅》杂志创刊于1914年5月10日，章士钊主编。读者容挺公对以音译名词如“逻辑”、“依康老蜜”用作学名提出异议：“……倘指科学，用作学名，则愚颇以音译为不适。”百年以后，时过境迁，“老蜜”不再，“逻辑”依然。说明音译意译各有千秋，绝不是简单一句话所能取舍判断。天下文痴，乐在品书。读好文章，当然过瘾。不过也有小小困惑：章士钊(1881—1973)是湖南善化(今长沙)人，字行严，号秋桐。历史上另有“章氏”章太炎，即章炳麟(1869—1936)，浙江余杭人，也是学者，太炎是他的号。杨文列在“章太炎”名下的言论(64页)，称“愚吐弃名学而取逻辑者也，决不能……”，此与同文前引陈福康言论(61页)中“章氏认为……愚吐弃‘名学’而取‘逻辑’者也，决不能……”似为同调。但两个“章氏”确有不同。或请释之。①瑕不掩瑜。无论如何，愚得以品读一词三百载，幸甚至哉！ ① 确系“章士钊”之误，作者随他人(林行止先生)而错，本刊向读者致歉。——编者
2000～2004年翻译《西氏内科学》(Cecil Textbook of Medicine)第21版全书，经常遇到一些技术性问题。下面是有关科技术语方面的一些情况：一、关于人名术语我的老同学、微生物学家赵乃昕教授寄来他和中科院微生物所程光胜先生的大作：《关于细菌名称汉译的一个问题》(见《微生物通报》30(3)：115-116，2003)，建议对以人名命名的细菌属名，汉译时应加“氏”字。我觉得这是一个很好的建议。特别是文中指出“人名的使用除了作为一个符号，也是对前人工作的一个纪念。”真是仁者之言。犹忆“史无前例”时，要彻底批倒批臭资产阶级个人名利思想和反动学术权威，要求把一切以人名命名的术语，全部“打倒”。此事不仅做得蛮横，其实也极无知。科技领域的众多人名术语，早已熔铸在科技的殿堂中，成为现代科技不可分割、不可替代的部分，不是哪个人所能消灭的。好在那是个万马齐喑的年代，文化的声音没有了，音乐的声音没有了，科学的声音也没有了。没有人做科研，也没有人写科研论文，也就由它“取消”了。改革开放以来，这些禁锢都没有了，乃昕教授重申此议，我以为是很好的倡议。但是人名术语加“氏”的建议，又是一个很高的要求。也许微生物领域中，比较好办，人名都是发现者本人，加“氏”就行了。但在医学其他领域中，并非都是如此。例如人们熟知的Pickwickian syndrome，此处人名是借用狄更斯名著《匹克威克外传》中人物Pickwick，如译Pickwick氏综合征，似有不妥；对此我是译成“匹克威克型综合征”。又如non-Hodgkin's lymphoma，如循例译为“非Hodgkin氏淋巴瘤”，似亦未尽其义，故亦译作“非Hodgkin型淋巴瘤”。还有些人名术语是以病人姓氏命名的，如第一株通过体外培养能传代的人类肿瘤细胞，是1951年G.O.Gay从患者Henrietta Lacks的子宫颈癌分离到的，后来就以患者姓氏命名为HeLa细胞，而非Gay氏细胞。如果对HeLa加“氏”，似亦未妥。对此我觉得只宜含糊过去，就是“HeLa细胞”，把HeLa看做一个符号或标记。类似情况还有不少。因此我常常省略“氏”字，其实是藏拙的做法。不过乃昕所提微生物名称中的人名加氏问题，应该是可行的。但在具体做法上，仍有可议之处。因为很多微生物的“属”和“种”，都是人名。如Rickettsia rickettsii，如译作“立克次氏立克次氏体”，固无不可，终觉累赘，也不上口。对此我的做法是属名音译，不加“氏”，种名取一字加“氏”，如译为“立氏立克次体”，“兰氏贾第虫”(Giardia lamblia)等。因为相对于“种”而言，“属”是较大的概念，也是更成熟的概念。科技术语里，对已很成熟的人名术语，实际上已融入该术语所寓含义，而不再视为人名了，所以也无须用大写字母，“属”名大写，是按分类学上“属”的要求，并非由于是人名。“Rickettsia”是“属”名，故“R”大写，而rickettsial pox(立克次体痘)无须大写；“Salmonella”是属名故大写，salmonellosis(沙门菌病)无须大写。作种名的姓氏，皆不大写。关于人名术语，似还有一个本应关注但尚未引起关注的问题，那就是我们常常把一些国际通行的人名术语，改为写实性术语。这方面的例子，俯拾即可，如sphincter of Oddi，译作“胆道口括约肌”，Mullerian duct译作“副中肾管”，Sertoli's cell译作“支柱细胞”(睾丸)，有时亦作“足细胞”或“滋养细胞”……如此等等。就是那个HeLa细胞，也有译为“人宫颈癌传代细胞”的。这些写实性术语，都没有错，全是好心，但为什么要这样做呢？担心人名术语不好记，因此要写实一下吗？外国人怎么就能记住呢？所以这条“理由”好像是不很充分的。当然也可以反问一下：你对用“写实”性术语代替人名术语颇具微词，又有什么理由呢？这理由就是：科学无国界，现代科学体系只有一个，没有民族的、国家的、地区的科学体系，因此它是属于全人类的。所以要与国际接轨。写实性术语肯定比人名术语更直观、更能说明问题，但是外国人看不懂。这点好像还不大要紧，毕竟外国人看汉语科技文献的机会不是很多的，既要看，你就要接受汉语的译法。但是中国的科技人员肯定要看国外的科技文献，这时他熟悉的那些写实性术语没有用，还是得熟悉人名术语。这个弯还是绕不过去的。所以愚以为：1)对人名术语，不要再用写实的方法来代替；2)已经沿用很久的写实性术语，还可沿用，但要附原文，如“副中肾管”(Mullerian duct)之类。将来最好不用这些“民族化”的“写实性术语”。二、关于药名上世纪50年代中期，开始临床工作时，我所在的那个教学医院里，老一辈教授、主任们“正规化”理念很重，不能容忍任何“商品化”的术语。像早已风行全球的“阿司匹林”(aspirin)，必得说“乙酰水杨酸”，因为“阿司匹林”是商品名。当时化学药品不多，结构也不是很复杂，所以这条规矩可以勉强维持下去。60年代以后，化学药品飞速发展，新药不断问世。临床医生工作繁忙，对药名只求其简，实在顾不上那个“正规化”了，所以meprobamate就叫“眠尔通”(miltown)，不会去说更正规的“氨甲丙二酯”。早年译《希氏》第15版，初见治疗偏头痛的methysergide，查得的译名是“羟甲丙基甲基麦角酰胺”。这译名肯定是认真而准确的，但是几乎可以同样肯定的是：这样的译名是无法通用的。以后发现此药可译“美西麦角”，“美西”译音，“麦角”译义，何其简洁乃尔！真有如释重负、豁然开朗之感。这是卫生部药典委员会《药名词汇》给出的译名。我觉得在各种英汉药名辞书中，这本《药名词汇》是最实用的。它以音译为主，音义并译，使每个药名都不超过4个字，几能使人一读能诵，过目不忘。像“albutoin”译作“阿布妥因”，“metetoin”译为“美替妥因”，莫不如此；而“spiroperone”译为“螺哌隆”，把“spiro-”意译为“螺”，配以“-perone”“哌隆”的音译，真是神来之笔。类似实例，俯拾即是。但它又是很“正规”的，因为它是以世界卫生组织(WHO)颁布的《国际非专利药名》即《INN》(International Nonproprietary Names for Pharmaceutics)为依据编译的。这些年来我的案头一直放着这本辞书。当然也感到一些美中不足的地方，一是音译要真正从音，即从原文准确读音，如“替考拉宁”宜为“太考拉宁”；又如“地芬诺酯”，以“酯”处理词尾是很好的，但“地”音偏离原音(“代”)。二是音译用字最好有个规范，比如从“平”(平声)从“简”(笔画)之类，即选择音译用字时，首取平声字；同样平声字中，首选笔画最少的平声字。有了这个规矩，就不致因为拿不准是“夫”还是“呋”，是“因”还是“英”而再去费时检索。早年看日文书刊，对他们以片假名拼写外来语的做法，不很习惯，其实由片假名还原为英文原文，比我们以汉语音义兼用的译名还原为原文还容易些。现在日文书刊对科技术语直接以原文排出，我以为是个好办法。三、现行译名的商榷有些已有甚至早有译名的术语，偶亦有可商榷处。如“东方马脑炎”(estern equine encephalitis)、“西方马脑脊髓炎”(western equine encephalomyelitis)，沿用已久，但“东方”、“西方”之说容易引起误会(我的学生曾问过我：中国有没有“东方马脑炎”？)，原文所指“东”、“西”，是指美国的东部和西部地区而言，一个国家内部的方位，一般不用泛指的“东方”或“西方”，而是“东部”或“西部”(地区)，故改作“东部马脑炎”和“西部马脑脊髓炎”也许更好。又如肌营养不良(muscular dystrophy)患者肌肉软弱是由于遗传突变，缺乏一种名为“dystrophin”的蛋白。这种蛋白有人译作“肌营养不良蛋白”。从原文字面看，这个译法不错。但这个蛋白是正常人应有的对肌膜是起增强作用，患者因无此蛋白而致肌营养不良。故用此译名，就会出现“正常人因有肌营养不良蛋白而不致发生肌营养不良；患者则因无肌营养不良蛋白而发生肌营养不良”的“说法”。故宜改为“抗肌萎缩蛋白”，这与原文字面似有不合，但为汉文计，只宜如此。毕竟译文是为我们中国读者服务的。还有一个常用词：“nephrosis”。“nephr(o)-”指“肾”，“-(o)sis”指“病”或“病态”，因此“nephrosis”常译作“肾病”，“nephrotic syndrome”译作“肾病综合征”。此说其实欠妥。中文“肾病”是一个很广泛的概念，各种肾脏疾病都应包括在内，英文表达这个概念的是nephropathy。而nephrosis则有其特定的含义，即以肾小管变性为特点的各种肾病，因此nephrosis应为“肾变病”，“nephotic syndrome”应为“肾变病综合征”，“变”寓“变性”，故不可少。四、诺贝尔奖The Nobel Prize in Physiology or Medicine译作“诺贝尔生理学或医学奖”，字面不错。“or”是选择性连词，每年授奖，生理学或医学范畴择一授奖，英文用“or”是很准确的。但“诺贝尔生理学或医学奖”中的“或”字，读起来有点拗口。这件事似乎无关宏旨，但是考虑到诺奖的崇高地位，认真“讲究”一下，也不为过。说它拗口，是因为中国人说这样的意思时，是不会说“或”字的。原来汉语中应用连词的习惯，与英语有些不同。当我们说：“北京、上海、江西、湖北的医生，请到三楼报到”这句话时，一般不用连词，要用，也是用“和”，不大会用“或”。虽然一位来自北京的医生，不会又来自上海、湖北或江西。但是把这句译成英语，就得说：“Doctor(s) from Shanghai，Beijing，Jiangxi or Hubei…”只能用“or”。英语中并列的词，最后两个之间必须有连词，而“and”与“or”的选择是很严格的。中国人说这样的话，最大的可能是不用连词；如用，一般也是用“和”，不大会用“或”。翻译是用一种语言表达另一种语言，当我们以汉语翻译英语时，就是用汉语来表达英语传递的信息，表达方式应该是完全汉化的，合乎汉语的规范，而不是对号入座式的机械对应。所以这条诺奖的汉译方式有四：1.诺贝尔生理学和医学奖2.诺贝尔生理学/医学奖3.诺贝尔生理学医学奖4.诺贝尔生理学或医学奖。愚意3为上选，4不可取。
摘要 信息技术（Information Technology，IT）术语的数量十分庞大，但组合语所占比率很高，由各单词的含义“猜中”组合语的含义的比率更高。因此本文选出1000个基础术语元（素），经对比分析可知：两岸术语元完全相同的约占六成；加上虽有差别却不言自明的术语，“易交流度”约达七成；对于定名不同，但与概念一一对应的术语，经熟悉对方用语的短暂过程后，易交流度升至约八成。而对同名异“实”，会引起严重误导的术语，提出“直译首选”、“压缩多一对应”和“避让既占”三条规则并以此作了优化模拟，假如定名时都遵守这些规则，易交流度几乎达到九成。另根据影响易交流程度的同一量化方案，估计出IT术语在“英语圈”的易交流度为90%～92%。可见“华语圈”要达到这样的水平，绝非不可企及，问题在于协调和优化。引言信息技术(Information Technology，IT)无处不在，所用术语，浩如烟海。在专业英汉词汇与词库中，收录的术语量已达数万至二十余万条，“部头”大得赶上了中型乃至大型通用英汉词典。要想对两岸术语定名的异同逐一分析对比，犹如老虎吃天——一时无从下口(手)。好在其中“组合语率”(combining-term ratio)颇高，据统计，在三四千条术语集(如参考文献[1]，[2])中，约占75%；在数万条以上的术语集(如参考文献[3])中，则不低于90%。而由各单词的含义猜对各自组合语含义的“猜中率”(hit-it ratio)更高，据抽样，在85%～90%，即“十之八九”。当然，这里的“猜中”是指理解无误，并非一字不差。比如对star network，可猜成“星(形，状)网(络，路)”。其原因在于：由单词到组合语的语法，无论组合语是并列结构或偏正结构(包括修饰、主谓和动宾)结构，两岸之间几乎感觉不到有任何差异。于是想到，可以从基本构词元素着手，先行探索。一、基础术语组成与异同比率组成：在ISO(国际标准化组织)IT术语集的系列标准[1]中，有定义且可比的单词(words)+固定短语(set phrases)，共选出1000个广义单词。这些广义单词是组成该术语集的基本构件，不妨称之为“术语元”(term element，缩略为termel)[4]。本文讨论的IT术语，其定义与英语拼写，以参考文献[1]为准；两岸用语则分别以参考文献[2]与[3]为准。两岸用语分相同、相异和半同半异三种情况。(一)相同词(汉字简繁体差异不计，下同)，例如表1：(二)相异词，例如表2：(三)半同半异词，例如表3：对1000基础术语异同比率汇总如表4：二、相异词分类按交流时由易到难的程度，可将相异词分成三类。(一)“0”类(自明别名)：易理解可交流。在不讲究用语的“规范”与“首选—又称”时，将其归入“相同词”未尝不可，因此称之为“0”类。例如表5：(二)“1”类(同“实”异名)：单义一一对应。乍听耳生，经简短熟悉过程之后，对沟通并无大碍。例如表6：(三)“2”类(同名异“实”)：会引起严重误导。例如表7：相异词分类汇总如表8：三、便利交流法的当前办法(一)弄懂相异词，“一回生，二回熟”，使陌生的“1”类异名转为熟悉的“0”类别名。在日常交流中，一实双(多)名屡见不鲜：“草鱼”雅称“鲩鱼”，“芫荽”俗名“香菜”。这并未带来多大问题。在参考文献[1]的第1～28部分中，除2705条定义与首选术语(preferred term(s))外，另有648条允许的同义语(permitted synonymous term(s))和缩略语(abbreviation)，即平均每四个概念中就有一个带有异名。(二)专业群体实现“华语圈”口头或书面初级交流时，可采用以下的应急办法：预先浏览两遍“须知异名表”(Need-to-know alias list)中的近200个词；交流时避开“禁忌词表”(Taboo-word list)中的近100个词，遇到这种词时，以相应英语词语作为替代或括注说明。四、对今后新词定名规则的建议信息技术术语，归根结底，由使用者约定俗成，并随技术演变而沉浮。对于新涌现的术语，为提高两岸术语的易交流度，这里提出三项定名协调规则：(一)对于占术语量总数约99%的译入语，强化“直译首选”(preference for literal translation)，预防“过本地化”(over-localized)和“过个性化”(over-individualized)，使“1”类词转化为“0”类词或完全相同词。例如multicast，在参考文献[2]中定名为“组播”，其定义是“向选定的一组目的地传输同一数据”。不叫“多播”而叫“组播”，有“并非多次广播”的言外之意。在这里，“组”比“多”带有定义中的更多信息。但利中有弊：回译时易误作“group broadcast”；且在该参考文献中，以multi－作前缀的复合词共有27个，唯独此词开头以“组”代“多”，不免“过个性化”，即过于强调条目中的特定内容，以致失去了对应前缀multi－的共性。又如volatile，在参考文献[3]中定名为“依电性”，是说一种存储器的“内容断电即失”特性，抓住了主因“依电”。但回译时多半会想到“power-dependent”，也有同样的美中不足——“过个性化”。(二)在基础概念与术语的关系上，“压缩多一对应”(minimizing many-one correspondence)，预防“欠本地化”(under-localized)和“欠个性化”(under-individualized)。会使“半同半异”词数骤减。比如security，在参考文献[2]中定名为“安全(性)”，与常见的safety“同名”。虽则符合在该领域的使用习惯，但对未必通晓《计算机安全》英译的多数读者，多少“欠个性化”，往往难以把两者分清：应对黑客活动的“安全”该用security，应对异常事故的“安全”才用safety。同样，horizontal和lateral在参考文献[3]中都定为“横向”，回译时因两者的定名一模一样，缺少个性，所以也不易辨别开来。(三)及时了解不同地域的既定名称，试行“力避既占”(avoidance of the occupied)，定名宁可相异，切忌交错复用，即力避“2”类词语。五、易交流性与易互译性及其评测对IT基础术语(集)，在华语圈内，可进行“易交流性”(inter-communicability)评测；对英语圈，可进行“易互译性”(inter-translatability)评测。这两种指标的定义如表9：对单个术语易交流性的量化方案如表10：←┄┄●压缩多一对应**←┄┄●直译首选←┄┄●避让既占注*：±号的选择取决于是否熟悉“异名”。**：表下首行箭头，表示“压缩多一对应”的目的，是将“半同半异词”转化为“别名”，甚至“相同词”；表下第二、三行的示意依此类推。根据单个术语的易交流度和前述对1000个基础术语的分析，可算出对术语集的易交流度。对不熟悉“异名”的群体为千分之555×l+71×1/2+116×3/4+183×1/4+374×0=723.25，即72%。对熟悉“异名”的群体为千分之555×1+71×l/2+116×3/4+183×3/4+374×0=814.75，即81.5%。六、对基础术语的优化模拟前文中所述的三项定名协调规则，对提高易交流性能有多大潜力？尝试对两岸现有基础术语作一优化模拟，即对其中的相异词及半同半异词，按这三项规则作出选择：(一)对“0”类词，按“更合直译”规则选择。例如probability(词根probable“大概的”)，在“概率/机率”中选“概率”；又如private(词根privy“私人的”)在“专用/私用”中选“私用”；直译程度不分上下者存异。(二)对“1”类词，作类似选择。例如trapdoor，在“陷门/暗门”中选“陷门”；又如burn-in，在“老化/烧入”中选“烧入”。(三)对“2”类词，通过“直译首选”和“避让既占”，推定有六成术语转化为相同词或“0”类词。例如online，在“在线/连线”中选“在线”；又如pipeline，在“流水线/管线”中选“管线”。(四)将“半同半异”词中的多对一，拆改为一对一。例如，将safety与security原来都对应“安全”，拆成分别对应“安全”与“保安”；又如，将horizontal与lateral原来都对应“横向”，拆成分别对应“横向”与“侧”。基础术语“优化”前后类别与词数分布如表11：由此表即可算出，对不熟悉“异名”的群体，易交流度升至86%，对熟悉“异名”的群体则高达91%。即分别提高14%与9.5%。七、与英语圈IT基础术语易交流度的粗略比较对比起来，英语也过于庞杂灵活，从其圈内的易交流度的角度看，并非理想中语言。拿IT基础英语术语来说：(一)在1000个基础词中约有200个异名。如在参考文献[1]的“信息技术”部分，entropy(熵)又叫average information content(平均信息量)和negentropy(负熵)。究其原因，恐怕是出自不同学派、厂家或地域而尚未取得共识所致。这在易交流性上，要扣除200×1/4=50个千分点，即5%。(二)其基础术语中，约有50个同形异义词。例如decimal既作“十进制(的)”，又作“(十进)小数”；又如key在“计算器”部分是“按键”，在“安全性”部分是“密钥”，在“数据库”部分是“键码”。这要再扣除50×1/2=25个千分点，即2.5%。值得注意的是，英语中的这种“多指”现象，造成连参考文献[1]这样的国际标准文本，也难免张冠李戴。而这些，在相应的汉语术语中，反倒区分得一清二楚。(三)在其基础术语的定义与释义中，少数抽象概念与具体对象不分，硬件与软件莫辨，此类术语有20多个。例如management既作“管理”，又作“管理人员”；又如monitor既是“监视”，又是“监视器”或“监视程序”。这还要扣除其20×1/2=10个千分点，即1%。单凭以上粗估，便知英语圈IT基础术语的易交流度，充其量在90%～92%。而汉语圈要达到这样的水平，绝非不可企及，问题在于需经过协调和“优化”。结语所有这些，都是为了提高华语圈内IT术语的易交流度，提高华语圈与英语圈之间IT术语的易互译度。这两种指标密不可分：假如以英语作“对接语言”(mating language)，定名时各自提高对英语圈的易互译度，则有望全面提升华语圈自身的易交流度。在协调与优化华语圈lT基础术语易交流度的过程中，关键是将“带异名率”(with-alias ratio)和“同形异义词率”(homograph ratio)，降至英语圈的可比水平。以上分析与初探，带有“模型化”性质，权作引玉之砖。
摘要 台风是对人类社会和全球气候影响最大的一种热带气旋，在其巨大的破坏性后面隐藏着自然和人类的需求。在古代，人们把台风叫飓风，到了明末清初才叫颱风。关于“颱”字的来历，一种说法是外来语转译产生的，另一种说法是与地名台湾有关。在古代，台风并没有名字，最早给台风起名字的是19世纪初居住在加勒比海岛屿上的居民。二战末期美国成为对台风进行系统命名的第一个国家。20世纪70年代末，所有台风易发地区都使用了命名系统。从2000年开始，台风名称走向国际标准化。在2000年以前，媒体使用编号报道台风消息，如“1999年3号台风在某地登陆……”。2000年以后，人们从媒体上看到的台风都有了名字，如“彩虹”、“龙王”、“悟空”等台风。有人怀念使用台风编号的简洁明了，也有人喜欢使用台风名字的浪漫活泼，但是作为一种每年发生数十次的世界性的重要天气系统的名称，使用编号还是赋予一个名字，是很难完全按照公众的好恶进行取舍的。台风从没有名字到使用编号再到使用名字，经历了一个漫长的过程。一、什么是台风在一般公众的认知中，台风就是带来巨浪、大风、风暴潮、暴雨等，并总是造成灾害。气象学上对台风的定义是：发生在西太平洋和南海海域的较强的热带气旋。热带气旋的强度等级通常使用其中心附近的风力大小来划分。1989年以前，我国气象部门规定将中心附近最大风力达到8级和以上的热带气旋叫台风。1989年世界气象组织规定，按照热带气旋中心附近平均最大风力的大小，把热带气旋划分成热带低压(风力低于8级)、热带风暴(风力8～9级)、强热带风暴(风力10～11级)和台风(风力达到12级或12级以上)4个等级，我国是世界气象组织成员国，及时采用了该划分标准。台风是热带气旋发展和加强的结果，在加强过程中不断聚集能量，包括热力和动力能量。其形成过程中必须具备几个特有的条件。一是要有广阔的高温、高湿大气。一般台风只能形成在60m深度内的水温都要高于26℃的暖洋面上，因此热带洋面是台风的源地；二是要有低层大气向中心辐合、高层大气向外辐散的初始扰动，并且辐散总是大于辐合，使扰动不断加强；三是中心区垂直方向上的风切变要小，以保证水汽凝结所释放的潜热能集中保留在中心区的空气柱中，形成并加强气旋的暖心结构；四是要有足够的地转偏向力作为动力条件。因为地球自转产生的地转偏向力在赤道附近接近于零，向南北两极逐渐增大，因此台风一般发生在离赤道5个纬度以上。上述几方面条件是形成台风的必要条件。台风经常在南北纬度5°～25°之间的热带洋面上开始形成，在向高纬度洋面移动过程中发展成熟。一个发展成熟的台风结构，在水平方向上分为台风外围、台风本体和台风中心3个部分。台风外围由螺旋云带构成，直径一般在400～600km之间，大的台风有时在800～1000km之间，是风雨影响区域；台风本体是螺旋区，也叫云墙区，由一些高大的对流云组成，其直径一般为200km，大的可以达到400km，是狂风暴雨破坏区；台风中心也叫台风眼，直径一般为10～16km，绝大部分呈圆形，也有椭圆或不规则形状，是“风平浪静”区。在垂直方向上，台风分为流入层、中间层和流出层3个部分。从海面到大约1km高度为流入层，在这层四周的空气沿逆时针(北半球)方向向中心区流入，将大量暖湿空气携带水汽向台风本体内部输送；1～10km为中间层，这层的气流主要是围绕中心作螺旋式上升运动，将流入层输送来的能量和物质向上输送；从10km左右的高度到台风顶为流出层，在这一层里，从流入层获得的暖湿空气经过中间层抬升，水汽凝结释放热量后，开始向外围辐散和沿着台风眼内部下沉，形成台风的垂直环流结构。并不是所有的热带气旋都能够发展为台风，也并不是所有的台风都会影响到陆地。在洋面上发展成为台风的热带气旋，绝大多数都会向高纬度方向移动，在移动过程中有的因为维持其不断加强的热量和动力机制不再持续，减弱后消亡。只有一部分台风在向高纬度移动过程中获得符合持续加强的物理条件才能登陆，严重影响沿海地区居民的正常生活。登陆后的台风由于离开了暖湿的洋面，原来的维持机制不再存在，加上陆地的摩擦力要比海洋上大得多，因此必定走向消亡。台风登陆过程中会产生风暴潮，甚至引发海啸，登陆后伴随着狂风暴雨，在其巨大的能量消耗过程中，具有摧毁一切的力量，每次台风都会给经济社会带来巨大损失。因此，通常人们谈台风色变，畏之如虎。其实，台风在危害人类社会的同时，也在保护人类，台风给人类带来了充沛的淡水资源和适宜生产生活活动的气候条件。据估算，一次不算太大的台风，登陆时可以带来30亿吨的降水，同时还有大量的水汽保留在大气中继续向内陆输送。台风还将从热带海洋上获得的巨大热量向高纬度地区输送，保持世界各地冷热相对均衡。假如没有台风，会加剧内陆地区的干旱气候状况，全球气候就不会是现在的状况。就目前的灾害性天气给人类带来的危害而言，干旱大于暴雨洪涝。二、台风一词的历史沿革台风作为古来有之的一种天气现象，从概念到统一一个名词的叫法经历了漫长的过程。王鹏飞先生[1]认为最早文字记载台风的是在大约1500年前，南朝刘宋时期(公元420～479年)的沈怀远在《南越志》中提到，但那时叫飓风。此后的1000多年里，台风的名称除了叫飓风外，还叫颱风、飓母风、(音按俞)风、风痴、母风①等。大概到了明末清初，才开始使用颱风这一名称，而飓风的意义就转为寒潮大风或非台风性大风的统称，也就是现在风级表中风速大于12级以上的风。王鹏飞先生的观点通过查《辞源》[2]就很容易得到印证。《辞源》中对飓风的解释是：“发生在海洋上的强烈暴风。《太平御览<九>·南越志》：熙安间多飓风。飓者，具四方之风也……”所谓四方之风就是指台风经过时风向的连续转变。到了唐代，仍然以“飓风”表示台风。如唐李肇《国史补(下)》：“南海八言，海风四面而至，名曰飓风。”唐韩愈诗：“飓起最可畏，訇哮簸陵丘。”在清林谦光的《台湾纪略天时》里：“每在秋令，颱飓时起，土人谓正、二、三、四月起者为飓，五、六、七、八月起者为颱，颱甚于飓，而飓急于颱。”从此颱和飓开始分开使用，并且把台风和飓风发生的时间长短和强弱缓急交代清楚了。《辞源》对颱的进一步解释是：“或以骤发即止者为‘飓’，连数日夜始息者为‘颱’。”《辞海》[3]记载清王士禛《香祖笔记》“飓常骤发，颱则有渐；飓或瞬发倏止，颱则连日夜或数日而止”，故将颱风以外的大风称为飓风。1956年，颱风简化为台风，飓风的“飓”字也由原来的“風”字旁简化成现在的“风”字旁。飓风除了表示12级以上的风力等级外，还可以是发生在大西洋上强热带气旋的称呼，也就是说美国的飓风和中国的台风是指同一类天气系统，发生的地点不同便产生不同的称谓。台风为什么会由飓风改称为颱风，而颱字又是怎么出现的呢？在《古代汉语词典》[4]里没有收录“颱”字，而该书的收词范围是“古代以正统书面语言写作的有代表性的古籍，其中又以先秦两汉的古籍为主。”而《辞源》说：“颱，字书所未载，或为系外来词，或谓系粤语‘大’字之音译。”说明“颱”是后造的字。关于“颱”字的出现的时间，最早见于清康熙二十四年(公元1685年)台湾诸罗知县季麒光著《风颱说》：“夏至后必有北风，必有颱信”[5]。在清代康熙年间的《台湾府志·风信》也开始使用“颱”字。按照正统书面语言用字一般晚于其产生时间推测，“颱”字应该在明末清初就出现了。关于“颱”字的来历很难确切推究，但归纳起来大概有两类说法：第一类说法是转音说，并且有三种不同说法。第一种说法如《辞海》所言，台风一词是由广东话“大风”演变而来。广东话“台”与“大”发音很接近，广东人将这种风称“大风”，外人误闻为“台风”，为了便于理解，音从台而加風就造出了“颱”字，而后被广泛接受。第二种说法是由闽南话“风筛”演变而来，闽南话中“筛”音风加台而成颱，至今闽南话中有时还将台风称为“风台”。至于为什么闽南人将这种风称作“风筛”，推测可能是为形容台风来时风雨之急(像过筛子一样的风雨)、声音之大(像敲响筛锣一样的隆鸣声)的缘故选用“筛”字。第三种说法是台湾被荷兰人占领期间，荷兰殖民者经常在这里遭遇这种热带风暴，他们就根据公元前8世纪希腊诗人希西奥德(Hesiod)的史诗《神权史(Theogony)》中的人物泰丰(Typhaon)命名这种热带风暴。在《神权史》中，“泰丰”是冥王在地上生出的一个大怪物，他是海上的风暴之父，吹出的气充满了阴湿之气。后来Typhaon一词演变成Typhoon，而“泰丰”也就转译成台风了。第二类说法是源地说，也就是根据台风的来源地赋予其名称。古人并不一定知道台风形成于西太平洋和南海热带洋面上。由于台湾位于太平洋和南海大部分台风北上的路径要冲，不论西进、北上还是转向的台风，几乎都要影响到台湾，很多台风是穿过台湾海峡进入大陆的。从大陆方向上看，这种风暴是来自台湾，称其为台风就是很自然的事了。由于汉字的表意性，就从台音加風字形成颱字。这一说法的可取之处在于，把飓风改称为颱风在时间上和台湾的始称时间是吻合的。台湾古有岛夷、夷洲、流求之称，南宋时已属福建管辖，元、明设巡检司于澎湖，明万历年间始称台湾。清康熙二十三年(1684年)置台湾府，隶属福建省，清光绪十一年(1885年)台湾建省。这与前所述“颱”字的产生、使用时间是吻合的。三、台风名字的由来和演变台风作为一种灾害性天气古来有之，但给每个台风起个名字只是近两百年的事情。最早给台风起名字的时间是在19世纪初。据记载，一些讲西班牙语的加勒比海岛屿居民根据飓风发生的圣历时间命名飓风，如1825年7月26日的飓风就被命名为圣大安娜。另据报道，在19世纪末，一位澳大利亚预报员用他讨厌的政客的名字为台风命名，借此他和他的同事们就可以公开奚落这位政客——某某人给社会带来了巨大灾难。1941年美国兰登书屋出版了一本畅销书《风暴》，书中的主角是一个袭击美国的风暴，在小说里取名叫玛丽亚。由于小说畅销的缘故，用女孩子名给风暴命名的做法在二战期间流行起来。二战末期，可能是因为海、空军需要，美国于1947年首先确定了以英文字母(除Q，U，X，Y，Z)为字头的少女名给大西洋飓风命名。名字分4组共84个，按组序和字母顺序循环使用。这是世界上最早为台风进行的系统命名。以后由于受到女权主义者的反对，从1979年起，命名表中就变成一半男性一半女性的名字，命名表也由4组变成了6组。给西北太平洋台风系统命名也始于1947年，由当时设在关岛的联合台风警报中心(现已经迁移到夏威夷)负责统一命名。后经1979年、1989年和1996年数次更换，但仍以人名为主。2000年以前，我国未采用台风的人名命名系统。从1959年开始，我国采用年代加序号的方法为发生在西北太平洋和南海海域的热带气旋进行系统编号。该方法要求，凡东经180°以西、赤道以北的西太平洋和南海海面上出现的中心平均风力达到8级或以上的热带气旋，按照它每年出现的先后顺序进行编号。如1960年出现的第一个达到编号标准的热带气旋，其编号就是6001，第二个为6002，依此类推。1962年出现的热带气旋则被顺序编成6201、6202……1989年1月1日起，我国按照世界气象组织台风委员会对热带气旋新划分的等级规定，对编号标准进行了调整。热带气旋从达到热带风暴强度(8～9级)时开始对其编号，其方法仍然是年代加序号的办法。如1990年出现的第一个达到编号标准的热带风暴，其编号就是9001号热带风暴，如果这个热带风暴进一步加强达到强热带风暴(风力10～11级)的标准，就叫9001号强热带风暴，再进一步加强达到台风标准(风力12级或以上)，就叫9001号台风。如果热带风暴没能达到台风标准就消亡了，则该风暴只有热带风暴编号而无台风编号，下一个台风将使用下一个热带风暴的编号，则该年度台风编号将出现不连续的跳序现象，这种编号方法一直使用到1999年底。2001年1月1日起，开始使用新的台风命名表。四、现行台风名字的命名规则到了上个世纪90年代，世界各国气象部门深感不同国家和地区使用各自的台风命名规则，给国际交流带来了严重的影响，使用世界通用性的台风名字成为一种强烈的愿望。1997年11月25日至12月1日，在中国香港召开的联合国亚太经社和世界气象组织(ESCAP/WMO)台风委员会(以下简称台风委员会)第30届会议决定，就西北太平洋和南海热带气旋采用具有亚洲风格名字的建议展开研究，并指派台风研究协调小组(TRCG)研究执行的细节。因台风委员会各成员的文化、语言、宗教信仰不同，对台风名字的含义、发音等都很敏感，TRCG首先制定了台风的命名原则，主要如下：①每个名字最长不超过9个字母；②容易发音；③在成员国或地区语言中没有不好的意义；④不会给各成员带来任何困难；⑤不是商业机构的名字；⑥所选取的名字要得到全体成员的认可。根据上述原则，由14个成员各提供10个名字构成热带气旋命名表。表中分成5列共140个名字，可循环使用，见表1。我国大陆地区提供的10个名字以传说中的神灵为主，如龙王、海神、风神、电母等，也有花鸟名称，如杜鹃、海燕等。香港地区提供的10个名字以人名、地名为主，澳门地区则以动物、植物名称为主。注：表1是2000年的命名表在使用过程中，经过2000年、2003年和2005年3次变更部分名字后，于2006年1月1日生效的新表。有下划线的名字表示是经过变更后的新名字。1998年12月1日至7日在菲律宾马尼拉召开的台风委员会第31届会议上，通过了TRCG提出的西北太平洋和南海热带气旋命名方案，决定新的热带气旋命名方案从2000年1月1日开始执行。热带气旋命名表将用于通过国际媒体以及向国际航空和航海界发布的预报、警报和公报中，也供各成员用当地语言发布热带气旋警报时使用。为避免一名多译造成的不必要的混乱，中国中央气象台和香港天文台、中国澳门地球物理暨气象台经过协商，确定了一套统一的中文译名。从2000年1月1日起，中央气象台发布热带气旋警报时，除继续使用热带气旋编号外，还将使用热带气旋名字，而媒体则直接使用台风名字向公众报道。需要注意的是，表1不是台风委员会第31届会议通过的原命名表。原命名表在以后的使用过程中，按照台风的命名原则，如果由于台风名称可能会不符合有些国家和民族的习俗，在国际社会上引起争议，或者因某个台风造成了重大灾害，变得十分“知名”，那么只要有一个台风委员会的成员在台风年会上提出并获得通过，该台风名称将永久性从表1中删除，然后在第二年的台风年会上决定使用新的名字替换被删除的名字。自2000年1月1日到2006年1月1日，被变更或替换的热带气旋名称有16个。分别是：(1)2000年在中国澳门召开的台风委员会第33届会议上决定更改6个热带气旋名字，于2002年1月1日起生效。(2)2003年在马来西亚召开的台风委员会第36届会议上决定替换了4个热带气旋名字，新的热带气旋命名表从2004年1月1日起生效。(3)2004年召开的台风委员会第37届会议上批准将“云娜”、“苏特”、“鸣蝉”和“凤仙”等4个名字从命名序列中删除。(4)2005年召开的台风委员会第38届会议上决定更新6个热带气旋名称，包括第37届会议上决定删除的4个名字。新的热带气旋命名表从2006年1月1日起生效。5年里经过3次替换的台风名字见表2。 ① 王鹏飞先生说：“福建人称台风为‘风’，‘’音贝，颠簸的意思。”其实，是飓的异体字，既然是异体字音应同飓。——作者注”
最早独立于宗教来探索世界和自身的是古希腊人。他们把这种探索称做“philosophy”(哲学)，它由希腊词philos(意为“爱好……的人”)和sophia(意为“智慧”、“知识”)构成。他们在探索，正是因为他们酷爱智慧和知识。自古至今最著名的哲学家苏格拉底和柏拉图曾向自己提出过这样一些问题：“什么是美德？”“什么是正义？”这属于伦理学或者“道德哲学”的范畴。“moral”(道德)一词，源出于拉丁词mores，意为“方式”。因此，道德哲学研究的是人们的生活方式。但是，这种探索也引伸到了其他一切方面，它可以涉及自然界中大至宇宙小到草芥的任何事物。顺便说一下，英语中nature(“自然”)一词源于拉丁词nasci，这是natus一词的过去分词形式，意为“(被)生出来的”。因此，它囊括了所有已诞生、所有已存在的事物，简言之，它包罗了天地万物。研究自然界、而不是研究内在精神世界的那类哲学是“自然哲学”。柏拉图觉得这是一个较低级的，或者说第二等的哲学分支。由于他的智慧卓然超群，影响巨大，所以这种看法持续了许多个世纪。于是，为了避开这个不好的名称，有一个办法就是另行选用一个新的名称。或者，如果不得不向柏拉图这样的圣人让步的话，那就采用一个好的字眼来取代某个不吉祥的词——也就是采用一种委婉的做法。“euphemism”(委婉)一词源自希腊词eu-(意为“好”)和phanai(意为“说”)；换句话说，就是以好言对待所谈及的主题。对“自然哲学”一词所采用的委婉说法称为“自然科学”(natural science)，或者就叫“科学”(science)。它源自拉丁语的scientia，意为“知识”。我们顺便解释一下莎士比亚名剧《哈姆雷特》中那两行非常著名的诗句：“赫拉修，在这天地之间，有许多事/都是你的哲学所梦想不到的。”从现代意义上来说，赫拉修并不是一位哲学家。他是维腾堡大学一名非常笃信理智的自然哲学学生，他不信鬼，甚至当他亲眼目睹时也不相信。倘若在上面的诗句中把“哲学”一词换成“科学”，它的含义就更清楚了。今天，即使在某一门现代科学中已经取得了博士学位的学者，仍能荣膺哲学博士的头衔，就像他可以得到科学博士的学位一样。摘自《科技名词探源》
